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状元图考》，记载宋淳熙年间，知县叶子强建问潮馆。

关于江南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人地关系已有诸多研究，但对观潮习俗的兴衰及其隐含的区域性人地关系似少有学者措意。涌潮历来以钱塘潮最负盛名，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潮头最高，俗传为“潮生日”，吸引四面八方之人群前往观看。古籍中，观潮最早见于西汉枚乘《七发》“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因长江河道变迁，隋唐以前见诸载记的广陵潮已消失，而钱塘潮自南朝以降声名渐广，遂有人指枚乘文中之“曲江”乃钱塘江。但对长江河口海岸变迁的研究和相关辨析表明扬州实为“广陵观涛”地。就观潮而言，前人研究或侧重文学意象，或探讨钱塘江口的“弄潮”，或探讨地区性潮神信仰，或探讨“状元谶”及其背后的环境变迁与科举文化，鲜少关注此习俗的地理分布及其自然、社会驱动因素。故此略为钩沉，以就教于方家。

一、观潮习俗的地理分布

江浙沿海地区多属感潮区，河流受潮汐影响，早晚水位有落差，有的河流甚至可以形成较大潮头，每年农历八月中旬最高，由此在某些地方形成观潮习俗。兹就史志所载，依流域分布，并大体按时间早晚，试作考订。

（1）张泾看潮。此处在今金山境内，清代属娄县，为黄浦江支流：“八月十八日，潮生日，有至张泾桥外纵观者。”

（2）泖塔看潮。清董含《云间竹枝词》：“飒飒轻风蓼叶飘，木犀初见担头挑。游人画舫斜塘路，泖塔同看十八潮。”泖塔，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区沈巷镇泖湖中，泖湖亦称“三泖”，由长泖、大泖、圆泖组成。据清嘉庆《松江府志》记载，前二泖久已成田，仅圆泖“周不过二十里”。

（3）鲁汇看潮。鲁汇曾为南汇县属，倪绳中《南汇县竹枝词》：“涛头东过向观桥，鲁汇奔腾势益骄。锣鼓喧天声不断，搭台高唱迎送潮。”小注云：“八月十八潮生日。潮进闸港，至鲁汇而潮头益壮。搭高台唱迎送潮辞，诚浦东大观也。”

（4）浦口观潮。八月“十八日，俗谓潮头生日，较平时必高一二尺，城外街衢皆水，有至浦口纵观者，望如银峰雪岭，汹涌而来”。小注附元末明初邑人顾彧《竹枝词》：“南跄东边水接天，鼋鼍出没蜃楼连。柴客鱼商休早发，大汛潮头要覆船。”南跄，即南跄浦口，约在今上海市杨浦区虬江码头之西，为明永乐间引吴淞江流由黄浦江入海处。明清时上海各志记载“沪城八景”，其中“黄浦秋涛”即写八月十八看潮。

二、河道通塞与观潮习俗兴废

史志所载观潮地今大多已成平陆，无潮可看，曾经的观潮习俗也再难觅踪影。但唐宋以来有关文献中太湖以东地区主要河道变迁的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综合以上线索与当前研究，可以明确，多重因素作用下的河道通塞，无疑是左右观潮习俗兴废的自然驱动力。

根据上节描述，钱塘江沿线及其支流（如曹娥江）诸地均可观潮，尤其以钱塘江干流及入海口处为盛。杭州的凤凰山、江干一带曾是观钱塘潮最佳地点，入清后由于河道变迁，观潮点改以海宁最佳。定山原为钱塘江中江心岛，元代以后泥沙淤积，江道东移，此处遂成陆上岗丘，观涛之俗也随之消失。见载的定山观涛资料，从北魏到元代有近千年。据现代观测，钱塘江年均输沙量约780万吨，远低于年均输沙量4.8亿吨的长江。可能因钱塘江泥沙含量较少，河道淤涨较缓，有潮可观的时期才更长。

长江沿线的观潮点随河道向东南延伸而迁移。汉代的广陵潮观看地在今江苏扬州之曲江，当时长江入海口呈三角港式，向上束狭呈喇叭形，扬州岸处有沙岛，把长江分为两支，南为大江，北为曲江，北支江形有利于潮波反射，出现涌潮。上文提到，南朝宋时的观涛点已下移至海陵，可见曲江涌潮在隋唐之前已经消失，海陵观涛何时消失则难以考索。对岸的京口在汉代时无涛，南朝时又有涛可观，从庾信诗所记“瓜步江”地名来看，此时江流已远离扬州曲江。直到明代依然有关于京口观涛的诗作，说明其持续时间很长。江阴观潮的记载见于元代，福山观潮见于明代，璜泾观潮见于清嘉庆，茜泾观潮见于清同治，崇明观潮见于清光绪。由崇明岛分隔而成的长江北支，在永隆沙至青龙港河段至今也时有涌潮出现。

涌潮形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潮差要大，二是河道较长、水深较小、河床溯源抬升，使潮波能充分变形。依各历史时期长江口的地理形势，这并不难满足。以现代为例，长江属于中潮河口，南支口门附近的中浚站多年平均潮差为2.66米，最大潮差为4.62米，北支潮差比南支大，三条港多年平均潮差为3.06米，最大潮差为5.01米。口内为非正规半日浅海潮，口外为正规半日潮。长江口的潮量也相当可观，当上游径流量与口门潮差接近平均情况时，进潮量可达266400立方米/秒，约为年平均径流量的9倍。再者，长江口为海陆过渡环境，因流域与海域来水、来沙共同影响，往往形成复杂多变的分汊型河道。河口宽浅，受科氏力作用明显，涨潮流流路偏北岸，落潮流流路偏南岸，在涨落潮流路分歧的缓流区，泥沙容易淤积，形成心滩，由单一河槽演变为复式河槽；且长江处于中纬度地带，自西向东流，受科氏力和径向离心力的影响比高、低纬地区都大，使得河道右偏趋势明显。又由于径流方向与涨潮流相反而与落潮流一致，故北支逐渐淤废，南支日益发展壮大，主河道不断向东南偏移。这些因素叠加，造成全新世中后期长江口的河口沙洲呈西北—东南雁行排列，且反复处于河口沙洲发育—分汊河道形成—河口沙洲并岸的过程中，就此促成历史时期长江口沿岸地区涌潮景观的兴废与迁移。不过，当下游地区出现涌潮时，上游旧有的观潮活动不会马上消失，往往还会持续一些时间。

长江与钱塘江之间太湖以东区域的入海河道状况也深刻影响着观潮地点的存废。根据相关研究，两宋时太湖水以吴淞江为入海干道，南宋以后东南海岸线向外延展，江身渐渐浅窄，“太湖之水或分流东北向通过刘家港入海，或由淀山湖向东经大曹港、东西横泖入黄浦，再由上海浦汇入吴淞江下游”。浏河（刘家港）的形成，起于北宋修治至和塘，元代又开浚太仓入海港浦以通海运，使之成为元明时水阔流深的大河，但明万历以后渐被泥沙壅积仅存一线。此时黄浦江却日益冲刷壮大，成为太湖下游唯一通畅尾闾，吴淞江反成其支流，这一局面延续至今。千百年来三条河流此淤彼通，流经之地或有潮涌，观潮习俗亦随之起落。

唐宋时期太湖入海主干道为吴淞江，因此宋时沿江一些地方可见涌潮，如上引青龙看潮和顾浦看潮都是潮汐入吴淞江而成。那时吴淞江水深江阔，直到宋末元初，“海舟巨舰每自吴淞江、青龙江取道，直抵平江城东葑门湾泊。……此时江水通流，滔滔入海”。

元明以后吴淞江淤塞严重，再难形成涌潮，地方观潮习俗的记载也旋即消失。此时娄江成为太湖水入海干道，潮汐亦由此深入内河支流，沿途多地皆可观潮，如上引浏港（即浏河口）、半泾、外冈、昆山、唯亭等，形成当地特色。昆山与唯亭观潮起于南宋，《中吴纪闻》记载：“昆山虽去松江不远，旧无潮汐，绍兴中方有之，犹不及二十里外。李乐庵尝见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状元。’后以此语叶令子强，因作问潮馆识其语。今已过夷亭矣”，“甲辰（1184）科，昆山人卫泾清叔亦为状元”。问潮馆“在县西南二里四十步……淳祐辛亥知县项公泽重修”。

这里将昆山、唯亭潮汐的流踪略作清理。北宋时修筑至和塘，其下游不直通海，而是通过小虞浦等支流南入吴淞江，故此时昆山、夷亭并不通潮汐。随着海平面上升，北宋中期以后苏北平原、杭州湾滨海平原岸线逐步内坍，吴淞江潮流界西移，昆山、夷亭等地成为感潮区。涌潮通过吴淞江沿小虞浦、至和塘可达夷亭，这是南宋苏州出现“状元谶”的地理背景。元代至明初太湖水走娄江（浏河）入海，浏河既阔且深，水流迅疾，沿岸港区码头达15—20千米，既方便大船停泊，也方便潮汐往来，故沿河及其支流，如外冈、半泾、张泾、刘港都可观潮，以前通过吴淞江才能感受潮流的昆山、夷亭，也因浏河直接连通至和塘，继续有潮可观。此时，昆山的观潮点由原来县城西南转移到东关外“新洋江口玉柱塔下”，玉柱塔“在宾曦门外新洋江口”，明代还在这里“复建候潮馆”。但同样受所挟泥沙困扰，明末浏河渐渐萎缩直至淤塞，刘家港也因长江河口南岸严重崩塌逐渐衰落，涌潮景观消失。清初重浚浏河后，潮水复至昆山、唯亭。但即使在浏河淤废时，昆山舁神赛会的观潮风俗仍在举办，清末才告消歇。

宋元时期，黄浦仅为太湖流域的一条普通河道，受海潮影响不大。然而，由于太湖东南沿海出水通道被人为捺断，吴淞江水道曲流发育、河床淤浅，元明时期，太湖来水只得从东北向的浏河和东南向的黄浦入海，此时浏河尚据于主干。明永乐元年（1403）太湖大水，范家浜开浚，黄浦江下游日渐深广，万历以后替代浏河成为太湖出水主道。黄浦江也因此出现早晚潮流，其影响及于上游和支流，故泖塔、张泾、鲁汇、浦口都可看潮。泖塔看潮或在清中期因泥沙淤积而消失。张泾本来南向入海，因海塘修筑被堰断，纳入黄浦江水系，受江潮影响，当在两者交汇处出现涌潮。鲁汇位于黄浦江东流折北处，金汇港、闸港在此会合入江，激水成波，民国以前这里经常举行盛大的观潮活动。浦口观潮持续时间很长，由元明至民国，其地点在黄浦江河口至上海县城外陆家嘴一带，也是一时盛会。据现代观测研究，黄浦江河口是典型的潮汐河口，水动力受黄浦江下泄径流和长江口潮汐共同影响。潮汐起着主导作用，多年平均潮差2.31米，是中等强度的感潮河流。黄浦江河口在治理前普遍淤积，口门水深不足3米，航道水深仅4.5米。1907年荷兰工程师奈格等人在河口左侧设计导堤，规顺河口涨落潮流，使河口拦门沙消失，航道水深显著改善，目前达到12米。也因此，河口以上江段不复出现涌潮景观。

三、“潮生日”与祭潮

上文探讨了观潮习俗的地理分布及其兴废过程，初步揭示了自然驱动力在其中的作用。这一过程表明社会习惯受制于自然节律，但其形成机制、表现形态及社会驱动因子同样值得探讨。鉴此，对现有研究着墨较少的“潮头生日”与祭潮问题也稍作探究。

将八月十八日作为观潮节是一个积久成俗的过程。潮汐系由太阳、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引潮力产生，当日、月、地处于一条直线时，引潮力最大，故每月朔、望日会有大潮产生，每年春分和秋分，即农历二月和八月出现高潮。但江南地区春季雨水偏少，盛行的西北风与潮向相反，秋季雨水丰盈，盛行的东南风与潮向相同，因而秋潮较春潮更盛。在农历八月十一至十八日这段时间里，潮头较平日为高，尤以十八日为最。古人凭借长时间的观察与记录，逐渐掌握了潮汐的规律，选择在潮头最高的八月望日前后观潮，年月既久，遂成民俗。

汉代八月之望的广陵观涛因曲江淤废过早消亡，钱塘观潮以其持久存在，成为观潮习俗节日化的真正推手。钱塘涌潮的形成约在三千年前，汉代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有其成因的讨论，世人对其观赏也由来已久，较早见诸吟咏的，如东晋顾恺之写波涛之壮观，南朝梁刘孝绰写潮水之惊骇，可见当时钱江涌潮已成胜景。

唐代杭州樟亭观潮多见于诗人笔端，如孟浩然《与颜钱塘登樟楼望潮作》，僧皎然《送刘司法之越》、宋昱《樟亭观涛》、姚合《杭州观潮》、朱庆馀《观潮》等，无论诗人身在何处，都无碍听闻浙江涌潮盛名。李吉甫则记：“（浙江）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潮水有信，按时而至，以“每年八月十八日”舟人渔子乘高潮踏巨浪的“弄潮”之戏最堪游赏，这种弄潮行为是否出于官府或民间社团的组织已渺茫难考，但“数百里士女”“共观”，则是观潮这一人群的共同行为民俗化、节日化的表征。

八月观潮的娱乐性在宋代得到强化，其盛况如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刘黻《钱塘观潮》写吴人弄潮之戏，又如宋吴儆《钱塘观潮记》所录，弄潮儿七月中旬即开始准备，到八月十八这天便迎潮踏浪，追波逐流，视登上潮头者最佳，获奖励最多。再者，南宋定都杭州，官方参与观潮活动更激发了民间的热情，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有详载。这些篇章表明富庶闲适的杭城官民每年八月十一日即开始观潮活动，至十八日最盛，而弄潮儿戏潮、水军江上演武、皇帝观潮视军、官民献祭潮神等仪式感浓烈、节庆化明确的文化事象，充分展现了其“礼与俗交织、祭神与行乐并存，官府与民众共构”的民俗节日特征。因此，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指出“人但借看潮为名，往往随意酣乐耳”，揭示了钱塘观潮的娱乐性真义。也许因为十八日潮头最高，看潮人最多，加上官方在该日阅武演军等，促进了“观潮节”定型。

爬梳两宋史料可知，当时观潮虽已为民俗节日，但潮头尚未被人格化，更未出现所谓“潮头生日”或“潮生日”之说。无论《钱塘观潮记》里托辞海神的潮“至大而不可犯”，还是《梦粱录》中弄潮儿执旗泅水“以迓子胥”，都只说宋人把潮头看作受海神或伍子胥精魂，即潮神所驱使。再如其他有潮可观的地方，如广陵、海陵、定山、上虞、顾浦、青龙、昆山等，其元以前的记载中也未见此说。元明间张昱有诗《同贡有初观潮赋》：“旧时八月潮生日，士女倾城出看潮。秋唾似从天上落，晴欢宜向酒中消。气争鸟道为森爽，势合龙宫亦动摇。今度可怜成独往，海门斜日共萧条。”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提及“潮生日”的史料，推测此说当出现于元代。清乾隆时官员奏章中说“适十八日，俗传为潮生日”。光绪年间的《定乡小识》载：“今俗以八月十八日为潮生日，有司祭潮于秋涛宫，士女看潮者至浙江驿而止。”其他地方文献也有“俗称潮生日”或“俗谓潮生日”，则此说或非来自官方认定，乃民间相沿成俗，而有司祭潮，则体现了礼以从俗的意义。

“潮生日”到明以后已广为传播，除见于上引各地的方志外，还有如明归有光《题瀛涯胜览》文末落款“己未潮生日书”；徐光启《农政全书》记八月“十八日潮生日”；清李光地等人编修《月令辑要》亦在“潮生日”条下记“《四季须知》：四海之潮皆暗涨，惟浙有明潮。八月十八日，杭人谓之‘潮生日’”。然则“潮生日”之说或为杭州人首倡，传之四方，有潮可观之地亦承袭此说，且都以钱塘潮作标杆来比较，如上引高宗本称刘港潮头“如钱塘然”即此类。

“潮生日”的出现是钱塘潮存续时间相对长久、高潮日相对固定、各种庆典游乐活动相对集中的体现，也是人们“万物有灵”观念的反映。出现“潮生日”说法之前，祭潮活动就已存在，南宋时这一天“帅司备牲礼、草履、沙木板，于潮来之际，俱祭于江中。士庶多以经文，投于江内”。明代志书录云：“十八日钱塘令以羊豕致祭江神”，关于其详细情形，《清俗纪闻》记：“八月十八日称为潮生日。临海地方于平潮时刻在海滨设桌，供以香烛及猪羊二种、酒三爵。地方官率领下属官吏及随从至此，面向海洋行二跪六叩首礼参拜。礼毕撤下供物。”书中还有一图，图边文字“潮生日官祭（跪拜者黄衣，其他分穿橙、蓝、绿衣。帽子皆红顶，蓝帽檐。供桌、蜡烛、地毡均红色）”，其反映的当是临海府县的一般情形。清康熙年间建于杭州的秋涛宫为当时最佳观潮地，“系南巡时供御览者”。清道光时梁章钜曾拟于十八日前往此宫观潮，又恐“其日为潮神生日，城中各官必来致祭，上下人多，未免喧挤”，遂提前一日往观，与上引《定乡小识》“有司祭潮于秋涛宫”适相印证，说明秋涛宫乾隆以后即为杭城官员祭潮神之地。另外，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正八年（1730）先后在海宁修建了潮神庙与海神庙，集中祭祀众多海神、潮神，也会在每年八月十八日举行祭祀仪式，说明这一天祭潮头与祭潮神并行不悖。

上述引文中“祭潮”的对象，虽有“潮神”之名，实包括被人格化的“潮头”，极易与杭州湾一带供奉的各色“潮神”“海神”混为一谈。“潮神”与“海神”一样，并非一位或几位神灵专属，而是民间一种功能性泛称。这类“潮神”多以凡人为原型，因被赋予了掌控海潮、抵御潮灾及护佑百姓的神通，故得以享供奉、受香火；并大多得到朝廷敕封，被四时致祭。地方官员在八月十八日所祭之潮头，如《清俗纪闻》所载，在一些地方或无固定拜祭地点，拜祭时间只在八月十八日平潮时分，拜祭等级也相对较低，由地方官率领随从，备猪羊二种、酒三卮，行二跪六叩首礼，随后供祭就撤除了。这样的待遇自不能与配享庙宇的一众“潮神”相比。总之，“潮生日”这一天祭潮头，其地点、级别与功能，与杭州湾一带祭“潮神”有差别，二者不宜混淆。

不过，被人格化的“潮头生日”传遍了江南有潮可观的地方，由人化神的“潮神”信仰却基本局限于杭州湾一带。虽然在宋元以前的吴淞江下游沿岸曾出现以汉代开国功臣祭祀群来魇镇“霸王潮”的现象，其他地区却鲜有钱塘江流域常见的伍子胥、张老相公等“潮神”祠庙。太仓钱泾曾有一座“伍胥大王土地祠”，传为某商人因阻风于此，夜梦伍子胥而筑，并非针对江潮；又福山、刘家港等地建有“天妃宫”，主要是保障航海安全，亦不重于捍御潮灾。这种民间信仰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可从潮汐对地方社会影响的角度来阐释。

江南地区依江傍海，深受潮汐影响，在特殊地貌条件下，有的地方出现涌潮。引潮力最大的时候，涌潮波涛耸峙，极具雄伟壮阔的美感，从而形成娱乐性民俗节日，所谓“潮头生日”的说法不胫而走。另外，每天早晚应时而来的潮汐，再加不时而至的风暴潮，极易造成灾难性后果，引发人们的恐惧之心和捍御之念。杭州湾为典型的束狭喇叭形河口，形成的潮波更大更具冲蚀力，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就用伍子胥忠而被戮、怒而驱涛来解释澎湃汹涌的潮浪。隋唐五代时期，随着人口增加，钱塘江两岸低地开发，潮波长年累月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设法抵御。又因钱塘江径流量小，一旦咸潮压制江流浸灌而入，往往田塍荒芜，禾黍焦枯。人们为了对抗潮灾，修筑了更长更坚固的海塘，杭州湾沿岸的海塘在宋以后基本连成一体，小的入海河流被人为捺断以保护农田。人们又祈求神灵护佑、减灾降福，将千百年来与潮水抗争过程中的一些功劳卓著、勤苦任事甚至以死相搏的人神化，封为名号众多的“潮神”以纪念、祈佑。

与杭州湾自然地理条件不同，长江沿岸地区河流虽然也受潮汐影响，但得益于长江径流量大，入海口含盐量小，潮流虽有淤垫之虞，亦有灌溉之利。故而人们只在横塘纵浦上修闸筑堰，安排民夫定时启闭，保水利以减水患。也就是说，虽同为涌潮景观，钱塘潮因其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辐射力；但作为这些文化要素传播的接受者，江南其他观潮地仍表现出了强烈的选择性。不仅如此，与钱塘潮相对单一的审美价值（或“景观功能”）不同，江南一些地方的涌潮另有意义，如昆山观潮寄托了对苏州士子考中状元的厚望，江阴县则有“十八日，俗谓潮生日，取潮水洗户槛，谓可辟虫蚁”的习俗。要言之，在江南各地，涌潮催生出的观潮习俗生成了差异化的内涵，“潮生日”的广泛传播与“潮神”信仰的地方局限，折射出各地因应地理环境的文化调适与意义生成。

四、观潮与江南区域人地关系的地方性调适

上文论述表明，不同历史时期，在钱塘江、长江、娄江、吴淞江、黄浦江等河流的河口及其支流，曾有八月观潮的习俗，这种习俗的分布地点、兴盛消亡与河道通塞有密切关系。观潮起于广陵（今扬州）曲江，最负盛名的则是钱塘潮。唐宋时期钱塘观潮成为一种娱乐性民俗节日，而农历八月十八日称为“观潮节”，与南宋时在这一天观军演武有极大关系。元明时期，民间出现“潮生日”的说法，流播于江南地区，有潮可观的地方在这一天都会祭潮，但无论是观潮、祭潮，还是“潮神”信仰，江南各地都存在差异，这体现出潮汐对地方社会的不同影响，也折射出区域内不同地方对自然环境的响应与适应。

观潮习俗在江南地区的兴起、延续或衰落，从长时段来看，与这一地区河道的通塞状况息息相关。河道的通塞，既是气候和海平面影响下地形地貌的自然发育，也离不开人类与水争地、兴修水利的扰动，但二者皆受制于长江上中游的来水来沙和河口海岸从不间断的潮汐运动。这种自然的律动，甚至可以看作江南地区自然与社会变迁的根本性驱动力，这一点在既有研究中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江南地貌本身是第四纪以来数次海浸与海退的产物，太湖即是海湾-潟成湖；长江河口向东南迁移、河口沙洲并岸，钱塘江河口延伸，其北岸岸线的冲蚀、南岸岸线的淤涨，以及疏泄湖水的太湖以东区域河湖的演变，海岸线向东的延展，都是泥沙与潮汐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长期的作用，深刻地塑造了江南的自然、人文地理景观。从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到大田作物的种植与调整，从政区建制的析分与合并到市镇港口的兴起与衰落，江南社会运行与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这一地理背景中得到合理解释。当然，地方风俗信仰与生活节奏也与此相呼应，包括观潮与潮神信仰等。甚至日常交通出行同样如此。江南地区水网纵横，又多属感潮河流，往往水浅沙积，出行不便，故趁涨潮时节乘船出行，亦是生活常态，如元丘元镇《过蔡泾闸》：“港汊不容三尺水，舟航全借两番潮。”明王鏊《还至维亭》：“早潮时去晚潮回，陆市巴城迤逦来。”又如“福山塘潮汐最盛，舟多乘潮行”。而在河宽水深的河道行船，顺落潮潮流则更省力省时，如明卢熊《舟泛吴淞江》有：“早发木兰桡，江行趁落潮。”明张泰《昆山乘落潮夕归》有：“玉峰山下促归桡，东向沧洲正落潮。”凡此种种，不仅展现了人与环境的互动与调适，更折射出人事移易对于自然节律的依随。因之，所谓沧海桑田，不唯专指自然景观之演替，亦应包含人文社会之变迁，江南地区的观潮习俗正是其中的经典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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