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何为中国”的讨论成为热点，既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格局调整过程中，顺应外部的重新审视与自我的重新界定，又是我国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内部认同，用新的时代语言表述自身。中国道路与“四个自信”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指明了方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其夯实了学理基础。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与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两个结合”的角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共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纷纷从本学科的视角提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基于学科的立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其优势在于根植于既有知识积累，推进学科的知识结构与时代需求有机结合。然而，若未能系统性反思既有学科体系的来龙去脉，似乎难以建构整体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源流互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质，或能从“第二个结合”出发，为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一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应正本清源地审视“何以自主”与“何为中国” 等议题。全面抗战时期，钱穆在民族危难之际明确提出， 解决今日中国文化问题必须发扬光大我国文化的根源，立其根本；吸收、学习外来文化与文明，扶苏枝叶，“世界四大古文化系统之复兴， 相互吸收影响，而产生一世界新文化”。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的骨干，儒学本由中国文化孕育而生，有儒学而中国文化更加发扬光大，在一定程度上儒学的发展即中国文化的演进。周秦儒学本是调和融会百家之精义，“非孟荀之驳辨，无以见儒学之尊，非秦汉之和会，亦无以见儒术之大”，学术的和会与驳辨，皆由时势而起，因时因地而制宜。学术与文化的发展，“非尊无以立，非大无以行”，“能立然后能行，有我而后有同。否则，不立何行？无我何同？”近代学术，西学东渐，确立文明主体性是中西之间 “和会而融通” “兼举而并包” 的前提与基础，“苟有以异于我者，必辨之断而争之明，斯所以尊我使有立”，“苟有以同于我者，必会其通而和其趣”。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中国为主体，“能尊而有立”才是真正的自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内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有效服务于中国，解决时代问题。同时，学随势转，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顺应时代，吸纳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兼具时代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形成基于但不囿于中国经验且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认知。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作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即将地理与政治、文明有机结合。“中国”有着诸多面向和意义，既可以指称地域与国家，又涵盖着历史与文明。就历史经验而言，在时间与空间层面上，国家、文明、历史文化层面的“中国”虽不尽一致，且并非同时发生，但“中国”历久弥新，最终合而为一，化成一统，形成一体多元的格局，人们由此形成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葛兆光指出，中国是一个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经过不断叠加与凝固而形成的共同体，以汉字文化、儒家礼教秩序、“天下”观为核心。作为文化实体的中国，以相对稳定的中央区域为中心，构成相对一致的政治、民族与文化系统，形成明确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主流，历代王朝建立均自认为“中国”，将王朝合法性纳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天下观念”与“朝贡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君臣、读书人的“中国”意识。“中国”基于地理存在而形成政治与文化实体，并由此发展出一种从自我出发，以王道关切为中心的，进而追求自我完善与人类和谐的持久理想。
面对王道政治的文化理想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探究中国何以为中国且如何为中国的原理。钱穆曾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人类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中国文化在价值层面认同道德、智慧与权能合一的天命。天命在现实政治层面表现为“风气群分，民情类别”的大一统，既将多元的“群分” “类别”纳入整体，又充分理解与尊重个体差异，以联合与合作的方式建立合理与互助的秩序。礼治原则充分协调各阶层的差异，以资维系大一统。蒙文通指出，“孔孟之道，三古所为训也，中国文明之准”。礼治原理与仁义精神作为中国原理的核心价值，主导中国历代政治的展开，克服各时期所遭遇的时代难题。中国文明的缘起与文化理想相辅相成，既构成了历史的源头，又确立了文明的高度。同时，“中国性”并非亘古不变的信条，而是变化万千的历史进程，应将中国视作历程，考察作为过程与结构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由意义、制度、事件与日常生活组成，充分体察、阐释其外部环境与内在结构，方能揭示历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意义。从“历程”与“实践”的视角，在具有持久意义与内化的制度性结构之中，把握具体历史时刻中人们行动的机制与意义，对准确把握 “中国性” 具有重要作用。
二
作为历史文化、文明原理、结构与过程的“中国”在晚近遭遇新的时代挑战。明清以来，程朱陆王之学力图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建构能动关联，乾嘉汉学意图超越宋明先天预成的形上之学，返求六经所载之道，却导致乾嘉学人以考证学的知识实践为依归， 割裂义理学与经史学的关联，而中国传统经史之学难以经世致用，有效应对时势。西力东侵之后，中国被逐步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史必须被置于世界史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叙述。沃勒斯坦认为，人类部族、种族、民族及民族国家并非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历来以“世界帝国”形式保持一定联系。在 “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欧洲各地区因互补性劳动分工而形成一体化经济体，形成现代世界体系的雏形。该体系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殖民行为不断向外扩张，将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逐步纳入其中，最终形成覆盖全球的世界性经济体。现代世界体系根据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标准，划分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就文化或文明的维度而言，作为核心的霸权国家通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竭力将区域性的西方文化普遍化为“世界文化”。现代社会科学通过历史研究法、偏狭性的普遍主义、文明的假定与文明等级论、东方学及其推行的进步论，宣扬欧洲中心主义。

19世纪，随着现代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起源于欧美，以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论调为基础的现代知识范式随之确立，学术研究被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边界鲜明的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之中，汉学或中国学往往被视作地方性知识，缺乏真正自身的主体性，既非世界学术的核心领域，无法与之平等对话，遑论参与到现代学术关于普遍性原理的论述之中。中国近代学术与学科体系移植了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学术风格，壬子癸丑学制的本意是希望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学术成为现代学科建立的有效资源，并以现代学术的机制激活中国固有学问，重新条理新旧学术。在近代史学与经学之争中，到底史学如何取代经学，或者说哪种史学取代何种经学，各方学者一直争论不休。新文化派主张以科学实证史学取缔经学，将经学作为史料，或者干脆认为经学没有做史料的资格；持相反意见者则坚持经学的价值统摄性，主张要用史学的方式来承接和传递经学的价值，以经驭史。然而，民国肇建，新学制确立了学术分科的制度，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体系最终解体，经书被分门别类地归入文史哲等现代学科体系中，并以历史的眼光与科学的标准将经典转变为各学科的知识素材，经学丧失其整体性与原有的内涵，在新学科体系中已无栖身之所。至此，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因受现代学术的冲击而肢解，移植而来的新学术制度与学科体系以西方话语为主导，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底色与基础。民国时期便有学人提出以西学系统研究中国学问，颇似将中国比拟为埃及、巴比伦之文明，以中国局部学术为一种客观的对象，用现代学术研究其一端一节或有精确可取之处，但往往缺乏同情，“无所谓欣赏、体验与受用，更不求能发扬与光大也。中国人治中国学术安可效此？”
现代社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时下学术研究的方式立足于分科、专题与断代，与现代社会分工相辅相成，日趋专业化与标准化。一方面，现代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实为不得不然的时代趋势，分科之学有助于人们各尽专长，立足于既有社会分工，精进职业技术，丰富专业知识，实现职业化与体制化，使日常实践更加精确。但若以单一的现代学科观念去理解、判断一切学问或者学术系统，各执一端，学术势必走向支离、沦为技艺，在一定程度逐步远离日常生活经验，有意无意回避或推诿根源性问题，无法体察与领会作为整体的学术与文化系统，难以有效探讨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从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到现代分科之学，新文化派倡导以科学整理国故，以现代社会科学与进化观念解释、评判中国思想与学术，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学科的材料与注脚，衍为客观性知识，逐渐丧失致用的价值与实践的功能，切断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联系。1950年代，钱穆总结晚近学术潮流时称：“此数十年来，国内学风，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涨弥已，循至凡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治中学者，谨愿自守，若谓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材料”。
时下以貌似传统的复古观点、实证主义方式、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去解释中国，都有意无意间将中国的现在与过去割裂，造成古今隔绝、以西律中的后果。分科的知识体系侧重论证既有体系的合法性与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难以在整体与部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事实上，以分科的视角编织知识体系作为当下的时代意见， 往往以现代观念与社会科学体系诠释与编排过往的历史文化经验， 这既非历史事实， 更非文化的全貌。张荫麟撰文评论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时，即指出：“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presuppose）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展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耳。”如何超越分科之学的现代视角，以了解之同情与“虚心实照”的方式回到历史文化的固有脉络，有效发掘历史文化的内涵与精义，连贯古今，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前提。
三
章学诚在讨论朱陆问题时指出，朱陆异同是“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程朱与陆王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差异，源自与生俱来的“天性”与“至情”，展现为“沉潜”和“高明”的性情之分。后学往往囿于时代意见，“守器而忘道”，轻忽程朱与陆王的本意与宗旨，流于门户之争。若要克服囿于门户以己度人的偏见，学者需要具备“独断于一心”的“识裁”，本于性情，融汇专门与通识，体察时代风气，辨析事与理，以 “源流互质，言行交推”的方式究性命与切人事，乃从根源处回应朱陆异同这一千古问题的关键。源流互质为实践“了解之同情”与“虚心实照”的学术境界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其一，以整全的视角探究文明的起源及其原理。文明起源并非仅仅是时间的起点，探索中国文化的源头并非执拗于祖先崇拜与起源决定论。文明起源与形成意味着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原理及其规范性的确立，形成了一套义理、制度与事实、社会关系的有机系统。历史上的经典大都是各个文明原初生活经验的累积，并成为理解其文明历史、文化特质和建构生活秩序的重要文献。六经蕴含着夏、商、周三代文明历史经验，孔子使六经成为全面和完整的经典体系，汉代经学成立更是构建了系统的历史叙述与意识形态系统。义理之学为中华文明特立的精神，义理精神与历史演变相资为用。在非宗教化的中国文化系统中，经学蕴含德性伦理与纲常礼仪，承担着维系政教人伦和秩序社会的功能。李源澄条理经史关系， 明确指出经学为史与子合流而成的特殊学问，自具独立性与整体性。经学正是“子史合流”的产物，融贯三代历史与义理价值，因事明理，义由事显，“欲知经学对吾国影响之大，自当历史中求之，亦唯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
中国学术传统素来注重整全式思维，以人与事为中心，熔经铸史，汇集义理、制度、事实于一体。义理作为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为人的行动与制度设计确立价值立场，制度为道德实践与行事提供体制依据，历代治乱兴衰皆系三者关系的平衡与协调。“不究于义，安知制之所由起。不求于制，安知义之所以用。变衍虽繁，而其迹固若可察。故必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可明也。”如何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建构能动关联，既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又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根源性问题，近代文化变迁因此衍生。若要解决根源性问题，势必不能以单一的现代学术分科或现代社会理论去理解、判分历史，而是应以知常明变的方式整体把握古往今来历史文化的演化机制，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
其二，基于人与事，动态考察中国文化演进的机制。毛泽东同志谈到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时，曾深刻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其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此处所言，虽然聚焦于研究中共党史，但将问题作为历史过程的方法可以作为系统、具体、历时性分析中国文化演进的基础。研究“中国”作为文明形态与国家组织而形成，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与一般国家形成的特性，应当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理解其独特性，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流变出发，考察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实践，在时代状况中展开思考，拒绝套用任何先验的观念与信条。
章学诚提出，道出于自然，圣人体道，依时事而制作，用今天的话语表述，即应从文明演进的视角考察六经的形成与道的本源，传六经之所以为六经之道。而刘咸炘主张六经皆有所用， “皆不得已而有书”，《尚书》《春秋》源自记事之书，藏往知来，《易》尽人事而本于天，《诗经》以万变之民情斟酌一定的法式。“三代而后，六艺四术之教虽往，而设教之原理自在，存养其心，省察其行，是即礼乐也。明理则史学，是即《书》《春秋》《易》也。工文则《诗》 教。”人事与民情是六经乃至一切学问的根基与来源，立足于人事学可以沟通先天与后天、价值与事实。刘咸炘将人事学称之为史学，“所谓史学者，其广义即人事学也。人事广矣，而史则其聚也。宇宙皆事，史者，载事者也。”人事学涵盖价值与事实，基于人心与万事万物的感应，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考察纵向的历史流变，探索横向的社会关系，统摄宇宙与人生。人事学又非寻常史学范畴，既言性命必究于史，又由人事的变化而上达先天之性。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不是把历史作为单纯的科学实证之学，而是由事明理，揭示事物的道理，将研究对象置于动态的事件之中，去考虑历史文化的演化和生成机制，将静态的知识系统视为动态地承前启后的事件，任何知识体系都蕴涵着事物发展的过程与经验，展现结构和人的能动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基于人与事，以动态的眼光，从事件、结构、学理的多元维度考察中国文化内在脉络与外在形式的演化。
其三，以贯通的视野，在源与流之间建立能动关联。诚如张志强先生所言：文明的起源与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创生、诞生作为事件，为后世奠定基础，然而文明的意义又取决于其演进的过程，取决于其不断的成长与发展。发展是对根源的转承，根源在发展中不断获得新的主体性。源流互质是根源与发展的辩证法，以历时性为基础，又不拘泥于时间顺序，辩证把握起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文化变迁的历程中，源头是人事展开的起点，具有基础性与导向性，历史文化的演进则能充分展开根源的可能性；在历史认知层面，理解历史即理解自身与当下的前世及来源，深刻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又是揭示历史脉动与演进方向的枢纽。源流互质基于追溯本源，再由源及流，进而穷源竟流，因流而溯源，最终在源与流之间形成互相质询的关系。源流互质有助于反思当下知识生产的机制方式，激活那些被先验的观念有意无意忽视或逐渐被人忘却的历史事实，为把握时代走向提供有效的知识资源。
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源流互质本是历史演化的实态，思想、制度与人事共同构成社会运转的机制。研究历史问题，既需要动态把握时代变迁，在时段上前后延展，考镜源流，还要明了研究对象是整体历史的有机且独一无二的组成，以整体眼光贯通思想、制度与事实，历史文化变迁、当下时代命题与未来走向之间形成正向的关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充分理解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有效机制与原理，将历史文化的演进与知识体系的形成视作层层累积、相生相续的过程，而不是用时代意见与他者的立场互相攻击与批判。可见，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将历代历史文化经验累积为文明自身的生长线索和内在动力，使之具备自觉的主体意识与回应时代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源起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际，其系统且全面的理论框架与科学实证的方法业已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形成，既移植现代世界体系的有效经验，又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实践，见证且参与其形成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现代中国的成长。以现代科学体制为名的分科之学多以方法与材料为学，轻忽或教条化学术研究背后的文化关怀，在西学的整体取代之下，中学逐渐丧失其本位，进退失据，其后果是现代人难以进入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日趋“博物馆化” 与 “美术化”，难以成为应对现代世界的源头活水。然而，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既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难以引领时代走向，甚至成为其障碍。当下学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在整全的视角下，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出入古今，基于整体的人与事，以古今之变的视角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与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转型，以疏源浚流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洞悉古今学术之变，反思时下学术体制与学术提问方式。既要动态把握时代变迁，在时段上前后延展，考镜源流，还要明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整体性与特殊性，以整体眼光贯通思想、制度与事实。既不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更不能妄自菲薄，盲目媚外，而应立其根本，践行 “既有统系且不涉附会”，落实“温情与敬意”“了解之同情”，以“能尊而有立”的方式融汇古今、新旧与中西，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为人类前途与时代走向提供中国智慧。诚如有学者所言：“以科学整理国故，不若以国故整理科学为效之宏。诚以以科学整理国故，为效仅止于国故，所裨只于一国家。以国故整理科学，则为效渗入于科学，所裨将被于世界，其为功可以道里计哉？”
作者简介

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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