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康陵是浙江五代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根据墓志确认墓主人是五代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瓘之妻马氏，下葬年代为公元940年，是晚唐五代吴越钱氏家族墓葬的典型墓例。墓内镌刻了我国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且相当完整和准确。本文对墓内出土的大量秘色瓷器和玉器做了初步的分类研究，同时认为康陵的秘色瓷和玉器代表了这一时期青瓷制作和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吴越国 康陵 秘色瓷 玉器 天文星象图

唐朝末年，钱镠平定江浙有功，唐昭宗任其为镇海节度使、润州刺史。公元898年钱镠将治所从润州(今江苏镇江)迁至杭州，并逐步统一两浙，吴越国的疆域基本形成。公元907年后梁朝封钱镠为吴越王，后又封钱镠为吴越国王，自此钱氏吴越国成为偏安一隅的小国。钱镠是为一世祖，其后为钱元瓘及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历三世五王。公元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吴越国亡。

据《吴越备史》［1］等文献记载，吴越国王室以及相关的贵族墓葬多数埋于今杭州和临安地区，习惯上我们通称为钱氏家族墓［2］。1996年底至1997年初,我们在临安城区玲珑镇祥里村上家头自然村发掘了一座钱氏家族的墓葬，编号为临M25。墓中出土的墓志明确记载了该墓主人为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瓘的妻子马氏，同时将此墓称为“康陵”［3］。作为康陵发掘的亲历者，以下在对康陵的考古发掘收获做简要阐述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康陵地貌（摄于2007年，北-南）

发掘结果显示，康陵的墓葬平面呈长方形，分为前、中、后三室，前室为砖砌，中、后室则为双重墓壁，外壁用砖砌成拱券，内壁为石板结构。前室平面呈方形，整体为穹隆顶四隅券进式结构，左右各有一个耳室，其中的左耳室正壁镶嵌了一方青石质墓志。中室平面也呈方形，左右两壁分别绘有以牡丹树为主题的彩色壁画，随葬的秘色青瓷器也都出自中室。后室平面呈长方形，并置整块红砂岩制成的石质棺床,棺床的前后两端立有石坊。在后室墓门背面上部凿有浅龛，龛内雕刻朱雀，而在后室后壁中部的浅龛内雕刻了所言的玄武。左壁中部浅浮雕青龙右壁中部浅浮雕白虎，是为四神。后室三壁及墓门背面下半部共凿有十二个壸门状浅龛，表情各异的十二尊人物造像分立其中。每尊造像胸前各抱一个生肖动物，代表了每一天的十二个时辰。以上共同组成了四神及十二时辰人物造像。在后室顶板居中位置用单线阴刻紫微垣和二十八宿，组成一幅完整的天文星象图。

康陵后室内景

从墓葬结构的角度并结合相关墓葬的纪年材料，若以吴越建国的公元907年为界，迄今为止发现的钱氏家族墓葬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的墓葬以水邱氏墓和钱宽墓为代表［4］，属于晚唐的纪年范围。这一阶段的墓葬平面似船形，分为前、后两个墓室，均为券顶砖室墓。后段的墓葬则属于五代中晚期的纪年范围。墓葬平面为长方形，分为前、后两个墓室或前、中、后三个墓室，多为石椁墓，有的在石椁之外砌砖拱。康陵是这一阶段的典型墓例。

我国传统的星象以二十八宿为基础，其系统化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起源则更为古老。在康陵墓室后室顶板正中刻有一幅完整的天文星象图，它用单线阴刻紫微垣和二十八宿，星和星之间的连线均用金箔贴成。并刻有三个同心圆表示内规、外规和重规，在内规外缘有一道宽约4厘米近似V形似银河的白带穿过，这在钱氏家族墓葬出土的天文星象图中比较少见。

康陵天文图局部

康陵出土了数十件精美绝伦的秘色瓷器。“秘色”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唐人陆角蒙的秘色越器诗，清朝朱琰《陶录》、蓝浦《景德镇陶录》等书皆云：“秘色窑，吴越烧造者。钱氏有国时，命于越州烧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其色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两朝供奉录》等书也反复提到过“金棱秘色瓷器”。在已发现的钱氏家族墓葬中出土了100多件不同类型的秘色瓷器，除个别特殊的器形外，大部分是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依据其釉色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水邱氏墓等晚唐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秘色瓷器，釉色青中泛黄或是釉色青黄不匀，器形主要有罂、香炉、油灯、碗等。同时在这一类釉色的秘鱼瓷器中还多见到釉下褐彩。釉下彩秘色瓷器的发现，也证明至迟在唐代已经存在釉下彩工艺。另一类则是以康陵为代表的五代中晚期阶段墓葬中所出。康陵共出土了40多件秘色瓷器，器形以叠式方盒为代表，也最具特色。其他的器形有瓜棱罐、执壶、托盘、水盂、粉盒、盏托、唾孟等10多种，这些秘色瓷器制作十分工整，胎质细腻坚密，多数呈浅灰色。釉色多是青中泛灰，釉层均匀滋润，无透明感。除个别采用弦纹修饰外，均素面无刻画花等装饰。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器毫无疑问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秘色瓷”的较高水平。

秘色瓷方盒

秘色瓷唾盂

玉器是康陵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器类，发掘出土以及收缴的玉器编号多达150余件(组)。综观康陵玉器，大致可分为玉雕艺术品和实用品两大类。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康陵出土的玉器都可以称为玉雕艺术品，这里我们将非日常生活及装饰所用的玉器划为玉雕艺术品的范畴，而将具有实用性能的玉器划为实用品的范畴。以此可将康陵出土的两类动物形玉雕归入艺术品的范畴。一是玉龙，二是组合式玉鸳鸯，它们代表了这一时期玉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一种概念性动物，康陵的玉龙整体上呈扁薄的不规整三角形，两面雕刻。辅以透雕，雕琢出栩栩如生、昂首飞翔、凌驾于云雾之上的飞龙形象。组合式玉雕鸳鸯出土了3个个体，另外还发现有作为组合件的鸳鸯翅膀，看来组合式玉雕鸳鸯的个体应在3件以上。组合式玉雕鸳鸯的造型生动，制作比较复杂。它以立体圆雕的形式雕琢出鸳鸯的头、颈及身子，在背脊两侧镂刻长条形的孔，将鸳鸯翅膀嵌插其中。鸳鸯的翅膀呈扁薄状，平面形态逼真，还以细条形的镂孔及外缘凹缺表现羽毛的形态，羽根端还有小圆孔。在鸳鸯的腹底亦镂刻一个凹缺口，与背脊两侧的镂孔相通。出土时腹底孔内及翅膀羽根的小孔内都发现了残留的铜丝，因此可以推定鸳鸯的两个翅膀嵌插之后，在腹底孔内用铜丝连接固定。整个鸳鸯的造型极为生动,表现了极高的玉雕工艺水平。

在康陵出土的玉器中大多为实用品，它们或许就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之物，比较有代表性如玉篦脊。这种平面为半圆形、器体细薄的玉件，其平直端为凸榫形状，在晚唐时期的水邱氏墓中发现这种玉件镶嵌在角质篦上［7］。水邱氏墓出土的玉篦脊两面琢刻了不同的花纹图案，其中一面刻有鸳鸯，在两个鸳鸯之间刻了三枝莲蓬；另一面则在三朵荷花两边琢刻龙首鱼身的图案，整体构图显得比较繁复。相对于水邱氏墓出土的那件玉篦脊，康陵出土的玉篦脊器形就显得非常小了［8］，但其制作十分精致,尤其是这件玉器的用料极佳，玉质晶莹剔透。康陵的这件玉篦脊出土时仅存玉件部分，其有机质的篦已经腐朽。玉篦脊的两面琢刻相同的花纹图案，是为相对而立的一对鸳鸯，神态生动，在两个鸳鸯之间仅有一组寥寥几画的如意花形，与水邱氏墓出土的玉篦脊所刻花纹脊构图均有不同，但主题玉雕图案还是鸳鸯。康陵出土的长方形玉牌挂件，两面分别阴刻“富贵团圆”和“千秋万岁”，外缘分别有四朵莲花和荷叶相间，此玉牌也应该是墓主人佩挂之物。

康陵共出土了5件完整或残碎的雕刻有凤凰造型的玉雕花片，这是康陵出土玉器中单个玉器种类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玉器。这类凤凰花片平面呈弧边三角形，一端呈尖首形状。整器双面镂空雕刻，在细密的缠枝花纹中间刻有一只引颈回首、展翅高飞的凤凰，线条十分流畅。还有一件灵芝花片平面呈不规则的弧边三角形，同样是运用双面镂空的雕刻手法，辅以阴线刻，在平面上雕刻了以灵芝花为主题的图案。整器的一端也为尖首形状。这两种玉雕花片的尖端表面刻有直向的细线，比较粗糙，可能是便于嵌插。康陵墓中出土的一件鎏金牛首形饰件，整器两片对合中空，若将编号为 M25:126这件凤凰花片插入其中，貌似十分吻合。根据安徽合肥西郊南唐墓［9］出土的“金镶玉步摇”形态，可以判断这些玉件应是“玉步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康陵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形态有别的玉花片，单件平面有半圆形、菱形、扇形等，它们的角端都有小圆孔，出土时常见到用细铜丝挂坠瓜子形的小玉片，它们应是“玉步摇”上的垂饰。

玉凤凰花片线图与拓片

玉牡丹花片

康陵的玉器除了玉雕龙和玉雕鸳鸯之外，大多数玉器具有实用性。无论是玉质篦脊，还是造型繁复的“玉步摇”，都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实用玉件。我们可以根据水邱氏墓的出土玉器复原康陵嵌玉篦子的形态，也可根据相近时代其他墓葬的出土物大致勾勒出康陵墓“玉步摇”的形态。连同墓内出土的其他质地的饰件，刻画出死者埋葬时蔚为壮观的凤冠饰，玉器成为死者凤冠的主要配件。

康陵的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具有很高的水平，大多数玉器采用平面阴线刻和镂空透雕，寥寥几画，表现的形态翃栩如生，如一些玉雕簪花和大量的玉饰件。同时，像玉雕龙那样不仅采用阴线刻和镂空透雕，还采用了立体的圆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如组合式玉雕鸳鸯这类玉件，更是将平面雕刻、圆雕、镂空等技法与镶嵌工艺完美地结合。组合式玉雕鸳鸯的身子采用的是立体圆雕技法，翅膀则是使用了常用的平面阴刻，再借助于镂空和镶嵌手法，使玉雕鸳鸯具有强烈的立体动感。这种平面与镶嵌结合产生的立体玉雕制品，堪称五代制玉工艺的巅峰之作，这里还需提到康陵玉器中较多地采用了铜缕工艺，如编号为M25:50的玉质香囊由上下两个镂空半球形玉件组成，出土时这两个玉件就是由铜丝串联在一起，玉器上下两端均有铜丝挂缀，造型十分优美。康陵的铜缕玉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以康陵为代表的五代玉器制作的水平。

康陵玉器雕琢的主题纹样有动物造型的龙、凤凰、蝴蝶和鸳鸯与植物造型的灵芝和牡丹等。动物纹样中较多的是凤凰和鸳鸯，特别是鸳鸯，它不仅有组合式的形态,还有平面的线刻。平面的线刻鸳鸯不仅在玉篦脊上,还在两件残缺的玉花片上发现。这种鸳鸯的造型在水邱氏墓出土的唯一一玉器上也有，显然这是钱氏家族墓葬玉器的主题纹样之一。除了动物型的纹样外，还有的是植物花卉的造型，主要有灵芝和牡丹。灵芝表现的是长生不老，而牡丹则是凸显了富贵。在康陵墓室的中室两壁，绘有两株盛开的牡丹花，在两个耳室壁上也画了牡丹树，反映了对牡丹花的特别喜好。从康陵出土玉器的功能和玉器所表现的写实风格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玉器已经完成了从神圣和礼仪向人间世俗的转化，表现的题材及其形式都有了较大的突破。

在全国范围内，浙江是较早用玉的地区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中，就开始使用玉质装饰品，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本地区的玉器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时期。据史前考古学家的研究，良渚文化的玉器功能已经从传统的装饰用玉发展到礼仪用玉，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玉制度。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对中国传统的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良渚文化以后，本地区的用玉文化逐步走向衰落，特别是在汉以后的历史时期，几乎很少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玉器。可以这么说，以康陵发现的玉器为代表，本地区的用玉文化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阶段。康陵出土的玉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五代玉器发现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玉器发展水平的认识。尽管这一时期的玉器已经完全摆脱了表示身份、等级的用玉制度，而更加注重于功能上的实用、题材形式上的写实，其在本地区用玉传统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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