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运娟张凯｜“北京古学院”与民国老辈的国学研究-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既有近代学术史叙述以新文化派与整理国故运动为主流，然而新文化派在近代国学研究群体中并非一枝独秀，老辈学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民国学界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30年代分科之学成为主流后，国学问题已经不再重要。北平沦陷后，遗老宿儒组建“北京古学院”，阐扬国学。古学院以“救济贫儒”和“提倡旧学”为宗旨，经历了有关分科分组研究、编修《清代资治通鉴》与否的纷争，后改组为国学书院。由于古学院内部老辈学人政治身份的尴尬和各自学术立场的分歧，该群体在国学研究的实践中注定处于两难境地。系统考察古学院的运作和学术旨趣，既能探究古学院老辈学人的学术实践与生存困境，更有助于展现20世纪30—40年代国学研究的复杂面向，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多元路径，为思考传统学术转型提供参考。

清末民初，中西学战、国粹与欧化论辩之时，学界开始重新梳理传统学术，区分国学与君学。清末民初的“国学”观呈现出一种超越儒学的有意倾向，新旧学人多参照西学分科整理中学。新文化运动后，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志在输入学理，除旧布新，建立科学学术体系，实现民族复兴。新文化派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逐步成为近代学术史的主角。以学术思潮而论，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30年代分科之学成为主流后，国学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但诚如有论者所言，新文化派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并非一枝独秀，国学研究也并未随新文化派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而日渐落寞，老辈学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民国学界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民国建立后，与其他朝代的遗民不同，清朝遗老“真正要推翻民国者为数并不占优，许多人只是从保守固有文化方面，对民国的革新不以为然”，他们更多“将精力投向固有学术文化的整理研究，或抱残守缺，或理董旧籍，或教授后进”。“老辈学人的存在及其参与各种体制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得旧学的传承部分得以延续”。五四之后学术的学院化发展源自西学与清季新学，但仍受中国固有学术的制约。老辈的“消失”，只是新文化派在事后学术史叙述中的有意遗漏，以凸显新文化运动在学术史上的一枝独秀与主流地位。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在实施军事占领、经济掠夺的同时，高举“同文同种”“中日提携”的旗帜，利用“以华制华”的方式，拉拢亲日分子和老辈宿儒，在教育、文化和宣传等方面进行思想渗透，“力图征服占领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实现对日本统治的内心认同”。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操纵下，傀儡机构北平市治安维持会随即成立，江朝宗任会长。其后，江朝宗被推举为伪北平市市长，李景铭为伪社会局局长。1937年10月10日，江朝宗、李景铭与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伪警察局长潘毓桂商议发起组织学术团体，拟会集清朝遗老，发扬中国文化，声称缘由有三：清朝科举之士与高级官吏皆“学有根柢”或“有宿学经验”，应当“广为礼聘，共聚一堂，彼此研求，发扬国学承先启后之要务”；近来时局变化，人心离散，“非起用旧儒，不足以挽回元气，足见名流元老，动与国运有关，际此贞元之会，尤宜敬重老成，俾垂型典”；北京为文化荟萃之区，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所存文献丰富，阅览、研究者众，“或未得其津梁，或初窥其门径，自宜广集贤豪共同研究”，理应广为延揽老儒硕望，“俾作南针之指，斯新旧沟通，方能成有体有用之学”。机构始拟名为宏文院或考古院，最后定名为古学院，计划重抄《四库全书》与编纂《北京志》。时任伪社会局局长的李景铭在日记中坦言古学院“救济贫儒”的初衷：“近来言救济者多注重于下级贫民，而上级贫儒无人顾及，应由钱主任提倡宏文馆，广罗旧科举中人，使之编辑古书，译成英法文，为沟通中外文化计，亦以救穷儒之生计。如能筹款万元，每月可收罗二百人，盖人须膏火五十金；二万元则可收罗四百人。孟材极表赞同，谓本有古学院之计划，余因嘱其拟草。江市长亦赞同，且谓将来可由黄河奖券拨给三分一之余利焉。”^‍‍

1937年10月14日，李景铭与钱桐商议古学院组织事宜，欲聘江朝宗兼院长，周肇祥、傅增湘为副院长，设提调二人，以古物陈列所所长、伪社会局局长担任，设坐办一人，综理各项事务。10月15日，李景铭将草拟章程呈报江朝宗，并商定约请傅增湘、赵剑秋、杨云史、田桂舫、周肇祥、冯振五等为发起人。10月17日，江朝宗、钱桐、赵剑秋、杨云史、潘燕生、田桂舫等人商议以科分最老者为院长，遂公推杨钟羲担任，筹款事宜由潘毓桂和江朝宗负责。最初的人员构成表明古学院意在网罗科举旧人，后因日方认为研究员资格“专以科甲出身为限，亦太狭隘”，将入选资格扩大为“现无职守之科甲出身或曾任高等行政官，及曾担大学教授讲师，富有旧学经验者充之”。11月，古学院对外宣称以“保持东方固有文化，延揽旧日宿学，本其改授，分任考古事宜”为宗旨，科目分经学、史地学、诗古文辞、目录版本、农医学（诸子百家附之）、书画、艺术、金石、陶瓷和古建筑十科，每科设总纂一人，编纂若干人。最初推举杨钟羲为筹备主任，吴廷燮、傅增湘、江朝宗、周肇祥、赵椿年、黄宾虹、田步蟾、潘毓桂、杨圻、张厚谷、雷寿荣、李景铭、钱桐等十三人为筹备委员，议决古学院一切事务，筹委会人员仍以老辈旧学为主。

1937年底，李景铭离任伪社会局局长，古学院筹备工作一度停顿。1938年2月，钱桐重提旧议，召集人员，重新推举吴廷燮为古学院筹备处主任，筹备处常务委员为：吴廷燮、傅增湘、江朝宗、余晋龢、潘毓桂、周肇祥、李景铭、吴承湜、黄宾虹、赵椿年、田步蟾、雷寿荣、瞿宣颖、杨圻、钱桐、张修甫、张永淇、高观如等十九人。新筹备处认为之前设计的分科组织过密，计划成立研究部、编辑部与事务部三部门。研究部实行分股分组研究，下设经史、哲理、文学、金石、艺术等五个研究会。经史研究会“进行整理古书目录，加以统计，并草拟关于礼制之书籍”；哲理研究会“进行研讨生道事宜，研求佛道儒，三教之真理”；文学研究会“进行搜集研讨诗辞、古文、古乐工作”；金石研究会“进行上古时代石器、铜器之调查蒐集工作”；艺术研究会“研讨名人书画之精采”。编辑部计划修编清史和出版月刊，并编纂《北京志》《四续文献通考》。筹备处计划先从编纂《北京志》着手，公推伪政府委员江朝宗、“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伪北京市市长余晋龢、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为兼修，伪天津市署秘书长张厚穀、伪北京社会局长张水淇为总阅，另设名誉编纂二人、总纂二人、分纂十人、特约编纂二人等。其中，分纂等所担任功课列下：吴廷燮负责《职官志》《疆域志》《民政志》《度支志》；朱彭寿负责《选举志》《人物志》；瞿宣颖负责《旧都志》《前事志》；周肇祥负责《金石志》《古迹志》；高观如负责《宗教志》《学校志》；黄懋谦负责《礼俗志》；夏仁虎负责《艺文志》《建置志》；尹石公负责《实业志》《物产志》；彭主鬯负责《外交志》《刑法志》《杂志》；王汝棠负责《道路志》《河渠志》；苏良贵负责《武备志》《封建志》《名宦志》。事务部负责办理除编纂《北京志》以外的所有院内事务，钱桐和李景铭为该部领袖，内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议案五股。

除研究编纂之外，古学院同时还筹办古学讲习所。最初讲习所经费由钱桐捐赠款项维持，陆增炜任所长，课程以经史文学为限，包括词选读、史学通义、骈文选读、四书提要、诗歌选读、五经释义、词曲源流、公文选读、散文选读、经学要义、诗歌源流、历史提要、曲选读、五经释义、古今文字、诸子要义、四书提要、历朝学案等。在讲习所筹备招生之际，瞿宣颖等人主张《北京志》应脱离古学院，附属于伪北京市政府，专办志书，而事务部同人不服，“藉索薪为名，与吴廷燮（向之）主任为难”，吴廷燮愤而提出辞职。同时，古学院主要发起人钱桐病逝，后续经费无法落实，加之古学院所在地团城“系名胜古迹，充作讲舍似有不宜”。各方掣肘之下，筹委会最终议决，准予吴向之辞职，公推江朝宗任筹备处主任，周养庵为事务部主任，“古学院迁入救世新教会”，“讲习所委托美国道德社办理”。至此，古学院成为虚设，李景铭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编纂《北京志》，“会中有一二人主独立附属于市政府”专办志书，于是影响全局，“创始者百余人而破坏者不外一二人”。

事实上，古学院在筹备过程中经费与人事分歧始终不断。1938年9月，日本特务机关表示愿意“代筹古学院经费”，“每月捐助古学院经费一万金”。时任“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得知后，欲将经费“攫为己有，思为古学院院长，派其弟张仁蠡为总干事，以冀东政府被取消之人员尽置于其中”，但日方认为“江朝宗有元老资格，宜为古学院院长，即将来元老院之基础”，遂建议“先令燕卿就职一日，再行辞职，让与江朝宗”。最终，江朝宗出任古学院院长，张燕卿为副院长。经费直接送交江朝宗，人事仍采用张燕卿所拟名单。

几经周折，1938年11月1日，“北京古学院”正式成立。章程宣称“本院以保持固有文化为宗旨，凡古代遗传之学术艺术应谋阐明发展，俾流传勿替”，设置经学组、史学组、诸子学组、文学组、金石组、目录校勘组和艺术组七个组别，每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研究员若干人，分组研究学术。编纂丛刊、举行考课、设所讲习也将次第办理。古学院重要事务由理事会议决，经费也由理事会筹集。正式成立时的理事名单为：江朝宗（宇澄，院长）、张燕卿（副院长）、吴廷燮（向之，常务）、杨钟羲（留垞）、瞿宣颖（兑之，常务）、陈庆龢（公睦）、甘鹏云（药樵）、叶尔衡（尧丞，常务）、高毓浵（淞荃）、田步蟾（桂舫，常务）、赵椿年（剑秋）、吴闿生（北江）、周肇祥（养庵，常务）、吴承湜（甘侯）、黄宾虹、李景铭（石芝）、王养怡（常务）、寿玺（石工、常务）、张仁蠡（范卿）、郭则沄（啸麓）、李志堂、达寿（挚甫）、汤住心、胡钧（千之，常务）、郭则濂（养庠，常务）、柯昌泗（燕舲）、方若（药雨）、张厚穀（修府）。

1939年3月，古学院创办机关刊物《古学丛刊》，设立学篇、文篇、艺篇、专载、杂俎、插图、附录等栏目，用文言文刊载有关传统学术的研究文章，包括经、史、子、集各个门类。当时，古学院颁布《研究员著作审查标准暂行办法》，规定研究员每月固定日期前递交未经刊布的著作由院内外专家斟酌审查，以“考订详确，阐发明澈，文辞□雅，制作精良”为标准，根据等级发放酬金。这项带有现代量化性质的考核办法引起内部诸多人员不满，认为这与古学院最初“敬老尊贤、提倡文化宗旨相违，是无异以市道交也。最高尚之一事，毁坏于一二贪图己利不知大体之小人”，有人甚而扬言将脱离古学院。和古学院曲折的发展历程相似，李景铭作为古学院的全程参与者，同样经历了个人境遇的升降浮沉。1938年底，张燕卿“夺取”古学院胜利果实后，李景铭“仅撷理事，虚名而已”，同人多为之鸣不平，谓其“最有功古学院，而竟被斥为普通委员，不得列常务会议之席，是诚为小人所暗射也”。李景铭自我宽慰：“古之读书者何以明志达道也，非为自己利禄计。今使百二寒儒有所寄托，吾志行矣，吾道达矣，岂必计较于常务不常务之间哉。”这也预示着，古学院在“救济贫儒”和“提倡旧学”的宗旨下，由于具体实践中的人事纠葛和学术立场歧异，其组建和运行过程注定矛盾重重，前途难以预料。

清末民初以来，在中西新旧思潮的激荡之下，以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整理我国固有学问以实现传统学术的近代化转型，已成为趋新学人的共识。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学术分科体系逐步形成，但是，老辈与新派、旧学与新知的张力与纠葛始终存在。在古学院内部，突出表现在分科与分组的争论上，分科反映学术宗旨的分合，分组则凸显人事的离合。在最初发起阶段，古学院提出以经学、史地学、诗古文辞、目录版本、农医学（诸子百家附之）、书画、艺术、金石、陶瓷和古建筑为十科，后又调整为经史、哲理、文学、金石、艺术等五个研究会，各研究会划定研究范围，各组“范围既定，大致不差，唯研究办法，参差不齐，恐难一律，由筹备员李景铭提议，应筹统一办法，拟分部各编源流考，以古证今，既可稽其沿革，又须求其适用，功成之日，合之即成《古学丛编》”，具体研究方法由各会自行决定，短札零篇，“亦可供月刊之材料”。众议赞同，公推李景铭先拟大纲再行讨论。

具体言之，经史研究会研究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诸子百家和地理四类，研究方法以整理旧学、搜访遗书、自由论文和讲演文化为主，拟编《经学源流考》（甘鹏云）、《史学源流考》（唐玉书）、《礼制考》（董元亮、陈瀚年）、《地理学源流考》（吴廷燮）、《历代士风考》（唐瑞铜）等书目。哲理研究会之研究范围包括佛教和道教，规定研究方法为：“研究佛道二教宗旨，以救世精神发扬二教真理”，“先整理佛道二藏”，“佛教研究分文学、历史、行持、研究四门”，“道教分历史、行持、研究三门”，“佛道二教现行制度之调查、考察”。哲理研究会拟编书目有《藏经汇目》（于宝轩）和《寺观制度考》（高观如）。文学研究会之研究范围包括小学、骈散文、选学、诗词（曲附）、目录（版本校勘附），研究方法分札记、讲习和期刊三种。拟编书目有《字学音韵源流考》（高毓彤、胡玉泽、张鹤等）、《骈文源流考》（黄公渚、梁广照、林公博等）、《散文源流考》（恽宝惠、林公博、汪吟龙等）、《诗歌源流考》（林公博、黄君坦、林季武等）、《词曲源流考》（张伯翔、费毓楷、李作宾等）。金石研究会之研究范围包括金、石（凡瓦砖等及一切石刻附之），研究方法包括搜集拓片、实地调查、鉴定古物和分类编纂，拟编书目有《金文考释萃编》（强运开）、《金石四证》（赵椿年）、《泉币源流考》（朱彭寿）。艺术研究会之研究范围主要是书画、琴棋、音律、织绣、雕刻、建筑、图案和陶瓷，研究方法以审定和试验为主。拟编书目有《艺术书目长编》（黄宾虹）、《修正画史汇传》（周肇祥）、《陶瓷源流考》（叶麟趾）、《颜料制造法》（于非厂、张大千）、《写真画法》（王美沅）、《昆曲源流考》（徐审义）、《琴书提要》（汪孟舒）、《石涛画说》（于非厂、张大千）等。

上述研究计划之外，古学院内部还有其他不同意见。如经史研究会研究员甘鹏云指出，整理旧学“须以讲求六经大义为主，切于治身心治天下，此谓之大义”，主张效仿朱子编纂《孟子要略》，分编群经要略；史学研究应“以通经致用为主，须就时代较近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则其善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史地方面，甘鹏云认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最有用，但对边远之地有所缺漏，建议续编补益；关于周秦诸子研究，他提出“读诸子宜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心裁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并认为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读诸子一卷，取长去短后可作为读诸子之法，并建议编写《周秦诸子要略》。王汝棠上古学院意见书，条陈七事：“十三经之宜写定”，“续经解之宜刊行”，“清史之宜成”，“史地各书之宜修补”，“辞典之宜修”，“域外之言之宜广译”，“四库之宜续开”。

事实上，对古学院下设五个研究会的分组标准和内容界定一直存在争议。如晏婴学派应归何类，甘鹏云等人认为“汉书艺文志归诸儒家，谓晏子尚墨家流者乃后起之说，因墨子之议论多根晏子出也。故仍以汉书为凭，认晏子为儒家者流为是”。此外，关于训诂和目录版本学附属经学抑或文学、塑画应归金石还是艺术、音乐是否改名为乐律、骈文要不要独立于散文等问题，古学院内部皆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中，性理之学的归属问题成为古学院内部争议的焦点。清代学术由程朱陆王之争演化为汉宋之争，汉宋之分是乾嘉以降学术思想发展的关键环节。李景铭在阅读时曾加按语：“（清初）提倡正心诚意之学，于是满汉名臣多立性理之学，故吏治学风均□淳朴。自四库馆开，于是宋学汉学杂进，而学术乃歧鸣乎。汉学尚足以乱国，况以此支离百出之学乎？今团城诸君子议开古学院，内有哲理、经史两部，经史部曰性理之学哲理部应研究也，哲理部曰性理不出经史范围，哲理专究佛道两教有关，于是各部门均有人担任，惟性理一门，则互相推诿，置诸不议不论之条，抑见轻重本末颠倒如是之甚耶。”李景铭认为唯有性理之学才能正本清源，鉴于经史部和哲理部的相互推诿，而“金石艺术研究者有多人是知其末不知其本”，遂呼吁：“性理之学最宜提倡，以今日风俗人心之坏，非言此不足挽回。”然而，王谢家却认为：“近世所谓哲学者，实是理学在内，但以儒教与佛道并列，似非尊孔之道。然言此又恐启门户之□。今拟于哲理部外，别立理学研究一门，未知可行否。”分会研究，以古学为宗旨，“似不必立哲学名目，因哲学乃最近科学上名词也，佛教可归诸子百家研究，道教无研究之必要。理学乃经学之一部分，理学可该括性理学，性理学不能包括理学，盖性理学专对心身言，理学则涉及政法矣”，“若朱子百家当归于文学类研究，以佛教归纳其中斯哲理部可不设矣”。其后哲理部开会，再次提出“哲学二字本系新名词，将来编订书目应用何种名称”，“只恐我国旧有名词不敷用耳”。

除围绕性理之学的争论，各研究员对经史之学的看法也各执一端。王谢家认为甘鹏云《经学源流考》最有价值，唐至书《史学源流考》则近乎堆砌。“经史学应分门经学，附以理学、小学。所谓小学者，非朱子所谓之小学，乃指点画、音韵、训诂意。朱子所谓之小学实即理学之初步，示后生小子以□□应对之需也。说文乃后起者也。最初言小学者专指前三种意，至后说文到□点画、音韵、训诂而有之矣。史学当附以地理方志，乃地理之最要者。”又谓古学院编书须持四种宗旨，即“有所贡献于政治”“可为后学之津梁”“扶持将绝之学”“发明新学”。此处“新学”指“非欧化之新学，乃温故知新之意”。

反复商讨仍难以协调，古学院最终不得不取消五个研究会的分会形式，直接设立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金石、目录校勘、艺术七组。王谢家在古学院院刊《古学丛刊》上撰文指出古学院分科的缘由与各科宗旨，“学海与望洋之叹，是则学之不得不分者亦势”。经学必须“沟通汉宋，融会古今，而后大义微言，由博返约。百年以来前有高邮之读书，后有东塾之作记，其庶几通儒者叹此经籍之关于古学，吾人所当共勉”。史学书籍浩如烟海，“诸史则有潜研之拾遗”。诸子学“以周秦古子为限，故汉以下不复及焉，此诸子之关于古学，亦吾人所当从事者也”。文学应当明了“今之文学非古之所谓文学”，“古者，文以载道，经史且不能遽分，况在于文，文即道之外著者也”，“今于经史诸子外，复有文之一科矣，则亦就文论文焉尔”。金石一门原隶史学，“其后此学日益昌大，于经史小学皆有最关考证之处，浸假遂为专门之学矣，然无以异也。金石之学无他，先就诸家金石之书而涉览之，复即所有墨本而研求之”。目录一类亦隶史部，“自清中叶以后研考愈多，纂辑亦盛。此类各书遂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门径。盖至今日已成为专门精要之学矣”，“目录之学首重解题，次为考证，非有博通之稽考，专精之研求，源流贯澈，义例精详，非惟不足为目录之学，亦且不能读目录之书”；“校勘专门与目录学家相为表里，而为古学之总汇者也”。艺术学所包甚广，“凡制器、观象、明数、审音，能以一艺名者，皆无不可以入之。四库总目仅收书画琴棋乐录印典诸书，似不足该艺术之全然，亦无学以发明之故也”。古学院于研究艺术初无限定，而就其大端则有书、画、算数、医学、音乐。此外，“砚笺、琴谱、印史、棋经，凡为吾人所从事者，非皆游艺之一道乎，而安可忽视耶”。上述所分七类，“莫名一家信识小识大之无遗，亦或合或分之，各当寻源竟委，岂浩博之无津涯，部别州居巨清浊不分泾渭，盖业成独到，学尚专门，此分科之所以不容已也”。“非古学之提倡而能若是乎？抑分科之研究为所最要也”。

日伪为推行所谓的“和平运动”，武治派计划委托吴佩孚，未果；文治派委托江朝宗，每月补助一万元作为古学院经费。1939年5月，江朝宗认为古学院成立半年来尚未有显著成绩，恐贻人口实，李景铭遂提议编纂《清史资治通鉴》或《历代通鉴辑览续编》以作交代：“惟编年之制以《资治通鉴》之例言，则清初毕秋帆历三十年之久，延纳当世绩学之士，始成《续资治通鉴》一书，以《纲目》之例言，则清高宗合两朝御批语，命大学士公傅恒等数十人，分日呈进，始成《历代通鉴辑览》一书。今若于二者之中择一续编，以断自宣统三年共和成立为止，与《清史纪事本末》并行，则编年纪事可以互观有得，其津逮后学之功，良非鲜浅矣。”议案提出后，江朝宗与吴廷燮相商，吴建议“欲简则编纲目三编，欲详则编《清通鉴长编》”，“今为折衷计，似以编辑《清代资治通鉴》为宜”，并提出应注重政事，“凡官制之增订，财政之迁变盈亏，外交之因应，一切政制之损益，言官、讲官之谏疏，各省利病之章奏，均宜多列，但须删繁摘要”，“清朝疑案，自顺治摄政王至光绪上宾，野史等书纪载不同，如孟声［森］等著作有辨正者，皆宜附注”。最后议决编写《清代资治通鉴》。

编修《清代资治通鉴》意在应对外界舆论与日伪审查，由吴廷燮拟定编史条例，但因古学院内部各方立场与利益分歧，引发多方争议。张燕卿认为编清史“要以民族立场说话，不必偏于清室”，原因在于之前在东三省，《清实录》将出版时曾引起一阵纠纷，如“甲午以前之上谕，均称日本为倭奴或倭寇，不免近于自大，后均改为日本二字，乃得出版。以此类推，如孙文在清室均称之为孙逆，且于文字之旁加三点为汶（清制往往加犯人之名字为别字），而民党人则称为先总理或国父。今国民党之势虽衰，而余党尚在，称之孙逆，必生问题。再进而推之，亦有谓太平天国抱种族革命思想，但未成功，而孙中山即竟其余绪者，似亦宜只称革命军或民党，不可指为粤匪或发逆”。张燕卿与日伪过从甚密，曾一度出任“新民会”副会长，配合日方奴化宣传。张氏所言“民族立场”实质是因《清实录》引发日方不满的前车之鉴，为避免开罪日伪与国民党的权宜之计。吴廷燮民初即出仕民国政府，在《清史稿》的修纂上并未固守遗民立场。吴氏赞同张燕卿的看法，遂在原有编史凡例后擅自增加两条内容，“一云吴三桂、洪秀全皆仿《通鉴》《晋纪》待十六国例，不以逆臣相待。二云对英俄诸国皆如《通鉴》宋齐梁陈待元魏周齐例”。这一举动引起部分人员不满，郭则沄反对尤为激烈。郭则沄深受儒家正统思想浸润，亲历鼎革动荡，民国初期曾一度参与中枢，后以遗民自居，且坚守民族大义，认同“帝为满洲国执政而清亡”，以闭户著书为志业。此时，对于吴廷燮所增加的凡例，郭则沄提出：“十六国者，割据之世也。圣清统一区宇，何可比论？且若发寇、逆藩，果成为国乎？否耶？”“著书者，千古之事，安得徇一时之浮言，掩千古之公义？且党国曩以曾、胡、左、李为罪，今且崇拜之矣，是公义未尝没也，公何为独狃？” 院长江朝宗赞亦同郭则沄的意见，主张删除这两条凡例。然吴廷燮一方坚持颇力，郭则沄遂以“编清通鉴事意见与向之冲突”欲辞理事职。几经转圜，吴廷燮最终取消己意，“谓吴三桂应视为张献忠、李自成一流人物，询以实录如何看法。吴云实录亦以叛逆论。又谈康梁问题，吴云宣统年间有诏赦康梁罪，亦不成问题矣。谓已有函通知筱麓，请其不必介意”。

关于这一纷争的根源，李景铭认为近因在于“张燕卿之思想与郭筱麓不同，张偏于民族，而郭偏于清室。一则忠于民族而宁对清室为不忠不孝（指对文襄言，燕卿为张文襄公之子），一则忠于清室恨未成全忠全孝（对文安言，其父春榆谥文安）之人，而寄不忠于民族”。至于远因，又有二种：“一则共和以后反对帝制，谓帝制皆专制之余毒，故上海书肆为迎合新潮流计，均将帝制之书改为共和宗旨，谓君臣之伦已废，上下平等，即无所谓叛逆也”，“一则起因于民国十七年后国民党之成功，其时废曾、左祠堂，谓文正、文襄等皆为革命者，罪当不赦。由是而太平天国之洪、杨诚为革命之元勋矣”？李景铭强调古学院以复古为宗旨，“非为迎合新潮流而设，亦非如上海书肆徒以牟利计也，尤非各民党中人之编国民政府开国史，专以提倡种族革命为目的”。显然，李景铭并不认可张燕卿、吴廷燮的言论，但也表示“筱麓之意完全偏于清室，未必可从”，张燕卿之言“不过一原则耳，而适用之范围只宜于近者斟酌之”。另一老辈杨云史认为这一分歧本可避免，他强调民国与清朝的传承关系：“吴三桂罪案已定，何能翻身？若孙中山、黎元洪等清室本以民军待之，见诸诏□。民国与清室是一事，不是两事，清逊位将政权让与民国，民国非由征诛而得也。太平天国若谓为与国民党气相承，则以民军待之，亦无不可。将来书此可云，某某起兵于某地，上某月某日逊位，某月某日出宫，究竟起兵之是否为叛，何人逼其逊位何人迫其出宫，后之读史者多能了然，不老秉笔者之为难也。”由上可见，古学院的遗老宿儒在处理现实政局与故国之思的关系时，学术立场多有可调和之处，政治立场的分歧往往导致截然相反的意见。

非唯如此，古学院内部也始终存在反对编纂《清代资治通鉴》的声音。对部分清遗民而言，编修《清代资治通鉴》可以寄托他们对故国旧朝的情感，是报答清室的机会；但对另外一些遗民而言则不然，他们或以编清史为耻，或以耗费巨大且容易招致祸端为由，极力反对。周肇祥主张缓办，将余款留作基金，不宜别用。郭则沄亦谓：“鉴者，鉴于既往之谓。吾不以清为亡，安得有鉴。”由是拒绝参与编修。方策六也“屡以停编清通鉴相劝诫”，高淞鉴等人则谓“编史易于招祸，唯新字典可编”。周肇祥反对最力，他详陈反对理由：首先，清代事迹繁重，编纂《清代资治通鉴》“若过苟简，反不如已经行世之《东华录》《清史纲要》等书。若求完善，决非少数奖金、人才所能办理，本院目前力量不足任此”。其次，古学院规定研究著作不涉及时事，不批评人物，《清代资治通鉴》“系编年之史，书法褒贬甚于批评，而政治、外交之记载，尤多牵碍，援引野乘，采摭事实，易招怨尤”，古学院编修“既非敕修，又无政府委嘱，以私团体而修近代之史，是非恩怨，平直为难，谁其赋予而专笔削”，且待书成刊行，“意外招尤，且不深论，非毁之家，其子孙皆得提律。提起诉讼，既用本院名义，则院长、理事皆须同受裁判”。周肇祥认为《清通鉴》应由政府设馆兴修，审定刊行，古学院仅为学术私团体，不应“逾分越权，自寻苦恼”。对此，李景铭回应：“按周养庵所言，编修史之事，应由政府负责，若《通鉴》，则未必个人不可修也。夏燮之编《明通鉴》，即个人自编而自刻，并非奉令敕修，又非政府委嘱，此等先例亦不知耶？至谓书法褒贬甚于批评，指《纲鉴》而言。朱文公之编《纲目》仿诸《春秋》，固以一家示褒贬也。若《通鉴》，则不过按年纪事而已，无所谓褒贬也。周君并以而不知区别乎？不过以自负三长之人才未承聘及，借题发挥，妄肆雌黄耳。”李景铭认为周肇祥之所以极力反对，是因为周未被聘为编写人员，故心怀不满恶意报复。

如果说眷念清室与保守旧学是民国遗老学人群体的共同底色，那么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下，个体之间往往又有着不同的思量与抉择。李景铭赞同吴佩孚所言“我辈当砥柱中流，不宜迎合潮流”，却不意“古学院中人迎合潮流者尚居多数，此诚出余之意料者也”。又谓：余“十七年来投身教育界，十年来所尝之艰苦不堪言矣，守旧说则目之为腐儒，用新说则虽遭学生欢迎，又不免警局传讯，故吾宁作腐儒一辈。今弃教鞭以为从事著作，吾非秉笔之人，不过帮人搜集史料，责任较轻，而仍不免遭此烦恼。”在古学院内部，学人之间在出处去就和思想言行方面的分歧时而有之，编修《清代资治通鉴》的冲突既有政治立场迥异、遗民身份认同有别的因素，又有人事纠葛与切身利益的考量。通过这一争论，亦可窥见沦陷之下北平老辈学人复杂微妙的生存与著述环境。

古学院组建于沦陷之初的北平，“飘摇之时，大声疾呼，创制立教，毅然以崇古讲学为任”，时人对其多抱有期许，“培养文化，造育人才，赫焉奕焉，光我华夏”。有德国教育家参观古学院时亦谓“中国须从精神建设入手，而物质建设次之”，对古学院的宗旨颇为赞同。有舆论甚而称赞古学院是“福星降临”，“这里面训练出一般学者，都负着提倡旧道德的使命而走向提倡旧文化的路径，将来我同胞的脑子里固有的精神更要存在的稳固，那些杂说邪论，渐渐的将在我国绝迹”。同时，否定与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当时有传闻燕京大学张东荪、邓之诚等人就“反对古学院，将谋破坏”。另一燕大教员容庚被推选为古学院金石研究员后，亦“写信辞之”。

先是周肇祥等人提出结束办法，主张所有职员至四月底止一律停薪；各组事务由经常到院之理事分任，并有偿指派数人助理各项事务；遣散费照原有人员按成分配；暂缓出版《古学丛刊》；原有书画什物列册保存等。田桂舫、甘鹏云、郭则沄等皆表示赞成。但在遣散费问题上各方却意见不一，周肇祥只允许发一个月遣散费，部分职员却要求发七个月，“养庵不允，或至用武”。李景铭主张“以三千六百元为各职员遣散费，各理事应得之款均捐助为分配之用，然职员主张共同维持到底”。随即张燕卿又提出维持古学院的方案，他自捐五千四百元为职员三个月遣职金，七千余元存款留为维持费，古学院内部进行改组。对此，各方表示赞成，周养庵却有所提防：“张燕卿如欲改组古学院，须依轨道而行，若有违法我辈当纠正之。”^‍

其后，古学院围绕是否修改章程、是否取消理事会等议题展开讨论。李景铭主张先维持现状，其理由一是古学院存在与否的关键在于筹款而不是章程，二是张燕卿所谓的改组乃“改组干事部之谓，非修改章程之谓，亦非取消理事会之谓”，三是如若取消理事会成立董事会，人事安排上势必难以平衡。吴甘侯却不以为然，他提出董事可辅助院长、副院长筹款；指定监察三人以便审查会计；“行政与学术分离”，设立董事和都讲，各司其职。对此，李景铭逐一反驳：“较以董事七人至九人能筹款，何以理事二十九人转不能筹款乎？”“本院章程理事会本有审查预算决算之权，何待有监察而后审查乎？”“原章经学、史学、文学各组本设有主任副主任，七组共十四人，本可推人补充，以共研究学术者之机会，何必拘都讲之名称乎？”胡千之表示，反对修改章程者是有意破坏，郭则沄提议请主席指定若干人研究章程应否修改。

围绕古学院的改组存废问题，言人人殊，沸沸扬扬，皆无果而终。直至1940年11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声称为提倡国学，培养通才，拟用二千五百元委托古学院办国学书院第一院，王揖唐自为院长，聘周养庵为副院长，张修甫、吴甘侯、胡千之、郭养庠为常务理事。同时又以二千五百元办国学书院第二院，王自兼院长，聘瞿兑之为副院长，寿石工、柯燕舫等为常务理事。“第一院作为委托办理，古学院名称组织不变更，仍存在”。李景铭却认为此举“不过借地而已，并非委托也”。至于国学书院缘何分成一二院，据郭则沄的记载，王揖唐本是“允筹五千金，已定案，黠者设策，使移是金别建国学书院。而古学院之无赖者又拟举院中藏书献之，以效媚而干进，且有议鬻书分肥者”，即内部人员争权夺利所致。古学院接收国学书院第一院后，郭则沄、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古学院保管图书委员会，推举郭则沄为会长，李景铭和周肇祥为副会长。其后古学院致力于经籍史册的搜集、整理与刊印工作，《敬跻堂丛书》的整理刊刻即为这一时期的成果。改组后的国学书院第一院，其重心一定程度上由古学院时期的国学研究转移到招生讲学，“修业年限暂定三年，课程约分经、史、理、文四门，所延导师均系一时名宿”，更大限度上发挥了老辈学者延续旧学的作用。至1946年1月，古学院改组为北平国学研究院，研究院以“阐扬中国固有学术”为宗旨，设立“经、史、子、文、考订、艺术、营造、乐曲”八组，延聘专家分任研究，职员中副理事长夏仁虎，理事寿玺、傅增湘、周肇祥、郭则沄等人皆原古学院旧人，可以说北平国学研究院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古学院的组织架构和学术旨趣，依旧是抗战胜利后汇集北平老辈开展国学研究的场所。

民国学人以国学研究为中心，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潜心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各阶段国学研究特别是认识传统学术价值的中心皆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学术以多元面貌向现代学科体系过渡。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傅斯年多以新学术、新方法分科“中国书”，“书”被视为“古籍”“国故”，“书”中的“道理”被束之高阁。对传统纲常伦理的认可是老辈学人文化认同的基础与前提，日本人曾问及中国人为何如此崇拜孔子，有古学院老辈解释道：“中国二千余年来以孔氏之徒管理天下也，无此不可。今国民党废孔祀，以孙中山之徒管理国事，此天下所以乱也。故今日当以祭天祀孔为第一义。”钱桐即言：“今日虽曰复古当求实用，却言我国为礼义之邦，故曰礼教，今实无礼，何以为教？我辈当先修礼，仿文公家礼之例，由本处同人先拟草案，上诸政府，备其採择。一面由同人先试行于家族内，风声所播，必有从。”“修礼”的提议得到古学院众多老辈学人的赞同，李景铭私下却认为不妥：“古有庶人不议礼乐之训，究有未妥。”在阅读史书时，李景铭再次慨叹现今社会“沿边涂炭，四海疮痍，非有甚于神宗时乎？政府固无暇及此，而功之未成治之未定，礼部乐章何从着手，恐亦徒话空言”。1940年，王揖唐拟设立礼制会，欲邀郭则沄主持其事，郭诘问：“此岂议礼时哉？”通过上述有关分组研究、编修《清通鉴》和修礼与否的纷争，可以看出由于古学院内部老辈学人政治身份的尴尬和各自学术立场的分歧，该群体在国学研究的实践中注定处于两难境地，诸多掣肘使得老辈学人们的学术理念在民国中后期难以为继。古学院与国学书院提倡挽救而振起国学，不无粉饰太平之嫌。随着现代学术转型的完成，国学按现代学科分支被分解，失去了与西学、新学的笼统对应。古学院老辈学人守先待后的取径有助于认知传统学问，进而反思现行人文学术的提问方式，同时，古学院的利弊得失也为探索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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