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它以技术创新为前提和基础，首先表现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然后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会引起其他生产函数变化，进而导致生产过程、经济组织、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一系列相应的改变。张培刚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其自身所拥有的工业化发动因素（企业家创新精神、技术进步、制度革新）之强弱多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开展及完成，有赖于一系列基本条件的形成和完善（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和管理制度变革、基础设施建设）。当我们从发动因素和基本条件出发观察杭州近代工业化进程，就会发现在晚清民国时期，浙北南浔商帮为杭州工业化的启动和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近代南浔商帮

及其在杭州开办的工厂

（一）近代南浔商帮的兴起

南浔商帮是鸦片战争之后以湖州南浔镇为地缘而形成的商人群体，在近代浙江与浙东的宁波商帮齐名。19世纪中期，南浔商人抓住了上海开埠和国际市场生丝短缺的商业机遇，将湖丝大规模出口到海外并迅速发家致富。1840年以前，湖丝出口量不到10000担，至1895年猛增到110000担，南浔商人一跃成为国际生丝市场最大的供应商和中国国内最大的丝商群体，巅峰时期其财富总值甚至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发迹后的浔商，凭借着“贾而好儒”的特质，依靠科举或捐纳获取功名，演变为具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绅商”。他们身上既有诚信为本、尚文重教等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又有敢冒风险、勇于创新的西式企业家精神，这使得浔商在完成商业资本积累后，逐渐走上了兴办新式工商业及谋求社会改革的道路。晚清民国时期，南浔商人大胆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和经营理念，在杭州投资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加速了杭州的资本形成。

（二）南浔商帮在杭经营工业概况

▲通益公纱厂旧址老照片

浔商在杭州以独资、合资、参股、担任高管等方式经营管理的重要工业企业计有九家（七家属于丝纺业、一家为棉纺厂、一家属于机械制造业），其中通益公纱厂属于官商合办、杭州缫丝厂为官办，其余皆为商办企业。南浔商帮在杭投资办厂，始于清末，主要受到洋务运动和外资洋行、工厂的影响。1889年，南浔绅商庞元济与杭州富绅丁丙、王震元等在拱宸桥西筹办通益公纱厂，经8年，筹集官商资本80万两白银，购买英制机器，纱锭数15000枚，雇佣男女工人1200人，于1897年正式投产。通益公纱厂是浙江民族资本创办最早的棉纺厂，也是近代浙江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棉纺织工厂之一，1902年后，其产权和厂名虽几经变迁，但工厂生产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对浙江民族纺织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也是杭州拱墅地区近现代工业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石。通益公纱厂筹建期间，庞元济和丁丙又投资30万两白银，在拱宸桥如意里兴办世经缫丝厂，并于1896年竣工投产。该厂使用上海磨宜笃公司制造的新式缫丝机，开杭州机械缫丝的先河，同时它也是浙江首个自备发电机发电的企业，是浙江省电力工业的萌芽。但因经营管理不善，工厂开业三年即吿停产。1896年，庞元济、丁丙等绅商再次集资白银8万两，在塘栖镇三分桥建立大纶丝厂。建厂之初，购置意大利缫丝车208台，到了1921年，丝厂缫丝车增至468台，男女职工1480人。1937年，杭州沦陷后，大纶丝厂被日伪占据，工厂设备工具被拆搬焚毁，造成了巨额损失。

▲庞元济

民国初期，国内振兴实业的热潮和一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的国际形势，促使南浔商帮在杭州开展了新一轮工业投资。1913年，南浔富商周庆云在杭州林司后濮家弄独资开办天章丝织厂。该厂为附设缫丝部的绸厂，资本金12万元，创建之初只有手拉机8台，后陆续增购机器并自备发电机进行电力织绸，是杭州首个使用电力丝织机的绸厂，至1931年已拥有手拉机80台、电力丝织机114台、缫丝机170部、电力花机4台、马达7台、引擎1台，男女职工738人。为了摆脱洋行对生丝出口的控制，1927年，周庆云、周延礽父子又在上海开设景星贸易公司直接对外出口，形成缫丝、织绸、外销一条龙的经营体系，降低了企业成本，提升了获利空间。1932年，受日本侵华战争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天章丝织厂关闭歇业。

1914年，周庆云又参股投资了虎林公司及武林铁工厂。虎林公司系由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主任蔡谅友发起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厂址位于杭州蒲场巷，最初资本仅3万元，后因营业发达年有盈余，1918年资本金增至40万元，生产也从开始仅手工织绸，发展到电力织绸及兼营缫丝。1929年，公司有缫丝机208台、电力丝织机28台、撚丝机8台、整经机4台，男女工人560人，产品畅销海内外。后因国内外市场萧条，经营难以为继，虎林公司于1934年破产。武林铁工厂是由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堃、教师阮性咸等人组织开办的股份制企业，厂址在杭州刀茅巷，注册资本2万元，早期业务主要是仿造织机、修配零件。后来随着仿制提花机成功，生产规模和品类逐渐扩大，杭州各绸厂的织机更新和修配零件均由武林铁工厂供给，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1926年，全盛时期的武林铁工厂，拥有厂房100多间，职工和艺徒300多人，织物器械、学校用手工具、杂种机件等三类产品运销全国，年贸易额达30万元以上。1928年之后，武林铁工厂的经营随着国内丝织业衰落而一蹶不振，后于1933年停业。

▲张静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浔商帮在杭的工业投资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他们运营管理的企业，与国民党元老、南浔商帮首脑张静江主政浙江期间推动的经济建设密切相关。1927—1930年，张静江两度担任浙江省主席并兼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组织规划全国及浙江省的经济建设，针对当时蚕丝业普遍衰落，他支持蚕丝改良运动，提倡建设新式丝厂。在此背景下，和张静江有亲戚关系的南浔富商庞赞臣、刘梯青、周延鼎等响应其政策主张，在杭州先后建立了崇裕丝厂、杭州缫丝厂、惠纶制丝所。崇裕丝厂位于塘栖镇十一都周保圩，设立于1928年，由张静江舅父庞赞臣、姻亲刘梯青等集资白银20万两合股创办。该厂系用汽机改良缫制的新式丝厂，是当时江浙地区设备最先进、规模最大的丝厂之一，雇佣工人944人，年产生丝700担，价值444000元。1937年杭州沦陷，崇裕丝厂停工被日伪占为队部，厂房设备等遭到严重劫掠毁坏。杭州缫丝厂是浙江省政府出资兴建的新式示范丝厂，由建设厅拨款18万元，委任张静江女婿周延鼎（时任浙江省立蚕丝业改良场副场长）为厂长，全权负责工厂筹建工作。周延鼎勘定杭州武林门外大河东村为厂址，建设厂舍，装置车机，用时不到一年，即令工厂于1929年12月1日竣工投产。周延鼎出身南浔丝商世家，曾留学美国学习纺织，又于1928年被公派日本考察蚕丝业，因而对国内外丝业发展情况非常了解，他经营杭州缫丝厂以改良蚕丝为目标，购置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群马式缫丝机，对于生产技术、管理制度、工人培训及福利等方面亦注意改善。杭州缫丝厂出品的生丝匀度高、质量好，颇受美国客户青睐，1930年纽约袜厂一次订购达百担之巨，此后，前来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国内一部分丝厂也开始纷起效仿。然而，九一八事变和在全球蔓延的大萧条重创了国内外生丝市场，杭州缫丝厂亦因成本太大，损失不小，1932年，周延鼎引病辞去厂长职务。退出杭州缫丝厂后，周延鼎集资5万元，于1933年10月在祥符桥开办惠纶制丝所。惠纶制丝所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缫丝厂，凭借着周延鼎个人经营能力及与当时浙江政府的合作关系，该厂得以在丝业衰落中维持营收。1936年，国际生丝市场复苏，惠纶生产状况也随之好转，据统计，当时职工总数250人，装置多条缫丝车、土丝车、煮茧机、纤度机、墨板机、扬返车、丝条卷取机、气罐等机械设备，当年产值571450元。杭州沦陷后，惠纶制丝所被日伪占为队部。

▲1896—1933年南浔商人在杭新办工厂

（三）南浔商帮在杭工业经营特点

纵观南浔商帮在杭州的办厂情况，可以发现，他们的工业经营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丝纺业是浔商在杭州经营的最主要行业。庞元济、周庆云、刘梯青、庞赞臣、周延鼎等人都出身南浔丝商世家，出于路径依赖和改良丝业的愿景，他们在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时，将投资重点放到了与生丝贸易紧密相连的丝纺业。因此，浔商在杭州经营的工厂，九家中有七家都是缫丝厂或丝织厂（也兼营缫丝）。

第二，积极引进和模仿西方先进技术。与行业其他企业相比，南浔商人参与创办的工厂普遍在技术设备方面比较先进，他们的生产装置多是购自英国、美国、瑞士、意大利、日本的新式机器，同时也是省内最早一批自备发电机发电及使用电力进行工业生产的厂商。周庆云投资的武林铁工厂学习西方技术，仿制织机和修配零件，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内丝织厂对进口机械的依赖。

第三，改革和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南浔商人非常重视改造旧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认为“出品之优劣，全在管理之得当与否”，因此他们引进国外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使企业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如杭州缫丝厂采用西方大企业的U型组织结构，将企业内部按职能分成研究股、事务股和工务股，各股由厂长集中控制和统一指挥。

二、南浔商帮

与杭州近代铁路建设

交通运输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着“先行官”的作用，它是直接生产部门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对工业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杭州近代工业化进程中，铁路的角色尤其突出，铁路运输扩大了产品与就业市场规模，从而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商办铁路是杭州近代铁路的特点，晚清民国时期，南浔商帮积极投资铁路建设，为杭州铁路运输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浔商帮对杭州铁路的投资，主要是参与创办了浙路公司。浙路公司的诞生源于浙江绅商对西方列强觊觎浙江铁路修筑权的警觉。早在1898年，英国就向清政府索要苏杭甬铁路的贷款修建权，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苏杭甬草约”，后因英国忙于南非殖民战争无暇顾及。1904年和1905年，德商和美商又先后觊觎墅浦铁路与浙赣铁路，经张元济、汤寿潜等浙籍开明士绅的激烈抗争而未能得逞。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坚定了浙江绅商自办浙路的决心，1905年7月24日，浙江十一府的绅商代表160人在上海集会，商讨自办浙江铁路，会议决定成立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简称浙路公司），推举汤寿潜为公司总理，南浔首富刘墉之子刘锦藻为副理。浙路公司成立后，汤寿潜、刘锦藻在浙江本省和全国19个省份开展筹款活动，南浔商界购股如狂。刘墉家族以个人或堂号名义认股10000元以上者有十数人，其他南浔富商也大多是浙路公司大股东，如张家（张宝善）、邢家（邢墭）、邱家（邱炳圻）、蒋家（蒋汝藻）各投资10000元，庞家（庞元济）、周家（周庆云）各投资5000元。1906年10月，浙路公司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浔商代表邱炳圻、张宝善被推举为董事，周庆云被推举为查账员，他们和刘锦藻一道都深度参与了浙路公司的决策和经营管理。在浙路管理层的苦心经营和合理规划下，1909年7月，浙路公司与苏路公司合筑的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浙路公司单独承建的杭州至嘉兴段，全长140公里，占沪杭铁路里程的三分之二，杭嘉段的修建费用，平均每公里37，000元，创当时全国铁路修筑的最低成本。因此，浙路商办也被一致誉为清末商办铁路成绩之冠。

沪杭铁路的全线贯通，推动杭州、上海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动，增加了杭州工商业的经济价值，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工业企业在杭州聚集，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工业化水平。据不完全统计，1910年以前杭州主要工业企业有35家，到了1928年，这个数字增长为282家，1977年底，杭州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达2667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沪杭铁路沿线仍然是浙江省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带之一。

三、南浔商帮

与杭州近代工业教育

劳动者是工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积极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中国人口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由于大部分劳动者素质低下，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南浔商人在近代工商业经营实践中，敏锐地意识到教育在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企业利润、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价值，因而他们在工业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多资金和精力。南浔商帮在杭州开展的工业教育，包括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在职训练等。

1906年，为了培养铁路人才，刘锦藻等浔商管理的浙路公司在杭州开办了浙江铁路学校。浙路公司建立之初因与英商交涉抗争之故，坚持不雇佣洋工程师，全部工程技术人员均聘用本国人。但是，当时中国铁路建设人才奇缺，甚至技术工人都很难觅得。于是，浙路决定自办铁路学校，董事会派魏伸吾前往日本，考察铁路学校办学事宜。1906年秋，浙路公司选址杭州九曲巷创办浙江铁路学校。办学之初，学校属中等专业学堂性质，先办营业速成班和测绘班，学制一年。1908年招正科生，设建筑、机械、营业三科。其中机械、建筑学制三年，为高等专科性质；营业科学制一年半；三科实习各一年。辛亥光复后，因浙路路款支绌，浙江铁路学校于1912年停办。浙江铁路学校前后招收五班学生，共毕业400余人，为我国铁路事业培养了宝贵的技术人才。

除了开办工业学校，南浔商人也很重视对工厂员工进行职业培训和在职教育。曾任杭州缫丝厂、惠纶制丝所厂长的周延鼎认为职工管理对产品质量至关重要，如能对员工训练得法、管理周到、待遇公允、保障充分，那么工人就会乐于其业、努力生产，工厂的出品也会臻于优良。因此，他管理的杭州缫丝厂规定，新入厂的缫丝女工要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技术训练，三月之内，除提供食宿外，仅支付津贴，期满后，再按工人能力大小计算工资。为了促进从业人员的身心发展，丝厂聘有厂医和护士，每所宿舍均装备浴池、疗养室，备有普通药品，运动方面设置了篮球场和桌球，娱乐方面提供风琴、无线电收音机，并每月举行同乐会一次，工人工余时间每日酌量授课一小时，由职员轮流教授，以增进员工的智识。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措施收效显著，办理杭州缫丝厂三年后，周延鼎赞叹“浙省女工较之日本丝厂女工，有过之无不及……工人对厂方之忠诚、工作之勤慎、意志之向上、诚出人意料之外。其学习之神速，亦堪惊异”。

综上所述，南浔商帮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的国际生丝贸易，营丝致富后，他们将大量商业利润用于开办新式工业，促进了杭州早期工业资本积累。浔商在工业经营中展现出的创新精神，他们对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管理制度变革的重视，以及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杭州近代工业化进程。但是，与宁波商帮相比，南浔商帮自身的保守性以及对蚕丝业的路径依赖，使得他们抵御经济风险能力不足，宁波商人向近代工矿航运金融各业广泛投资时，浔商却主要投资自己熟悉的丝纺业。因此，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丝业的衰落，南浔商帮在杭州经营的工业企业也日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