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地方”之类的书写是很容易坠入“奇闻轶事”之类的路数的，这是因为相关的人和事早已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而在传播过程中，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这类叙述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变形，从而打上了“奇闻轶事”的色彩。

读《风雨飘摇杭越间——会稽周氏兄弟与杭州》（项义华著，杭州出版社）却丝毫没有此类“奇闻轶事”的感受，有的是一种严正的态度与通脱的境界。事实上，周氏兄弟与杭州并非没有这类可供“发挥”的故事，比如，周作人在杭州花牌楼侍狱的经历，比如鲁迅在“浙师”的从教经历，这些都有可供发挥的地方或者已经被人发挥过了。但这本著作选择了不同的叙史方向。

作为一种文史论著，《风雨飘摇杭越间——会稽周氏兄弟与杭州》打上了项义华教授惯有的精于辨析的风格。这里说的辨析不仅仅是指行文过程中作者对于材料审度与省思的处理方式，它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材料处理过程。它可能涉及到多个方面，比如材料的选取。作者选取的主要是与当事人相关的第一时间记录的第一手材料，首先包括当时的官方档案记录，比如与周福清案相关的日记、书信、奏折、上谕、刑部档案等。可以想见，不经过一个浩繁的材料汰洗、筛选过程，势必很难达到这样的见筋见骨状态。其次还包括材料的还原。我们看到这部小论著因选材谨严常常深入人迹罕至之地，即便如此，也无法完全回避已有的被人们经常使用的熟材料、旧材料等，这些熟材料、旧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已经积淀了一些习惯性的看法；但作者在经过还原处理之后往往能够焕发出旧材料的新生机。再次还包括对材料内在脉络的体察，材料选取的恰当以及对于材料的合理还原，实际上本身就已经包含着要在一种内在的脉络和理路上来处理材料，并非仅仅停留于材料的枝节与琐碎的纠缠之中，而是要在材料的架构上见出更广阔的视野。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见出这部论著是辨析与重构双并重的，可以体会到作者通过几个点所建构的支架，并通过这样的人、地关系透视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把握那个时代的脉动。

因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作者之所以能够超越材料实现其文史建构，在我看来，其要还在于史识与文心的会通。“史识”是刘知幾所说的“史家三长”之一，“史识”讲究的是对于历史事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的恰当论说，用今天的话说则是指穿透历史材料的表象，而对历史发展的内在肌理和发展趋向有所探察，有所论断。《风雨飘摇杭越间——会稽周氏兄弟与杭州》绝非简单地写周福清在杭州的系狱经历，也不是简单复述周氏兄弟与杭州相关的过往之事，隐现在这样的人、地关系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从晚清到民初上至朝廷下至地方的复杂的时事经纬和历史脉动。它包括政局的起伏、经济的迭代、教育的代谢，凡此种种，都让我们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之中。这里我们还看到作者的眼光并不是偏于文学或文化的一隅，往往甚至尤其着意于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相关信息的把握，所引材料往往也来自正史或相关的档案记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循守某种正统观念，但又足以表明作者对于人的现实关系和现实遭遇的透彻理解。

虽然说《风雨飘摇杭越间——会稽周氏兄弟与杭州》体现出一种史论的扎实和融会的通脱，但它靠的不是历史叙述的宏词大论，靠的恰恰是对人物的刻画，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渗透。出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非常鲜明的，除了主要人物周氏兄弟及其祖父周福清之外，还包括廖寿丰这样的干练之臣，也包括夏震武这样的迂腐冥顽之徒。就是说，作者对这段历史的会通与对其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命运的把握是分不开的。周福清案中整个案情的反复跌宕与科场的人事、惯例，与大清的官场、国运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又作用于周福清的命运之起伏，作用于周家其他人的人生轨迹之演变。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史识与文心的会通：作者对于历史的理解最终转化为对人物命运的理解，尤其是对于人心的细微的体察。比如在对杭州知府陈璚提审时，周福清装疯卖傻、藐视公堂的分析，其中涉及了两人不同的仕途出身，也涉及到周福清试图把偶发的个案普遍化的“特殊心态”。又比如对周作人的杭州记忆的分析，这其中既包括周作人当年的日记，也包括四十年代以及晚年（六十年代）的回忆，分析中，既有不同历史时期人物境遇的心理投影，也有传统家庭关系和家庭观念对于人物心理的作用。再比如，对鲁迅浙师经历中，作为对立性人物夏震武的刻画，既不是粗略模糊，也不是刻板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人物精神心理的深处，可以说是透入骨髓的。这个人物虚张声势，打着道学的旗帜，鼓吹所谓“廉耻教育”；不切实际的主张与粗暴、蛮横的态度互为表里，颟顸的态度其实是现实中济世无能的心理折射。

这部小论著写的非常平实、可读，也可以说达到了通俗的要求，但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细致辨析基础上，史识与文心相会通使作品获得了一种超拔、通脱的境界，可以说，论著体现出的通脱，乃是有境界的通俗。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