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十二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摘  要：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两次永兴军乾祐山降天书事件，两次乾祐天书的政治意义有根本区别，并非大中祥符天书的简单延续。第一次乾祐天书宣称只有寇准重新掌权才能护佑宋朝安稳，并预言宋真宗“圣寿三万日”，实由周怀政一手策划，宋真宗事先可能毫不知情。如果宋真宗真的可以活到八十三岁，那么宋仁宗继位时已四十有余，宋真宗没有理由为刘皇后未来的垂帘听政做出相应安排，这就为周怀政与寇准清除刘皇后势力提供了可能。第二次乾祐天书宣称天之所佑将由宋真宗本人延及宋仁宗，应该是由宋真宗亲自策划，其目的在于维护天书权威的同时否定第一次乾祐天书的政治意涵，消除大臣们对于刘皇后加害宋仁宗之忧虑，为刘皇后掌权提供宗教与政治的保障。

关键词：乾祐天书 周怀政 寇准 宋真宗 刘皇后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两次永兴军乾祐山降天书事件。由于史籍记载的混乱与隐晦，乾祐天书至今仍有诸多问题没有讨论清楚。当代学者已经明确乾祐天书实有两次，一次在天禧三年三月，一次在同年八月前后，参见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第63~64页；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第16页；赵冬梅《千秋是非话寇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第206、242页；等等。乾祐天书又与太子（仁宗）的政治地位问题密切相关。参见赵冬梅《千秋是非话寇准》，第242页。但学界对乾祐天书与寇准、真宗的关系远没有达成共识。关于寇准所献第一次乾祐天书，除寇准献媚恋阙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寇忠愍罢相恋阙》，郑世刚、杨立扬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27页；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3086页。邓小南等研究者倾向于此种观点，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333页。与被迫献天书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公寇忠愍公》引刘攽《莱公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2册，第120~121页。汪圣铎等研究者倾向于此种观点，参见汪圣铎《宋真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第268页。刘攽称向真宗提议令寇准献天书者乃王旦，李焘认为：“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准上天书乃三年三月，攽误甚矣。或（王）钦若实为此，非旦也。”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条小注，中华书局，2004，第2142页。后文引用《长编》凡未做说明者均据此版本。两种解释外，新近又有寇准例行公事之说。赵冬梅：《千秋是非话寇准》，第206~218页。与此相关，则是真宗是否参与甚至策划乾祐天书的讨论。汪圣铎认为：“讲这次天书降全是周怀政、朱能等人策划的，甚至有的史书讲此事是朱能一个人一手策划的，这是令人持疑的。因为没有宋真宗的支持这些人未必有这样大的胆量。而且，周、朱二人都是或曾是宋真宗身边的人，宋真宗对这次天书降也持积极态度。所以，这次天书降事先应当曾得到过宋真宗的同意或默许。”（汪圣铎：《宋真宗》，第268页）汪圣铎的另一本著作以及赵冬梅的看法与《宋真宗》一书类似，见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64页；赵冬梅《千秋是非话寇准》，第206~218、242页。杜乐则认为“现存史料完全没有真宗参与的痕迹（相比而言，尽管大中祥符元年的‘天书’终宋一代都被官方认定为真，并不妨碍关于真宗参与制造的传言被诸多笔记所记载），而且毕竟此‘天书’最终由朝廷宣布为假，如果真宗直接参与了此‘天书’的制作，恐怕无论是真宗，或者真宗病重时代行皇权的刘后，宣布‘乾祐天书’为假，都多少会有所顾虑”，“就算真宗的确参与了‘乾祐天书’的制作，这种参与也可能极为有限，可能只是提供一些暗示”（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第64页）。然而两次乾祐天书的政治意义有何异同，为什么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降天书，这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澄清。其实史有明载，周怀政才是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的真正主谋，他也是解开乾祐天书奥秘的突破口。

一 第一次乾祐天书主谋周怀政及其与寇准的关系

周怀政实为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的主谋。《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述此事时，正文与注文中两次出现周怀政的名字，但又刻意将其排除在第一次乾祐天书直接参与者之外。根据《长编》的叙事，似乎朱能才是第一次乾祐天书的主谋，周怀政只是帮助朱能获得了职位的升迁：

入内副都知周怀政日侍内廷，权任尤盛，附会者颇众，往往言事获从。同辈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库，皆得专取，而多入其家。性识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单州团练使田敏家厮养，性凶狡，遂赂其亲信得见，因与亲事卒姚斌等妄谈神怪事以诱之。怀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药使，领阶州刺史，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时寇准镇永兴，能为巡检，赖准旧望，欲实其事。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多依违之。是月，准奏天书降乾祐山中，盖能所为也。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条，第2141~2142页。

注文所引刘攽《寇准传》（即《莱公传》）则称王旦向真宗提议教唆寇准降天书，而周怀政只是将真宗旨意传达给寇准：

刘攽作《寇准传》云：朱能献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寇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乃使周怀政谕准。准始不肯，而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曙固要准，准乃从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准上天书乃三年三月，攽误甚矣。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条，第2142页。

其实正文中“怀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药使，领阶州刺史，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的主语就是周怀政，核心的谓语与宾语“造符命”即指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只是这里又讲“准奏天书降乾祐山中，盖能所为也”，而朱能的确参与了第一次乾祐天书的制造，容易使人误认为“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的只有朱能而不包括周怀政。“周怀政日侍内廷……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多依违之”这段叙述与《宋史·周怀政传》完全一致，《三朝国史·周怀政传》应该是两者共同的史源。《宋史·周怀政传》不但明指周怀政“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而且点明了这次天书的内容是“托神言国家休咎，否臧大臣”。《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周怀政传》，中华书局，1985，第13615页。“托神言国家休咎，否臧大臣”其实是借神灵之口宣称只有寇准重新掌权才能护佑宋朝安稳。

周怀政制造第一次天书更直接的记载出现在《长编》同卷六月甲午王钦若罢相条注文所引《真宗实录》记事：

《实录》云：初周怀政以上崇禋祀，遂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冀图恩宠，且日进药饵。《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条，第2149页。

周怀政政变失败后，被一并查处的乾祐天书案也以周怀政为主谋，“（雷）允恭、（刘）从愿尝发周怀政天书妖妄事”，《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十月戊申条，第2255页。周怀政毫无疑问就是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的主谋。

周怀政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不但史有明载，而且也只有周怀政有条件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制造天书。周怀政是大中祥符时期真宗降天书活动的核心人物，他不但是亲手捧奉天书的夹侍，《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周怀政传》载：“大中祥符初，真宗东封，命修行宫顿递。及奉泰山天书驰驿赴阙，转殿头。天书每出宫，与皇甫继明并为夹侍。”（第13614页）还是王中正与真宗之间的传信人——刘承珪的继承人，即圣祖由王中正召致，并先后由内侍刘承珪、周怀政负责王中正与真宗之间的沟通。参见夏竦《文庄集》卷二八《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右神武卫大将军致仕使持节康州诸军事康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上柱国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镇南军节度使太原王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087册，第282~283页；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第64~67页。因此周怀政掌握着真宗制造天书的所有奥妙，而且在真宗奉天书活动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换言之，揭穿周怀政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的谎言也将危及大中祥符天书的合理、合法性质，这是周怀政敢于以第一次乾祐天书胁迫真宗的基本条件，不过真宗最终以第二次乾祐天书化解了周怀政的计谋。

周怀政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的动机也清晰可寻。杜乐已经指出真宗朝的天书活动与求子嗣以及仁宗的出生密切相关。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第77~78页。周怀政正是以天书为中介而与仁宗形成密切关系，更有借仁宗排挤刘皇后的迫切需求。玉清昭应宫为奉天书而兴建，开工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丁谓曾言“今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条，第1602页。仁宗出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据此推算，李宸妃受孕之时恰在玉清昭应宫开工后不久。仁宗封王时真宗又有谢玉皇之辞曰：“比者自天之祐，下庇于本枝，列壤之封，获颁于成命……孺子胜衣，早凭丕荫。”宋真宗：《玉京集》卷三《谢皇子加恩表一道·玉皇》，明正统《道藏》影印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5册，第803页。仁宗成长过程中，周怀政被任命为资善堂都监。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三五《建资善堂诏》，中华书局，1962，第183页。资善堂是仁宗行冠礼之后读书之地，属于玉清昭应宫的一部分，位置在元符观之南，而元符观是由皇城司新司改建而成，皇城司新司是圣祖屡降之地。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第77页。仁宗的皇储地位明确后，周怀政又出任管勾左右春坊事，《长编》卷九二，天禧二年八月庚戌条，第2123页。而左、右春坊是比拟朝廷中书、门下省设置的东宫官司。有笔记小说记载仁宗以“哥哥”戏称周怀政，王巩《清虚杂著三编·闻见近录》“仁宗在春宫”条载：“仁宗在春宫，乘闲时画马为戏，内臣多乞之。张文懿（张士逊）为太子谕德，亦从乞之。上曰：‘师父岂可与马也？’乃大书‘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以遗之。文懿奏闻，内中交贺。要珰周怀政，上尝戏为哥哥，怀政走诣上乞书，上大书曰：‘周家哥哥，斩！斩！’时以为戏也。其后退傅，三入中书为相，怀政竟处极刑。”（张其凡、张睿点校，中华书局，2017，第254页）也说明两人的私人关系十分亲密。天书是周怀政与仁宗构建特殊关系的政治依据，或者说周怀政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仁宗宗教庇护人的特殊地位。不过在仁宗已经被册立为太子而周怀政仍深得真宗信任的情况下，第一次乾祐天书如果不是真宗授意而是周怀政私自伪造，周怀政以此巩固仁宗地位岂非画蛇添足？这个问题就涉及周怀政当时的政治处境及其与寇准的关系。

从时间点来看，周怀政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在刘美升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之前不久，而刘美这次升职是周怀政长期阻拦刘美在禁军中扩张势力失败的标志。刘美（龚美）由刘皇后前夫转变为外戚，《宋史》记载刘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预修大内，以劳改南作坊使、同勾当皇城司。天禧初，迁洛苑使，领勤州刺史，与周怀政联职”，《宋史》卷四六三《外戚上·刘美传》，第13549页。又记载周怀政于“天禧大礼，又为修奉宝册都监，加领长州刺史，是冬迁洛苑使”。《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周怀政传》，第13615页。表面上看，所谓“与周怀政联职”是指两人同为洛苑使，但洛苑使是武臣阶官，而周怀政与刘美分别于大中祥符六年与八年出任“勾当皇城司”与“同勾当皇城司”，“联职”实指同在皇城司任职。皇城司是禁军官司，掌宫城管钥、木契，所隶禁兵有三千余人，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第414页。对宫廷政治具有特殊意义。关于周怀政与刘美的冲突，《长编》引《国史·刘美传》称：

先是美与周怀政联事，怀政奸恣，人多畏惮，美未尝附怀政，左右有过，必痛绳之。亲从卒侦逻者，多不时更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焉。上屡欲授美兵柄，以皇后恳让故，中辍者数四。《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五月己未条，第2145页。此处标点为笔者所加。

李焘指明这段记载出自“美本传”，又认为这是“当时修史官以媚太后”的饰词故而“不取”。《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五月己未条，第2145页。“上屡欲授美兵柄，以皇后恳让故，中辍者数四”一语接在周、刘冲突的叙述之后，“以皇后恳让故”显然是“媚太后”的饰词，而“上屡欲授美兵柄”“中辍者数四”正是周怀政与刘皇后冲突的焦点，即刘皇后试图通过刘美掌握禁军兵柄，但遭到周怀政的强烈阻挠。

周怀政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之后，天禧三年（1019）五月，刘美由同勾当皇城司改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前者一般由正七品以上官员充任，后者是从五品之职。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第410、415页。同年七、八月刘美又迁马军都虞候，权领马军司事。《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五月己未条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夏守恩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依前泰州防御使。洛苑使、勤州刺史、同勾当皇城司刘美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昭州防御使。上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故与美并命。守恩寻前迁殿前都虞候，美迁马军都虞候。守恩仍权领殿前步军司，美权领马军司事。（守恩、美等迁在七月壬申，权领二司在八月丁酉，今并书之……）”（第2145页）在刘美步步高升、进一步掌握禁军兵权的同时，周怀政却在遭受无妄之灾。天禧三年七月因“翰林司药童挟刃入本署，杀其同类”事件，一批官员受到处分，包括“勾当皇城司韩守恩、周怀政、蓝继宗并罚金，悉依前充职”。《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七月壬戌条所载“翰林司药童挟刃入本署，杀其同类”事（第2160页），或许又与前述周怀政“日进药饵”有关。

刘美深入禁军系统当然是刘皇后势力扩张的重要途径，周怀政阻挠刘美的本质是他与刘皇后之间激烈的政治冲突，而两者矛盾的焦点是争夺仁宗作为太子的政治资源。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唯一存活的儿子仁宗出生，大中祥符五年（1012）刘氏被册立为皇后。仁宗虽是李宸妃所生，但刘皇后将其冒认为己子。无论是被册立为皇后还是日后以太后身份听政，仁宗都是刘氏通向权力巅峰必须依凭的对象。而周怀政凭借其在天书活动中的特殊身份成为仁宗的宗教保护人，他的存在反而成为刘皇后权势扩张的严重障碍。周怀政与刘皇后在刘美进入禁军系统的问题上长期较量，并在“上屡欲授美兵柄”的情况下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因此周怀政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很可能是在无力抵制刘美掌控禁军情况下采取的防止刘皇后专权的冒险之举。

周怀政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的动机是抵制刘皇后也为他与寇准联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因为寇准坚定地站在反刘皇后的一边，也有通过扶立太子重返权力中枢的强烈动机。寇准等臣僚反对刘皇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刘氏被册立为皇后之时。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述丁谓与寇准矛盾始末时就指出“真宗将立刘后，莱公（寇准）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第132页。《东都事略·寇准传》直接将此作为周怀政政变的远因，称“初，刘后之立也，准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后衔之……逾月，杨崇勋等告内侍周怀政谋废皇后”。王称：《东都事略》卷四一《寇准传》，孙言诚、崔国光点校，齐鲁书社，2000，第328页。反刘皇后的寇准、王旦与向敏中三人，天禧三年（1019）第一次降天书时王旦已经去世，向敏中是当朝宰相，同时也是寇准的重要支持者。在第二次乾祐天书事件后不久，即天禧三年重阳，向敏中“宴苑中，暮归中风眩，郊祀不任陪从”，然后于周怀政政变前的天禧四年三月去世，《宋史》卷二八二《向敏中传》，第9556页。不禁令人遐想其病卒是否与当时白热化的权力斗争有关。除了以上三人，反对立刘氏为皇后的还有赵安仁、李迪与杨亿。立刘皇后时赵安仁是参知政事，“上议立皇后，安仁谓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条，第1786页。赵安仁已于天禧二年（1018）去世，仍在世的李迪与杨亿则深度参与到天禧三年至四年寇准与刘皇后、丁谓的斗争中。直言刘氏“不可母天下”的李迪是寇准被贬之后确保太子地位的中坚力量：

及上将立章献后，迪为翰林学士，屡上疏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献深衔之。周怀政之诛，上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为参知政事，俟上怒稍息，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寤，由是独诛怀政等，而东宫不动摇，迪之力也。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八，第146页。

而直接参与周怀政政变的杨亿当年曾拒绝为刘氏立后草诏：

及议册皇后，上欲得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难之。因请三代，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乃命它学士草制。《长编》卷八○，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己巳条，第1828~1829页。

寇准在真宗朝的显赫地位首先源自其在真宗立储过程中的定策之功，参见吴铮强《寇准谋废东宫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第129~137页。在所有反刘皇后的在世臣僚中以寇准政治地位最为崇高，因此寇准无疑是周怀政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抵制刘皇后的首选政治盟友。

二天书的政治意义

乾祐天书与仁宗继统存在某种宗教关联，其具体的含义首先应该参照大中祥符天书。大中祥符天书为封禅而行，传统观点以为天书封禅运动为“夸示外国”而行，《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44页。或称只是真宗个人信仰之举。如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等。但天书封禅若只为“夸示外国”，之后的降圣祖运动又得另寻解释。降圣祖固然有模仿唐朝的因素，但宋朝崇道始于太宗而非真宗，太宗崇道又直接源于道士张守真降黑煞将军对太宗继统的特殊贡献。参见韦兵《“张守真神降”考疑：术士与宋太祖太宗皇权更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61~171页。黑煞将军与太宗继统的宗教关系是借张守真之口说出“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壬子条，第378页。无论当时是否实有此语，或者此语是否完全是张守真原话，既被载入《国史》就说明宋廷曾经确认黑煞将军的政治与宗教意义。“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是以道教尊神的名义说出宋太祖的死亡预言并确认宋太宗君权神授。参照该先例，真宗朝空前规模的崇道运动与君权神授存在关系理应成为一种假设。佐证这个假设的记述相当丰富，只是当时崇道运动本身多有混乱，加之后世刻意掩饰，相关史料支离破碎，其含义也日益模糊莫辨。

首先，对真宗继统立有定策之功的人物除了寇准，还有一个神秘的王得一。王得一虽非道士，却“以方技进”，其身份与张守真相去不远。史载王得一比寇准更早提出以宋真宗为皇储：

乙丑，崇仪副使王得一求解官，优诏许之。得一，河南人，以方技进，起布衣，授使职，数召见，锡赉甚厚。未半载，上表自陈，不愿久当荣遇，并请舍所居宅为观，上悉嘉纳，赐观名曰寿宁。得一尝入对禁中，或至夜分，颇敢言外事，又潜述人望，请立襄王为皇太子焉。《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乙丑条，第797页。此事记在“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条，第797页）之前。

王得一的理由虽然是襄王（真宗）有“人望”，但方技之士会如何“潜述人望”，又为何立即“求解官”呢？有关王得一的记载甚少，但有一条笔记中的材料看似荒唐，却生动反映出王得一言论的模式：

晋公言：真宗即位，有彗星见于东方。真宗恐惧内愧：“凉德何以绍太祖、太宗之德业？是天祸也。”不敢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见，见圣容似有忧色，密诘于中贵。中贵述以圣上忧惧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动，十年方应。”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渊，圣驾亲征。潘汝士：《丁晋公谈录》“真宗符命四事”条，杨倩描、徐立群点校，中华书局，2012，第9页。

事实上澶渊之盟在真宗即位后七年，并无“十年方应”之理，但这条记载显示王得一所谓“方技”即是星占之术，而其“潜述人望，请立襄王为皇太子焉”的依据亦当是星占天命之言。

王得一“潜述人望”应该是依靠星占之术，但他随即“求解官”，星占之语亦无明载，这就导致真宗的君权神授有预兆而无占辞。那么真宗朝先后出现的天书封禅与降圣祖活动是否有内在联系？它们又是如何与君权神授关联起来的呢？其实天书封禅与降圣祖存在神秘的宗教联系，即两种崇道运动都与尊神“九天司命真君”相关。封禅之时“上出《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周文宪王等赞、《玉女象记》示辅臣”，《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五月戊午条，第1606页。封禅之后真宗修葺会真宫而加封神灵，“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保生天尊，青帝加号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仁圣”。《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条，第1572页。这里的天齐王是东岳泰山，青帝当作为方位神出现，而在青帝、天齐王之前的“九天司命”似乎地位更加尊贵，应该就是会真宫奉祀的主神。那么从何种角度可以将天书封禅运动的目的理解为奉祀九天司命呢？线索在于《长编》注文“司命加号，以王中正之言故也”。《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条，第1572页。王中正就是为宦官刘承珪相中而降圣祖的道人，而圣祖就是“九天司命真君”：

先是，有汀州人王捷者，咸平初贾贩至南康军，于逆旅遇道人，自言姓赵氏。是冬再见于茅山，命捷市铅汞炼之，少顷成金。捷即随至和州诸山，得其术，又授以小镮神剑，密缄之，戒曰：“非遇人主，切勿轻言。”捷诣阙求见不得，乃谋以罪名自达。至信州，佯狂大呼，遂坐配隶岭南。未几，逃至京师，官司捕系，门祗候谢德权尝为岭南巡检，知捷有异术，为奏请得释，乃解军籍。刘承珪闻其事，为改名中正，得对龙图阁，且陈灵应，特授许州参军，留止皇城廨舍，时出游鄽市。常有道人偶语云：“即授中正法者，司命真君也。”承珪遂筑新堂，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纱帱中，戴冠佩剑，服皆青色，自是屡降。中正常达其言，既得天书，遂东封，加号司命天尊，是为圣祖。凡瑞异，中正必先以告。辛卯，授中正左武卫将军致仕，给全俸，赐第通济坊，恩遇甚厚。《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辛卯条，第1593~1594页。

真宗朝的天书封禅与降圣祖运动的宗教实质都是尊奉“九天司命真君”。《长编》卷七九载：“（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按本志，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即圣祖也。《实录》于六年七月又书加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东岳司命上卿佑圣真君。初，封禅礼毕，诏上司命天尊之号。至是，以圣祖临降，名称相类，故改上焉。如此，则当别一司命矣。又据《降圣记》加上东岳司命上卿真君圣号敕但云东岳司命上卿真君，可加上东岳司命上卿佑圣真君，无‘九天’及‘保生天尊’字。然《封禅记》书元年十月壬子诏上卿九天司命真君增号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实有此六字。二书皆丁谓所编，乃如此不同，当考。）先是八日，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是日，五鼓一筹，先闻异香，少顷，黄光自东南至，掩蔽灯烛。俄见灵仙仪卫，所执器物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又六人皆秉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上再拜于阶下。俄有黄雾起，须臾雾散，天尊与六人皆就坐，侍从在东阶。上升西阶，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设榻，召上坐，饮碧玉汤，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及曙，以语辅臣，即召至殿，历观临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应宫副使李宗谔、刘承珪，都监蓝继宗同观。”（第1797~1798页）《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甲午条载：“改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东岳司命上卿佑圣真君。初，封禅毕，诏上保生天尊之号。至是，以圣祖肇临，名称相类，故改上焉。（据此，则保生天尊乃圣祖也，佑圣真君乃东岳也。祥符初，误以圣祖为东岳，及今方知其别，故改命。要是圣祖及东岳，皆有司命之号云。王中正事更详之。）”（第1837页）相关研究参见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第67~71页。问题是九天司命真君为何如此重要，以致真宗痴狂崇道呢？这就要联系到《长编》卷二三记载的首次出现“九天司命真君”的志公石事件：

先是，舒州怀宁县有老僧过民柯萼家，率萼诣万岁山取宝僧以杖于古松下掘得黝石，上刻志公记云：“吾观四五朝后，次丙子年，赵号二十一帝，敬醮潜山九天司命真君，社稷永安。”僧忽不见，萼以石刻来献。于是诏舒州修司命真君祠，黄门綦政敏往督其役，总成六百三十区，号曰“灵仙观”。《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六月甲戌条，第522页。

“吾观四五朝后，次丙子年，赵号二十一帝，敬醮潜山九天司命真君，社稷永安”就是占辞，其中“赵号二十一帝”是政治预言，无非是说宋室的统治将延续二十一代——这其实是超越五代式短命王朝的朴素愿望而非秦始皇传之万世式的幻想。而宋太宗为此“诏舒州修司命真君祠”的时间点特别值得注意，这是赵廷美由秦王降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的次月。赵廷美的准皇储身份被废，宋太宗之子才有继统机会，这时出现“赵号二十一帝”预言的现实意义首先体现在真正的皇位继承人身上。随着宋太宗长子赵元佐被废、次子赵元僖猝亡，宋真宗终得入继大统，由九天司命真君保佑的“赵号二十一帝”“社稷永安”也就应验在宋真宗身上。因此，九天司命真君就是宋真宗君权神授的证明。九天司命真君并非偶然出现在宋真宗的天书封禅及降圣祖运动中，相反，天书封禅与降圣祖运动是崇奉九天司命真君运动的不断升级。

既然大中祥符年间的降天书运动其实与真宗继统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天禧三年（1019）的乾祐天书涉及仁宗继统问题就变得顺理成章。周怀政制造、寇准奏报第一次乾祐天书理应理解为两人卷入仁宗继统相关政治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

三两次乾祐天书内容考辨

由于政治局势的不断反复，宋代史籍对真宗晚年权力斗争的叙述有多重掩饰，对乾祐天书的本来面目更是讳莫如深。如果不查询原始史料，很难发现一般历史叙述中的乾祐天书其实有先后两次。刘攽《寇准传》记述此事时窜入王旦且不标明时间，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公寇忠愍公》引刘攽《莱公传》，朱人杰、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第120~121页。存在将天禧三年（1019）的乾祐天书事件故意误导为大中祥符年间真宗降天书活动的后续从而将其与真宗晚年权力斗争切割的嫌疑。当代学者已经确认乾祐天书实有两次，但在讨论其性质及来龙去脉时未对两次天书做出区分。汪圣铎认为两次乾祐天书均是“骗局”，“宋真宗为什么要已经有三次天书降后，又要搞第四、第五次，确是令人费解的”（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63~64页）。杜乐虽明确乾祐天书有两次，但笼统地认为乾祐天书是“大顾皇储”“庆及元嗣”的新符命（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第16、74~78页）。赵冬梅认为两次乾祐天书均由真宗授意周怀政制作，是大中祥符天书的延续（赵冬梅：《千秋是非话寇准》，第206~218、242页）。其实《长编》对两次乾祐天书的记述十分明确，第一次在天禧三年（1019）三月，“是月，准奏天书降乾祐山中，盖（朱）能所为也”，《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条，第2142页。五月寇准已“自永兴来朝”，《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五月甲申条，第2148页。而第二次在同年秋，“（八月）丁亥，以天书再降于乾祐县，大赦天下”。《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八月丁亥条，第2163页。《长编》卷九三明确指出天禧三年曾降天书两次：“按《李维集》有贺天书降两表，其一云四月四日迎奉入内，其二云八月二十四日迎奉入内，今并用此月日，载之长编。”（天禧三年四月辛卯条小注，第2143页）传统的叙述对乾祐天书与真宗、寇准两人的关系争执不清，其实寇准五月已经入朝拜相，不可能再上奏第二次乾祐天书。而第一次乾祐天书在上奏之后就遭到臣僚的攻击，周怀政这时也在与刘美的斗争中落败，似无可能也无必要再制造第二次乾祐天书。真宗则更有可能是对第一次乾祐天书毫不知情却一手制造了第二次乾祐天书，而两次天书的不同政治意义就是揭开乾祐天书之谜的关键。

宋朝官修史书显然曾系统地掩饰乾祐天书的真相，所幸李焘曾经系统发掘南宋时尚存的相关史料。据《长编》，宋廷对两次乾祐天书态度迥异。《长编》对第一次乾祐天书的否定性叙述明显是事后倒叙，称周怀政“权任尤盛”“性识凡近，酷信妖妄”，朱能“性凶狡”，而寇准“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条，第2141~2142页。但“上独不疑”的说法其实大可怀疑。虽然真宗恭敬地迎奉第一次乾祐天书，“备仪仗至琼林苑迎导天书入内”，但朝中对此次天书的质疑声非常大。太子右谕德鲁宗道直言“奸臣肆其诞妄，以惑圣听也”，知河阳孙奭更指“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闾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诽，无敢言者”，“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尔！乞斩朱能以谢天下”。对此真宗的态度十分暧昧，“上虽不听，然亦不罪奭也”。《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四月辛卯条，第2142~2143页。但类似鲁宗道与孙奭的质疑声在第二次乾祐天书中并未出现，放任这些质疑声的出现本身说明真宗对第一次乾祐天书的质疑，只是天书行之已久、周怀政“权任尤盛”故而不可遽然否定。在不能否定天书的形式但要否定第一次乾祐天书内容的情况下，真宗才有必要亲自制造第二次乾祐天书。

至于乾祐天书的内容，南宋李焘编撰《长编》时遍检《实录》《国史》而无所得：

且朱能等伪造天书，《实录》《正史》皆略之，惟此制辞差详，恐其亡逸，今特著于此……若乃未发其事，窜改其辞，使后人漫不可晓，既失史官之职，又没帝王改过之善，臣焘所不敢从也。《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八月丁亥条，第2163~2164页。

不过《长编》记载真宗曾为第二次乾祐天书大赦天下，“寇准奏天书降乾祐山中，实三年三月，其年四月乃迎天书入内……又其年八月以天书再降，大赦”，《长编》卷一○二，天圣二年六月壬申条，第2359页。则第一次乾祐天书并无“大赦”之礼。《宋会要辑稿》记宋廷天禧三年（1019）因天书降赦书也仅此一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之六，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5099页。真宗为第二次乾祐天书而大赦天下，说明真宗对第二次乾祐天书的态度是信任与负责，相形之下对第一次乾祐天书则颇有困惑、质疑，而通过第二次乾祐天书的赦文或许也能推论第一次乾祐天书的取向与立场。李焘撰写《长编》时发现宋廷为第二次乾祐天书所下的赦文在《实录》《国史》《会要》中也“殊不及之”，但李焘还是“令于诸州所编录建隆以来赦文内寻出全本”，《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八月丁亥条，第2163页。为今天重新讨论乾祐天书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制曰：“朕寅奉丕基，抚宁中宇，庆灵积厚，高明博临。受河、洛之秘书，开圣真之鸿绪，陈嘉牲于崇巘，沈瑄玉于隆脽。顺拜文罽之坛，恭荐镂琼之版。储精渊妙，敷化醇醲。矧惟咸、镐之区，是为神明之奥，名山之内，福地在焉。载严曲密之都，式伫鸿蒙之驾，清心昭格，璿极鉴观。由兹鹑首之封，荐锡龙绨之检。谕朕以辅德，勖朕以爱民。告临降之先期，述延洪之景祐；介子孙于千亿，保宗稷于大宁。而又乃顾皇储，继颁宝命，昭其仁孝之志，示以报应之祥。斋庄载披，惕厉弥至。考诸册牒，允谓殊尤。昔燧皇握机，但有苍渠之刻；虞舜负扆，止观河渚之文。岂若祚乃菲躬，庆及元嗣，膺兹繁祉，实冠皇图；思与万邦，共均纯嘏。仰答高旻之贶，用推肆眚之恩。”《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八月丁亥条，第2163页。

这些内容涉及对天书内容的描述，但不是天书的原文，其中关键之语是“又乃顾皇储，继颁宝命，昭其仁孝之志，示以报应之祥”以及“岂若祚乃菲躬，庆及元嗣”，都是护佑仁宗继统之语。

李焘同时发现，《实录》《国史》也有该赦书的记载，但内容与“诸州所编录建隆以来赦文”不同，“恭荐镂琼之版”以下是：

迨兹二纪，驯致小康，邦本既宁，天休允集。顾惟阴骘，奚独在子！思与万邦，共膺纯嘏。《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八月丁亥条称“及周怀政、朱能等败，史官讳之，遂改易制辞，自‘恭荐镂琼之版’以下，但云‘迨兹二纪，驯致小康，邦本既宁，天休允集。顾惟阴骘，奚独在子！思与万邦，共膺纯嘏’。遂大赦天下。臣焘初读《实录》《国史》，固疑此赦之必有所为也”（第2163页），言下之意，似乎“诸州所编录建隆以来赦文”是原本而《实录》《国史》“改易制辞”。然而这只是李焘的推测，事实上《实录》《国史》极少流传而建隆以后赦文为“诸州所编录”而遍及天下，就传播范围而言不能排除前者为原本而后者“改易制辞”。当然这只是另一种推测。无论如何，李焘记录了第二次乾祐天书两个版本的赦文，其中《实录》《国史》版为节本，而“诸州所编录建隆以来赦文”是全本，实有保存史料之无量功德。

《长编》中华书局点校本“奚独在子”一语，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本、清光绪七年浙江书局刻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底本）应该是“奚独在予”。《长编》卷六○，天禧三年八月丁亥条，《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叶9b；《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八月丁亥条，清光绪七年浙江书局刻本，叶4b。“顾惟阴骘，奚独在予”似乎对应“诸州所编录建隆以来赦文”版本中“岂若祚乃菲躬，庆及元嗣”之语，字面意思都是天之所佑由真宗本人延及仁宗，但是其具体的政治含义，又需要通过第一次乾祐天书的内容予以判断。

关于第一次乾祐天书的内容，《长编》提供了两处重要信息，一是孙奭攻击之辞中的描述：

唐明皇得《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券》，皆王、田同秀等所为，明皇不能显戮，怵于邪说，自谓德实动天，神必福我。夫老君，圣人也，傥实降语，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乱离，乘舆播越，两都荡覆，四海沸腾，岂天下太平乎？明皇虽仅得归阙，复为李辅国劫迁，卒以馁终，岂圣寿无疆、长生久视乎……今朱能所为，或类于此。《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四月辛卯条，第2142~2143页。

孙奭称“朱能所为”类似唐朝的王、田同秀，又反问“岂圣寿无疆、长生久视乎”。“长生久视”一语出自《旧唐书·王传》：

太白山人李浑言于金星洞见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玄宗令入山洞求而得之。《旧唐书》卷一○五《王传》，中华书局，1975，第3230页。

据此推测，第一次乾祐天书中出现了类似“长生久视”之语。

《长编》天圣二年（1024）的记事中李焘引王皞《文正公言行录》对第一次乾祐天书的描述更透露出“长生久视”的具体内容：

司空王公（曾）召自江宁，再秉政，尝为宫观钦奉之礼，疏怠不若昔时，屡以为言，明肃依违未能决。一日，公于帘前奏曰：“天道远，人道迩。且天禧中灵文降，言先帝圣寿三万日，时钦若率先庆忭曰：三万日八十三岁。臣时忝预国政，太后必亦记之，后仍无验。则今但遵典礼，不须过当。”冀公（王钦若）赧然而退，自是不言。《长编》卷一○二，天圣二年六月壬申条，第2358页。

这个记载因与王曾履历不符而被李焘判为“此必误，今不取”，李焘认为：“按王曾天禧元年八月罢政，以礼部侍郎归班，二年正月判都省，三月出知应天，九月徙天雄，四年八月复参政。而寇准奏天书降乾祐山中，实三年三月，其年四月乃迎天书入内，此时曾罢政久矣。又其年八月以天书再降，大赦，时钦若亦先罢相矣。《言行录》所云‘臣时忝预国政’，此必误，今不取。”（《长编》卷一○二，天圣二年六月壬申条小注，第2358~2359页）但并不影响“钦若率先庆忭”之事的史料价值。王钦若于天禧三年（1019）六月出知杭州，他“率先庆忭”的“天禧中灵文”必是第一次乾祐天书。天书中出现的“先帝圣寿三万日”之语是对真宗阳寿的预言，王钦若还特意解释“三万日”相当于“八十三岁”。所以第一次乾祐天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预言真宗将“长生久视”并且可以一直活到八十三岁，这也为理解宋廷为第二次乾祐天书所下赦书中“顾惟阴骘，奚独在予”一语提供了线索。

另一条佐证材料是太子（仁宗）请于玉清昭应宫建长生崇寿殿：

（十一月）甲戌，皇太子言，于玉清昭应宫建殿置经藏，以资圣算。功毕，有诏褒答，赐殿名曰“长生崇寿”。《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十一月甲戌条，第2172页。

这里的殿名“长生崇寿”可能直接出自第一次乾祐天书。由此可以确认，第一次乾祐天书不但出现了真宗“圣寿三万日”的寿命预言，而且此语深藏政治意涵并引起各派政治势力的深切关注。

刘皇后临朝称制的前提是皇帝年幼不能亲政，如果真宗真的“圣寿三万日”，一直活到八十三岁，那么宋仁宗继位时已四十有余。即使真宗活到太子成年就去世，刘皇后也只有成为第二个武则天才能掌握政权。因此，只要真宗相信第一次乾祐天书“圣寿三万日”的预言，他就没有理由为刘皇后未来的垂帘听政做出相应安排，这就为周怀政与寇准清除刘皇后势力提供了可能。由真宗主导的第二次乾祐天书宣称“顾惟阴骘，奚独在予”的重点在于消除了朝野上下对于刘皇后加害仁宗之忧虑，为刘皇后掌权提供了宗教与政治的保障。

四 周怀政天书案的查处

虽然第一次乾祐天书遭到臣僚的攻击，但真宗还是以礼迎奉，寇准也因此返朝拜相。真宗最初并未直接否定第一次乾祐天书，更没有宣告其是由周怀政指使朱能等人伪造。宋廷追究伪造天书案是在天禧四年（1020）七月二十五日，距第一次乾祐天书下降已一年有余，当时寇准已经罢相，周怀政因发动政变未遂而伏诛，稍早之前已拜相的丁谓正准备远贬寇准：

甲戌，昭宣使、英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周怀政伏诛……怀政忧惧不自安，阴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与其弟礼宾副使怀信潜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门祗候杨怀玉议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窃发。《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条，第2208页。

周怀政伏诛的具体情形如下：

怀政时在殿东庑，即令卫士执之。诏宣徽北院使曹玮与崇勋就御药院鞫讯，不数刻，具引伏。上坐承明殿临问，怀政但祈哀而已。命载以车，赴城西普安佛寺斩之。《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条，第2209页。

周怀政事败是因为“与其弟礼宾副使怀信潜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门祗候杨怀玉议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窃发”，但“前是一夕，崇勋、怀吉夕诣谓第告变”，丁谓又以此“并发朱能所献天书妖妄事”，《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条，第2208~2209页。即政变失败后，第一次乾祐天书作为妖妄案与政变并案处理。天书妖妄案牵连的人员包括永兴军朱能集团、宫内周怀政集团与前朝寇准集团三部分。

对于永兴军朱能集团，宋廷先是抓捕参与伪造天书的人员：

亟遣入内供奉官卢守明、邓文庆驰驿诣永兴军，捕能及其党乾祐观主王先、道士张用和，殿直刘益，借职李贵、康玉，殿侍唐信、徐原，并免死，黥面，配儋、梅、高、崖、雷、琼、万安、循州。《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条，第2209页。

结果朱能拒捕叛逸自缢而死：

朱能闻使者至，自度不免，衷甲以出，杀卢守明，帅所部兵，絜家属叛逸。永兴军奏其事，诏遣内殿承制江德明、入内供奉官于德润乘驿发兵捕之。应能党与分配岭表者，所至禁系，别俟朝旨。既而能众溃，势穷蹙，入桑林自缢死。永兴乾耀都巡检、供奉官李兴，牢城十将张顺断能及其子首以献，补兴门祗候，顺本城都头。《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八月甲申条，第2211页。

朱能集团其他人员所受处罚包括：刘益（殿直）、康玉（借职）、徐原（殿侍）等十一人“并活钉令众三日讫，断手足，具五刑处死”；王光（或即乾祐观主王先）、李贵（借职）“并断手足处斩”；唐信（殿侍）“并处斩”；文思院画匠、军士、百姓十五人“杖脊、黥面，配沙门岛及广南牢城”；朱能仆使及道士、军士十二人“并杖脊，配江湖福建牢城”；朱文显（朱能弟）“黥面，配邓州本城”，高氏（朱能妻）、李氏（朱能母）、陈氏（朱能弟妇），女仆、家僮十二人“并决杖，分配湖南、京东西州军”，伴哥（朱能子）“黥面，配澧州牢城，听随母之配所”。《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九月丙辰条，第2216页。受朱能牵连者还有朱谔（朱能父，左武卫将军致仕）以及“与谔往来结社人”，他们受到赎铜、资产没官、决杖配诸州等不同的惩罚。《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条，第2209页。并不属于朱能集团但在伪造天书过程中失察、失职的永兴军各级臣僚以及与朱能结交的官员均受牵连，包括知永兴军府朱巽、陕西转运使梅询、陕西转运使刘楚、劝农使皇甫载、通判程绍忠、知凤翔府臧奎、永兴军都署李福、都监康文德、殿直穆介、军士封进、凤翔府孔目官朱日昌以及乾祐知县与蒲城、长安、万年、乾祐等县簿尉。《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九月壬戌条，第2217页。

受周怀政政变牵连的宫内人员周绍忠（周怀政养父，内殿承制）、周怀信（周怀政弟，礼宾副使）及其他周氏子侄，受决杖、发配、勒停、资产没官等不同惩罚。《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条，第2209页。周怀政试图拉拢参与政变的供奉官杨怀玉没有及时告发，受降职处分。《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是月”条，第2210页。周怀政曾召入内供奉官石承庆“欲有所议”，石承庆也被削职发配。《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八月丙午条，第2214页。参与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的周怀政集团人员包括入内供奉官谭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则、黄门杨允文、右街僧录澄远以及周怀政的亲卒、仆使等，均被决杖、黥面及发配。《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八月辛巳条，第2209、2211页。“右街僧录澄远”，《长编》误作“右街僧禄澄”，此据《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周怀政传》（第13616页）改。此外，受牵连者还有入内押班郑志诚，他因曾“纳朱能音问，及搜获表章，有请太子亲政之辞”而被“削两任，配隶房州”，《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八月甲辰条，第2213~2214页。三班奉职王贵也因“尝赍朱能、周怀政音问往复”而“配隶汀州”。《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十月己丑条，第2219页。

寇准集团除远贬的寇准之外，又有枢密直学士王曙（寇准婿）、翰林学士盛度、枢密副使周起、签署枢密院事曹玮、卫尉卿慎从吉、司封郎中杜尧臣以及寇准的亲吏张文质、贾德润等，他们都被贬谪或降职。《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丁丑、八月癸未、九月己未条，第2210、2213、2216页。

就牵涉的人员来看，第一次乾祐天书至少在当时是被定性为由周怀政、寇准、朱能等集团共同参与的、与周怀政未遂政变关联的政治案件。周怀政未遂政变的计划是“阴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条，第2208页。其核心目标是“废皇后”。第一次乾祐天书与周怀政未遂政变的政治目标有相似之处，尽管两者对真宗、太子（仁宗）的安排有所不同，但是“相准”并阻止刘皇后掌权是两者共同的目标。第二次乾祐天书应该是真宗（或许也有刘皇后）亲自策划，目的是在维护天书权威的同时，否定第一次乾祐天书的政治意涵，支持刘皇后掌权这一政治安排。

结语

李焘的《长编》一方面保存、发掘了可以还原乾祐天书本来面目的稀见史料，另一方面也构建了具有误导性的乾祐天书历史叙事。在李焘的叙事中，究竟是寇准的贪权献媚还是真宗的专制迷信导致乾祐天书的降临成了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在明代更为流行的《宋史纪事本末》中，乾祐天书已经成为大中祥符天书的一个尾声，而与记述天禧年间权力斗争的《丁谓之奸》一篇彻底分割。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天书封祀》，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组点校，中华书局，2015，第175~176页。《长编》在构建误导性历史叙述的同时，通过本事及其他相关事件的注释文本，既保存了大量可能触犯禁忌的原始史料，又驳斥了某些十分流行却难以成立的“传说”。就此而言，《长编》可以理解为史料、叙述与文学并行的超级历史文本，或者说开创了一种历史还原、历史构建与历史分析三个层次齐头并进的特殊历史叙事模式。就乾祐天书的考辨而言，关键当然在于发掘那些独具历史还原价值的原始史料，但区分《长编》特殊历史叙事模式的三个层次显然有利于把握对不同层次史料的辨析方法。

第一次乾祐天书的主谋周怀政，两次乾祐天书的具体内容及其与真宗、寇准的不同关系，第一次乾祐天书作为妖妄案的查处及其与周怀政政变的关系，这三方面构成破解乾祐天书之谜团的关键。通过考辨可以确认，第一次乾祐天书是周怀政与寇准试图联手阻止刘皇后掌权的重大举措，真宗通过第二次乾祐天书化解了第一次乾祐天书制造的政治困局，并在寇准短暂拜相后再次将其罢相。作为夺权行动的第一次乾祐天书行动的失败迫使周怀政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政变的失败又导致第一次乾祐天书作为妖妄案被查处。周怀政、寇准第一次乾祐天书的核心内容“圣寿三万日”意味着宋朝不会出现幼主从而排除了刘皇后掌权的可能，真宗第二次乾祐天书称“顾惟阴骘，奚独在予”的重点在于消除大臣对于刘皇后加害仁宗之忧虑，为刘皇后掌权提供宗教与政治的保障。

乾祐天书历史书写的反复遮蔽又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首先是事涉宫闱故而原始记录多有避讳，但周怀政、寇准最初均作为罪恶之人被写入历史。《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周怀政传》，第13615~13617页。《宋史·周怀政传》相关记载当袭自《三朝国史·周怀政传》。其次是仁宗亲政后出于对周怀政、寇准的感恩而为其赠官，《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一月甲戌条，第2643~2644页。寇准更被树立为忠臣楷模，皇祐四年（1052），仁宗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写神道碑，并“篆其首曰‘旌忠’”（《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第9534页）。两人制造第一次乾祐天书的过程在历史叙述中变得含糊不清。例如孙抃所撰寇准神道碑即未提到乾祐天书事件，见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集卷二《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叶1a~5b。第三阶段是从熙丰变法至元祐更化时期，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对寇准及真宗朝的历史书写展开竞争，结果形成了暴露与进一步遮掩、曲解寇准在乾祐天书中作为的冲突。《两朝国史》由变法派主导，“非寇准而是丁谓”（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五《正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97页）。《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载：“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须令准上之。’准从上其书，中外皆以为非。”（第9532页）其中“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准从上其书，中外皆以为非”当袭自《两朝国史》。“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须令准上之。’”一句则出自刘攽《寇准传》，当非《两朝国史》原文。反变法派的著作如《涑水记闻》等则将寇准与第一次乾祐天书切割开来，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第113页。第四阶段是李焘主要依据第三阶段的相关历史叙述书写乾祐天书的历史，寇准是否献媚恋阙取代其与刘皇后的权力斗争成为乾祐天书历史叙述的基本模式，与此同时，《长编》保存了丰富的、与正文叙述并不一致的乾祐天书的原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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