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但浙江文化的创造者，除了世世代代生活在浙江土地上的本土浙江人之外，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外省人，甚至包括外国人。因此，就文化的创造者而言，浙江文化就具有海外特色。另一方面，浙江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这样，浙江文化也通过多种途径流传到海外，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本人的初步调查，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浙江文化遗存还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不可移动”和“可移动”两大类，每个大类又可分为众多小类。

第一个实例是散布在日本的“宋韵”文化遗存

日本与浙江隔海相望，历史上一直是与浙江联系最为密切的海外国家。浙江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唐代，出现了从浙江沿海横渡东海直达日本的海上航线，木帆船最快三个昼夜即可到达日本五岛列岛。日本政府派出的遣唐使，也曾多次在浙江沿海登陆。唐朝灭亡后，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吴越国与日本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的民间商贸往来，而且还通过“信函外交”而建立起特殊的官方关系。2000—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发现的日本“饶益神宝”铜币，就是吴越国与日本交往的实物见证。宋代，浙江沿海的杭州、明州（宁波）、台州，温州等港口，都是通往日本的主要门户，明州港一度还被宋朝政府指定为唯一合法的对日贸易港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浙江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还具有两大特点。第一，由于宋朝与日本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因此，从浙江出发的民间海商，就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主要纽带。第二，宋代浙江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是在和平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而后来明代的文化交流则是在倭乱之患的背景下进行的。

日本五岛屿美术馆藏，绍昙，“达摩祖师赞”

整个宋代，郑仁德、周文裔、周良史、陈咏、谢国明等众多浙江海商，扬帆济海，将浙江所产的瓷器、丝绸、书籍、绘画、工艺制品等大量运往日本。奝然、重源、荣西、道元、南浦等大批日本僧人不惧惊涛骇浪，先后来到浙江的天台山、阿育王山、径山等佛教圣地礼佛求法，并且带着佛像、佛经等返回日本。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寂圆智深等中国高僧则从浙江启程，冒着鲸波之险，来到日本传教弘法。通过这些商人和僧人，无数的浙江产品以及精彩的“宋韵”文化产品被输入日本，并且对日本的佛教、茶道、书法、建筑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浙江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日本学术界一直重视关于浙江与日本历史关系的研究。20世纪初，藤田丰八（1869—1929年）发表的《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中国港湾小史》《宋代输入之日本货》等论文，实际上都是以浙江为重点的。在木宫泰彦（1887—1969年）的名作《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浙江部分所占比重最大。这些论著，由于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所以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早在1936年，何健民就将藤田丰八的主要论著翻译成中文，以《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重版了这部译作。1980年，正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吹起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胡锡年翻译的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这本译著，至今依然是学者们广泛引用的权威著作。

惠晓，日本京都栗棘庵藏《舆地图》

以藤田丰八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后起的日本学者一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传统的研究模式。总的说来，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过于依赖文献记载，忽略考古学、艺术史、社会史等方面的史料，特别是不太注重实地调查；第二，过于聚焦国家层面的交往，忽视区域之间的互动；第三，重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而没有将整个东亚海域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到了20世纪末，随着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日本学术界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必须突破这种传统的研究模式，以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这种强烈的感受，既体现在1998年开始出版的《宋代社会之网络》等著作中，也体现在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上，特别是1999年3月在东京大学召开的“宋代史学者对中国史研究课题的看法”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成果就是伊原弘、小岛毅主编的《知识人的诸方面》，2001年出版）。2000年，一批日本著名学者在鹿岛学术振兴财团和三菱财团的资助下，在加拿大、美国就相关议题与欧美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2001年，日本东方学会又专门组织会议进行讨论。

在20世纪末开始的上述讨论中，日本学者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宁波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突出地位，并且逐渐形成了以宁波为焦点的研究项目。2005年7月，日本文部省批准了一项总经费达11亿日元（当时约合7千万人民币）的“特定领域研究”项目，名称就是“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简称为“宁波研究项目”，英文为Ningbo Project）。该项目总负责人是东京大学的小岛毅教授，参加这个项目的不仅有来自日本各地的近130多位学者，而且还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这个庞大的研究项目，立足宁波，辐射整个东亚海域，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美术史、佛教史、文学史等众多领域，被誉为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学科研究。

2010年，日本的“宁波研究项目”完成，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套丛书上。第一套丛书是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驶向东亚海域丛书》（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已经出版了6本，分别是《从海域看历史》《文化都市：宁波》《宁波与日本的生活文化》《东亚中的五山文化》《通过训读重新解读东亚世界》《海洋孕育的日本文化》。第二套丛书是汲古书院出版的《东亚海域丛书》（東アジア海域叢書），已经出版了16本著作，包括《宁波与博多》《宁波的水利与人们的生活》《宁波与宋风石造文化》《碑刻及方志史料探究》《近世的海域世界与地方统治》等。

以“宁波研究项目”为代表的日本学术成果，一方面为浙江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向浙江学术界提出了重大挑战。“宁波研究项目”在名称中就标明是以宁波为焦点的，因此，无论是从政治上来说还是从学术上来说，浙江学术界都应当对日本的相关研究进行认真严肃的评价和回应，并以日本学者的已有成果为基础取得新的进展。而且，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推动传统“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还可以促进“浙学”研究的国际化。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首先必须全面、系统地掌握分散在日本的浙江“宋韵”文化遗存。

第二个实例是来自英国的马利姑娘

浙江人引以自豪的一点是，在中国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浙江在许多方面都走在前列，例如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即甬江女子中学的前身。今天浙江人引以自豪的一点是，中国大陆唯一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是宁波人屠呦呦，而屠呦呦正是从甬江女子中学毕业的。这样，当我们研究浙江在近代转型中的先行角色时，就无法回避甬江女子中学。这所学校的最早创立者，是一个名叫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年）的英国女子。她在宁波生活了16年，是近代中国妇女教育、残疾儿童教育、幼儿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妇女史、基督教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不过，由于学者们一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所以就根据她的英文名字把她称为“爱尔德塞”“奥尔德西”“奥而特赛”“霭尔特税”“阿尔德”“阿尔德赛”“安得森”“欧德施”“欧达世”“阿德希”“艾迪绥”，等等。其实，她在1846年1月6日所写的一封英文信中说，她被宁波人称为“Mauli Komiang”。本人根据这个线索，最后找到了一篇由“宁波公会教士”撰写的《马利姑娘传略》，由此可知，Mary Ann Aldersey在宁波期间被人称为“马利姑娘”。

私立甬江女子中学旧址

现在我们知道，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于1825年回到英国时，向马利等几位英国女子教授中文。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到马礼逊用汉文和英文为马利所写的题字。1837年，马利乘船离开英国，先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聚居区中创办女子学校，1842年先到澳门，再到香港。在香港逗留期间，马利决定到宁波去传教。为此，她还尽量避免接触香港方言，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宁波方言完全不同于香港方言。1843年6月，马利来到舟山。1844年秋天来到宁波，同年年底在江北槐树路创办起女子学校，1851年迁到城内。1857年初，年近六十的马利姑娘决定远赴澳大利亚安度晚年，于是将自己的女子学校转给美国长老会。美国长老会于1846年在宁波也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美国长老会在接收了马利姑娘的学校后，就将两所学校合并在一起。后来几经变迁，发展成著名的甬江女子中学。目前，在甬江女子中学的校址上，已经建成一座专门的“宁波教育博物馆”。

宁波教育博物馆

马利将学校转交给美国长老会后，继续在宁波生活了几年。1860年下半年，马利离开宁波，前往澳大利亚，因为其哥哥一家已于1849年移居到了澳大利亚。马利来到澳大利亚后，与其亲人一起生活在阿德莱德的麦克拉伦溪谷（Mclaren Vale）。后来，马利自己购买了一块土地，建起了一座二层楼房，并将其命名为Tsong Gyiaou｡这个Tsong Gyiaou是中文“庄桥”的音译。庄桥，又作“章桥”或“樟桥”，清代属于慈溪县，现在改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利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新居命名为“庄桥”，反映了她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在马利的“庄桥”房子门口，摆放着两把从中国带来的椅子。她自己经常穿戴中国式服饰，甚至用宁波方言将自己饲养的一条英国小猎犬称作“黄狗”（wonk）。她自己则被别人称为“中国姑娘”。1868年9月30日，马利在其“庄桥”住所去世，享年71岁。她的墓碑，至今依然树立在麦克拉伦的一个公共墓地中。此外，在英国伦敦的“世界传道会”（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中，原先保存着一幅马利的彩色肖像油画。2013年，此画被捐赠给了位于英国伦敦的国立海事博物馆（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编号为REG13/000087.101

马利姑娘

Tsong Gyiaou “庄桥”

马利姑娘虽然是个英国人，但她在宁波生活了16年，她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浙江的妇女教育、残疾儿童教育、幼儿教育和职业教育。她所创办的女子学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马利姑娘无疑是近代浙江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女子。她的生平事迹，应当是浙江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国际学术界关于马利姑娘，也应当是浙江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相关西文文献中Tsong Gyiaou，wonk之类词汇的汉文复原，更应当是浙江学者的研究长项。如果离开海外遗存，就无法理清浙江近代妇女教育是如何产生的，就无法认识浙江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兴起过程中是如何先行的。

马利姑娘的墓碑

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浙江文化遗存，是浙江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闭关自守，积贫积弱，我们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所知甚少，更谈不上利用。今天，世界快速进入全球化新阶段，中国奋力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浙江积极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先行探索，杭州将步入“后亚运”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启动海外浙江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工程。这项工程的意义在于：1．通过发掘海外文化遗存，填补“浙学”研究的学术空白；2．通过研究海外文化遗存，纠正“浙学”研究中的错误说法；3．通过将海外文化遗存与国内文化遗存进行对比，拓展“浙学”研究的深度及广度；4．通过充分利用海外文化遗存，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扩大“浙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使“浙学”成为国际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某些领域引领国际学术前沿；5．以海外文化遗存为依托，以学术研究为动力，强化浙江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浙江文化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