|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被现代学术分科所替代。近代学人通过提倡并践行“国学”研究，重新认知、诠释中国学术传统，平衡现代学术分科与中国传统经史之学。“国学”在今日似已成为中国学术的简称，在清末民初则既可指称为发扬国光，保存国粹，又被视作“国故学”的简称。前者侧重正面弘扬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后者意在切断传统文化精神信仰与新学术体制、现代生活的有机关联。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新文化派对待国学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扬弃了原有保存国粹的固有心理，国学不再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学术之本，这使得当时倡言国学者能自如地接纳西方视角，以西方分科之学的视角重新诠释传统学问，通过学术分科破除经学义理、以史代经成为近代新学术建立的关键环节。 1929年，整理国故运动经历了从治病到打鬼的理路转化，胡朴安主张在中国学术完成系统整理之前不能废弃“国学”名词，以免废弃了中国学术的本质。“近来人攻击‘国学’这个名词更甚，我以为徒然攻击，是无用处，当设法将中国学术，整理成一个系统，使笼统的国学，分析综合，皆有学术系统之可循，则国学这个名词，不废而废。”国学这一名词，将来必须废除，国学的实质则不仅不能废去，还要加以发扬。1930年，许啸天创办《红叶》周刊，旗帜鲜明地倡导“打倒国学”，提出以中国文史哲取代“国学”之名。许啸天认为“国学”这名词非常不妥当，“人类是整个的，学术是共通的，在上古犹可闭关自守，现在却是不可能的了”。人心是一样的，性情和需要也都一样。学术旨在解决人类生活的问题，既然人类分不出实际的你与我，学术也分不出确实的界限。因此，“国学”这个名词，在20世纪学术昌明的时代，根本难以成立的。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国学抱有三种态度：“一是鄙弃，二、是对抗，三、溶〔融〕和。”鄙弃一派大都是青年学子，倾向无产阶级学说，崇拜科学万能和研究社会科学。对抗一派往往看不起西洋文化，将中国学问视作世界最宝贵的学问。融合一派主张以世界的眼光，融合中西学术而归纳于公律之下，在三派之中理论最正确： 我们应该把中国的学术依着哲学，文学，史学等，分析整理出来，去和世界上各科学的打成一片。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须打倒国学的名称；第二步要打倒那一群冒充国粹的迷信鬼，和腐化分子；第三步要分类整理出各种科学的名称，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表现出他的功用来。 许啸天反对学术以国为界，若不以学科分类则不足以成为学，应当“打倒国学”，以历史的眼光，用新时代的新方法以哲学、文学、史学整理中国学术。 与此同时，钱基博编纂《国学文选类纂》，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校雠目录六部，期望以此“宏阐国学，考镜源流，统斯文之条贯，诏学者以知方”。钱基博提出首先应当辨明“学”之所谓，“学”的宗旨在于言“觉”，学者应当知“义”与“数”之辨，“知之者觉；昧之者愚”。诚如荀子所言：“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换言之，学之中心在于成人成德。那么，“国学”的本义应当是“国性之自觉”，“人心风俗之所系”。人文主义者认为国学应当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名物考据为琐碎，可谓“明其‘义’而遗乎‘数’者也”。古典主义者以为国学的旨趣在于考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认为仁义道德为空谈，可谓“陈其‘数’而疏于‘义’者也”。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国学”，才足以“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 
许啸天、钱基博二人“国学”观念的分歧根源在于如何定义“学”：“学”之重心在于客观知识，还是为人成人的德性养成？是信奉普遍规律的科学学术，抑或坚守民族文化本位？正如经历了19世纪的古今之变，欧洲学术思想史走向学术分科和专业化，现代世界的知识结构与科学方法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割裂，对真的寻求与对善和美的寻求逐渐分离。那么，分科改造之后的中国学术与传统道德、经史之学也渐行渐远。现代学科作为学术类型有着明确的研究领域、边界以及被公认的合理的研究方法，并被假定具有普遍的共通性。自19世纪末其形成以来，学科组织日臻完善。大学中的院系、学位、职称，研究机构的学术刊物，图书的分类、出版与收藏，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与协会组织，“作为组织的学科似乎无处不在”。最终，学科成为“文化”，各学科的学者逐渐都在特定的时间内，有着独特的思维与陈述模式。沃勒斯坦指出现代社会科学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宣称发现解释人类行为与活动的普遍方式，并将16—19世纪欧洲的历史进程视为普世性的典范，在此基础上确立一套“文明等级论”。“近代史学之父”兰克的多元文化宽容性与个体性原则就局限于研究欧洲民族的历史进程，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学科的形成既是知识建构的过程，也是社会运动与制度规训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学科作为社会构成，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产生、成形。现代学术体系伴随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拓展而确立，并在某种程度上正式将欧洲中心主义提升到至高地位。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和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现代学术体系与现代社会分工相配合，并以科学之名成为后发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进而接受欧洲中心观与文明等级论，视之为人类发展的公理公例，以进化的眼光重新诠释历史文化。
清末民初，中国的教育改革以“科学”的名义重新条理了中学，七科之学随之确立。晚清民国学人所讲的分科，以西学为参照，既是对过往中国学术的评判，更是对当下与未来学术的主张。在有学与无学之争、有史与无史之争中，论辩各方均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陈黻宸比较中西学术，认为西方之所以“强且智”，正因为“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中国并非自古无学，而是在历代变迁过程中，“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中〕，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便“列而为科”，“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若科学不兴，文明必然无法增进，“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史学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五四前后，趋新学人指出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问题时，仍强调中国学术以分科治学者“至少”，以家学与宗派为单位者“转多”，“西洋近代学术，全以学科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以西学统系确立了条理中国学术的全新“典范”。1923年初，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同人撰写了“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份新国学研究大纲宣称：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历史的眼光要求“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讲求“以汉还汉”。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所谓系统整理分为索引、结账与专史式等步骤，最终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十项专史，再依据区域、时代、宗派等分子目。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吸纳欧美日本学界的成就，虚心采用西方学者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胡适所讲的系统，正是用现代分科之学重新整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为开展现代人文研究铺平道路。吴文祺认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是一篇国故学上的空前伟论，但其缺点是在哲学、文学的名称之外，仍保留了“经学”的名称，显然不够彻底。 宋育仁对胡适所言比较参考西学的方法表示同情，但借镜西学的前提是明确“我何以为我”，文化史并非仅是记载文化的遗迹，而是要以文化人，成文化性，文化进化的原理在于经学所蕴含的人伦政教以及大义微言，以经驭史，平视经史可谓文化的蟊贼。至于学科分科，科目可以比照西学，但伦理、哲学、政治、法律、财政、教育等各科的宗旨应依据经学的义理系统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用剖解方法以析出其中含质取材而用于科学方式之支配”，寓孔学精义于分科之中。文化史写法的分别折射出学术分科的经史纠葛，这直接导致中国史学史等专史编纂的经史异趣。金毓黻参照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续编》中“中国史学史作法”的提法，从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四个方面撰写《中国史学史》，以进化观点将中国史学分为：萌芽期（上古自汉初）、成立期（两汉）、发展期（魏晋南北朝）、中衰期（唐迄清中叶）、复兴期（清中叶迄民国初）、革新期（现代）。蒙文通反对以进化与专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学术，提出：“研究中国学术史者，以为某一时代有文学、经学、史学、宗教、艺术等，他时代亦如之，排比尤无二致，殊有大谬不然者。盖各种学术因时代之不同，盛衰亦有异。”史学则以《国语》时代、魏晋六朝与宋代为盛。金毓黻认为蒙文通注重“研史之义理，而非治史之方法”，其后果是“高语撰合，鄙视记注，则成家之作必少”。时人则批评金毓黻未深究经史关系，所言史学史近乎皮相之论。今人往往将金毓黻、蒙文通撰写《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源头，若考察二人的本义，可知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旨在清理旧史的史料价值，以资编撰新通史，金毓黻自称此书当名为《中国史学考》。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意在探讨史学如何发挥经学所载之道，弘扬义理、制度与事功相配合的学术系统。 分科的学史往往以方法与材料为学，以分科的准则，建构序列鲜明的系谱与派分，区分新旧与高低优劣，此举难以理解古人与近人的学术旨趣，遑论寻求中国学术的本意。事实上，民国学术高人对于分科之学与历史实情之间的分别有着充分的自觉，反而是受分科之学教育的后学视之为天经地义，两者的错位提示研究者应当“恰当把握一般倒述的分科之学史、近代以来学科发生演化的分科史，以及面向未来的分科之学三者的联系分别”，若要做到尝试沟通而不附会，必须分清学术分科与整全的历史之间的层次：1.历史与文化生成与演化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整体，在分科之学确立之前存在相对多元的学术传统。2.现代世界生成过程中孕育了分科之学，并经历了中西新旧融合的过程，其间出现过多元的新学术形态。3.以分科为主的学科建构与知识生产成为主流之后，时人往往以分科的眼光评判古今的历史变迁，形成现代分科的知识系统，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随之形成。4.以分科为基本的学科、教学与研究系统，强化乃至固化了分科观念，使之成为思维的前提。 分科之学的发生、形成与演化过程是历史的有机组成，分科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内在资源的发掘，为今日的知识生产提供素材。然而，既有分科的学史貌似由古及今，实则因今律古。当分科成为社会共识与认知历史的前提，将逐渐难以理解历史文化传统的本义，历史文化日趋博物馆化与美术化，降低了从历史中获取有效参考的可能性，有意无意切断了古今与未来间的联系。 若要基于但不囿于分科之学，就必须深刻体认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的建构性，以分科的眼光研究历史，往往割裂历史的整体性，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若要避免这一问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整全的历史与分科的学术二者的区别，将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由知识系统拉回到思想文本及其语境，扬长避短，发挥分科之学的优长，而克服其弊端，提升沟通古今的能力。正如有学人所言：“首先，古人自有其本意；其次，古人表达其本意时并不借助今人所用的概念；其三，古人的本意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有其发生演化的脉络；其四，从古人的本意到今人的解读之间，仍是前后联系、不曾断裂的历史进程。”跳出今人分科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就必须厘清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渊源、变化，近代西学的既有形态及其进入中国的历程，中西学术融汇的多元方式与新的学术形态，新的学术形态之下对古今学术的叙述。将分科的学史作为一种当下的时代意见，而非等同于历史事实，尝试以源流互质的方式沟通古今，突破分科之学的局限。 
章学诚在讨论朱陆问题时，指出朱陆异同是“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所谓不可合与不可无是指作为根源性问题产生于动态的历史进程之中，历史正因充分理解与把握该问题而得以展开，而非执着于固定不变的法则。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的方式究性命与切人事成为处理朱陆异同这一千古问题的关键。在历史文化变迁的历程中，源头是流向的前提，具有某种决定性，但源头的可能性是在流变中充分展开；在历史认知层面，对历史的理解是理解当下的前提，对当下时代问题的深刻把握也是把握历史脉动的关键。所谓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既要追溯本源，由源及流，又必须穷源竟流，因流而溯源，在源与流之间形成互相质询的关系。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切实相生相续的联系，深入过往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就必须理解历史问题的本义及其出路，过往是当下的“源”与“始”，今天是过往人事的“流”与“变”，又是后世之“源”。 中国学术传统素来不重分科，经学难以简化为现代学术的一科，究其内在原因在于经学熔铸“义理”“制度”“事实”于一体，这本是中国固有学术与现代学术体系分别的根源。在现有学科体系中，既有哲学、文学、史学的门类之别，历史学又有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之分，中国史学科下设古代、近代、现代、专门等7个学科方向，形式上涵盖古今各个方面，实则不无割裂历史整体之嫌。蒙文通尝试以儒史相资的模式建立国史体系，指出：“于后言之，则史也固资乎儒。于始言之，则儒也亦资乎史。世益降，史益变，而儒亦益变。儒史相资于不穷，为变不可极。”若要以贯通且整全的方式理解古今之变，势必不能以单一的现代学术分科或现代社会理论去理解、判分历史，而是应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历史演进之间建构能动关联，以知常明变的方式动态地把握历史演化的整体性。义理之学为中华文明特立的精神，义理精神与历史演变相资为用。同时，道不可空讲，义理价值与历史演化的原理源自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实践，德性伦理、政教体系与社会机制交相贯通。义理为制度与人事确立价值之源，制度为义理展开提供切实保障，义理的实现与历代治乱兴衰皆系于此。文化价值与制度实践又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机制中展开，因事而明理，义理与制度为人事活动提供方向指引与行为规范，同时，只有从人事中方才能真切把握义理与制度的有效性与可行性。蒙文通曾以历史与理想分别经今古文学，认为：“不究于义，安知制之所由起。不求于制，安知义所以用。变衍虽繁，而其迹固若可察。故必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可明也。”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思想、制度与人事共同构成社会运转的机制，源流互质本是历史演化的实态。研究历史问题，既需要动态把握时代变迁，在时段上前后延展，考镜源流，还要明了研究对象是整体历史的有机且独一无二的组成，以整体眼光贯通思想、制度与事实。如此，或能发挥现代学术“分尽专长”的特质，达到“合归大体”，以整体统摄专长。 现代学术体系源起于西方，为我们理解并参与现代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系统，在此基础上，在整全的视角下，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出入古今，或是践行“既有统系且不涉附会”，落实“温情与敬意”“了解之同情”的有效方式。以此为线索，或能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史学研究或可从以方法、材料与立场区分新旧，拓展为探求宗旨与本意；通过考察过往事实深入揭示历史变迁机制；由“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中立推进到“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主客交融，进而实践“治史以蓄德”。此举或能既解释历史，转承文化，又有机参与、引领时代，为突破现代分科之学，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转承研究”（项目批准号：19BZS0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凯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