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百年撰志修史及其文化影响述论

选自|《西泠艺丛》2024年第2期总第110期 |

【关键词】   西泠印社　修史　史学　影响

一、百年社史修撰史

西泠印社自1904年创立，至今已走过一百二十年的历程。在这一百二十年的历程中，“西泠印社中人”很重视撰志修史和社史的研究工作，这应该也是西泠印社祖脉不绝并能成为“天下第一印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印社社史的编撰出版情况，陈振濂教授主编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一书和撰写的论文《当代西泠印社研究十论》中已有相关论述。为了专题性地、更翔实地梳理西泠印社的社史修撰史，笔者不避赘冗，兹按时间顺序列述，并补充一些具体资料。西泠印社社史修撰，基本以八篇《西泠印社记》和《西泠印社小志》《西泠印社志稿》《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为标志性里程碑，也可以说这是西泠印社的几部“正史”。然而在一百余年中，还有各种类型、编例、体量的文献结撰，虽未必以“志”“史”为名，却实在是西泠印社史料中举足轻重者，也是史料历史积淀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中国史学向来有按“史体”“史料”“国别”等将史著分门别类的传统，梁启超有按不同标准分为十类或两类两种主张，柳诒徵则分为四种，朱希祖分为六种。故下文按史料价值将多种不同内容和体裁的史著囊括进来，以全面展示百年印社的史料整理、史籍撰述历程和特点。

先介绍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系列的八篇《西泠印社记》。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是日本人河井仙郎于1906年所作，一个日本印人带着“景仰”、“服膺”、三生有幸的情感记下自己访学西泠印社的经历和感受，我们可以想象此后这样的记文会对读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印社草创之初，一切事项还处于筚路蓝缕状态，创社诸君还无暇将精力放在文献整理上时，这几篇《西泠印社记》就显得特别重要。创社初期另外四篇由鲁坚、胡宗成、张景星和首任社长吴昌硕所作（撰写时间分别为1912年、1913年、1914年、1914 年）的《西泠印社记》一般都重在梳理印学、印派之源绪，阐述立社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后出史志之“总论”“导言”之属。1958年徐映璞所撰《西泠印社记》不但记录了西泠印社创立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印社胜景、亭台馆阁的记载也更为详细。1983年林乾良所撰《西泠印社记》与徐映璞所撰内容相近，除简述印社发展历程外，大部分篇幅在志地记景。1988年沙孟海撰《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纪念碑记》，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介绍了印社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编辑出版、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等方面的成就，并倡导印社同人继往开新。如将这八篇社记看成一个系列和整体，就会发现颇有史志意味。

1906年陈豪绘《西泠印社图》，此图共有三段，第一段为陈豪所作，第二段为汪络年所作，陈、汪所作时间相近。此二段一直为丁仁所藏，1949年丁仁去世后，转为高络园所得，次年高时丰续绘第三段，高络园将三图及题咏合装成长卷，今藏浙江省博物馆。三图有胡䦆、吴昌硕、程兼善、盛庆藩、杨守敬、张祖翼、金尔珍、金蓉镜、高尔康、章澍、潘飞声、黄山寿、王国维、王禹襄、陈汉第、孙智敏等人的题咏和观跋，时间跨度始于1906年绘图之初，至1950年高时丰绘第三段复于后作跋，1951年刘光鼐亦有题咏。此长卷因历时长、所绘景物多、题咏者众，很有“地记”“图志”的特点。图中描绘了印社建筑之精华，如题襟馆、四照阁、小龙泓洞、华严塔、观乐楼等。历观陈豪、汪络年与高时丰三图，如从历史中走来，一路时空穿越。百年西泠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图志，随着创作主体、编撰体例、科技手段的变化，图志也随着历史在变迁。此长卷可谓西泠图志之肇端。此外，还有吴昌硕、陆俨少、潘韵、王伯敏、姚耕云等人所作的《西泠印社图》，但都更偏重于“绘”，而少了一些“史”的特质。

1913年，叶为铭编辑《西泠印社同人录》。前有张景星序文，序文曰：

1915年，“创社四君子”之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庵共同编写过一部《西泠印社志》，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规则”“藏弆”“志余”八卷，汪承启作序。可惜此书未及印行便告散佚。新中国成立前，该书一度现身杭州青年路昭生书店，后由杭州藏书家陶承杏先生购得，其得后亲笔照原样清写一本备份，并于1965年请朱醉竹先生朱笔勘校、作序。“文革”中，原本与清写本均被查抄；“文革”结束后，清写本复得，原稿本佚。此书史料与文献价值很高。

1915年《西泠印社志》亡佚后，同年叶为铭又编成《西泠印社小志》，当时流传不广。2011年6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沈慧兴的注释本。

1933年，叶为铭编《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一册，排印本，约7万字。此书虽不以“志”“史”为名，但实同“志”“史”，为后来编撰《西泠印社志稿》打下基础，实际上后者正是以前者为规模补充扩展而成。其内容详及印社测绘面积、宅基地执照、西泠印社启、社约、印社记、社藏石刻、印谱、印社同人录、景观记等，可谓印社成立三十年来之文献总览。

1948年，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张鲁庵出石章与手制印泥，秦康祥撰集印人小传，高式熊刻治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四册告成。此《印传》刻名成印，治款为传，共计220余方印。1995年4月上海朵云轩出版时，以所存石157枚，重补7枚，共计164枚印。中国史籍向有“纪传体”，王福庵在此书序中盛赞：“诚以人重也，斯亦班氏艺文志之支流也。”［2］此书开印谱印人传之先河。

1954年，《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初拓本问世，共46印，印文刻印社胜迹之名，边款记其始末，书前有王福庵作序。此谱始刻于1940年，1963年又增刊四钮，共50印，于印社六十周年庆典时全部捐赠印社。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福庵曾让高式熊用西泠印社斋馆楼阁名称刻成印谱，他又亲自撰款，定名为《西泠胜迹印谱》。此两谱虽为印谱，然从印文与边款合看，不唯可赏印品篆，实有“志地”之功。

1957年，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定的《西泠印社志稿》完成并印行，共分为六卷：“志地”“志人”“志事”“志文”“志物”“志余”。前有孙智敏所作之序，后有王福庵和秦康祥二跋。《志稿》撰成之初据传曾刻油印本五十部。1982年，时任印社事业组的章君平曾请杭州钟久安先生仿原版复制150部。2003年西泠印社百年华诞之际，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余正先生的注释本。至此，这部珍贵的西泠史料传世始广。

1960年，由秦康祥补写的《西泠印社志稿附编》油印本问世，别成上下两卷。

1963年，西泠印社印行叶为铭所编《西泠印社小志》面世。

1983年，《西泠印社社员印集》面世，此集为建社八十周年纪念刊，将印社历史上100位同人的作品汇集成册，并附有作者姓名、字号、出生年月、籍贯、入社时间等，可看成印谱式、简略的“西泠印社印人传”。

1983年6、7、8月，《西泠艺报》的《印社史料》栏目分三期刊出林泠的《西泠印社史话》。

1988年，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厅、杭州市文化局、日本《读卖新闻》社和西泠印社共同推出的“西泠印社展”赴日展出，同时结集了一本“西泠印社展”的展览册，此册是印社史料的又一次大整理，与此前相比，此册大量汇集图片文献，此后印社社史图片文献的整理渐渐受到重视。

1989年1月，《西泠艺报》的《印社史料》栏目刊出丁茂鲁绘的印社景观砖刻《西泠印社胜迹图》。此图以砖刻的形式制作于印社大门内右壁，从史料角度看，它与陈豪、汪络年、高时丰所绘《西泠印社图》属于同一系列。

1993年10月，西泠印社编辑出版了《西泠印社九十年》，内收多篇印社研究专文和社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是三十周年纪念刊之后第二次以“周年纪念刊”的方式汇集印社资料。附录部分的林乾良、黄镇中所辑的《大事记》是西泠印社九十年的大事年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陆续延展整理；吕国璋所辑《编辑出版图书概要》，整理了1904—1990年印社和社员编辑出版有关篆刻方面图书情况，以年份顺列，这两份资料在纵向梳理印社社史方面很有价值。

1995年，法国电台记者为西泠印社拍摄专题片。

1998年1月，《西泠艺报》的《印社史料》栏目刊出朱妙根文《西泠印社文献概要》，同年2月、4月又刊出同题文章的“续一”与“续二”，是对西泠印社社史文献的简要总结。

2018年，《西泠艺丛》第9、10期，刊出林乾良、黄镇中、张钰霖整理的《西泠印社115年大事记》，两期分为1904—1949年、1950—2018年两个时间段。

2003年10月，《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与《西泠印社百年图史》出版。《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由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先生主编，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博士与博士后团队撰稿。该书在体例上有很大的创新，其体例与结构之复杂、严谨，条理之清晰、主次之分明令人称叹，史料之全面、翔实、综合也前所未有，对百年西泠印社来说，是一本丰厚的、沉甸甸的礼献。本文以上所列叙的历年社史修撰的史料也主要参考此书。《西泠印社百年图史》的前置部分为序、综论和专论，综论部分刘江《西泠印社百年回眸》，专论部分陈振濂《西泠印社“社长现象”研究》、林乾良《西泠印社重大学术活动概要》、吕国璋《关于西泠印社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发展》诸篇专文都有时间与空间上的涵盖度。《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主体部分是百年史图述，将印社社史分为1904—1949年、1950—1979年、1980—2003年共三个阶段，图文结合。此书是社史整理中第一次如此大量地、密集地、全面地使用图片文献。图片文献第一次受到如此高的重视，体现了印社社史修撰中文献类型的明显转型。

2005年10月，《“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专题部分收入史长虹《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1904—2003）》一文，纵向梳理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史。

2006年9月，王佩智《西泠印社1963》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此书在西泠印社社史文献中具有特殊性——作为第一部“年份史”走入印社印史研究；西泠印社社史还有待细化和丰满，历史和未来呼唤更多的“年份史”和“阶段史”。

2006年9月，西泠印社编辑出版《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究丛编》（共分三册，分别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究汇录》上下卷和《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此丛书将早期社史的研究成果拓宽并加深，为以后新的社志撰写提供了颇具学术性的资料。

2015年7月，王佩智《西泠印社收藏史》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作为西泠印社的一部重要的“专题史”，该书有史有论、纵横结合，从印社收藏以及藏品的“种类”“起始”“历程”“文化效用”等方面立体而全面勾勒出“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收藏史。

2018年，《西泠艺丛》刊出郭超英《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述略》一文，梳理了印社从建社之初至2017年文化交流简史。

2020年11月，由吕建楚出品，华宣飞任总监制，陈振濂、龚志南、胡戎、陈立波任总策划的六集系列纪录片《西泠印社》开播，六集标题分别为《君子》《大师》《师父》《衣冠》《兄弟》《刀法》。此片标志着西泠印社社史撰述进入影像时代，六集纪录片始终贯穿着“精神价值”和“文化使命”的主脉，表现出社史撰述中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的介入与共振。

二、史志的文献类型、史体、史笔、史学观与史学精神

以上所介绍的社史文献，基本上都具有时间跨度长、内容包容全的特点，虽并非完全以“史”“志”命名，其实具有社史或某一阶段社史、某一方面专题社史的性质。“类型”在于分析史志文献核心史料内容与形式类型的异同，如文字、图表、影像、图谱等的区别与特点；诗有诗体，文有文体，史著有史体，“史体”重在分析史著在体裁、体例方面的特点，古人所说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即此。“史笔”在于分析不同史著在叙述、描写、议论等行文方面具体的手法，由此可见作者的历史观。史学观和史学精神则着重从“史学”“史学史”的角度分析，着眼于宏观与形而上的层面。

（一）记与志

印社的史志文献也是随着印社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又表现在多方面。印社初创期，史志文献也表现出简短、概括和“志实”的特点。从史体上看，是“记”和“志稿”二体。“记”原是古代散文体裁，盛行于唐宋，篇幅精简，短则几十字，多则数百字，易于满足方便、具体、灵活的记录诉求。印社历史上的八篇《西泠印社记》是社史文献中“记”的代表，每篇分看为记，合看则有史的性质。第一篇河井仙郎的《西泠印社记》还带有记录游历和访学的性质，此后鲁坚、胡宗成、张景星、吴昌硕的《西泠印社记》则重在宣示立社，揭橥宗旨。至1958年徐映璞、1983年林乾良两记则在“志地”方面较为详细。1988年沙孟海《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碑记》则是重在梳理西泠发展简史。

早期印社史志除表现出以简短精练的“记”体表述外，还表现出强烈明确的“志实”特点。这方面的代表是1915年编撰的《西泠印社志》和《西泠印社小志》，而1933年的《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和1957年的《西泠印社志稿》，虽名称不同，从内容和性质上都属于“志稿”系列。说其为“志”，由于“志实”，也就是记录最主要最基本的客观事项、地名、人物、文件等；说是“稿”，是因其不是体例和行文很完善的“史”，还表现出一种临时的记录，留待以后修缮圆满的特点。

《西泠印社小志》与《西泠印社志稿》从“志实”的角度看，几乎都是客观史料的类编，似乎谈不上什么笔法与史学观点，但是作者著史的意图、褒贬态度皆隐于其间，这种含蓄蕴藉的“史笔”，颇见著述者的君子之风。比如《西泠印社小志》于序后，首列“志事”，而“志事”中全部内容都是西泠印社给府、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和主管的呈文与批复。而《西泠印社志稿》卷三之“志事”却与此几乎完全不同。由此可见，辑录《西泠印社小志》时期，让官方承认印社地产、房产的合法性是发展印社的前提，于是首卷先将此事揭明。《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志人”将印人与各方赞助人同列并附小传，可见在印社发展过程中赞助人是印社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印社社史上在钱物方面的赞助、捐献还需要专题推进和深化。

（二）“纪传体”与印人传、印谱印人传

在中国史籍的史体中，“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历史最久，后来之史体也多从此化变而出。司马迁《史记》将“纪传体”推至历史的巅峰，纪传体后来受历代史家所重。纪传体之为体，源于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英雄史观”，后来随着史学的发展和记载对象的下移，《东汉观记》首次单列“妇女传”，《后汉书》的人物类传再次扩展，出现了“列女”“文苑”“党锢”“宦者”“逸民”等，以后各类主体身份的类传更多。从这一史学传统观照，印人传所出实晚。明人周亮工始著《印人传》，后清人汪启淑作《续印人传》，叶为铭作《再续印人传》和《广印人传》。西泠印人传始于叶为铭1913年的《西泠印社同人录》，后来1948年高式熊作印谱型印人传《西泠印社同人印传》，1983年西泠印社八十年周年庆所出《西泠印社社员印集》是作品集兼印人传略的文献。从《西泠印社同人录》张景星序“殆所以存传人而征伟迹，为传信后人计也”一句，可见叶为铭辑撰此录之目的；如果我们再结合叶为铭著有《再续印人传》《广印人传》的事实，可见先生有着自觉而强烈的“修史”意识。1948年王福庵为高式熊《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作序时，则以班固《汉书·艺文志》比状此部印谱的史学功能，他说：“昔班氏艺文志，于部目之下，皆加注其人履历以备考索，简核有体，记事之良法也。……诚为以重也，斯亦班氏艺文志之支流也。”［3］

尽管西泠印社文献中印人传之类已成完整系列，但以中国历史上史传类的史体和史法反观，印人传的体例、史法还有失于平面化、单线型、过于简略和史观缺席之憾。

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究汇录》下卷之“人物研究”列出26位早期社员，每位社员下附有相关研究论文，此类文献为以后修撰现代形态的“研究性”印人传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三）编年体、通史与年表、概述和史料长编

在西泠印社志史修撰与文献整理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以时序展开、全程覆盖、叙述简略的文献，如1983年6、7、8月在《西泠艺报》连载的林泠的《西泠印社史话》，1993年10月林乾良、黄镇中所编写的《西泠印社百年大事记》（见《西泠印社九十年》之附录），1998年1、2、4月《西泠艺报》连载的朱妙根《西泠印社文献概要》，刘江的《西泠印社百年回眸》（见《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之综论），林乾良《西泠印社重大学术活动概要》（见《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之专论），史长虹《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1904—2003）》（见《“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等。此类文献秉承古代“编年史”和“年表”的史学传统，忠于史实、有事必录，不但是一种具有独立的体裁的社史文献，还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或者提供了学术综述方面的梳理。

2003年作为百年社庆献礼编辑出版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可谓综合取法“编年体”“年表”“纲目体”诸史体，而又有新的创获。它不同于“编年体”，虽然史料按年代顺序编排，但是史事排列之外，还有一个“导论”和四个“分论”。以论述统史料，“论”与史事编年相结合，使此书具有了“研究性”，不会落于简单的资料汇编。它也不完全同于年表，年表资料分层基本是单维的，所有的史料以年相系，也就是某年某月下列叙相关的事。此书将史料分级处理，第一级是社史资料，黑体加粗，且分主次，主要条目下征引的资料多，次要条目下则少。第二级是社史资料的系史、文献征引和附录。社史资料之后还增加了相关背景资料。这种体例与当年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先作丛目，次作长编很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社史资料”条目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丛目”，《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系史、文献征引和附录则相当于《资治通鉴》的“长编”，这也就是这部书以“长编”命名的原因，主要在于“史体”而不是它涵盖时间的长度。另外，这部文献的编例也继承和创化了朱熹主编的《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共约80万字，通读并非易事，但是社史资料与系史、文献征引、附录分栏另列，且将社史资料黑体加粗处理，这样社史资料就成为“纲”，其余三者成“目”，纲举目张，条理很清晰。另外，一篇“导论”和四个“分论”也是本书的另一种“纲”，以纲索史，简约明豁。这部文献对于以后社史资料和通史的撰写起到开风气、立范式的作用，也做了很好前期史料、史实、史体、史识的积累和导引。

（四）地记、图志、舆地

在古代史籍中地记、图志、舆地图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地记是以文字记录郡县、山川、河渠等地理内容的史籍；图志，或单用文字或图文结合；舆地一般都是图文结合的。《西泠印社志稿》卷一“志地”，显然与“地记”及“图志”“舆地”中的文字部分的传统和记叙方式是一致的。韩登安所刻《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和高式熊所刻《西泠胜迹印谱》，把印与款相合看，也有“志地”功能，当时王福庵先生让两位学生刻此类印谱，也一定并不完全是出于篆刻艺术之初衷。随着印社的发展，占地扩大，新地并入，及时志记，以为史证，因此史志中的志地也有“护社”之用心。

陈豪、汪络年以及高时丰所作的《西泠印社图》长卷，与其说他们作此是以山水画寄情遣兴，倒不如说他们更看重其“图志”的功用。后来由丁茂鲁所绘并以砖刻形式制于印社正门内右壁的《西泠印社胜迹图》是属于同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图绘所用视角是俯瞻式全视角，与山水画三远法并不相同，三远法重在表现“远”的层次性和意境感。而这类图绘因其功用是偏重说明性的，目的在于展示印社的格局与胜景的位置关系，很像现在说的园林建筑的“沙盘”，只是借用了山水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多了些许文采风流和古韵幽致罢了。同时，长卷的时序性和视角上的俯瞻式全视角，加之图绘与题咏相结合，致使它的史体与史笔同时具有古典和现代两重特性，这种叙史方式后来也被引入影像史并得到提升。从社史文献的角度作研究，这一系列“西泠印社图”一定会阐发出更多的史学意义。

（五）断代史、特定年份史与专题史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断代史”是一种重要的史体，如果将百年的西泠印社史作为通史看，那么某一阶段的史志或者某个年份的史志就相当于“断代史”。关于西泠印社社史阶段性的叙述，《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分为四个阶段，《西泠印社百年图史》则分为三个阶段。而王佩智的《西泠印社1963》则可以算是“年份史”，这部年份史之所以选择1963年，在于1963年的六十周年社庆活动标志着经过一系列历史动荡和劫难后，印社的各项活动全面恢复与重生，所以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专题史”。黄仁宇的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之所以选择“万历十五年”，在于此年很多看似平常的史事，是此前历史之果，此后历史之因，是重要的历史“节点”。王佩智的《西泠印社收藏史》则是重要的“专题史”。历史问题的专题研究是一种高级的史体，它体现了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和将思辨、批评和新的史学方法、观念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性。

自沙孟海先生执掌印社社长以来，在印学研究上倡导学术性，并以多种颇具现代学术性的重要成果以身示范，相应地也使印社的学术研究包括社史研究实现了“现代性转换”。主要表现在随笔式、回忆录式、史料排列式、概述式表述之外，渐渐涌现不少“问题意识”明确、思辨性强、专题性突出的社史研究成果，尤其是百年社庆以来这种转变更为明显，比如陈振濂《西泠印社“社长现象”研究》、邱云《近代士绅变异对西泠印社形成的影响考略》、（日）菅野智明《早期的西泠印社和近现代美术社团》，等等。这些成果集中在西泠印社的逢十社庆论文集和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中涌现出来，2006年结集出版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在以往的社史研究和史料积累中，关于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筹款赞助与受捐、产业发展、“西泠印社图”系列、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史、西泠印社与印谱史和印谱学、西泠印社与近代社会巨变、西泠印社中的诗词联句文学等，在史料整理方面都有了相当好的基础，但是相应的专题性研究还有待跟进。

（六）图史与影像史学

如上文所述，古人史籍即有图志、舆地图，还有图谱之属；古人治学与读书法也有“左图右史”之说。现代史学与古典史学区别之一就是对图版的重视和影像史料的引入。但是只将图片和影像作为史料，加以简单地汇集，还是不能体现出现代史学的品质。《西泠印社展》《西泠印社九十年》与《西泠印社百年图史》是西泠印社最重要的三部“图史”，尤其第三部图史，颇有集大成之格局与体量，更为重要的是它尝试并构建起了“图史”的一种史法、史识、史体和叙论模式。［4］图史的史体与史法如何构建，这是一个现代史学回避不了且要长期探索的问题，它关系到史书修撰的“现代性”。

如今，大众的阅读习惯已然从“读图时代”到了“短视频时代”，不要说图史，即使影像也早已走进现代史学的大门，且日益变得重要起来。因此，如何构建“影像史”也是现代史学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已于1988年开创了影像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像史学在国内迅速发展。以影像语言叙述历史，因其形象性、直观性和共情感、代入感大大提高和拓展了历史学的社会传播功能。据《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所载，1995年法国电台记者为西泠印社拍摄过专题片，可惜笔者并未看到此片。2020年11月，由吕建楚出品，华宣飞任总监制，陈振濂、龚志南、胡戎、陈立波任总策划的六集系列纪录片《西泠印社》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西泠印社影像史”。其实，当我们将此与此前传统的社史社志相比时，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并不主要在于“第一部”，而在于影像作为史料进入现代史学后，相应地引起史体、史法以及跨学科交融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这六集影像从史学体例上看，改进了传统的“编年史”“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体例，六部片子的标题不是时间性的又兼顾史事展开的，它是专题性的，专题性其实指向研究性和思想性。《君子》《大师》《师父》《衣冠》《兄弟》《刀法》六部分中间贯穿的又是文化艺术理想和民族精神。从史料看，它综合运用了图片、历史影像、虚拟影像、口述史料等素材；从史法和叙事范式看，它灵活运用了顺序、倒序、插序，时空转换、时空共置、时空交错、时空幻化等手法，让人产生别样的读史、“感史”体验。随着各种技术的进步和跨学科交流、研究的发展，影像史和影像史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定会有新的“西泠印社影像史”面世。

以上从史体、史法分类的角度，将西泠印社的重要史学文献分成六类并做了分析，如果再从史笔（行文中具体的叙述方法）、史法（研究方法）、史观方面看，在年代时序上也有一个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但是大部分史著的史笔、史法还是以实录、考据、校勘、引证、梳理为主，史观上除了道统观和谱系观之外，其他史观则基本是缺席的——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百年社庆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质的转变。

三、西泠印社社史修撰的影响与启示

百年西泠印社久历艰难，如今老而弥新，这是现代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但体现在它的自身生命力，还体现在它的影响力。它的影响力来自多方面，比如“创社四君子”的公而忘私和君子之风，历任社长的学厚德劭和引领有法，赞助人、捐赠人、守护人的慷慨奉献、矢志如磐，历代同人和研究者的艺术和学术积累，等等。但其中西泠印社中人有着自觉、明确和强烈的“修史”意识，并一如既往地结撰各种印社史志文献，这一因素是举足轻重的。因百年之社，其史昭昭，故西泠祖脉，历劫不坠，斯文独盛！其余响流韵所至，沾溉所及，从风而化者、声气相应者，亦可察可寻。若要细述西泠印社社史修撰之影响与启示，拙意以为，大约有以下几端：

（一）自觉的修史意识与道统、文脉之赓续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国可亡，史不可灭”的信念，因为中华文明的特质一直启迪中国人，只要史不灭，国即不会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发源早且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绵延不断。文脉要赓续，文明要传承，修史传世的作用不言自明。在中国士大夫心中道统、文脉是家国之魂，具体就印学而论，中华文化中的道统与文脉就显现为印学的“宗风”。西泠印社历史上撰志修史的意识是自觉主动的，也是强烈的，在百年传承中先贤与后继者一直保持着这一优良传统。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虽以印结社，但撰志修史以传诸后世者，并不限于“雕虫篆刻”，也不拘于浙派印学，甚至不限于中国印学，而是“艺以载道”，印学所载者道统、文脉也。故而《西泠印社小志》况周颐序引《礼记》曰：“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君子有取焉。非徒流连泉石，一觞一咏，啸傲烟霞，畅叙幽情而已。”［5］可见，儒者以术营道，非止于技耳。

日本人河井仙郎在《西泠印社记》中说：“诸君为余言：印学自赵悲庵后，薪火将绝矣！近人能此者，惟湖州吴苦铁一人而已。”［6］创立印社和延举社长，并不是出于“稻粱谋”之类功利目的，而是出于对印学宗风将绝的担心，四君子创社其实是主动担当续灯传薪的历史使命。张景星在《西泠印社记》中说：“唐宋以降，古意凌夷，逮明文寿承力肩返古，遂为一代印宗。而周氏栎园又从而传之，印学赖以不坠。厥后吾浙八家，昌明浙派，海内宗仰，于是印人蔚起，辉映后先，迄今言印学者类能道之，然不谋所以保存，势必日就湮没，印社之设，乌可缓哉？”［7］注意这里提到的文寿承和浙派八家都是以治印的方式续宗传脉，中间提到的周亮工（号栎园）却主要通过修撰《印人传》传承印学。可见在西泠印社人心中修史撰志是传承文脉极为得力的方式。时至今日，当我们沿着历史的纵轴线对一部部印社史志作巡礼拜读时，留在我们心中“最深”的印象一定不是印社同人治印、咏诗、作画、习书的风雅，而是传承和坚守中华文脉的风骨和精神。

（二）使印学进入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并与之同频共振

试想，如果没有这一部部的社史社志和研究论著，即使印社社址如今仍完好如初，印人的作品集也得以流传至今，留给后人的印象恐怕仅仅是历史上有一群印人在此活动过，他们雅好金石，印技绝伦。如果真如此，这样的结果应该并不符合历代西泠人的深心宏愿。历代西泠印社人都有着深厚的修养，清隽弘毅的风骨和不同寻常的远见卓识。虽然当初《社约》中确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但是从创社之初始，西泠印社就一直保持着文化观念上的高度、开放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态度。从印学到篆刻学，再到“金石学重振”乃至近年提出的“大印学”，西泠印社在观念上贯通古今，在地域上联结中外。入社者身份多种多样，印社活动涉及收藏、出版、研讨、展览等多方面，印社所从事的文化艺术领域涵盖印学、金石、书法、诗词、国画、古文字、音乐、教育、古钱、园林、版本目录、文献学、史学、佛学、考古等诸多领域。西泠印社的“社长现象”启发我们：一社之长竟然并不一定要会治印，但一定要德高望重，要能起到学术引领、道德示范和统筹指挥的作用。这种社长推选机制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规定性。印社社长和社员的重要学术研究与学术史进展、转变等也是同频共振的，比如沙孟海先生书学、印学研究往往与同时期的考古学、学术史相呼应。

有这些印社史志的编撰和传世，印学与其他文化的互动都是凿凿可按的。随着印社史志的史体、史法、史观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从“志实”走向思辨、批评、反思和重释，印社社史修撰和研究在方法论和史料上就有更多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的介入。因此，当我们阅读《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时，又如同在阅读“中国百年文化艺术综史”。这些印社史志会将真正的印学内涵和精神传递下去，史志是西泠印社印学文化与其他学术领域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镜鉴和桥梁。

（三）构建现代史学形态的“西泠印社社史”之必要性

构建现代史学形态的“西泠印社社史”，首先要深入走进古典史学资源的武库，充分挖掘和利用古典史学在史体、史法、史学观等方面的营养，借为修撰西泠印社社史的参照与方法。百年西泠在撰志修史上已有丰厚的积累，但从古典史学的维度看，还有一些工作可做。

首先，可以从古典史学的史体方面受到诸多启发，并在文献结撰方面借鉴、移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古代史籍分为十五大类，十五大类下又有更多细类和史体。比如借鉴“纪事本末体”，可以选择西泠印社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按时序叙传；借鉴明末清初黄宗羲“学案体”和谱牒学对印社篆刻师承做出更为具体的梳理。借鉴古典史论、史评的体式和史识、史观，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一些史事做出评论；借鉴《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和其他史著之赞论、序、诠、评、议、述，注释、书目提要等史法，凸显史著的史观与理论性。即使我们熟悉的《史记》，从体例构成上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互现”与“配合”，也就是由帝王大事、历史大事记、社会文化史、贵族王侯家族史、各个阶层人物传记结撰史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构撰由历任社长、印社大事、印社与政治社会互动、印社名家、印社守社人与赞助人等板块构成的社史，等等。古典史学还可以给我们很多方面的启发。

但是总体来说，古典史学重视叙述和实证的方法，而在分析、研究、阐释和批评、思辨上稍显薄弱。孔子首创“褒贬义例”，字里行间“寓褒贬，别善恶”。古典史学把鉴定善恶、劝惩教化作为核心史学功能，在史学观有简单化之嫌。借用历史学家斯托维奇在1976年出版的《法国的史学方法：年鉴年派》中对于西方史学存在的三种范式的研究方法，中国古典史学基本是“鉴戒式”范式和“叙述式”范式，正在经历“结构—功能”范式，从长时段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观察中总结历史规律，还要向思辨与阐释开拓。无论从时代的角度还是历史哲学的思路，西泠印社的社史修撰都可以从古典走向现代了。欧洲历史哲学有正、反、合之说，中国现代史学有信古、疑古、释古之论，从西泠印社社史来看，似乎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创制与“志实”、汇集与通编、研究与思辨。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说：“历史只有在方案上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才能成为科学。”［8］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也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任性随意的，要站在思想史的高度，广泛吸收当代的学科成果。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说：“与自然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一点也不关心各种事件本身。他仅仅关心成为思想的外壳表现的那些事件，而且是仅仅就它们的表现思想而言才关心着的那些事件。归根到底，他仅只关心着思想。”［9］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编年史是一种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他说：“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成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10］其实，中国古典史学中已有现代史学思想的萌芽，如王阳明就曾说“六经皆史”，明代王世贞也认为“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只是当时在总体上还未走出古典史学的笼罩。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也出现不少卓有建树的史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等，他们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还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已出现比较史学、心理史学、文化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历史、影像史学等流派，并且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我们也应以此为“镜”、为“径”进行现代形态的社史编撰。

可喜的是，西泠印社的社史编撰与研究，已表现出显著的现代性。比如，对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身份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已表现出疑古与释古精神；2022年出版的陈振濂教授主编的《西泠印社与江南士大夫文化》，运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多种方法论，从学科交融的维度研究西泠印社社史，颇有文化史学的风范。钱穆先生就曾糅合儒家心性哲学和西方文化生命学，建构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认为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体，道德化的心性是历史文化的本体，历史文化是道德化心性的外现。《西泠印社与江南士大夫文化》从西泠印社百年社史中，抽取出了“道德化心性”这一西泠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另外，西泠印社有大量的诗词题咏，可以参照陈寅恪的“以诗证史”和“诗史互证法”做研究。由此扩展以图证史、以印证史、以口述证史、以金石题刻证史和影像史都有很多可挖掘的课题。

大道荡荡，史笔如椽。历史在记载中传承，撰志修史本身又是一种历史—未来的西泠人将创造并书写出更精彩的“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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