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钱江县身世考述》一文（载《余杭史志》2021年第1、2期）中对五代吴越国钱江县的设置时间、改名仁和县的时间及划地范围作了一些讨论。本文再讨论一下钱江县的疆域范围。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纂成的《临安志》中关于仁和县（原钱江县）疆域范围的记载，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离五代吴越国时期最近的历史记载。该 志《疆域二郡县境》中记载：“仁和县东西六十一里二百步，南北八十四里。东至盐官县以上舍泾为界六十里，西至钱塘县以四姑桥河流为界一里，南至绍兴府萧山区以浙江中流为界三十里，北至安吉州德清县以奉口溪导堆为界五十四里，东南至盐官县以赭山石桥为界六十里，西南至钱塘县以后洋街路口为界三里，东北至安吉州德清县以博陆村为界八十里，西北至钱塘县以斜桥中流为界三里。陆路东至上舍泾抵盐官县界七十里，北至奉口导堆抵安吉州德清县界五十四里，东南至赭山石桥抵盐官县界六十六里。水路东沿运河至上舍泾港抵盐官县界七十里，北沿下塘河至奉口溪导堆抵安吉州德清县界五十四里，东北自江涨桥沿下塘河至博陆村抵安吉州德清县界八十八里，东南沿汤村塘至赭山石桥抵盐官县界七十里。”

以上记载中的“四至八到”里程皆以当时的仁和县治为起点。在该志附图《京城图》上（见附图1），“仁和县”（治）位于杭州城北部，“御街”北端转弯向西的拐角内，东面有“万岁桥”，北面有“天水院桥”。在该志第54卷《官寺三诸县官厅》中记载：“仁和县县治旧在余杭门里梅家桥西，绍兴三年县令孙延直徙于招贤坊，绍定五年县令胡巨卿重建。”南宋时的“御街”又称天街、大街，抗战胜利后统名中山路，“御街”北段为今中山北路，“御街”北端转弯向西的道路今只剩下近武林路的一段称万寿亭街。“天水院桥”明代时改称为天水桥，旧址在今体育场路与中山北路交汇处。“余杭门”明代时改称为武林门，旧址在今武林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西北角。南宋时中河北段有通济桥，俗呼“梅家桥”，明代始称梅东高桥，位于今体育场路跨中河处。“招贤坊”在五代吴越国时称百井坊巷，到南宋时更名为招贤坊仁和县巷，清代复称百井坊巷，位于今中山北路北段至延安路北段。南宋时的仁和县治在旧治的西南方向约一里处。

现在我们对以上记载中的各个地名探讨一下具体的地点位置，为了方便叙述，从东北角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进行。

东北角：“博陆村”在南宋时属仁和县丰年乡博陆里，位于下塘河南北两岸，与安吉州德清县接壤。经过历代行政区划调整，今属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博陆社区和戚家桥村、新宇村，东邻嘉兴市辖桐乡市大麻镇百富村，北邻桐乡市洲泉镇众安村，西邻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钱塘村。该地戚家桥村仁安桥自然村最北端的淳安桥（建于明代的三孔石梁平桥，南北向跨淳安港，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以“一桥跨三府三县”成为当地著名的地标建筑。

东：“上舍泾”是南宋时仁和县临平镇以东三里处运河（今称上塘河）北侧的一条南北向小河，以河东侧盐官县昌亭乡的一个自然村“上舍”为名，又称为“上舍泾港”。因该河的水位比运河低，故其南端通过堰坝（今称施家堰）与运河相通，北面流向下塘河。后来，“上舍村”以谐音讹称为“长沙村”，“上舍泾港”也被俗称为“施家堰河”，今属嘉兴市辖海宁市许村镇新益村。上舍泾西侧属仁和县，今为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丁塘社区。目前正在新建的“运河二通道”位于上舍泾西侧临平区境内，基本上沿着临平区和桐乡市、海宁市的分界线贯穿南北。东南角：“赭山”在唐代时位于钱塘江北岸，与位于江南岸的龛山形成“海门”，即钱塘江水和海潮进出的“南大门”。（见附图2）赭山以山下的一座石桥为界，分属杭州的钱塘县和盐官县，五代后梁置钱江县后分属钱江县和盐官县，至南宋时分属临安府的仁和县长乐乡赭山里和盐官县时和乡岩门盐场，至明代改属杭州府海宁市（由盐官县改名），至清代因钱塘江改道“北大门”而移至江南岸，又改属绍兴府萧山区。南 宋时，在杭州艮山门（位于今环城北路与建国北路交汇处）外有两条水路（前沙河和蔡官人塘河）可到赭山，中途都经过汤村镇（古乔司），故被称为“汤村塘”。赭山今在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赭山社区和红山行政村境内，已更名 为“红山”，龛山也改名为“坎山”，二山之间的江海故道“南大门”上已建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属今萧山区坎山镇）。

南：“浙江中流”指钱塘江中心线，南宋时临安府仁和县、钱塘县和绍兴府萧山区以此为分界线。当时，钱塘江北岸由杭州六和塔、观音堂、赭山、雷山以至凤凰山、尖山，南岸则自萧山浦沿、西兴、长山、龛山、大和山、党山、马鞍山、三江口以达曹娥江。咸淳《临安志》记载的仁和县“四至八到”中唯有这“南”没有具体的地点，但它既然写明了“南至....为界三十里”，那就并非漫无所指。笔者试图以仁和县治朝“正南”方向到钱塘江边并延伸到江中的位置作为本文讨论的“地点”，这个地点就在候潮门（今江城路与候潮路交汇处）外南新桥（民国时改名为南星桥）以南的江面上。南新桥东侧有浙江闸，沟通贴沙河（又名城外运河）和钱塘江，大致位于今上城区南星街道紫花埠社区沿江一带。这里（江北岸）古时有柳浦渡，南宋时称浙江渡，与其相对的是江南岸的西兴渡。西兴渡位于萧山区西兴古镇的钱塘江边，是沟通钱塘江与浙东运河的枢纽。仁和、萧山二县交界的钱塘江中心线，西起浙江渡和西兴渡一线的中心点，东至赭山和龛山一线的中心点。赭山和龛山一线的中心点就是今萧山国际机场，有明确的标志。浙江渡和西兴渡一线的中心点却比较模糊。南宋时的浙江渡后来称浙江义渡，近代曾建有统一码头、浙江第一码头，现在已耸立起钱塘江上的第四座大桥——复兴大桥。西兴渡口以北的大片江面自南宋以来陆续涨沙成陆和围垦造地，使得钱塘江南岸不断北移，江面日渐缩窄。目前，西兴渡（亦称西兴码头）因远离钱塘江而失去原有的运输功能已被废弃，码头遗址上只留下还保存完好的条石踏步（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兴渡口西侧的钱塘江边，自古就建有军事要地铁岭关，位于今滨江区西兴街道西兴社区古渡路、古塘路与铁岭关路交会处，现在建筑无有，仅存一根残柱。如果以今复兴大桥北堍作为古浙江渡口，以今西兴码头遗址作为古西兴渡口，则两个渡口一线的中心点大致在今滨江区长河街道内江南大道与江虹路的交会处。而昔日的“浙江中流”，即西起今江南大道与江虹路的交会处，东至萧山国际机场，已经完全隐没在萧山区（今滨江区和萧山区）的土地之下。

西南角：“后洋街”在南宋时又名纯礼坊、竹竿巷，是一条东接杭州众安桥北侧的御街（今中山北路）、西至清湖河车桥的坊间通道，与其南侧的今庆春路基本平行且相距不远。众安桥，南宋时为御街所经，南北向跨清湖河，位于今庆春路与中山中路、中山北路的交汇处，1936年填河拆桥，桥名沿用至今。清湖河（又称西河，后称浣纱河）南接西湖涌金闸进水，在市河（位于中河西侧，又称小河）西侧北上后分为两支，一支向东过众安桥合市河，另一支向西过清湖桥、安济桥（元代时改称为龙翔桥）、纪家桥后折向北，一直流出余杭水门（位于余杭门东侧）入城河。（见附图3）纪家桥南侧有钱塘县治、县学等，北侧有车桥。（参见咸淳《临安志》附《京城图》）“后洋街路口”应是指后洋街西端和清湖河车桥的交界处，在钱塘门（今湖滨路与环城西路交汇处）的东侧，大致在今武林路（宋时为钱塘门至余杭门的车马路，清称武林门直街，后又称西大街）南端和小车桥路交汇处的东侧（今长寿路南端）。小车桥路以原清湖河上的车桥得名，西接武林路，东南隔庆春路连东坡路，其南侧宋代有大理寺，清代改为按司狱署，民国时为监狱，解放后为浙江省第二监狱、杭州市公安局拘留所。经过历次城市建设，后洋街只留下今中山北路永丰巷南段至延安路北段之间的一段，仍称竹竿巷；而小车桥路已被并入武林路，其南侧监狱的旧址上已新建了杭州海华大酒店。

西：“四姑桥”在南宋时又叫“师姑桥”（参见咸淳《临安志》附《京城图》），至清代时讹称狮虎桥，位于车桥北面，今武林路中段东侧的狮虎桥路口。“四姑桥河流”就是桥下的清湖河。1974年该河道（浣纱河）改建成道路，称狮虎桥河下，狮虎桥被拆除。

西北角：“斜桥”在南宋时又叫“中正桥”，位于四姑桥北面，御街跨清湖河的要道上（参见咸淳《临安志》附《京城图》），今武林路北段东侧的万寿亭街口，解放后改名为武林桥。“斜桥中流”即指桥下的清湖河中心线，其东侧属仁和县，西侧属钱塘县。1974年该河道（浣纱河）改建成道路，称武林桥河下。

北：“奉口溪”即仁和县大云乡永泰里奉口村西侧的东苕溪，自钱塘县西来至此折向北流入太湖，以始建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的奉口陡门得名。奉口陡门位于仁和县（东）、钱塘县（西南）和武康县（西北）三县交界处，是东苕溪沟通下塘河水系的重要孔道和防洪要隘。从奉口陡门北上约12里水路处是东苕溪上的劳家陡门（民国时改称仁德陡门），位于仁和县（东南）、武康县（西）和德清县（东 北）三县交界处。“导堆（铺）”是劳家陡门旁、德清县境内的一个邮驿（原称“导墩铺”，因避南宋光宗赵惇嫌名而改名），与“下塘洛渎铺”交接而成为县界标志。清康熙《德清县志》第3卷第15页里有记载：“导臻铺，在小南门外九里南与仁和骆驼铺交接。”查2019年版《德清县地名志》，乾元镇（原德清县治城关镇）政府到该镇最南端与余杭区仁和街道接壤的杨柳村自然村（原劳家陡门旁）的距离为5.3公里，与清志“小南门外九里南”的记载似相吻合；疑“导臻铺”或为导墩铺的变名，“骆驼铺”或为洛渎铺的谐音。新中国成立以后，武康县已并入德清县。现在，仁德陡门的东南侧属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永泰村的庞金兜自然村，东北侧属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卫星村的杨柳村自然村，隔东苕溪西侧是德清县的下渚湖湿地公园。

“运河”“下塘河”：南宋时所称的“运河”，是指从杭州艮山门外东北方向过皋亭山（今半山）、赤岸（今星桥）、临平、长安、崇德入江南运河的水路，其中杭州至长安段称上塘河，又名上塘运河，是江南运河的南段，就是宋高宗当年到临平迎接他母亲从金国归来的那条河。那时候，从杭州去江南运河还有一条水路，是从余杭门外的城河向北，经江涨桥（位于今拱墅区卖鱼桥东北的京杭大运河上，元末毁，明代重建，桥名沿用至今）过北新桥（明代称大关桥）、狗葬（今勾庄）、良渚、奉口，折向东北的伍林港口（今称武林头）、今塘栖镇、博陆村，经崇德入江南运河。这条水路当时统叫“下塘河”，其中自北新桥至奉口的一段又称为奉口河。元末明初，张士诚自伍林港口向南另开河道，直达杭州拱宸桥、大关桥，史称新开运河，遂形成今日之京杭大运河航道。此后，自杭州经临平至长安的上塘河和自大关桥经奉口至伍林港口的下塘河均成为运河故道，其中奉口河改称为西塘河，自奉口至伍林港口的一段称为东塘港。伍林港口（今武林头）既成为京杭大运河和东塘港、伍林港（后称十字港，今称杭湖锡线德清段航道）三河交汇处，也是今杭州市临平区、余杭区和湖州市德清县三地交界处。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大致勾勒出仁和县的地域范围如下：

东线——从东北角的博陆村（今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戚家桥村北端的淳安桥）开始，向南经过下塘河（今京杭大运河）后，基本上沿着今“运河二通道”的东侧，顺着上舍泾（今施家堰河）中流过运河（今上塘河）施家堰继续向南，在今临平区南苑街道高地社区拐向东南，经过翁家埠集镇（位于今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钱塘区白杨街道和嘉兴市辖海宁市许村镇三地交界处）后，继续向东南斜穿过今钱塘区的下沙区块、钱塘江、今萧山区南阳街道，到东南角的赭山“海门”中心点（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南线——从东南角的赭山“海门”中心点（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开始，顺着“浙江中流”（目前已无实迹），基本上沿今“机场高速公路（浙高速S4）”自东向西到西兴互通（今萧山区与滨江区的交界处西侧）后，继续沿今江南大道向西延伸到正南方向的浙江渡——西兴渡一线的中心点（今滨江区江南大道与江虹路的交会处）。

西线——西线的南段和北段为杭州城外段，中段为城内段。在杭州城内，仁和县大部分位于城区北部，钱塘县基本上位于城区南部，但具体的分界线尚未十分明确。此处参考了咸淳《临安志》所附《京城图》和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石印出版的《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中所载的《仁和县五里方图》，作一简单的叙述。

从正南方向的浙江渡——西兴渡一线的中心点（今滨江区江南大道与江虹路的交会处）开始，向北穿过今滨江区的长河街道、钱塘江、进入江北岸的浙江渡口（今复兴大桥北堍附近），沿着贴沙河（今江城路和环城东路的东侧）向北，再向西经东城墙的崇新门（亦名荐桥门。元末重建城垣，东延三里筑新门，称清泰门）进入杭州城内，并继续向西（基本上沿着今清泰街），在御街（今中山中路）处折向北，在众安桥北侧的后洋街东端（今竹竿巷东延至中山北路口）折向西，在钱塘门内的后洋街西端（今武林路南端东侧的长寿路口）折向北（如此则形成南宋仁和县疆域的“西南角”），顺清湖河中流自南向北（依次为今武林路东侧的长寿路、凤起桥河下、狮虎桥河下、武林桥河下等道路）过四姑桥、斜桥等，经余杭水门出杭州城入城河，偏向西北顺下塘河（今京杭大运河武林门至大关桥段）、奉口河（今西塘河）中流到东苕溪奉口陡门，再顺东苕溪中流向北，到正北方向的东苕溪劳家陡门（今余杭区仁和街道永泰村的庞金兜自然村北端）。

北线——从正北方向的东苕溪劳家陡门（今余杭区仁和街道永泰村的庞金兜自然村北端）开始，朝东南偏东方向，经伍林港口（今武林头）进入下塘河（今京杭大运河），继续顺下塘河中流向东北到今塘栖镇，然后离开塘栖镇，在下塘河北面（距离大约为一至四里不等）朝东北偏东方向一直延伸到东北角的博陆村（今临平区运河街道戚 家桥村北端的淳安桥）。

现在以2021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后首次出版的《杭州近郊交通旅游图》为底图，大致画出南宋仁和县的县界线，见附图4。县界线内包含的行政区块，在南宋时除了杭州城内的巷坊外，还有城外的4个镇（江涨桥镇、范浦镇、临平镇、汤村镇）、11个乡（芳林乡、肇元乡、大云乡、丰年乡、长乐乡、安仁东乡、安仁西乡、太平乡、廉德乡、永和乡、临江乡）及所管辖的44里；在当今，则包括了以下行政区域：临平区全部地块、钱塘区下沙地块西南大部、萧山区南阳街道西南小部地块、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开始的机场高速公路（浙高速S4）到西兴互通一线以北的萧山区地块、从西兴互通到江南大道与江虹路交汇处以北的滨江区地块、从复兴大桥向北沿贴沙河到清泰立交桥以东的上城区地块、从清泰立交桥向西到中山中路再向北到庆春路以东的上城区地块、庆春路以北武林路以东的拱墅区地块和上城区地块、从京杭大运河武林门向北经大关桥再顺西塘河到金家渡以东的拱墅区地块和上城区地块、从西塘河金家渡到奉口陡门再顺东苕溪向北到仁德陡门以东的余杭区良渚街道东南部分地块和仁和街道全部地块。

从钱江县改名为仁和县的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到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临安志》纂成问世，已经过去了290年。不知道仁和县的地域范围有没有变化，有多少变化，也不可无端猜测。今只凭咸淳《临安志》的记载为本作钱江县疆域的大致勾勒，恐有许多舛误，诚望得到有识之士批评指点。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3期 作者徐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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