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汉地之间的和战关系，是东亚近二千余年历史的主线之一。人们会问，这个历史可以上溯多远？公元前7千纪，东亚地区农业经济开始出现，而按考古发现，北方的游牧文化的出现则要晚得多。本文主要聚焦于东亚大陆游牧经济的产生问题。 关键词：游牧经济；畜牧业；牛；马 从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形态上看古代欧亚大陆，可以发现大致可划分为北部游牧区与南部农耕区两大部分。而与北部游牧区相邻的农耕区主要是旱作农业区。 造成这一区分的原因主要是几千万年前开始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改变了亚洲的地貌，形成了大陆中部的高原区：青藏高原、兴都库什山和伊朗高原。高原区迫使东亚的主要大河或向东流，如长江与黄河；或向南流，澜沧江与怒江，这样上述大江大河的中下游低地形成大面积冲积平原区，位于如华北与华中的主要是黄淮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区因为西太平洋低纬度海域的暖湿气流的影响，成为宜农地域，发展出以定居农耕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密集区。 亚洲大陆由于面积广大，其中部距东面的西太平洋暖湿气流影响区过远，距南面的印度洋虽然相对较近，但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亚洲中部高地的抬升阻断了来自印度洋向北吹送的暖湿气流，使大陆中部气候干早，其北部形成森林草原区，而其南部则是大片荒漠地带。高原雪域融化雪水汇成的许多河流，因远离海洋而成为内陆河，如甘肃的黑河、新疆的塔里木河、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流经阿富汗和士库曼斯坦两国的木尔加布河。在这些内陆河流经和渗人沙碛的地方，滋养出成片的胡杨林与芦苇荡，在人类未来之前，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士，经人类开垦后则形成了肥美的绿洲。内陆亚洲的绿洲呈串珠状分布于欧亚大陆的中部，从东面的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之滨的荒漠之中。古代人类在这里引水灌溉，以谷类为食；他们织布为衣、烧士为陶，发展手工业，形成农耕区和村镇，使之与大江大河流域的平原一起，成为人类农耕文化的另一个产生地。由于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因此人口密集程度较高。绿洲的面积因水源的丰富而有所不同，但最大的绿洲的产出也不足以完全自给自足，那里的人们的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于交换取得。因此内陆亚洲的绿洲居民自古以来便有经商的习惯。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他们一直扮演着东西方之间沟通者的角色。 游牧民族所占据的中国北方及其周邻地区，与中原汉地之间的历史关系具有典型性。这种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历史关系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在中国以西的中亚，与当地定居民族发生关系的游牧民族中有不少就是中国北方民族。因此说北方民族对于亚洲历史，以至于世界历史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人类社会进人工业化时代以前，整个欧亚大陆两三千年的历史中，大致呈现出北部游牧民与南部农耕民之间和战相续的共存模式。 一、史前时代内陆亚洲草原与中原的文化联系 东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因受东南季风的影响，降水充沛。其天然植被依据纬度的不同，自南向北从热带雨林，阔叶常青乔木、灌木逐渐向落叶乔木、灌木以至针叶林过渡。东南亚和华南地区气温炎热，作物生长快，宜于人类生存，但多山的地理环境不便于交通，信息传递慢。所以东南亚、华南在整个历史上始终设有形成足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强大政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以长江、黄河为中心的我国中部地区，因为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天然降水充沛、土地肥天，利于农业发展和人类居住，而大平原的地理环境又宜于信息传播，自古以来便是人烟稠密之地，屡屡出现强大的国家政权，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可以说一直是整个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火车头和动力源。 中原以北、以西地区，随着与海岸距离的增加，东南季风影响逐渐减弱，降水减少,原始天然植被以草原和针叶林为主。蒙古草原分为漠南、漠北两部分，其问是水草贫乏的戈壁地区。这里虽不适于农业发展,但大型食草类动物，如马、驼、牛、羊等的乳、肉和皮、毛为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提供了衣食之源。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经过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创造了与农耕文化不同的游牧文化。游牧生产所获不如农耕稳定，需要逐水草而居，使游牧民一般不建造永久性居处，草原城镇也出现得相当晚。中国古代传统上把游牧民建立的国家称为“行国”。最早在蒙古草原建立强大“行国”的是匈奴。至于匈奴以前统治蒙古草原的民族,汉文文献中虽有一些记载，但语焉不详。 蒙古高原以北与中原有较密切关系的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是卡拉索克(Karasuk）文化，约相当于公元前 1200 年—公元前 700 年的青铜时代末期。最初发现于米努辛斯克的卡拉索克河流域。这种文化分布较广，还发现于贝加尔湖周围、阿尔泰和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斋桑泊附近。其普遍特点是文化堆积层薄，反映当时人们从事游牧,流动性大。居民的主要牲畜是羊，墓葬中羊骨较多，甚至以羊头为神，以羊头为柱首。这种文化与阿凡纳西耶沃文化相异之处，除了已经过渡到草原游牧经济以外，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居民是蒙古人种，其骸骨与青铜器均与殷商文化一致，明显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这里发现的青铜曲柄刀与商代的相同，其他匕首、矛、斧等也与我国北方一致。陶器形制和纹样均与安德罗诺沃类型不同，而与我国北方的发现物相似。学者们据此认为，在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前 700 年，有大批与狄人有关的部落从中国北方来到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与中亚草原的文化发生接触。 现存蒙古高原地区最古老的代表性文物是鹿石。鹿石是古代蒙古草原民族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它是一种断面大体呈长方形的石柱，其中个别为长条形，高度不一。其四面刻有鹿的形象，鹿嘴尖长，特别表现出鹿头上美丽的角叉，显示的是驯鹿。除了驯鹿以外，石体表面还常刻有刀、匕首、弓、箭等图案。鹿石是一种超于物质生活之上、表示草原人类精神世界的石雕艺术品，它的雕刻需要很高的凿石、雕刻技术，并需花费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劳动。只有当一部分手工艺者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脱离漂泊不定的游牧劳动，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生活资料，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时，才有可能掌握、发展这种技术。 鹿石通常立于特别选定的地方，一般与墓葬或纪念性建筑有关。鹿石在图瓦、南贝加尔、俄属阿尔泰地区、蒙古和我国新疆均有发现。迄今上述各地所发现的鹿石共有 500 余方，其中蒙古境内发现的就有 450 余方，东部较少，主要分布在西部。此外与鹿石相似的石刻图案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地方、俄罗斯的奥伦堡省、高加索地区、黑海、保加利亚和德国易北河都有发现。苏、蒙学者通常认为鹿石为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800 年时的遗物。鹿石究竟是哪一个民族所立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鹿石为古代操印欧语的民族所立。 驯鹿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区。驯鹿因为奔跑迅速，不像牛羊那样易于驯化放牧。以驯鹿为崇拜对象的古代北方民族不可能是单纯依靠游牧为生的居民，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欧亚草原民族中，突厥以狼为祖先，各国学者对北亚游牧民族中有关狼的传说一直很注意，但对于有关鹿的传说却研究不多。其实我国古代文献中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关的记载中，透露过一些游牧民族对鹿的崇拜。 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提到突厥的祖先时说：突厥的祖先是海神射摩舍利，居住在一个称为“阿史德窟”的地方之西。有一位海神女每日傍晚用白鹿引射摩舍利入海同居，至天明方送其归。如此生活了数十年。一日，射摩舍利的部落将要举行大猎，当夜海神女对射摩舍利说：明日狩猎时，在“阿史德窟”中有金角白鹿跃出，你若能射中它，便能与我长久往来,若不能射中，则我们双方的情缘便算了结。次日会猎，“阿史德窟”中果然有金角鹿出现。射摩舍利命左右将此鹿团团围住。鹿左冲右突，就在将要跳出重围之际，射摩舍利手下一个部落的首领杀死了这只金角鹿。射摩舍利大怒，处死了此部首领。但射摩舍利与海神女的情缘也因之断绝了。按此传说，与突厥祖先射摩舍利婚配的海神女应当出自以鹿为图腾的部落。 13世纪以元朝帝室皇家秘笈为基础编成的《元朝秘史》一开头便说:“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这是说,蒙古人的父系祖先是以狼为崇拜对象的部落，而母系则是以鹿为崇拜对象的部落。 上述两则传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突厥祖先在早期曾与崇拜鹿的部落通婚，而蒙古人的母系祖先也是以鹿为图腾的民族。游牧生产中的重体力劳动几乎都是男子承担，因而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草原游牧民族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以男性为世系计算中心，而母亲世系则被排除在计算体系之外。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传说都将以鹿为崇拜对象的部落置于母系位置，这间接地说明了从公元前2千纪中叶到公元前1千纪中叶以前在欧亚草原和蒙古高原西部称雄的以鹿为图腾的文化，在突厥汗国兴起前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今天我们只能从鹿石的美丽图案和有关文献记载中来追寻它们。 二、畜养牛羊在东亚大陆的出现 欧亚大陆北部的欧业草原地带极为辽阔，从大兴安岭一直延伸到黑海之滨。这里纬度相对较高，自然降水较少，不适于发展种植农业。虽有山岭，但不足以成为游牧民往来迁移的障碍。这里气候夏季温暖，冬季严寒,生存环境相对较为恶劣。游牧民顺应自然环境,兼以狩猎、畜牧和采集为生。他们把捕获的野生食草动物驯化成家畜，逐水草而居，依四时转移草场。饲养的牲畜以牛、羊、马、驼为主。 古代这里各地的游牧业究竟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最初起源于某一处，再逐步扩散至其他地区的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畜牧业的起源问题。里海南部一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家畜的驯养。就丝绸之路与中国这个课题而言，可以说农牧关系的发展演变深刻地影响中华文明的形成。人们不禁会问，这种南北经济与社会的差异是何时出现的，又是如何形成的？有关欧亚大陆的西部的南北差异的形成,我们尚缺乏充足资料。 国内学界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较为热烈，焦点相对集中于欧亚大陆的东部，主要参与者是赵越云与樊志民。他们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东亚大陆的北方地区逐渐产生了两个经济结构、文化内涵彼此不同的地理区域：一是南部中原农耕区，二是北方草原游牧区。 黄牛与羊是地处西亚的新月沃地“新石器革命”的重要成果，时间约在公元前12千纪和11千纪。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黄牛是野生的。驯养黄牛遗骸多发现在公元前 2500-1500 年期间。研究畜牧史的学者检测过新疆小河墓地牛的骨骼，从测量数据看，认为其形态更接近欧洲黄牛，与中原黄牛有别。古DNA研究显示小河出土的牛的遗传构成与近东牛非常接近，暗示驯化牛在小河的存在，很可能是西部欧亚地区驯化牛向东传播的结果。 从考古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我国黄河上游—辽西西拉木仑河流域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开始出现旱作农业，而畜养牛羊在上述两区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先后出现，并且与旱作农业同属一个经济体系。而家马在上述地区的出现则更晚。 关于家养牛羊在中国的起源问题是近年来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考古学者结合小河墓地出土黄牛遗骸分子考古学研究的结论认为，中国北方的黄牛起源于普通牛，并具有复杂的母系来源,既有来自近东地区黄牛世系，也有本地驯化的黄牛世系。另有学者认为，家养牛羊肯定非中国本土起源，而是由西亚北非地区传入。早在距今 1 万年前后，西亚北非已开始驯化畜养牛羊。中国畜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辽西西拉木仑河流域出现于公元前 3000 年前后，而在渭河一黄河中下游流域出现稍晚，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后。 “羊”是汉族特有概念其实分为绵羊和山羊两个不同的种属。绵羊源于野生盘羊，山羊源于野山羊。而中原地区，迄今尚未发现过早于公元前 2500 年的绵羊骸骨，但此后这里的绵羊畜养突然变得相当普遍。对青海西宁市大通县的长宁遗址、内蒙古赤峰西南部喀喇沁旗的大山前遗址出土的羊骸骨古DNA研究成果，结合年代相近的陕西陶寺和河南二里头遗址羊骨样品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绵羊的驯化既有本地因素，也有外来因素，而驯化技术的传播可能是其主要动力”。 三、共存于原始旱作农业中的牛羊畜养业 人类开始驯养牲畜取得生活资料，是畜牧业的开始，但畜牧业就等于游牧经济吗？其实考古工作者在华北古代旱作农业遗址中已发现动物遗骸,说明饲养动物从一开始就属于农业经济的特点之一。近年来赵越云、樊志民对此作了专门研究。他们提出,以粟、黍等为主要种植品种的旱作农业很早就包含了狗、猪等动物的饲养。这是因为第一，动、植物均为人类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第二，农耕所获是当时的人类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也为动物的饲养提供了饲料。因此，古代华北的旱作农业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为主、辅以养畜，种养结合的农业类型。 华北以北以及黄土高原以西的内陆亚洲地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是游牧型农业。研究者王毓瑚提出，草原牧民,“虽说习惯于以乳肉为主食,但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们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植物性食物”；李根蟠等则通过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等提供的材料，系统说明了“游牧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经济,它需要从邻近的部落或民族换取部分必需的粮食和手工业品。畜牧业并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游牧部落内部种植业基础薄弱恰恰需要外部的种植业的发展为其必要的补充”。赵越云、樊志民认为，游牧型农业出现较晚，是从旱作农业分离出来的，而其出现则以饲养牛羊为开端。 黄河上游—辽西西拉木仑河流域家养牛羊首先是以依附于旱作农业类型的形式出现的。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早期人工饲养的牛羊不仅已经出现,且牛(0.36)羊(0.45)的比重已经接近猪(1.00)；而在龙山时代晚期，绵羊的比重(1.29)已超过猪(1.00)；进入夏商时代,绵羊与猪始终呈现出略多或持平的迹象；而在晚商以前的夏商时代，黄牛的比重也增至与猪相当或略多[20]的程度。这些都表明牛羊数量的增多是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区游牧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 牛羊作为畜养动物不但为大漠南北的史前居民广为接受，且向南传入华北旱作农耕区。科技考古的发展，使学者们可通过分析古代遗址中的动物骨骸中残留的蛋白质片段，来了解该动物生前的食谱。如陈相龙通过C、N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龙山时代的家畜饲养策略进行研究，认为“郑洛地区和临汾盆地黄牛对粟类食物依赖程度较高，东营(位于黄河下游)黄牛也以粟类食物为主食”。周本雄对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的牛羊遗存进行分析鉴定，认为在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层中所出现的牛“肯定为当时人们饲养的家畜”，而在该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羊是家畜，并且是这一时期“新增加的种类”，年代为距今5400—4700年；袁靖等人对龙山时代四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研究，认为：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家养绵羊“大致在公元前 2500—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出现，而“黄牛作为家养动物起源的时间至少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即黄牛先于绵羊出现；蔡大伟等通过对新疆地区的小河墓地遗址、甘青地区的长宁遗址、西拉木仑河流域的大山前遗址以及中原地区的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等五个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黄牛的线粒体DNA进行鉴定分析，结果显示，在五个遗址中各世系在古代黄牛中的频率为：T4世系仅在位于西拉木仑河流域的大山前遗址和位于中原地区的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均有出现，而在位于甘青地区的长宁遗址和位于新疆地区的小河墓地中却不见T4世系,考虑到黄牛的“世系呈现一定的地理分布特征…T4是东北亚的特殊类型…是T3的分支，可能是近东黄牛向东扩散的过程中形成的”，且公元前 7500—前 3000 年间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拉拉木仑河流域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野牛的遗存，即当地存在独立驯化黄牛的可能性，那么，上述地区可能是中原地区黄牛的一个来源……对上述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则可得出进一步结论：若将北方地区划分为两个亚区——黄河上游—西拉木仑河流域与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则家养牛羊大体上先后出现于上述两个区域，且在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四、马的驯化使用与东亚游牧文化的产生 研究者认为，游牧农业与游牧业之间的区别在于有无马匹。只有当马匹被驯化被引入之后，游牧业才从游牧农业中分离了出来。王明柯曾对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游牧农业类型的形成问题进行过详细论证，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区域内存在着一种混合经济族群，而其在较长的时间内未产生专业化游牧业的原因在于家马尚未传入或普及，揭示出马在游牧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易华则认为“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可能性……游牧民族横跨欧亚大草原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马是草原游牧生活或游牧民族的标志”。许倬云也认为，在家马出现之前，“初步的游牧生活,限于人类的体力，不能超越一定的空间……须在驯养马匹的知识，由中亚逐步传入东方草原后，东亚方才有了长程移动的游牧，谋生的能力遂大为增强”。 首先，北方地带的先民在半农半牧的农业类型基础之上，以骑乘术接纳家马，促进了牛羊养殖与谷物种植的分化。前文已述，牛羊养殖的移动性和谷物种植的固定性使得半农半牧的农业类型具有很大不稳定性。家马骑乘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移动性，使人们在从事牛羊养殖的时候如虎添翼。上文中许倬云所讲的初步的游牧生活，事实上便是指半农半牧的农业类型下，人们养殖牛羊的生产活动。除去人的体力之外，另一个因素则是要兼顾谷物种植，所以人们无法长程移动。当人们掌握骑乘术之后，可以骑马放牧牛羊，从而使牛羊养殖的产出大大提高。人们可以仅仅依靠养殖马牛羊等草食性动物的所得，而满足自身的“养体”追求，因此谷物种植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当人们可以骑马在草原上赶着牛羊追逐丰茂的水草，而无须顾及谷物种植的时候，牛羊养殖便可以和谷物种植相互分离，一种纯粹的游牧农业类型也随之产生。因此，骑乘术的出现为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变提供了条件，北方地带由此实现了从半农半牧向游牧农业类型的转变。其次，游牧农业类型的形成为游牧民族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家马骑乘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游牧民族从事游牧农业类型，逐水草而居，具有较大移动性，使得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交流联系较为松散。家马骑乘赋予人们一种远距离交流的能力，为强化游牧民族内部的凝聚力提供了条件。 家马骑乘赋予人们长程移动的能力与速度，无疑为这些相互之间联系较为松散的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的偶然聚合提供了便利，从而也促进了游牧民族各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加强了游牧民族各族群之间的交流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游牧民族从事的游牧农业类型，主要以养殖马、牛、羊等草食性动物为主,而逐渐抛弃了谷物种植。 马的驯化与在中国的出现问题近些年来成为动物考古的讨论热点，赵越云、樊志民做过详述。他们认为，中国北方地区不是野马的主要活动区域，彼时野马大量生活于欧亚草原地带，马的驯化最初应发生在这一地域。在哈萨克斯坦公元前 3500—3000 年的柏台(Botai)遗址出土了30余万块动物遗骨，其中马骨占80%。布朗(Brown D.)等人认为至少部分为家马，显示了马从野生到驯化的演化。但学术界对这一结论尚有争议。而在前2000—1750年间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前身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的遗址中，有“车马,墓中还有马、狗、牛和绵羊殉牲”。学者们相信,其中存在被驯化的家马。到公元前17—13世纪时,安德罗诺夫文化在欧亚草原逐渐兴起并向东扩张，以“发达的冶金业、轻型战车和大量驯养马匹的应用”为文化特色,并零星进入新疆地区,最终在前12—9世纪时强势进入新疆西部地区。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家马起源应该在晚商西周时期。袁靖比较可信地提出:“至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起源于商代晚期。”同时，鉴于“新石器时代马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而到了商代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本文基本认同袁靖提出的上述诸观点。在甘青地区，多数遗址出土马骨骼，根据何锟宇的统计,主要有永靖大何庄遗址、秦魏家墓地,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和玉门火烧沟墓地，何锟宇据此进一步认为，这一时期“甘青地区出现的祭祀随葬等文化现象显示马有可能被初步驯化”。此外，从甲骨文和古典文献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甘青地区或为家马率先产生的地区。甲骨卜辞中即有“马羌”“马方”“多马羌”“多马方”等记录。陈梦家认为，“‘马羌’或为马方之羌或是马方、羌方。”而根据顾颉刚的考证，之所以叫做“马羌，或者是为了他们善于养马的缘故；否则便是以马为图腾……大体说来，他们占有了现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再如,《诗经》中亦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的记载，古公时期的周人居于甘青地区附近的关中西部，也可以说明甘青地区在晚商时期家马似已很普及。由此基本可以看出，位于商周王朝统治核心地区以西的甘青地区是率先出现家马的区域。家马在甘青地区的出现，使得这一区域开始向游牧农业转变。根据王明柯的研究，在齐家文化之后的辛店、卡约文化时期,甘青地区的河湟地带已经开始了向游牧农业的转型。 从现有资料看，甘青地区马的出现较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辽西西拉木仑河流域早，那里虽然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至少已经存在家马起源的可能性，但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家马遗存才大量出现。蔡大伟等通过对赤峰地区青铜时代古马线粒体DNA的检测分析，认为当地“古马的母系遗传呈现出高度多样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学者们推测，北方地带的家马首先从域外引入，之后随着气候变迁转变为适于野马生存，又开始驯化当地的野马。换而言之，畜牧业很可能起源于欧亚大陆的西部，而其传播到与中原为邻的蒙古高原本身就是上古时代东西远距离交往的结果。 除了牛羊马之外，骆驼不但是草原民族畜养的主要家畜之一，也是在现代运输工具发明之前人类远距离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驼有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单峰驼生活于炎热的近东地区，双峰驼则生存在冬季寒冷的欧亚草原。 游牧民以乳、肉为食，以皮毛为衣。用发酵的乳制成各种食品和饮料，把皮毛鞣制得十分轻暖，用羊毛、驼毛纺成线，织成毯和各种纺织品，或锤打滚拖成毡。他们用毡搭成毡帐以为居处，毡帐易于拆装，便于转场迁移。从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看，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至少在公元前4—3世纪已经使用可拆卸安装的毡房。他们伐木制车，在转场时用以装载家用什物；锻铁为兵，弯木为弓。 马匹从欧亚草原引入大漠南北，使这里从游牧型农业社会转为游牧社会，与大漠以北以南的旱作农业社会差异越来越大。先秦时代，农耕与游牧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区别，成为华夏与戎狄彼此认知的主要标准。《左传·襄公十四年》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礼记·王制》也讲：“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当代，钱穆提出：“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而王玉哲则认为：“戎狄因营游牧生活，故其居处无定，常逐水草而迁徙……这和诸夏营农业居城郭的定居生活是迥然不同的。华夏与戎狄由于生产方式这一基本的条件不同，因而使各方面都有了差异。” 但那种将先秦时代中原对戎狄的认知绝对化，特别是上推至农牧分野之前，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我国整个北方地区在晚商以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族群差异”，“区别于华夏族群的戎狄族群尚未真正产生，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一时期的北方地区仅仅存在华夏族群，并无所谓的戎狄族群”的观点，则是有昧于现代语言学与体质人类学基础知识的。从语言上讲，中原古代华夏族群属汉藏语系，而大漠南北的族群则是使用粘着语(aglutivative language family)。从血缘上讲，北亚民族当属早期进入东亚北部的现代智人，而华夏族群则是稍晚从东南亚北上的智人集团分支。 如同汉族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之间互相依存与对抗一样，欧亚草原的游牧民与相邻的沙漠绿洲居民之间也有着天然的依存与对立关系。绿洲定居民族御冬需要毛皮和毛织品，饮食需要牛羊肉乳，军旅需要战马；而游牧民为稳定生计需要粮食、纺织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古代社会便没有平等的观念。较大的绿洲部落在力量强大时，不仅会把自己的势力伸及相邻的其他绿洲，而且会迫使北方为邻的游牧民族服从自己。游牧民族强大时，也会南下入侵绿洲地区。在和平时期，双方通过贸易交换产品，在战争时期则通过武力取得对方的财物。绿洲居民和游牧民常常把取得的对方的货物通过自己的运销渠道交换给其他民族，他们都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中间人。 游牧文化形成后，欧亚大陆北部成为游牧民族的居所。游牧民族有很大的流动性。不但内陆亚洲的游牧民强烈地影响当地的绿洲地区，而且中国边境的游牧民族也时常迁移到中亚,在那里立足，繁衍生息，建国立业。这种民族大迁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人们常常谈论中国对亚洲和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活动实现的。
(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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