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洞霄宫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获取了洞霄宫遗址的一些考古信息。我们结合文献,梳理了洞霄宫宫观建筑历史、基本厘清了洞霄宫宫观建筑的兴起、繁荣、衰败过程,为将来洞霄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临安 洞霄宫 考古调查 历史沿革 图一 宫观建筑区远景 图二 宫观建筑区近景 洞霄宫遗址,位于杭州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宫里村与余杭区中泰街道九峰村交界处的山间小盆地内,东距杭州市区约22公里,地理坐标东经119°50′41″,北纬30°14′4″。据记载,洞霄宫发轫于西汉的宫坛,唐代才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道观。随着朝代更替,洞霄宫屡经复建、损毁、灾变,至上世纪中叶,其宫观建筑倾圮殆尽。洞霄宫昔时的辉煌早已无声逝去,惟见这片山川草木依然向今人叙述着这里发生过的故事。 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洞霄宫遗址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考古调查。依地表残存的零星迹象初步判断,洞霄宫遗址涉及范围约1平方公里。洞霄宫宫观建筑基址现大多被辟为村民的自留地或宅基地,其建筑规模、形制等难于辨认。通往洞霄宫之山径上,尚遗存会仙桥、元同桥、翠蛟亭基址等3处洞霄宫附属建筑遗迹,可与文献相印证,洞霄宫遗址范围的确认借此为参照。因洞霄宫建筑基址已全部湮没于地下,此次考古调查获取的资料十分有限,对于我们利用考古材料考证洞霄宫各个时期的建筑状况困难重重。本文惟有依据相关文献,将洞霄宫建筑的历史脉络进行初步梳理,期待下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可揭露出洞霄宫各个时期的宫观建筑遗迹,以厘清其布局、规模、时代特征等演变轨迹。一、山川形胜是洞霄宫选址的基础 宗教类建筑选址,环境择优乃是其根本。洞霄宫形胜独特,遗址周围重峦叠嶂,天柱山与大涤山南北对峙,气象雄伟。天柱山海拔364米,雄踞洞霄宫遗址西南,《咸淳临安志》谓天柱山“在洞西南隅,乃五十七福地,地仙王伯元主之,按记云:天有八柱,在中国者三,此其一也(一在寿阳,一在龙舒)。四隅斗绝,耸翠参天”。大涤山则与天柱山相对,矗立于遗址北面,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海拔299米,《咸淳临安志》载“大涤山洞天”云:“此山清幽,大可以洗涤尘心,故名。”大涤洞则坐落于大涤山中峰的山麓,洞口朝向天柱山。 天柱山与大涤山之间的盆地南高北低,发源于天柱山的溪流自南而北横贯遗址,一路向北在汪家埠注入南苕溪,进出洞霄宫的山径缘溪而筑,路随水转,空谷幽深,形似桃源。明代诗人张舆将洞霄宫环境描绘成:“群山拥翠寒,中有奇峰直;峨峨一掌开,亭亭千层碧。”如此清静悠幽的山川胜迹,恰是一处洗涤尘心的世外桃源,悄然昭示着永恒的魅力和神秘的诱惑,自然成为仙道修炼者修身养性首选之地。经历代仙道悉心经营,至唐中期,大涤洞在道教洞天福地体系中位列第三十四小洞天,而天柱山为第七十二福地。此处洞天福地并非单指自然赋予的大涤洞和天柱山,而是自然山川与宫观建筑相得益彰和谐共处的胜景。 二、汉代,祈福御用开启洞霄宫建筑的兴盛之旅 洞霄宫最早建筑可追溯至西汉中期,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在余杭大涤洞前兴建举行祈福仪式的宫坛。汉时宫坛形制并非后世道观建筑之规制,但其选址于大涤洞前,与良好的周边环境密不可分。邓牧《洞霄图志》称:“兹山为大涤元盖洞天、天柱福地,在杭州余杭县南一十八里。郡志云:汉武帝元封三年,始建宫坛于大涤洞前,投龙简为祈福之所,经今一千五百余年矣。”虽然汉宫坛“今其址不可考矣”,但为唐代创建天柱观埋下伏笔。 汉以后至唐代前,相关建筑鲜有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炼丹术盛行,相关理论丰富深化,道教获得很大发展。东晋建武元年(317),葛洪著《抱朴子》,对道教理论进行系统化论述。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时期形成南、北天师道,道教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一期间仅有一些炼丹家或隐士如左慈、郭文举、许迈、葛洪等人在大涤山下隐居炼丹,洗涤尘心。三、唐至五代,道教兴盛为洞霄宫的辉煌奠定基础 唐皇室对道教的崇尚,开启了洞霄宫宫观建筑由初创到辉煌的历程。高宗李治弘道元年(683),本山潘先生“奉敕面南建天柱观,四维壁封千步,禁樵采,为长生之林”。这个奉敕依天柱山而建的天柱观可谓洞霄宫道教宫观建筑之肇始。天柱观建成之后,为了更好地保护其生态环境,明文规定天柱观千步之内禁止砍伐,以封山营造良好山林。“中宗皇帝,玉叶继昌,玄关愈辟,特赐观庄一所,以给香灯”。继中宗朝赐观庄一所后,“有朱法师改北向”。历经高宗、中宗两朝的建设,天柱观初具规模,在道教内外已具有一定影响力。 唐中期大历五年(770),天柱观增建了一些附属设施,如开凿厨院方池等,“令尹范公惜与道士坐盘石上,俯见泉脉浸润,因命凿池以便庖厨”。鉴于天柱观在道教中的影响力,玄宗朝司马承祯著的《天地宫府图》,将大涤洞和天柱山列为道教神圣之洞天福地,即第三十四小洞天天目山洞(此天目山洞即为大涤洞):“周回一百里,名曰天盖涤玄天。在杭州余杭县,属姜真人治之。”第五十七福地天柱山:“在杭州於潜县,属地仙王伯元治之。” 洞天福地是仙道修炼的理想仙境和道教圣地,大涤洞和天柱山被列入道教洞天福地体系,依天柱山和大涤洞而建的天柱观在唐代道教中更显现其地位之重要。 唐晚期,时任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的钱镠对早呈衰颓势态的天柱观进行了重建。重建工程始于乾宁二年(895),光化三年(900)建设完成。钱氏实施四项重建举措,使衰颓中的天柱观焕然一新,重现生机。 首先,将天柱观朝向方位确定为“甲向”。钱镠认为重建之前天柱观的极度衰败是由于玄宗朝朱君绪法师将“本对南方”的道观朝向改为坐南朝北,破坏了天柱观风水所致。朱法师这一改动,“虽依山势,偏侧洞门,其洞首阴背阳,作道宫而不可,致左右岗垄与地势以相违;背洞门而不顺百灵,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观中寥落,难驻贤德,皆为尊殿背水激冲之所致也……遍寻地理,观其尊殿基势,全无起发之由”。因而在乾宁二年 (895),钱镠延请天台山著名高道闾丘方远来天柱观“相度山势,复改为甲向,今宫基是”。 其次,天柱观迁址重建。天柱观原依天柱山而建,此次重建,钱镠将天柱观迁离原来位置,同时在新建天柱观前增设案山,对现殿堂位置的地势进行平整处理。“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势有三峰两乳,兼许迈先生丹灶,遗迹犹存。遂乃添低作平,减高为下,改为甲向。”“三清殿……钱王迁坐庚向甲,盖指此也。”“乳山,即宫前案山,钱氏所增培者。”此次实施迁址重建和增设案山,基本将以后洞霄宫建筑群的地理位置固定下来,奠定了营造大型宫观建筑庄严氛围的基础。 其三,增建新建筑,扩大了天柱观的建筑规模。钱镠“别创上清精思院,为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厨,乃陈鼎击钟之所。门廊房砌,无不更新。”经钱镠扩建,天柱观建筑规模远超唐早期初创时规模。 其四,添建附属建筑物,完善天柱观建筑设施。钱镠在进出天柱观的山径兴建桥、亭、池等。如在“洞天福地”门里开凿“三池”,架设“元同桥”,新建“聚仙亭”。这些附属建筑物的完工,丰富了天柱观建筑风貌,构成了下一步洞霄宫建筑群的有机组成部分。图五 元同桥 五代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保境安民,经济繁荣,道教得到进一步弘扬。这一时期,天柱观的史料非常缺乏,我们唯以天柱观道士夏隐言这个人物来推知吴越国时期天柱观初略概况。夏隐言为闾丘方远的继承人,吴越国时期主要道教人物,被钱氏尊称为“三元大师”。由此可知夏隐言在吴越国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非常之高,因而其所驻修的天柱观必然会受到吴越王钱氏一族的重视而得以继续发展。与之相关的建设活动主要是修建了负责接待等事务的天柱观属道院,“廨院二所,一在余杭县西南半里,大溪之上,后唐长兴四年(933)建,名天柱廨院”。 综上所述,天柱观由唐早期初创时的一座普通道观,经唐中晚期迁址重建至五代,规模宏大,日趋兴盛,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道观。而唐晚期钱镠的重建,在天柱观发展历程上无疑最具转折意义,为后世洞霄宫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四、宋至元代,皇室尊崇造就洞霄宫的辉煌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为提高天柱观之地位,曾有意将观升格为宫,“钱氏纳土时,尝改天柱宫”。然宋朝廷并没应允。 北宋早期,时任两浙路转运使的陈尧佐数次到天柱观,先后发生“池泉涌、祥光现、枯木荣”三件异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漕臣陈文惠公尧佐以三异奏,赐额为‘洞霄宫’”。从此天柱观改名“洞霄宫”,并沿用至今。宋真宗另以赐田免租、度童设醮等恩赐扶持洞霄宫,“赐仁和县田一十五顷,悉蠲租税,并赐钟罄法具等,岁度童行一人,应天庆等节设醮,本州应办支费,青词朱表,学士院撰进呈讫,内降修奉”。经过十几年发展,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韶道院详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处,杭州洞霄宫大涤洞为第五”。上述举措均使洞霄宫在道教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北宋晚期,朝廷仍一如既往地扶持洞霄宫。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洞霄宫奉三百道度牒,经两浙转运司负责修缮,洞霄宫修葺一新。北宋末年,浙西爆发方腊起义,洞霄宫毁于这次兵火。 南宋时期,皇室对洞霄宫的扶持达到极致。第一,皇室动用中央财政赐钱和步军司修建洞霄宫殿堂建筑,从建炎年间(1127—1130)至开禧元年(1205),先后在库院东建璇玑殿;在正殿左建佑圣殿;在西庑后建龙王仙官祠;造法堂于正殿后等。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发帑出金重建昊天殿,于东庑后,殿左辟通明馆,本宫在持兼领焚修于此”。经数十年的不断建设,洞霄宫规模较前朝更为宏大。第二,添建修缮附属建筑物,如建造亭阁、通真门、三门,重修天柱廨院等。第三,修路架桥,便于交通。先后修建了通仙桥、道士桥、朝元桥、玉泉桥、鸣凤桥、会仙桥等 6 座石桥,这些石桥将洞霄宫与山外联接贯通,为修道者提供了便利。第四,专修御道和临幸更显尊崇。据记载,宋高宗不仅曾寝食于通明馆,还下旨修建御道,皇室成员经由此道前往洞霄宫祈福,该御道后称“西溪辇道”。图六 会仙桥 南宋这四项尊崇扶持措施,使洞霄宫宫观建筑规模日渐宏大,有殿堂、道舍千余间,气宇非凡,洞霄宫遂成南宋时期道教中心。宋嘉泰三年(1203)陆游在《洞霄宫碑》描述道:“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宫独为天下宫观之首。……它莫敢望。”元代李洧孙在《洞霄图志·跋》也称:“迨宋中叶而后,琳庭琼馆始峥嵘,甲于一方。”如此辉煌极盛的洞霄宫,却在咸淳甲戌(1274)腊月,毁于一场突来的火灾,“千础皆灰”。 元朝初期,洞霄宫重建,又经历一个发展高峰。从至元庚辰(1280)建张帝祠于三门右开始,先后重建了璇玑殿、佑圣殿、龙王仙官祠、库院、道院、斋堂、三清殿等,于元贞乙未(1295)三月,洞霄宫的宫观建筑基本复建完成。这个时期的洞霄宫宫观建筑格局可从邓牧《洞霄图志》内《宫宇图》(台湾,1983年出版)中窥其全貌。我们可看到山门、三清殿、演教堂等主体建筑沿中轴线修建,两侧修有配殿、廊庑等,道众则居住于上清、精思、南陵等3个道院,围绕水池建有18个屋斋。据此宫观图,我们对洞霄宫宫观建筑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元代早期宫观建筑规划布局。经过近20年重建,洞霄宫宫观建筑再现宋时辉煌,“金碧瑰丽,照映林谷,神运鬼工,殆不是过。朝家钦崇护持,视昔有加”。洞霄宫盛况空前,地位上升,总领了南方地区的道教事务,成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所和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 宋元时期,得到皇室尊崇而辉煌瑰丽之洞霄宫,在元末的至正年间(1325—1368),又一次毁于兵火。恢宏盛极的洞霄宫从此由盛而衰,逐渐式微。图七 《洞霄宫宫宇图》 冯益民提供 五、明代以降,道教衰微、灾变兵燹成为洞霄宫衰败主因 元末毁于兵火的洞霄宫在明洪武庚午年(1390)又一次得到重建,洞霄宫提点贾守元等人着力恢复洞霄宫的宫观建筑,至正统己未年(1439)完工时,洞霄宫“门庑庐室、庖庾坛壝……丹室绀殿、琼楼璇室”一应俱全,“视昔不异”。但其辉煌不再,恢复宫观建筑后的洞霄宫得不到朝廷扶持,住山道士又无力修缮,受损建筑少有修葺,宫观渐圮。明成化、天启,郡志载此时的洞霄宫建筑已经“十湮其九,宋代宫观之盛不复可睹”,“惟有无尘殿九楹屹存”。明代后期,洞霄宫宫观建筑曾有小规模重修。明万历三十年(1602),余杭知县程汝继建朱夫子祠于洞霄宫西庑,三十八年(1610)继任余杭知县的戴日强又对朱夫子祠进行了重修,其他建筑则鲜有重建或修缮者。 清代开始,朝廷信奉藏传佛教,压制道教,道教趋于衰落。康熙年间(1662—1722),道士孙道元及其弟子金一淳、吴象严、陈戴墨等正一清微派道士在洞霄宫修道,对洞霄宫做过修缮。“道士孙道元栖真于此……吴象严亦复不染尘,凡宫坛为之一新”。 乾隆乙丑年(1745),洞霄宫“殿宇颓废”,已难觅邓牧《洞霄图志》的鸿基。乾隆辛未(1751)年,住持贝本恒方谋募建。是年冬,“无尘殿毁于火”。然贝本恒并不灰心,慨然以修建为己任,主持洞霄宫二十几年,“苦志焚修,奋力振兴,以聚塔之力,将以换新”。贝本恒广为募集,苦心经营,宫观楼阁、斋堂、库院基本落成,但难复旧观。没有朝廷官方支持,仅以民间募集之财力重建的洞霄宫,与宋元时期洞霄宫规模相比,实难望其项背。 清末,急剧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洞霄宫遭受两次劫难。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天,洞霄宫所在盆地,遭遇特大山洪,洞霄宫损失惨重。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等攻打杭州城,洞霄宫宫观建筑毁于战乱。从此,洞霄宫再无力挽回颓势,终究更趋衰败。 民国时期,洞霄宫建筑虽有上大殿、下大殿、三贤祠、三清殿、云房等,其规模早已不似前朝,景象败落。20世纪60年代,洞霄宫建筑在“破四旧”运动中被彻底毁坏,往昔恢宏的宫观建筑于地表荡然无存。 纵观洞霄宫宫观建筑的发展历史,其经历了建坛肇始、初创道观、迁址重建、恢宏盛极、逐渐式微、最终颓败的过程。洞霄宫最早可追溯至西汉的祈福宫坛,唐早期奉敕依山建天柱观,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道观,建筑粗具规模。唐末,镇海军节度使钱镠迁址重建天柱观,并恢复“甲向”,建筑规模空前,为后世洞霄宫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吴越国重视道教,天柱观延续前朝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两宋,皇室崇道扶持,洞霄宫得到极大发展,不仅宫名正式定为“洞霄宫”,并沿用至今,而且“琳庭琼馆”的宫观建筑“甲于一方”,盛极一时。元朝初期,洞霄宫又经历一个高峰期,从邓牧《洞霄宫宫宇图》中可领略其盛况。然而元末兵燹,洞霄宫大伤元气,从此日渐衰微。明代以降,洞霄宫更渐颓败。至上世纪中叶,洞霄宫宫观建筑损毁殆尽。 此次考古调查,依据现今地形地貌判断,洞霄宫的宫观建筑方位为坐西南朝东北,此与钱镠重建天柱观为“甲向”的方位基本相符。我们期待有朝一日,洞霄宫遗址的考古发掘,能较为全面地获得宫观建筑群的布局结构、风格特征等考古信息,并依托这些考古信息,对诠释江南地区道教建筑结构的时代特征、研究江南地区道教建筑的发展演变史不无裨益。图八 柱础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