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良渚遗址的发现是偶然的。这么说是因为施昕更是良渚人，他参加了古荡老和山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从古荡发掘出来的文物中，想到了自己老家良渚可能也会有点什么，因为他在良渚看到过这些东西，特别是黑陶，于是便开始了他的发现之旅。

良渚出土黑陶器

要叙述施昕更和良渚文化的关系，先得从1929年的首届西湖博览会说起。

人们往往会以为首届西博会只是一次物产的博览大会，这的确是博览会的原意，但如果对西博会了解得稍稍多一些，就会发现它还是一次文化博览会、教育博览会，甚至是先进潮流之博览会。

施昕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西博会获得的。当时的他是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甲部的一名管理员，具体负责杂务课的工作。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如果按照他所学的专业，似乎更应该去丝绸馆和工业馆当管理员，但他却选择了艺术馆，也许是他本身太喜欢艺术了。

施昕更像

西湖博览会有“艺术品研究报告”，报告中涉及金石、古玉、书画、陶器、瓷器等珍品，根据其报告和图片，专家认为那时陈列的古琮就是良渚玉琮，只是当时人们认为良渚玉琮是周朝的礼器，这当然只是推论。如果这个推论能够成立的话，就要为我们的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补上一笔，即施昕更不仅是后来在古荡的考古发掘中看到了跟家乡良渚一样的陶器，而且是早在西博会期间，就已经看到过家乡的出土文物了，不只是陶器和石器，还有玉琮。

西博会闭幕之后，为了保存那些征集来的展品，便成立了浙江西湖博物馆。西湖博物馆一开始由省政府直属管理，后由省教育厅管理，所以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施昕更的《良渚》一书是由省教育厅出资出版的。

当时的博物馆主要设两个部，一是历史文化部，一是自然科学部；后者又设三个组，一是动物组，一是植物组，一是地质矿产组。施昕更是地质矿产组的助理之一，其职责为矿物采集、整理、陈列、记录和绘图。他一开始的研究课题就是跟地质矿产相关的，他发表于《浙江西湖博物馆馆刊》第一期（1932年）的《地质矿产组回顾与展望》一文应该说还是颇为举重若轻的。这篇文章主要回顾了那些年在盛莘夫组长率领下的野外考察工作情况。而对他本人来说，从跟着组长到单飞，便是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

而从矿石标志到黑陶陶片，倒也都是一锹一铲的结果。施昕更求知欲强，还肯向人求教。为了调查良渚一带的地质和文物状况，他曾拜访过良渚白泥矿矿主、安溪金仙寺的老和尚，还拜访过有挖掘玉器经验的农民。

后来西湖博物馆的馆长、与地质矿产组组长盛莘夫同为宁波奉化人的董聿茂，也是施昕更的伯乐。施昕更常把从良渚捡回的一些黑陶碎片和有脚缺顶的黑陶盘子等器物拿给董聿茂看，向他请教。在董聿茂的鼓励下，施昕更回良渚试挖，收获不小。后来看到《城子崖》一书后深受启发，打算将良渚的发掘情况也写成报告，写作期间也得到了董聿茂不少指点。

并非考古学专业出身的施昕更，因为参与了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相关展陈工作，而迈进了考古学的大门，之后他参与了师长们对古荡老和山新石器遗址的考古挖掘。其实他早就发现老家良渚一带有人在贩卖玉器、黑陶和石锛等文物，那么良渚文物跟古荡老和山的文物有什么关联呢？正是这种巨大的好奇，以及不可名状的热情和动力，让施昕更时常夜不能寐，他在思考、研究和比较，他在奋笔疾书，终于写出了惊世之作《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也就是在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本人也随浙江博物馆撤至浙南的温州瑞安，也许《良渚》一书的卷首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情怀，这仿佛不是一部考古报告的前言导语，而是一部诗集的卷首语。这则卷首语有一个题目，叫《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他是这样写的：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这本报告，是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虽然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更感慨万端！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为铁骑残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所以翻到这书的每一页，像瞻仰其遗容一样的含着悲怆的心情。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然而，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抗战时期内，一切都需要重新建立起来，而学术工作，同样的也仍欲继起滋长，不断进展，因为我们除军事上的战争外，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需要战争，才可握最后的胜算。

这本报告，在抗战期内重新付印，在民族上，文化上的认识，也有不平凡的意义，印刷的经过，在这里应该有附带说明的必要。这报告最初在杭州付印，后因制图版颇费周折，之后照片制版交上海科学公司承印时，沪战爆发，以致延误甚久，始克完成，但在杭印刷的字版，及锌制图版，在形势危急中无法抢出，而我们也不得不抛弃了相依为命的研究室，到迁徙流亡的途中。不过科学工作人员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本馆馆长董聿茂氏，觉得这报告既已大部完成，以免功亏一篑计，命我重新整理旧稿，付印问世，并承董馆长以校稿呈视浙江省教育厅请求印刷，所以此书之成，实赖教育厅之力甚大，特以志感谢之忱。最后，我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这意义比较起来是更加重大罢！

二十七年八月重印

昕更志于瑞安

 读完此卷首语，我们便能理解施昕更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怎样的良渚人，一个怎样的中国人，也能理解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一个沦亡和希望同在的时代，是一个遗容和新生共存的时代。抗日战争期间，政府和有识之士还花了大力气转移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国宝典籍。同样的，在那样一个艰难时世下，省教育厅还能拨款出版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这个功劳是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的，这也是抗战的最终目的，不仅为收复国土，更是为了传续文脉。

《良渚》一书在上海付印时，施昕更迫于生计，去瑞安工作。不久，便投笔从戎，任县抗日自卫队秘书。1939年5月，施昕更因积劳成疾，无力医治，病逝于瑞安医院，年仅28岁，葬于瑞安县西山。

讲述施昕更的故事，包括后面我们还要讲的何天行的故事，这证明了良渚的考古发现，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施昕更在自己的家乡发现良渚遗址，这是偶然的；而中国考古人薪火相传，这又让良渚遗址的发现成为一种必然。从这个背景来看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等于从中国来看良渚，因此良渚的故事，必然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即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个五千年或者更多年，有时候关键也就那么几年的机遇，所以我们要提20 世纪30 年代，要提后面的八九十年代，也要提2019 年以及之前申遗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