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的帮会颇为盛行，帮会中又以青帮和红帮最具影响力。晚清时期，青帮原先的主要活动中心在杭州，由于近代上海的崛起和特殊的地理原因，青帮逐渐将其活动中心转移到上海。上海三大亨都是青帮成员，其中的张啸林和杜月笙，分别来自浙江杭州和上海浦东，是民国时期沪杭帮会的代表人物。由于社会环境和性格的原因，他们俩早年结拜成为兄弟，晚年却反目成为仇人。沪杭的帮会组织曾干过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客观上促进沪杭两地交流，推动沪杭大众文化的发展，营造出一种病态的社会秩序。

▲杜月笙

沪杭帮会发展概况

清朝中后期，社会动荡不安，中国出现了很多帮会，如青帮（或称清帮）、红帮（或称洪帮）、天地会、小刀会等。青帮的产生，与罗教及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朝中期，佛、道混合的罗教，在漕运码头设立庵堂，招待漕运水手的住宿和饮食，借机传播罗教，其活动中心在杭州和苏州，罗教与漕运水手的结合产生青帮，所以有些学者认为青帮直接源于杭州的罗教。所有的青帮“通草”中，提到青帮源流时，都毫无例外地说，它是创自清康熙或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翁、钱、潘，并且都说青帮的“家庙”在杭州武林门外。

青帮原本是漕运水手、舵手、码头官等漕运人员传授技艺、维持职业、互帮互助的民间组织。其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师徒关系。可是自从清朝的漕运将河运改成海运后，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工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逐渐沦落为流民；主要由漕运工人组成的青帮，逐渐成为社会中一个不安分的秘密组织，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青帮最初的活动中心在杭州，辛亥革命之后，其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

青帮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上海，与当时上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有关。租界的稳定与拓展，近代工商业的突飞猛进，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使得上海能够吸纳周边地区的无业流民，不少青帮成员为维持生存或争取更好的生活，而大量流入上海。青帮在上海迅速发展，就是过分都市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社会问题。近代上海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城市，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各行其道；在仅有60平方公里的城区中，拥有三个政府、三套立法和决策机构、三种警察和武装力量，三个互为近邻又彼此独立的城区。近代上海的城市特征可以概括为多轨异质性。多轨指的是在同一时期同一个区域的社会内，并存着多种行政体制、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的不同社区，这些相互独立的社区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异质则是指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社会内，同时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形态，它们之间相互对立。在华界犯罪，只要逃到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就可以逍遥法外。政府机构的腐败、社会控制机制异化等一系列因素，促成青帮在上海迅速发展。再加上沪军都督陈其美和青帮关系密切，当全国各地的帮会遭受到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双重打击时，上海的帮会却受到了租界和军阀的保护，于是，各地的帮会纷纷奔向上海。

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都是青帮人员，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是青帮走向鼎盛的标志，此时的上海逐渐取代杭州等地，成为全国帮会的中心。杜月笙也被称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

张啸林和杜月笙的身世比较

三大亨中，黄金荣为浙江余姚人，1868年出生在苏州，12岁举家迁沪；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14岁那年只身来到上海十六铺。张啸林1877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10岁那年，他随着家人来到离慈溪140多公里的杭州拱宸桥。民国时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他们三者的差别：黄金荣爱财，杜月笙爱名，张啸林爱打架。杜月笙是上海青帮的代表人物，而张啸林是杭州青帮的代表人员，对他们两人身世进行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沪杭帮会关系。

▲黄金荣

杜月笙和张啸林完全不同的身世，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最终不同的人生道路。杜月笙还未满周岁，其母朱氏在生他妹妹时，因为流血过多去世，杜月笙5岁时，其家乡遭遇大旱，为了养家糊口，其父亲四处奔波，终因操劳过度，不幸病逝。8岁那年，杜月笙的继母又被人拐走。杜月笙就在无依无靠中成长起来。出于生活所迫，杜月笙从浦东高桥来到上海滩。而张啸林的状况则好得多，自全家从慈溪迁到杭州拱宸桥后，张家的经济收入还算不错，有了些余钱后，其父张全海还把张啸林送到私塾念书。

由于家境贫困，杜月笙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据杜月笙亲信大达轮船公司老板杨管北之子杨麟的回忆，杜月笙不通文墨，仅会书写大名而已，但其平日爱看京剧、听评书，从中学到很多人情世故。即使他还在水果店里当学徒时，就十分讲究兄弟义气。尽管他曾以过上温饱生活为人生最高理想，但成名后，自称家国事业从不忘怀，尤其在日本侵华问题上，表现出凛然正气。而纨绔子弟的张啸林则不同，在私塾里读书时，他就不学好样，染上一身偷、摸、赌、色等不良习气，成为地方一霸。侥幸进入专门为清王朝培养下级军官的浙江武备学堂后，还是劣行不改，在外嫖赌，事情败露后，愤愤离开学堂。但其在浙江武备学堂的经历，为他日后与军阀勾结创造了机会，并为尔后的发迹提供了资本。民国早期浙江的军阀要员，如张载阳、周凤岐、夏超等都是其在浙江武备学堂时的密友。1900年张啸林离开学堂，本性不改，在杭州闹出人命案后，十分狼狈地逃亡到上海。

从张啸林和杜月笙俩人身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杜月笙走上黑道，有其生活所迫的部分因素，而张啸林却更多是自身的原因。由于存在本性上的差异，所以抗日战争爆发后，当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难的时刻，他们表现迥然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啸林和杜月笙的聚与散

张啸林早先曾到过上海，认识了黄金荣，黄金荣嫌他胚子粗，加以当时沪杭两地没有什么来往，仅仅把他视为泛泛之交。1919年张啸林全家从杭州迁到上海，先后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开小花园旅馆，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芳”吃赌台和妓院“俸禄”，又在劳而东路（今襄阳北路）开斗牛场，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大兴街一带设茶会，后又将目光转向码头，不久初露头角。浙江锡箔商人为了使自己的货物在码头上不受损失，就找到了他们的同乡张啸林，愿意支付保护费，换得货物的安全。浙江锡箔商人的船大量多，单凭张啸林个人的力量难以应付，需要同伙，于是张啸林就找到在十六铺外号叫“水果月生”的杜月笙。在青帮中，杜月笙是“悟”字辈，而张啸林是“通”字辈，辈分还比杜月笙高。从那以后，他俩越走越近，后来成为结拜兄弟。从此，张啸林进入黄金荣集团，达到他黑道生涯的巅峰，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主要得益于三鑫公司。

1918年三鑫公司成立，又名三星公司，因其发出的鸦片印花上标着“三星”字样和三颗五角星鼎立的图案而闻名，在老上海人的朦胧记忆中，它被俗称为“大公司”。“三鑫”源自三个发起人黄金荣、杜月笙（字镛，镛为“鏞”的简体字）和金廷荪，此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金”字。三鑫公司的总部设在法租界惟祥里（今金陵东路196弄），主要业务是为中外烟商的鸦片承担保险，垄断法租界的鸦片贸易是其副业。三鑫公司初创时，张啸林并没有加入，在阿金提出撤股，范回春离职之后，张啸林才进入三鑫公司。而且张啸林进入三鑫公司，很可能是杜月笙的引荐，因为，黄金荣已搞定了租界当局，金廷荪和杜月笙联络鸦片商人合作，唯有江浙地区的军阀没有关系，于是张啸林在三鑫公司中的作用主要不是对付外地流氓组织，而是联络浙江军阀和上海军警势力。可见张啸林进入三鑫公司，主要凭借着其和浙江军阀的关系。三鑫公司原本就以租界的政权为护符，杭州青皮张啸林加入后，又进一步获得军阀力量的某种庇护，三鑫公司的地位也变得更加特殊。张啸林的名气开始变得显赫，也逐渐成为上海大亨。1936年，张啸林60岁生日时，段祺瑞、蒋介石领衔，有百人署名为张啸林寿辰的征文启事，对其大加吹捧。启事中大肆赞扬张啸林为“夷夏杂居之地”的上海作出的贡献，还提及张啸林涉足的各个领域，如卫生方面有上海杭州两时疫医院。该启事提及两个收礼处，一处在上海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九十七号霖记木行，另处在杭州的延龄路（今延安路）饮马井巷卅四号本宅。

1924年，黄金荣把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216号内两亩宅地基分别赠给张啸林和杜月笙，后来用于建造相同的两幢建筑物。东边是张啸林的张公馆，西边住杜月笙，一墙之隔，花园天井共用，亲如一家。某地遭受天灾，杜月笙主持“救济”工作，举办赈灾义演，杜和张同台客串，以资号召，杜扮黄天霸，张扮窦尔墩，票价最高十元。由此可见，当时张与杜两人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啸林与杜月笙均是冲锋在前的打手，然事变之后，张与杜的关系，却逐渐出现裂痕。事件的起因是门徒的转投门庭。张从杭州带来的亲信秘书翁佐卿，在张的介绍下与杜结识，可时隔不久翁竟投奔杜，成为杜的首席秘书。紧接着其手下拥有两千多门徒的“二级大亨”陆桂才也改换门庭，摇身一变成为杜的一员猛将。究其原因，除了杜月笙势力的急剧上升之外，张杜两人处世待人的不同风格，也是张门弟子逃亡的重要原因。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取得博士文凭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张啸林想凭借杜月笙和蒋介石的关系，帮忙打通关节，让其子张法尧进入政界，杜月笙虽然口头上答应，并没有进行实际操作。张啸林知道事情真相后，十分气愤，且自20年代中期，随着杜月笙势力的膨胀，作为结拜兄长的张啸林反而等而下之。“三大亨”地位的排列，原本是黄、张、杜，20年代中后期，改为黄、杜、张，到30年代初逐渐变成了杜、黄、张。从此张啸林和杜月笙貌合神离，同时张啸林和蒋介石的关系也由此渐有疏远。1933年杜月笙刚刚组织所谓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效忠国家”为宗旨的“恒社”，张啸林便指示手下人搞了一个所谓“忍庐”集团，团结徒众，并与之相抗衡。杜月笙是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成员，1935年蒋介石施行“法币”政策，杜月笙事先得到该消息，大量抛售旧币，购进法币，发了一大笔财。而张啸林却始终蒙在鼓里，实施新币后，一下子损失几十万元。张啸林对杜月笙封锁消息极为不满，于是他们之间的怨恨进一步加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底，国民党高层中出现分裂，12月29日，汪精卫、陈璧君离开重庆，经昆明转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亲日通电。不久，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汪精卫、周佛海等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改选国民党总裁和中央委员会，成立汪伪政府。日本军方和汪精卫曾到黄金荣家，邀请黄金荣出山，黄金荣不愿当汉奸，多次以年老体弱为借口，没有出面担任伪职。

日军对于杜月笙期待已久。早在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自日内瓦返回日本，途经上海时，特地拜访杜月笙，称愿意资助杜月笙3000万日元，遭到杜月笙回绝。淞沪战役失利后，杜月笙随宋子文等远走香港，继续追随国民政府。于是，日本军方和汪伪随后将目光投向张啸林。张啸林原本就和日本军方土肥原、永野修身等人在烟土买卖上有密切的联系，正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于是张啸林和汪伪一拍即合，开始在伪政府中活跃起来，成为“孤岛第一人”，产生了政治野心。得知上海市伪市长一职被傅筱庵夺走后，张啸林就想凭借自己在上海和浙江的势力，谋求浙江省伪省长一职。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国民党的极大不满。蒋介石亲自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青帮也积极配合。军统对张啸林进行数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最终在杜的布置下，由戴笠的特务用重金收买张啸林的随身保镖林怀部。1940年8月11日，即张啸林死前三日，其在豫园路岐山村五十四号岑德广家，接受汪伪政府的委任状。14日张啸林和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楼上商量事情之际，林怀部故意在院中和张的司机争执，张从楼上窗口探头责问时，林怀部立即拔出手枪，一枪命中张啸林，张当场毙命。

张啸林和杜月笙原本是青帮的结拜兄弟，由于各自势力的消长、民族矛盾的变化，相互之间关系不断恶化。张企图凭借日伪势力，趁着杜不在上海之际，取代其在上海的地位，杜月笙与戴笠商议，利用张将投敌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将其铲除。张啸林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早年凭借其在浙江杭州的势力，混入上海滩，进入三鑫公司，逐步成为上海大亨，而在晚年时，又想依仗自己在青帮中的势力，再度返回浙江当汉奸，最终走上不归路。

青帮对沪杭社会的影响

青帮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它的出现与黑社会化，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其经营的嫖赌毒业，给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对青帮对社会的危害进行过论述，在此就不再重复。有些青帮成员并非出于其本意，而在某些方面，客观上促进沪杭两地交流，推动沪杭大众文化的发展，营造出一种病态的社会秩序。

（一）沪杭青帮推动沪杭两地交流

滑稽戏前身为独脚戏，（又称“独角戏”，俗称“滑稽”），是从杭州的“小热昏”和“隔壁戏”衍变而成。和张啸林一起从杭州来上海的陈效岐，就是独角戏演员。张啸林初到上海时，在法租界爱多利亚路（今延安东路）共舞台对面，开设杭州饭庄菜馆。张啸林进入上海滩后，同时把杭州的当地文化带到上海。

西湖景色怡人，民国时期很多上海富豪，都在西湖周围拥有别墅，杜月笙也不例外。在西湖孤山景区泠桥旁，就有杜月笙别墅。杜庄是一座结合中西风格的两层楼房，据资料记载，当时此处庄园很大，整个面积有4.999亩。除了西湖孤山景区泠桥旁，杜月笙在莫干山也有别墅（今为杭州雷迪森大酒店的会所），该别墅保留20世纪30年代青砖灰瓦老虎窗的上海石库门里弄风格。抗战期间，杜月笙此两处别墅的家具等都失散，抗战胜利后，他又从上海运去大批贵重家具，用来接待国民党要人和各省军阀政客，平时有中西厨师和侍役等多人看守侍候。类似的，张啸林也有着自己的别墅。张啸林在莫干山546号的别墅，原先不是供自己使用建造的，而是为救师傅黄金荣，用其贿赂浙江督军卢永祥，后来，卢永祥没有接纳，就给他自己使用。在1934年夏天，张啸林为546号别墅取名为“林海别墅”，意为“茫茫林海”。林海别墅是两栋中西合璧的建筑，右边是宽敞明朗的西式二层洋房；左边是飞檐挑角、雕梁画栋的中式殿堂。

上海青帮杜月笙、张啸林等纷纷在杭州购置别墅，将上海的海派建筑带到了杭州。

（二）青帮组织推动沪杭的大众娱乐业

青帮成员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很多人目不识丁，无法欣赏高雅的艺术，只能欣赏大众艺术。张啸林和杜月笙都十分喜爱京剧，有时他们还亲自当票友，在舞台上唱上几段。杜月笙的妻妾中，沈月英和孟小冬就是著名京剧演员，张啸林后来娶的张秀英，也是老英租界福致书院的一个名角。他们曾经为很多演员捧场，为艺术团体提供资金支持，为南北各种受灾民众慷慨募捐。大亨对京剧等大众艺术怀有浓厚的兴趣，其手下人也就自然紧跟，开始对这类活动产生兴趣，客观上推动了大众艺术的发展。

1946年春末，淮河泛滥，300万苏北难民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杜月笙的主持下，6月24日“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筹委会”成立。杜月笙决定采取“选举上海小姐赈济苏北难胞”，给苏北难民募捐。7月26日，在上海各大报刊筹委会刊登启事，正式推出选举上海小姐助赈的节目。确定参加上海小姐竞选的分为闺阁名媛、评剧帅伶、歌星、舞星四组。应选者均须填一份登记表格，注明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特长等，并贴上一张最近的相片。1946年8月20日在天仙林舞厅举行揭晓典礼，晚上11点半，上海小姐冠、亚、殿军及各组皇后、亚后先后诞生。曾在上海仙乐舞宫当过舞女的王韵梅荣登上海小姐宝座，复旦大学毕业生谢家骅获上海小姐亚军。著名坤伶言慧珠夺得评剧皇后桂冠，歌唱皇后为韩菁青，舞星皇后是管敏莉。通过“上海小姐”选美大赛的方式募集善款，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开创了先例。

（三）青帮营造出一种病态的社会秩序

近代上海不是一个统一的城市，而是一个三界四方的城市组合，具有多轨异质性，给正常的社会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但在正常社会体系之外，存在着一个由青帮构成的黑社会。以杜月笙为首的青帮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构建出一种病态的社会秩序。奥尔森在他的遗作《权利与繁荣》中提出的“共荣利益”概念，流动的匪帮和固定的流亡匪帮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流动的匪帮通常不会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状况，他们只是抢物杀人，然后离开。固定的匪帮有所不同，如果老百姓的生活太贫困，其也无法再从老百姓中榨取任何好处，出于“共荣利益”，有时固定的匪帮会顾及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会提供一些公共物品。杜月笙和他所在城市上海的百姓就存在着某些共荣利益，为此他也有过一些利民的善举，如修建浦东大道等，也就容易理解了。

杜月笙一生奋斗的目的就是改变社会地位，提高其声望。“一·二八”抗战期间，他担任被称为“最具力量”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第一任副会长，成为各方拥护、名正言顺的上海地方领袖，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社会地位的提高，造成其政治倾向也发生微妙变化。杜月笙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与租界当局、民族资产阶级均有矛盾的国民党统治当局保持完全的一致。因此，在地方政治活动中，杜月笙很容易受到民族资产阶级与统治阶级在野派，政治情绪的感染及影响，在某些场合，在某些做法上站在与国民党对立的立场上，甚至在客观上表现出某种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