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早期江南的农民——以郭世道父子为中心

鲁西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宋书·孝义传》所记郭世道、原平父子事迹，反映了中古早期江南地区普通农民家庭的生活图景及其生存状态：他们在从事农耕的同时，普遍开展多种经营，与市场联系密切，并非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在遭遇社会动乱与灾害时，与邻里互相帮助，形成地缘性社会关系；作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交纳田租户调，应征从役，并接受王朝国家的教化。中古早期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世界，可区分为作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家庭、作为互助单位的村里、作为市场网络的区域经济体系，以及作为控制与管理体制的郡县乡里体系等四个层次。

一

中古早期江南农民生活的地理空间

《宋书·孝义传》记载的郭世道是会稽郡永兴县人。郭家居于独枫里（元嘉四年以世道之孝行，改名为孝行里，传文不言其所属乡）。传文称郭世道行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传文又谓其子郭原平为人佣作，日暮受直后“于里中买籴”，归家举爨。综合相关文献，我们得以对郭家生活的地理空间遂形成一些基本认识：（1）郭家应当居住在永兴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属独枫里），其宅舍地势较低，四周挖掘了排水沟，上建小桥可供通行。（2）永兴县城大抵即位于今萧山城区或其西北不远处。县城有水道与其南面的浦阳江和北面的浙江水相通。沿此水路，郭世道及其子原平可至永兴县城及其市，然后转赴山阴和钱唐。郭凤埭和西陵牛埭分别是浦阳江和浙江上的重要码头，上建有引埭等设施；置有埭司，负责管理津渡运行和收税。（3）永兴县东有会稽郡，浙江北岸有钱唐县与余杭县，溯江而上有富阳县，永兴县西北境有西陵戍。永兴县即位于山阴、钱唐、富阳共同构成的浙江下游的区域体系中。

二

中古早期江南农民生计的多样性

据传文所述，郭氏父子的生计手段，主要有佣作、田作与贸易三端。

（1）佣作与十夫客。郭家初无田产。传文叙郭世道年少时“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然世道佣力为生，仍得娶妻生子。世道之佣作，盖非田作。传文记叙世道之子原平“性闲木功，佣赁以给供养”。盖郭家世传木工，世道亦以木工为生计手段。传文载世道死后，原平“以为奉终之义，情礼所毕，营圹凶功，不欲假人。本虽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营墓亦为技术工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营生。

（2）田作。郭家初有宅，无田产。至原平时，买下田产数十亩。此时郭家在经济上已处于上升阶段。浙江下游两岸种植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但麦菽也应当很普遍。普通人家的主食，当以米食为主。传文记叙原平在父亲去世后，每逢节岁烝尝，前后数日，都“绝饮粥”。大约白粥是其常食。传文还记原平服父丧之后，“不复食鱼肉”。那么，在平常状态下，普通民家应偶有鱼、肉可吃；普通人家，也常吃粟麦。《宋书·孝义传》说宋文帝死后，郭原平“日食麦一枚，如此五日”，说明当地主食麦。

（3）贸易。原平所种的瓜适时进入市场。《宋书·孝义传》载：大明七年（463），大旱，瓜渎不复通船，县官刘僧秀让人下渎水以通运瓜之船，原平拒绝了县官的好意，“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据此，永兴县民所种之瓜，有相当部分被运往浙江对岸的钱唐去卖。传文记郭世道“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乃“以己钱充数送还之”。原平也经常到市中货卖。传文云：每出市卖物，人问几钱，裁言其半，如此积时，邑人皆共识悉，辄加本价与之，彼此相让，欲买者稍稍减价，要使微贱，然后取直。出市卖物，就是到市场上卖自己生产的东西。郭世道到山阴市“货物”，也是去出卖自己家所产之物。

三

中古早期江南乡村的社会关系

东晋南朝时期，各种原因导致江南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高。《宋书·孝义传》说郭世道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儿，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其时郭家尚无田产，仅靠佣力为生，无力同时养活儿子和母亲，故而放弃儿子。当农民家庭在动乱、灾疫面前无能为力时，村里地缘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郭氏父子所生活的独枫里也是一个地缘性社会。《宋书·孝义传》评价郭氏仁厚，受到官府的表彰，其居里也因而改名“孝行里”，但郭氏并未建立起宗族，更未能形成宗族势力。传文中郭原平在父亲死后，“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当是在墓地建立的供祭祀、守墓用的小屋，并非宗祠。

同时，郭氏父子似乎并不热衷与士人、官府交往。传文记“原平由来不谒官长”，并举原平因事误为吏所录，县令不相谙悉，将加刑罚之事以为证明。原平与居住在永兴县的士人虽偶有来往，但并不密切。传文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蔡兴宗任会稽太守，对郭原平“深加贵异”，以私米馈原平，并下教道：“永兴郭原平世禀孝德，洞业储灵，深仁绝操，追风旷古，栖贞处约，华耈方严。”故饷以帐下米百斛。原平固让频烦，誓死不受。晋宋南朝，举孝廉后亦得为州郡吏。《宋书·百官志》谓：“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通典·选举》说：“宋制，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凡州举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郭世道、原平、伯林，一门三代，皆被举为孝廉，均不就。

南朝农民的赋役负担。郭家因得到朝廷表彰，得蠲免税调（租布），但是未得复除徭役。刘宋时的编户齐民，十五岁（或十三岁）时应半役，十七岁（或十六岁）应全役，至六十岁（或六十六岁）免役。正役役期以每年二十天为原则，实际执行的役期当远超此数。除正役外，民丁还会被临时征发，去前线服兵役，或从事运输、施工等劳役；也会受郡县征发，修护塘坡、沟渠、路桥等，或者在本县邑充当村长、路都，参与防城、直县。其赋税负担，则主要包括田租（税）与户调两项。田税的征收，有计口输税、度田履税两种方式，而以计丁课米为基本原则。户调亦以户为单位交纳。刘宋初年，丁男一口，须交纳的税、调不低于六千钱。若以一户有丁男、丁女、次丁男各一口计算，一户人家的税调负担约在钱一万一千至一万六千之间。

透过以上图景，我们注意到：中古早期江南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被纳入较为广泛的区域经济与政治社会网络之中。他们在从事农耕的同时，普遍开展多种经营（包括从事木工、营墓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种植经济作物等），并通过佣工、采摘捕捞、纺丝织布等，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弥补生活之不足。他们将自己的产出送到市场货卖，并以货币方式结算夫值（佣薪），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中古时期江南地区的农民，并不是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其所生存的经济环境，也并非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同时，通过乡里与赋役制度，他们也被纳入严密的政府控制体系之中，作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交纳田租户调，应征从役，并接受王朝国家的教化。当遭遇天灾人祸时，他们很少得到政府的救助，而主要依靠邻里互助，以渡过难关。质言之，中古早期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世界，可以区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作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家庭，二是作为互助单位的村里，三是作为市场网络的区域经济体系，四是作为控制与管理体制的郡县乡里体系。

[说明：该文章刊发于《江海学刊》2023年第5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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