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在城：从马可波罗到哥伦布、卫匡国 党宝海 一 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他的行记中，用大量笔墨记录了当时两个最具特色的中国城市——汗八里城（Cambaluc，突厥语词，意为“君主之城”，即元朝的首都大都）和行在城（Kinsay，也有抄本写做Quinsai、Quinsay等，来自汉语“行在”，指皇帝居止之地。为了表示收复故土的姿态，南宋把北宋的旧都东京汴梁视为首都，而称真正的首都杭州为“行在”）。汗八里城是元朝的首都，“行在城”是南宋的旧都。虽然元朝灭亡了南宋，但当时的人们习惯沿用南宋的旧称，把杭州叫作“行在”。马可波罗对这两座他最了解的中国城市做了多方面的记述，所展现的城市特点各异，倾注的感情也不同。对行在城，马可波罗透露出更多的喜爱与亲近感。 马可波罗说行在城又称“天城”，“无可争议，这座城是世界上最美好、最高贵的。” 行在城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相似，是一座美丽的水城。马可波罗说，该城位于一个澄清的淡水湖与一条大河之间。河水经由大小运河引导，流入全城各处，并将所有垃圾带入湖中，最终流入大海。城内除了陆上交通外，还有各种水上通道，可以到达城市各处。所有的运河与街道都很宽阔，运载居民必需品的船只与车辆，都能很方便地来往穿梭。马可波罗听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两千座。一些大桥架在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这种桥的桥拱建得很高，竖着桅杆的大船可以从桥下顺利通过。桥顶到街道的斜坡造得十分合适，车马可以在桥上畅通无阻。行在城的市政设施根据当时的标准来看，绝对是一流的。此外，行在街道的两侧都用石头和砖块铺成，每边宽十步，中间再铺上细沙，并建有拱形的阴沟。下雨的时候，雨水可以从阴沟泄入邻近的河中。这样街道就能够保持干燥清洁。旅客行走各处，不会被污泥弄脏双脚。 在马可波罗笔下，行在简直不像一座古代城市，它的公共设施建设似乎超越了时代，其重要标志是为城市公共安全而建立的消防系统。行在的房屋大多是木材所建，很容易着火。在每条街上都有一些石塔或阁楼。一有火警，居民可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这些塔楼中，以求安全。如遇上火警，城市的守卫就敲击木梆发出警报，一定距离内的守卫会立刻赶来救火，并将此地商人和其他人的财产，移入塔楼。有时货物会被装上船，运到湖中的岛上去。这种火灾预警机制对于行在城非常重要。马可波罗说，有火警的时侯如果没有这种防预措施，那就有烧毁半个城市的危险。 行在城的富裕繁华给马可波罗留下深刻印象。他注意到那里是南方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城内除了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之外，还有十个大市场。这些市场每边都长达半哩（mile）。市场之间彼此相距四哩。市场被高楼大厦环绕着。高楼的底层是商店，经营各种商品，出售各种货物，香料、药材、小装饰品和珍珠等应有尽有。有些铺子除米酒外，不卖别的东西，他们不断地酿酒，以低廉的价格供应顾客。在靠近河道的岸边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它地方来的商人准备的。 大街就位于广场的前面，街面宽达四十步，从城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街的两侧有许多宏大的住宅，并配有花园。附近也有工匠的住所，他们在自己的铺子里从事劳作。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人们可能觉得一座城市要供养这么多人口，维持他们的生活，似乎是一桩不可能的事。但马可波罗看到，每到集市之日，市场中挤满了商人，他们用车和船装载各种货物，络绎不绝地赶来。所有商品都能找到买主。马可波罗从大汗的一个官吏处得悉，这里每天上市的胡椒有43担（43 loads），而每担重达223磅（223 lbs）。马可说，通过胡椒的数字，可以推算出行在居民所需的酒、肉、杂货和食品的巨大数量。 根据马可波罗的观察，行在的这些市场购销两旺，生意红火。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光顾。所有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在这里可以买到任何东西。这里的肉类供应充足，野味如獐鹿、花鹿、野兔、家兔，禽类如鹧鸪、野鸡、家鸡之类，数量极多。鸭、鹅多得不可胜数。它们平时养在湖中，价格非常低廉。一枚威尼斯银币（a Venice groat of silver）可以买一对鹅、两对鸭。城内有许多屠宰场，宰杀大牲畜——如牛、羊之类，它们的肉供应给富人和大官。至于穷人，则不加选择地吃各种不洁的肉，毫不厌恶。城市距海十五哩，每天都有大批鱼类运到城中。湖里也出产丰富的淡水鱼，时常见到渔人在湖中捕鱼。鱼的种类很多，随季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于城市的污秽排到湖中，鱼长得非常肥美。当看到运来的鱼数量如此之多，你可能不相信它们都能卖出去，但在几个小时之内，鱼就可以销售一空。因为居民的人数实在太多，而他们每餐都要吃鱼肉。 除了肉食，这里的水果也多得不计其数。一年四季，市场上总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果子。特别是梨，硕大出奇，每个约重十磅（ten pounds）。还有桃子，按季节有黄桃、白桃两种，味道鲜美。这里不产葡萄，也没有葡萄酒，但会从外地运来大量美味的葡萄干和葡萄酒。 由于市场交易的数量极为庞大，元朝政府从交易中征得巨额税收。马可波罗在行在的时候，有机会了解当地一些重要的经济数字。行在当时上报的有160万户。大汗从行在以及行在所属的各地每年征收数量庞大的税收。排在第一位的是盐税，大汗每年可收得80土曼[toman，蒙古语“万”——引者]金。马可波罗算了一笔帐：每一土曼相当于意大利金币7万萨吉（saggi），除盐税外，大汗每年还可收到210土曼的其它税收，相当于1470万金萨吉。马可波罗在《行记》中强调说，这些统计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 也许是因为居住时间较长，马可波罗对行在居民的生活知之颇多。马可波罗说，行在的居民大多是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引者]。当地的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量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丝绸衣服。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柱，建筑华丽。由于他们喜好装饰，花费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 这座城市的居民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在行在的街道上有许多浴室，浴室的总数有三千所，用的都是泉水。有些浴室非常大，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同时洗浴。 当地居民性情平和，民风恬静闲适。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彼此和睦相处，很少有争论失和的事情发生。在工商业方面，他们公平正直。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亲密如同家人。在家庭内部，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表现出相当的尊敬，没有任何妒忌或猜疑。如果一个男人对已婚的妇人说了什么不适宜的话，就会被看成有失体面的人。即使是外地来的商旅，他们也竭诚相待，请入家中，以示友好，对于商业上的事务，给予善意的忠告和帮助。 行在城的公益事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根据马可波罗记载，在这座城市里建有一些慈善机构。残疾人或其他患病不能工作的人，可以送入慈善机构。城中每一地区都有几个，它们由过去的君主创办。当病人痊愈后，则让他们从事某种职业以自食其力。 对于今天的杭州而言，西湖无疑是最重要的地理单元。在元代也是如此。马可波罗对西湖着墨甚多，他的喜爱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他写道：在湖的周围有许多宽敞美丽的住宅，都是达官贵人的寓所。还有许多寺院，寺中住着众多僧侣，他们都十分虔诚可敬。靠近湖心处有两个岛，每个岛上都有一座美丽华贵的建筑，里面分成无数的房间与独立的亭子。当本城的居民举行婚礼或其它豪华的宴会时，就来到这两座岛上。凡他们所需的东西，如器皿、布帛等，在这里都已预备齐全。这些东西以及建筑物都是用市民的公共费用置备的。有时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人在这里同时设宴或举行婚礼，但里面的供应依然井井有条、周到齐全。每家都有各自的房间或亭子可以使用，不会相互混杂。 在湖中有大量供游览的游船，这些船长约十五至二十步，可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所以航行时能保持平稳。所有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自己的家眷，或是呼朋唤友，雇一条船就可以到湖上荡舟。船上有很多桌椅和各种必需的器皿。船舱上面铺着一块平板，船夫就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插入湖底撑船前进。湖深不过一、两步，想去哪里都可以，随心所欲。船顶的下面和船舱四壁，悬挂着各种图画。船身两侧的窗户可以随意开关，游客坐在船里就能饱览全湖的风光。在湖上游览的乐趣，的确胜过陆地上的任何游乐。整个湖面宽广秀丽，站在离岸不远的船上，可以观赏全城的景色，能看到各处的宫殿、庙宇、寺观、苑囿、树木。在湖上还可以欣赏其他游船，它们载着游人，往来不绝，风光宜人。当地的居民热衷享乐，他们在工作、交易之余，除掉想和自己的妻子或情人在舟中或街车上休闲享乐之外，别无所思。行在的男人们带着妇女在湖光山色中游玩终日，直至晚上才乘马车回家。 马可波罗对行在城的历史也有简单叙述，关于南宋皇帝宫殿和奢华生活占了很大比重。君主的荒淫无能，带来的是国家的毁灭。马可波罗曾经去皇宫旧址参观。前面的大殿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式，而后宫都已经毁坏了，仅留下一堆废墟，供人凭吊。围绕果园和花园的墙也同样破败不堪，动物与树木都不复存在了。 与行在城相比，汗八里城更多地体现出皇朝首都的政治地位和统治秩序。马可波罗记录了汗八里城严整的城市规划和大汗的宫廷苑囿，记录了纸币的印造、美酒和煤炭，记录了为皇室服务的占星师和社会慈善事业，记录了严格的城市宵禁政策和社会管控。这个城市虽然有它独特的魅力，但是，和富丽闲适的行在城比较起来，汗八里城的氛围显得过于严肃、矜持和沉闷。 通过马可波罗的行记，我们了解到：汗八里城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比起行在有不小的差距。行记只是简单提到，汗八里城内和十二个附郭的居民人数极多，房屋鳞次栉比，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商人们和来京办事的人多住在近郊。在大汗坐朝的几个月间，这些人各怀所求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都集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汗国的其他地区，凡有值钱的东西也都运到这里，以满足君主、宫廷、贵族、军人、商人以及广大民众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多。各种商品输入城市，川流不息。仅生丝一项，每天就运进上千车。用这种丝可以织成大量金锦绸绢以及其他物品。”汗八里城的繁华主要缘于它做为首都的政治地位。 我们注意到，除了对大汗宫廷苑囿的详细记录之外，马可波罗对汗八里城的记载比较程式化，没有细致耐心的描述。在两座城市中，马可波罗偏好的天平是向行在城倾斜的。 二 随着《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的传播。行在城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在14—17世纪涉及远东的记述中，这座城市被多次提到。例如，有一部流传颇广的游记体文学著作《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书中描写了各种东方奇迹，也写到行在城的富丽状况：“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人们称它为Cassay，意即‘天堂之城’。这座城市方圆五十英里，有十二座主要的城门。在每个门前约三英里到四英里的地方又有一个大城镇或大城市。这座城坐落在一个大湖上，就像威尼斯。在城里有一万两千多座桥。每座桥上都建有坚固而美观的塔楼，里面住着卫士，替大汗防守该城。城的一端有条大河，河水流经整座城市。因为它是一个如此富饶可爱的城市，很多基督徒、商人以及不同民族的人们都定居于此。”。事实上，这部游记的主人公曼德维尔（Mandeville）是个虚构人物，所谓游记只是后人的托名汇编而已，书的作者并未到过东方。 在14-15世纪的欧洲，关于东方，尤其是远东的文献并不丰富。出自亲临者口述、笔录的更是凤毛麟角。推动当时欧洲地理学、制图学发展的主要是马可波罗的著作。根据它的记载，一些欧洲地图上标注了行在城（Quinsai或Quinsay等）。该书对后世航海家、学者也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讨论大航海家、探险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约1451-1506）和大学者、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与行在城的关系。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比马可波罗晚了二、三百年，但他们认识行在城的重要桥梁仍是马可波罗的行记。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城（Seville）的哥伦布图书馆（Biblioteca Colombina）中，保存着一本哥伦布看过的皮皮诺（Pipino）版本的拉丁文《马可波罗行记》。书上有许多哥伦布的亲笔边注。 从这些边注可以看出哥伦布仔细阅读过这本书。边注总计264处，475行，还有个别模糊不清的地方。在第31页背面关于汗八里城的一章上，哥伦布边注“有大王的无数大臣”。在叙述行在城的一章旁，他写下了：“那里约有一万二千座石头做的桥”。其它边注多为摘记文中的字句，说明该章要点。给人的印象是，哥伦布最关心各地的地理方位和物产情况，特别是香料、药材和珠宝等。 对哥伦布影响较大的另一知识来源是佛罗伦萨医生保罗·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1474年6月25日写给他的信和一张海图。这位医生当时以其对天文、地理的博学而闻名欧洲。信原是给葡萄牙一个神职人员的，因哥伦布向他求教，他又以此信复本作为回答。信中告诉哥伦布契丹和蛮子国是如何富饶，首都汗八里和行在如何富丽堂皇，大汗对其国家如何治理有方，等等。信中写道：“按照地图，从里斯本向西行二十六格，每格为二百五十里，就可到达一个非常宏伟的行在城。此城周长约一百里，即三十五里格，有石桥十座。它那宏伟的建筑、艺术和岁收是人们乐谈的奇迹。该城位于蛮子省中，靠近国王定居的契丹省。” 行在城做为东方城市的代表，无疑给哥伦布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座城市成为他远洋航行所寻找的一个重要目标。 让我们看一看哥伦布关于“行在城”的自述。哥伦布第一次美洲航行留有《航海日记》，尽管内容并不完整，但对后人了解哥伦布远航的动机和过程极有价值。《航海日记》不止一次提到了行在城。 例如，1492年10月21日，哥伦布写道：“我希望去另一个大岛。根据印第安人的手势，我相信它就是齐潘戈，他们叫它古巴（Colba）。他们说那里有许多船只和好的水手。这个岛后面还有一个叫博菲奥的岛，据说它也很大。至于它们之间的其它岛屿如何对待，要看经过它们时能否弄得到黄金和香料再决定。但我仍决心要到大陆上和行在城（Quinsay）去，向大汗（Great Khan）呈交陛下给他的信件，并要求给以回答，我将带着它回去。” 在这一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哥伦布表达了他对到达行在城和刺桐港的信心：“很肯定，这就是大陆，我现在已面临刺桐和行在城了。它们各离此一百里格上下不等。至今所见的海，其特点也明显地不一样。” 哥伦布首航归来后，丝毫未怀疑他所到达的地方不是东方的印度，而是别的地方。当他第四次返航后，仍认为自己已见到了印度。临终前，他还在病榻上写信请王室派传教士前往那些愿意接受教化的大汗领土上去。 哥伦布去世之后，有欧洲地理学者继续把美洲视为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亚洲。一些16世纪中期绘制的美洲地图，将位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都城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标记为行在城。 三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是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他在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与苦苦寻觅中国而南辕北辙的哥伦布不同，卫匡国不仅来到了中国，而且长期定居杭州。1643年10月卫匡国到达杭州，定居下来并从事传教活动。1645年8月清军攻占杭州，1646年初卫匡国参与反清复明活动，1646年下半年，卫匡国转变态度，成为清朝的支持者，继续住在杭州。1650年，卫匡国升任杭州地区耶稣会会长。1651年1月，他出发前往罗马。1659年6月11日，卫匡国从欧洲返回杭州，1661年染霍乱，6月6日与世长辞。至今，在杭州西溪路大方井基督教墓园中，还完好的保存着卫匡国的墓地。 卫匡国著述丰富，他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这是卫匡国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参考明罗洪先《广舆图》、陆应阳《广舆记》等方舆志图资料和明代耶稣会士地理观测成果，于1654年绘制完成的。全书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诸省各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地图上绘有经纬度。此外还包括171页志文。 该书不同于中国官私地理志书偏重政治建置的限制，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主张的学科综合的性质。各地的志文，包括地理位置、名称来源、建置沿革、面积方位、气候物产、名山大川、城镇交通、户口租赋、风俗习惯、人文古迹、掌故逸闻等，对中国的自然条件、经济、人文地理做了系统介绍。《中国新地图集》收录了丰富多样的地理信息，出版后引起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 这部《中国新地图集》把浙江列为“第十省”，在相应志文里对浙江的大都市杭州做了详细说明。卫匡国第一次用大量事实证明，杭州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行在城。除此之外，他还结合《马可波罗行记》和自己的实地观察，对杭州城的方方面面做了大量介绍，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马可波罗的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卫匡国关于“行在城”的论述，尤其是英国学者亨利•裕尔（Henry Yule）。在他翻译注释的《马可波罗行记》中，大量摘录了《中国新地图集》的内容，使不能阅读拉丁文的读者较早认识到卫匡国的重要贡献。 卫匡国明确指出：马可波罗所说的Quinsai就是杭州。“欧洲的地理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它的确切位置，他们的研究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为了不让大家继续浪费时间，我也就此说上两句。我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杭州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Quinsai。”“不论从历史、日期、名称、城市规模，还是从马可波罗描述的细节上来判断，杭州就是Quinsai。”由于真正认识到马可波罗所做的重要贡献，卫匡国评论说：“欧洲人没有必要再对Cathay、Mangin、Quinsai等城市的名字胡乱猜测了。的确，马可波罗根据鞑靼人的发音改了许多名称，但有些人不经核实就错误地指责马可波罗的态度是不对的。对马可波罗，我们应该尊敬和赞扬。” 关于马可波罗对西湖的记述，卫匡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还有什么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呢？或者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更准确的描述呢？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杭州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Quinsai，而马可波罗描写的这个迷人的湖，正是西湖。” 关于钱塘江，卫匡国评论说：“钱塘江，正是马可波罗在描述Quinsai城时所说的那条河，它向东流入东海，距海的距离正好与马可波罗的计算相符。” 马可波罗提到行在城有一万二千座桥梁。卫匡国对此也做了考证：“杭州城内外有数不清的高桥，但肯定没有马可波罗所说的一万座那么多，估计他可能将那些模样酷似桥梁的牌楼也计算在内了。……不仅在杭州，整个浙江省内都有无数的桥梁和牌楼，如果都算在一起的话，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还有可能增加。” 南宋灭亡前夕，宋朝的幼主在大臣保护下逃离行在城，以东南沿海为根据地进行抗战。马可波罗在行记中讲述了有关史事。对此，卫匡国评论道：“对那位逃亡海边的皇帝的名字，马可波罗在他书中所写的名字和我要说的是同一个人。我们的意见不但不矛盾，而且还得到进一步证实。” 在《中国新地图集》中，卫匡国指出了马可波罗所犯的知识性错误，如马可波罗“误把老虎当成狮子，而实际上就像在亚洲其它地区一样，这里并没有狮子。”“此地多虎，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之为狮子，这或许是由于毫无实际意义地扩大词意所致。”在这一点上，卫匡国是正确的。不过，也有马可波罗不误，而卫匡国改错的，如南宋皇帝的称号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写为Fanfur，这本是一个伊朗语词，指君主，后阿拉伯语也借用这个词，多指中国的皇帝，即所谓“天子”。卫匡国根据汉文，把该词理解为汉语词汇Fanfu，即“王府（Uangfu）”。他写道：“根据鞑靼人的发音习惯，马可波罗在皇帝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r’音，把逃往海边的皇帝称为‘Fanfur’。有的书写者写成Fanfu，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名词，用以称呼皇室成员和具有高贵血统的人。实际上，‘王府’的意思就是皇家领地或皇族，而且这个词即使在今天仍被用来称呼皇室后裔。”那么，为什么在马可波罗时代用这个词汇称呼南宋皇帝呢？卫匡国解释说：“鞑靼人之所以这样称呼宋朝皇帝而不直呼其名，是因为鞑靼人认为他只是南中国的皇帝，而且他是在失去北方的领土后溃退到南方的。……由于当时鞑靼人占领着中国的大部分地盘，而且有自己的皇帝，因此他们不愿称宋朝的皇帝为皇帝，而只称其为‘王府’，意即只是‘皇族的后裔’。”以上解释出于卫匡国对Fanfur一词的误解，如果他了解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对中国皇帝的称呼，他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卫匡国准确指出了Quinsai城就是杭州城，但是他没能对Quinsai的含义做出正确的解释，他认为Quinsai来自汉语词汇“京师”。这一观点曾长期被近代汉学家所接受，直到20世纪初才被新的研究者正确解释为“行在”。 卫匡国曾长期在杭州居住，他对当地的观察有着和马可波罗类似的视角。如他记载了当地的桥梁和牌楼、发达的手工业、丰富的物产、大规模的商品交易、美丽的风光，等等。在杭州的自然景物中，他提到了马可波罗并未提到的飞来峰、凤凰山、钱塘江大潮等，但他记述最详细的景物，还是和马可波罗一样——西湖。 卫匡国描述西湖的段落同样精彩，全文征引如下：“著名的西湖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了许多欢乐，建在湖西岸的杭州城更是被认为是天下最美的城市。西湖与城墙间有一条石板路，长约7斯达第奥（Stadio，古希腊长度单位，相当于185米），是散步的极佳场所。西湖方圆40斯达第奥，四周被城墙和群山包围，就像是一座露天剧场。另外还有许多小河汇入西湖，庙宇、房屋、寺院、书社、丛林、陵墓和花园依湖而建，景色非常优美。沿湖的道路上都铺着方石，此外还有道路沿桥穿湖而过，因此行人可以步行穿过整个西湖，同时船也可以从桥下通行。道路两边绿树成荫，所种树木多为桃树和柳树，还建有精美的台阶和栏杆，使散步的人感到更为惬意。真不知该如何用语言来形容这里的美丽，只是觉得西湖风景之美，真乃巧夺天工！西湖的水清澈见底，连湖底最细小的石粒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沿岸水浅处开满了莲花。西湖没有水路供船出入，湖水通过多条小溪自杭州城北流入城中，灌满城里的沟渠。尽管没有水路进出，人们还是在西湖上建造了不少船只。这些船只颜色鲜艳，往往还涂有金粉，煞是金碧辉煌，即使把它们称为‘金殿’也不过分。船上是欢宴、表演和娱乐的理想场所，对于那些美食家、酒徒和寻欢作乐当的人们来说，那里要什么有什么，再没有什么比在西湖游船上享乐更为美妙的事了！而且这些船上设施齐备，在平静的西湖上穿行丝毫不必担心安全问题，没有暴风雨，只是有时客人酗酒和放纵过度，难免产生一些摩擦，但也无伤大雅。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把西湖和杭州这座城市比喻为‘人间天堂’，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结语 马可波罗、哥伦布、卫匡国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他们都是意大利人；其二，他们都对行在城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这在亲临其地的马可波罗和卫匡国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三位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意大利人，在不同程度上把行在城的美丽繁华、安适和谐介绍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果说马可波罗是行在城的记录者，那么哥伦布就是行在城的寻找者，而卫匡国则是行在城的求证者和新杭州的见证者。 事实上，杭州，这座西子湖畔、钱塘之滨的“天堂之城”是无愧于三位伟大人物的期待与赞美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