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学术界对满族遗老金梁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有不同解读。其中，柯娇燕所持金梁一家的基本特征是“满族认同”的观点影响较大。然而，金梁的家世与金梁家“一门忠义”，以及金梁践行忠义的事迹和其忠义观的形成、金梁效力于逊清小朝廷等事实，表明金梁一家的基本特征并非“满族认同”，而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忠义观。而就民国初期满汉遗老与清朝初期汉人遗老的比较，亦反映儒家忠义观是民初满汉遗老共享的价值观，也是他们超越狭隘的民族认同，并对逊清小朝廷坚守“孤忠”的思想基础。但民初满汉遗老面对民主共和大潮，仍坚持逆历史潮流的立场，其中一些人为复辟清朝，投身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伪满政权，沦为历史的罪人。

关键词

　　金梁　满汉关系　儒家忠义观

在民国初期的满族遗老中，金梁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政界、文化界相当活跃，不仅与满汉遗老们关系密切，出任逊清小朝廷的内务府大臣，还积极参与张勋的复辟活动。鲁迅曾评价他说：“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鲁迅对金梁的评价很尖锐，说他早先主张“排汉”，对民国持一概排拒立场。这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民国初年，金梁曾在东北地方政府任职，如以儒家忠义观为尺度衡量，显然算不上“从一而终”。但就效忠清廷这一政治立场，将他归入“遗老”应无异议。

近年来，金梁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孔祥吉概述了金梁在清末民初的事迹，并重点介绍其所撰《近世人物志》的内容、特点、价值。沈广杰系统考述了金梁一生的行迹。日本学者中见立夫考察了金梁与清代档案的关系。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以金梁祖、父、孙三代经历为基本线索，阐述清朝从盛转衰、由危而亡的历程。但其著作的核心关切，并非金梁一家的个体命运，而是满人的“族群认同”。柯娇燕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跟风之作连篇累牍，但对于柯氏所持金梁一家的基本特征是满人“族群认同”的观点，却未有质疑。基于此，笔者仍以金梁一家为对象，重新考察其所承载的认同问题，旨在说明，决定金梁一家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并非满人的“族群认同”，而是儒家忠义观。

一、 金梁家世与“一门忠义”

瓜尔佳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来源甚早。金代女真有夹谷（加谷、古里甲）姓，即其先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瓜尔佳氏以地为氏，早在满人入关前已分衍为苏完、叶赫、讷殷、哈达、乌拉、辉发、长白山等十二支，其中以苏完瓜尔佳氏最为著名。瓜尔佳氏的费英东为清朝开国功臣，“从龙始祖”。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统一诸部时，费英东任“五大臣”之一，平日总理刑政，战时挂帅出征，所向披靡，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太宗天聪年间追封直义公；入关后加封信勇公，加封一等公。

清代，瓜尔佳氏世代簪缨，有“关满朝”之称。随着族人繁衍与迁徙，瓜尔佳氏逐渐有了新族旧族之别，在关外者为旧族，在关内者为新族。新族又析为九族，大宗著籍于京旗，其余八族分调各地驻防。其中迁入浙江者为小宗三族，与迁楚之小宗四族本为兄弟，生养日繁，户口百倍。此即金梁一支瓜瓞绵绵之由来。自清朝实施八旗驻防制度，八旗子弟京外分迁而瓜尔佳之族裔遂散布于天下，“考其约数，当居满洲全族之半”。此说有些夸大，但也如实反映了瓜尔佳氏人口之众及在满人中的广泛影响。金梁祖上，先自京师调防杭州，复自杭州调往乍浦。太平天国之变，乍浦旗营毁于一旦，金梁随父调回杭州驻防。金梁一支前后绵延200余年，传至金梁，凡九世，一门长幼70余人。

金梁门人、湖南人梁申权曾撰《瓜尔佳氏节孝忠义合传》，复绘《九忠四节三孝图》，将金梁一门四代男子忠烈、女子守节事迹汇为一编：金梁的高高祖乌巴海，京口副都统，卒于军，赐谥立祠；曾伯祖舒通阿，汉军都统，殉节，赐谥立祠；伯祖关续，咸丰十年（1860）阵亡，葬忠义塚，入祀昭忠祠；伯祖竟成，同年阵亡，葬忠义塚，入祀昭忠祠；从伯父文瑞，同年殉节，葬忠义塚，赐谥立祠；从叔父彬瑞，同年殉节，葬忠义塚；伯父麟瑞，乍浦副都统，同年阵亡，葬忠义塚，入祀昭忠祠；叔父鼎瑞，道光二十二年（1842）之役，投池死；叔父云瑞，咸丰十一年（1861）陷于阵，被害，葬忠义塚，入祀昭忠祠。是为“九忠”。其中，亡于乍浦抗英之役一人，亡于太平军之役八人。高曾祖母文氏，因高曾祖基罕泰早故，率子侄迁乍浦，钦旌节孝；曾祖母邵氏，曾祖父查郎阿继娶，苦节抚孤，与嗣祖母王依氏同钦节孝；嗣祖母王依氏，嗣祖父图斡恰纳早故，迎姑抚叔，苦节甚著，事详节孝传，钦旌节孝；从嫂邢氏，从兄松梁早故，苦节30年，钦旌节孝。是为“四节”。又，金梁祖父观成、姊画梁、弟文梁，则为“三孝”。以上“九忠”“四节”“三孝”，是金梁一家四代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二、 金梁践行忠义的事迹

梁申权编《金公年谱》，越州（今浙江绍兴）友人陈诜在序言中盛赞金梁，“上蹑武穆、文正、诸葛、傅说、伊尹之迹，与之并策齐驱”，明显过誉；但他称颂金梁奉历代先贤为人生楷模，践行忠义价值观，还是相当的精准。从金梁年谱和自述中撷取其前半生片段，可以佐证。

光绪四年（1878）三月十九日，金梁生于杭州旗营小板桥新龙巷。生弥月，家人为其设晬盘（民间俗称“抓周”）。金梁后来回忆：百玩罗列于前，独取一帽饰“忠”字，其他无所视。众人咸奇之，认为长大必有忠贞报国之心，遂以南宋抗金将领岳武穆相期许。金梁还追述，其出生之夜有异象：“当时夜午，而邻右闻车骑声，似千军万马，皆惊起叩问，有涌金门追至者，谓声发金华庙，庙奉金华将军曹杲，久著灵迹，吾父乃名之曰金。”金华将军曹杲，宋代真定人，早年在吴越时为金华令，因引水入杭城有功，赐池名“涌金”，入宋授威远节度使。由此又知：金梁之金，非姓氏，而是其命名之第一字。其意盖源自金华将军曹杲。这既符合满人“称名不举姓”的习俗，又说明金梁一家对金华将军发自内心的景仰。金梁还提到出生夜的另一异象，声称出生时“有忠肃夜临之兆”。杭州城南有忠肃祠，祭祀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于谦，杭州人，死谥忠肃。金梁与于谦同为戊寅年生，有相士谓其相貌似忠肃。虽然只是附会，却并不妨碍旗营里传说金梁为于忠肃再生。因此，金梁父凤瑞给金梁取字小肃，并请老友彭玉麟题写“忠肃堂”额悬于家中。经学大师俞樾闻讯，亦题字相赠云：“金华再世金华阁，忠肃重生忠肃堂。雏凤新声惊老凤，擎天一柱贺金梁。”金梁自襁褓时起，即沐浴在忠肃公于谦所投射的光环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愧与忠肃同星命，救世救人先舍身。”金梁自幼便以岳飞、于谦为楷模，以儒家舍生取义为最高境界，并作为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年稍长，其父每晚讲说忠臣孝子事，金梁偕诸弟绕膝围坐而听。据说，每述至节义动人处，金梁常感极而泣。父亲抚其头顶说：“是儿有至性，必《忠孝传》中人也。”金梁幼承父训，平日待人，以忠恕为法。十六岁应童子试，院试照例对生员搜检，以防夹带。金梁以旗籍生员得免，因此大愤，认为辱士，草草完卷而出。翌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海陆皆败。金梁目睹列强侵逼，刺血上万言书，请弃笔从戎。有人嘲讽他：“国事何预孺子？”金梁慨然答道：“孺子犹知爱国，况君子乎？”十八岁，复应试，落榜。之后，金梁闭户苦读，精研经史，集十三经语，编为格言，题曰《经训》，为其毕生著述之第一种。十九岁科试入学，府、院皆取第一，俗称“小三元”。是年，他以杭俗闭塞久，谋开通风气，创办阅报社。二十岁，参加乡试，文以时事立论，未能考取。在本营设同学会，同志十数人，相与讨求时务实学，被推举主其事。复上书当道，请求改营制，练新军，立学堂，兴实业，为八旗谋自立之道。设小学于家，以新法教授。当时清廷刚开始变法，准许士民上书，唯附和者多，金梁欲上书，阐发“天下定于一之理”。书未上而戊戌政变起，遂叹息以为天意。时党锢案兴，禁会封报，道路以目，舆论萧杀。金梁以一介旗生，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万言书，言辞激烈，指陈实政，并直诋与其同族不同宗的权相荣禄，请杀之以谢天下。书稿流布，传诵一时，“直声震天下”，彰显了金梁谋国以忠的政治理念，以及对同族高官也无所忌惮的勇气。浙江名绅汤寿潜曾高度评价金梁此举：“万口喧传，中外名人争以一见颜色为荣幸。”金梁时年二十二岁，却敢为天下先，在守旧势力一手遮天的严酷环境下冒死诤言。这在当时的满洲士子中堪称绝响。金梁上书后不久，翰林院编修沈鹏也冒死谏诤，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归政光绪帝，并处死荣禄等权奸。天津《国闻报》刊登沈鹏言论后，举国上下为之震动。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指斥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衣冠败类”，即着革职，永远监禁。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师，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逃。金梁念国家多故，人心涣散，特编《尊皇歌》，以振士气；并在旗营内设小学堂，名曰尚武。时杭州官立各学堂，府县学生有定额，旗籍生每以额满被拒，金梁力争后，始定旗籍生学额。清廷下诏求治，金梁再上万言书，论中兴三策。他不惧生死，上书言事，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这也正是金梁言辞激烈却未受到清廷追究的基本原因。

金梁素怀大志，以豪杰自许，自谓生平以三“忠”字为志，曰谥法“忠诚”，心法“忠恕”，身法“忠信”，并自命为文忠公。二十五岁，应乡试，中举人。翌年赴癸卯（1903）科会试，未中；隔年参加甲辰恩科会试，得中贡士。赴京参加殿试，策对不拘格式，以文中有“痛哭流涕”之句，触忤忌讳，未能取上第，中进士三甲第一百三十九名，钦点内阁中书。当时金梁惦念父病，请假省亲。其父教训说：“八旗世受国恩，儿为国用，事君必致其身。”同年，金梁著《忠说》十章，并受命在内廷批本处行走。但金梁以未习国文（满文），每日思归，遂不入值。

其时，清廷设立考察政治馆，命王公大臣筹备立宪大纲。为此，金梁屡次进言，但不得采纳。河南会馆设立豫学堂后，张仁黼聘请金梁督办豫学堂，兼教习。李家驹（金梁乡试座主，汉军旗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后，邀金梁任提调。金梁创立办事处，为此规划尤多。全浙京官谋划开办乡学时，金梁被推举主持教务，亦为规划尽其力。光绪三十三年（1907），军机大臣荣庆约金梁襄办警政，民政部尚书徐世昌派其管理京师外郊巡警，大学士那桐委任他负责巡警左厅事。金梁在莅任演说中强调，一草一木，无不具法治之精神；一身一家，无不受法律之保护。肃亲王善耆继掌民政部，亦器重金梁，派他佥事行政，兼管捐局。不久，因东三省俄患为烈，金梁改任奉天旗务司（后改旗务处）总办，统辖将军旧署所管八旗、五部、三陵等事务。临行，肃亲王善耆为金梁自订年谱书序，勉励他“勿负尽忠报国之志”。

以上，主要依据金梁及师友门生的自述或回忆，将其自幼及长践行忠义、效力清廷的行迹汇为一编。其中固然不乏言过其实之处，但若据此认为金梁一家尤其是他本人始终以儒家忠义观作为人生座右铭和最高行为准则，应无疑义。

三、 金梁忠义观形成条件

金梁的忠义观缘何而成？概括言之，共有四点，即旗俗、塾教、家教、社交。

其一旗俗。金梁自幼践行“忠义”，与满人文化传统有关。《万国公报》曾将杭州旗人的特色概括为十点，一曰忠君，二曰爱国，三曰合群，四曰保种，五曰不怕死，六曰不要钱，七曰不欺软怕硬，八曰不趋炎附势，九曰好善，十曰信道。皆各有举例，虽不免过誉，大抵能存其真。清廷一向视满人为国之“根本”，“首崇满洲”成为历代皇帝恪守之圭臬，满人享受种种特权，亦以忠君爱国，发自天性。金梁曾据以表述说：同营6000人，虽妇人孺子，莫不具誓死报国之精神。至于不欺软怕硬、不趋炎附势等特色，虽非满人所独具，却是其朴实本色的集中体现。满人入关初已陶融于儒家文化，无论在朝在野，均以儒家伦理为行为规范。忠义观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世代相传，固不待汉人影响而能彼此砥砺、世代传承。金梁晚年说：“夫忠孝节义四者，立人之大节，而立国之大本也。”为了提倡此种精神，他曾从经史中选取历代先贤可资效仿之言行，编为《务本篇》。

满人忠义观的养成，除了旗俗的陶冶，还得益于民间信仰的传承。关羽是三国时期蜀国大将。中原内地对关羽的崇拜约始于唐代，后来关羽渐成为佛、道二家共同崇尚的神祇。佛教尊“关帝”为伽蓝神之一；道教崇之益隆，明代万历年间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的显赫尊号。这位由英勇善战、忠君信友的大将军演化而来的神祇，对于崇尚武功、恪守信义的满人有特殊的吸引力。早在关外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最喜读的汉人小说就是《三国演义》。清太宗皇太极也“喜阅三国志传”“深明三国志传”。“三国志传”即《三国演义》。该书所推崇的“忠”“义”事迹，成为皇太极训谕满汉臣工的典范。清朝入关后，于关帝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乾隆年间，在旗营中广为传颂的勇士三官保为国捐躯的事迹，则无异于弘扬忠义观的活教材。

其二塾教。金梁自幼开蒙至成年，先后从师十一人，皆为汉人。其初读《三字经》，继以《论语》《孟子》，稍长诵《圣谕广训》，而塾师讲解，尤尚实行。如入则孝，出则悌，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皆各有绘图，悬于塾壁。事父母必尽职，对尊长必致敬。修身习礼，作为蒙养之基。

其三家教。金梁祖父观成（字苇杭），初为塾师，嘉庆举人，任四川川南知县。官蜀有政声，蜀人为其立生祠，称小关庙。曾撰《道光庚子壬寅乍浦满洲驻防殉难录》，以表彰驻防旗营官兵男妇为国“忠贞”事迹。道光壬寅（1842）四月，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乍浦驻防旗兵在抵抗英军的战斗中英勇作战。据统计，此役死亡满汉军民妇孺776人，除八旗、绿营兵阵亡者外，满洲妇女多有自尽者。

金梁父凤瑞（字桐山），笔帖式出身，军功改武，隶李鸿章麾下，佐李鹤章（字季荃，李鸿章弟)分统马队，屡立奇功，功成不受，归隐西湖。常诵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句以明志。官至副都统，清史有传。李鸿章曾为其撰《孝节传》，赞其家“名教重纲常，忠孝与节义。千秋不可泯，一一垂青史”。

在家教传承中，嫁入金梁家的汉人妇女起到重要作用。杭州旗营倚城而建，虽有营墙相隔，但汉人住营内者渐多，而旗人也多有移寓营外者。金梁说，杭州驻防，满汉“久已杂居，而满汉通婚，行之尤早，数见不鲜”。并以自家为例：金梁母钱氏、曾祖母邵氏、伯母王氏，皆汉人；而其兄弟十人中有七人娶汉女，亲友中娶汉女的也不少。满人衣饰服用，语言习惯，皆与汉同，无复可辨。当地满人世家子弟张廷栋的回忆，也印证了金梁的说法。不同地区的满人，婚姻封闭程度与社会开放状况呈反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社会风气越开放，满汉通婚越普遍，满人受汉人文化影响就越大。同为江浙人的蔡元培就指出：“虽往昔有不与汉族通婚之制，然吾所闻见，彼族以汉人为妻妾而生子者甚多，彼族妇人密通汉人及业妓而事汉人者尤多。江浙驻防，歼于洪杨之手，其招补者，多习与彼族游处之汉人，此皆血液混杂之证据也。”这也说明，推动江浙一带满汉通婚的因素，除了和平时期的交往，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和失序也有直接关系。

金梁一生，颇承母亲钱氏教诲。钱氏辞世，金梁撰挽联赞其“教忠教孝古之贤母也”。钱氏老宅为清初遗老李天植蜃园旧址。金梁幼年即熟知清初遗老李天植（蜃园）、徐枋（俟斋）的事迹，曾与弟文梁效其绝食，病笃几亡。后来，金梁年龄渐长，始知两先生之高节，深慕其为人。

柯娇燕认为，满人的忠诚观不是通过儒家式“父—子”逐辈传递，而是通过“主—奴”关系灌输。但从金梁的经历看，其忠义观之养成，实与汉人子弟无别：首先得自父母灌输与表率，其次是家教与塾教影响，再就是社会风气的涵濡、旗营传统的熏陶。金梁自幼践行忠义，学习的楷模，远则岳飞、于谦，近则李天植、徐枋，无一不是砥砺前行的汉人忠臣义士。大而言之，这并非他个人或一家的特点，而是清代满人精英的共同特征。

自清初以来，满人逐渐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导致价值观的深刻变化。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站在中华文化立场上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清代满人文士歌颂岳飞、文天祥的诗作很多。金梁的外甥女婿、同为杭州驻防旗人的三多写过一首《观岳鄂王铜印歌》，歌颂岳飞为“千古大英雄”，甚至说，“倘若两日必扫金，王之胜算神鬼钦。黄龙直抵捷书发，方快精忠报国心”。其立场完全倾向精忠报国的岳飞，而非入主中原的女真。百保友兰在《文信国》绝句中，赞扬文天祥：“丹诚耿耿挽金戈，宋祚虽亡志不磨。青史照人存古道，忠魂犹泣旧山河。”基于同样的价值观，他们对清初投降的洪承畴却充满鄙视。宗室敦诚诗中写道：“金戈铁马乱纷纷，羽扇军中正策勋。回首维扬江上路，梅花香烧史公坟。”史公，指清初抗清名臣史可法。一个抗清而死，流芳千古；一个降清而活，遗臭万年。这一史观，与中原传统忠义观丝丝相扣、一脉相承，完全摒弃狭隘的民族偏见，是满族精英认同中华文化、中华精神的集中体现。足见满人忠义观的弘扬，亦如儒家文化之传播，从来就不局促于狭隘的民族分野，与所谓“满族的认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其四社交。柯娇燕将杭州驻防旗人喻为当地社会的一支“孤军”，并将此作为书名，意在高度概括满人对在太平天国之战中曾经威胁过他们生命和财产的汉人邻居心存疑虑，并意识到“满汉之间……无法消解的满汉有别之源仍将继续”，由此“开始有了族裔意识（a sense of ethnicity）”，即满族意识的形成。然而，根据金梁以及当地满汉官绅记载，杭州驻防虽为满洲、蒙古旗人，但在当地汉人社会中却既不“孤”也不“独”。已有研究表明：清初，八旗驻防在杭州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征服者，尽管旗营（满城）是一个征服者的独占性空间，居住其中的旗人却没有与杭州社会隔绝。世居江南在促使旗人城市化、地方化的同时，也使他们对杭州逐渐产生归属感，并成为当地居民中独具特色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金梁一家所处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他家祖孙三代与汉人官绅的关系盘根错节，极为密切。其祖父观成，乡试出自高邮王引之（文简）门。后赴京城，会同年讲学，政治则龚自珍，金石则冯登府，经学则朱骏声，天算则董祐诚，诗赋则徐士芬等，皆汉人文士之翘楚。他本人善书能画，有诗文集《语花馆诗遗》，在文化认同上与汉人早已水乳交融。金梁嗣祖母王依氏即出高邮王氏，辅曾祖母邵氏抚孤成人，两代先后钦旌节孝。张日晸（晓瞻）曾应观成之邀撰《节孝传》，盛赞王依氏美德，由王引之作序，林则徐、陶澍、戴熙、汤贻汾、张廷济等题辞。及书版毁于兵火，复有曾国藩、彭玉麟、李鸿章、俞樾、文祥等满汉名流，受金梁父凤瑞之邀，为《节孝传》各撰诗文。

金梁父凤瑞，与李鸿章弟鹤章、子经义、孙国松为三世故交。他晚年在杭州致仕，与当地汉人官绅交际频繁。热衷著述，撰《浙江八旗殉难录》《老子解》。以诗会友，嗜好收藏，兼营刻书生意，与经学大师俞樾的关系尤为密切。笃信佛道，为人慷慨好施，乡人有急难，周济唯恐不及。乍浦饥荒之际，慨然以积谷百余石赈济，设立赈局，活命尤多。平日训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一以贯之。”金梁称其父是当地诗人和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转世，并称自己是同样出身杭州的明臣于谦（谥忠肃）转世。这些深深根植于杭州地方历史记忆的故事，表明金梁不仅把杭州视为故乡，而且视作精神与文化的家园。其曾言：“杭州旗营，旧称旗下，在未裁撤前，久已满汉同化。”金梁从兄柏梁，兄杏梁、椿梁，都是旗营中耽好诗文，附庸风雅，自诩拔俗者。柏梁字研香，曾以旗籍应举，任乍浦副都统，建别墅于杭州八字桥侧，抚琴养鹤，常与满汉墨客茗话于松风阁、丰乐楼。娶涌金门外有“西湖西施”之誉的船女为妾。杭州旗营感旧诗曾讽其事：“西子船娘老去身，抚琴养鹤事成尘。那堪启戟重回首，笑问松风阁上人。”此事虽受到伪道学家们的嘲讽，但其为人既无满汉畛域之心，又无贵贱之念的率然天性，亦昭然若揭。椿梁好黄老之学，善诗能文，好拳术，精内功，组织东文学社，青年士子多从之游。

杭州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在这样一个真正“五方杂处”的城市中，旗人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当地社会所接受。与科考人数居全国第二位的浙江省同步，杭州旗人子弟成为各地驻防中科举成功率最高的群体之一。旗营中的满人盛元开设文课和铁花吟社（诗社），吉和将军设字课，与汉人名士俞樾、王廷鼎（梦薇）、谭献（仲修）、杨葆光（古酝）、王同（同伯）、高云麟（白叔）、章梫（一山）、林纾等交友。俞樾诗中，常称杭营风俗之厚，文字之盛。林纾亦称旗人忠义之气，为不可及。王廷鼐老而嫉世，谓举世唯旗人可交，以其尚气节而不趋势力。这说明满汉间文化交流，包括儒家忠义观，并非汉人向满人的单向传输，而是在交流中达到彼此的涵濡与升华。

金梁生母钱氏，平湖钱太平之女。钱太平曾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下，官至天将，失败后归乡务农，被官府指为长毛逮捕入狱，女亦被捕。经凤瑞保释出狱，遂嫁女凤瑞。其中的曲折虽难得其详，但就这一事实看，金梁之父亦非民族意识狭窄之人。金梁年轻时，曾向俞樾、谭献、陈黻宸等博学之士问学，学业日愈精进。林纾初至杭，仁和县令陈希贤聘入幕，与金梁有师生谊。金梁上书清廷，触怒慈禧太后，传闻已得祸，官府将以军法从事。林纾闻讯，星夜为其奔走，托英日领事设法营救。晚清名臣张曜，顺天大兴人,祖籍浙江上虞。娶秀水黎里蒯氏，与金梁母钱氏有姻连。张曜初在河南办团练，升河南布政使。同治年间，督师抗捻军及太平军，多次获胜。光绪初，以提督名义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官至山东巡抚，死谥“勤果”。

晚清时期，杭州不仅是满洲驻防重镇，还是革命思潮涌动之地。金梁虽主张君主立宪，但观点并不极端。浙江名士陈黻宸、宋恕时至旗营。宋恕并久寓贵林（翰香）家，常言习斋讲学，礼乐射书数久已不行，独旗俗犹有此风，赞叹不绝。贵林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杭营旗员，后因驻防将军德济告密，死于辛亥之变。复兴社首领章炳麟（太炎），与金梁是幼年时期的朋友。金梁十岁时，与章一同参加府学考试。章因在试卷上写篆字，被考官斥为违令，金梁却站出来支持他，俩人手挽手走出考场。及长，章开会演讲，主张“排满当首诛金某”，谓“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此话出自金梁自述，并非捕风捉影之言。章之意，盖指金梁为“满洲圣人”，是革命的障碍，应首先除去。话虽如此，俩人仍交往如常。章返乡时，杭州旗营激进分子欲劫杀之。金梁闻讯后急驰往，迫令众人散去。十多年后，章始获知此事，后悔当初说过“首诛金某”之类的话，遂邮寄金梁一诗，内有“白刃天为解”之句。金梁与章炳麟虽政见对立，但都是基于忧国忧民的初衷，彼此也颇引为同调。章炳麟与友人谈，曾戏以《红楼梦》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慈禧太后），贾母；在田（载湉，即光绪帝），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熙凤；钱恂，平儿；沈鹏、金梁、章炳麟，焦大。章氏将自己与金梁、沈鹏归为愤世嫉俗、指斥当朝的同一类人物，说明两人的格局都远非民族认同那么狭隘。金梁亦曾譬喻章氏为“太清不著渣滓”，以说明两人交谊的纯粹。浙江名士陈黻宸初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习，好言革命，被管学荣庆侦知，将其辞退。至金梁受聘大学堂提调后，仍聘陈回校任教。金梁任职京师内城巡警厅，一向倡导政论自由，从不难为党人，“非谋乱有据者不得罪，故辄私令先走避而后往捕”。在金梁看来，政见分歧并不是抓捕、杀戮的理由；而忠孝节义，包括待友之道，才是充沛天地、贯穿古今、跨越民族畛域的大道。

以上以金梁一家为典型，旨在说明：柯氏所谓驻防满人形同“孤军”的观点，有违事实；满人精英的核心理念并非“满族的认同”，而是儒家的忠孝节义。柯娇燕认为，满族的族群意识不是天然存在，也不是一直存在，而是受到政治、文化及心理力量的形塑才逐渐浮现出来。进而提出，在形塑满人身份意识方面，起到更为关键作用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并在辛亥革命及以后的岁月中，得到了强化。其观点的要害，就是从满汉对立的框架中“建构”满族的形成与认同，与此同时，却无视满汉关系的基本趋向与主流。

进一步讲，金梁本人既推崇忠义，又不乏爱国情操。这里的“国”，既指大清，也指中国。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金梁时年17岁，目睹国家危机日重，慨然刺血作万言上皇帝书，请弃笔从戎。虽是书生之见，却震惊朝野， “忠义之气，溢于纸上”。同时，金梁并不隐晦自己的民族意识（或曰民族认同）。他长期关注族胞的命运，早期在杭州创办旗人小学、推广新式教育，并为旗籍生在官学中的名额与官府交涉。稍晚，在京筹设八旗同乡会，调查旗务，筹划生计。再后来，东赴盛京，担任奉天旗务司（后改旗务处）总办，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作了大量调查，提出诸多改革建议，如开拓财源，就地筹款，举办学堂、工厂、银行，迁旗殖边，练兵固本等。不妨说，在筹划八旗生计方面，无论在实地调查、擘画规章还是付诸实施方面，金梁都不愧为旗籍第一人。东三省总督锡良曾赞扬他，“藉广生计，成效昭著”。但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世，他的努力虽取得一定成效，终究无补大局。

四、 金梁效力于逊清小朝廷

金梁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始终充满眷恋之情。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建言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带兵入卫京城。赵以“汉阳已下，变局定矣”为由婉拒。赵还以保境安民为名，在奉天设立保安会，自为会长，召张作霖入省，以旧军监新军，严惩革命党，使地方得以苟安，也使张作霖羽翼乃成。金梁对赵尔巽未采纳其入卫京城的建议颇为抱憾。他认为，清廷本可将关外作为退路以避革命党之锋芒，而负有守土之责的赵尔巽却依靠张作霖，使奉省沦为张的势力范围，逊帝溥仪却只能局促于紫禁城内。金梁原字锡侯，清亡，改字息侯，盖引《左传》楚子灭息典故，以作“志辱”之意。金梁频繁出入于逊清皇室。溥仪命他协助郑孝胥管理内务府，任内务府大臣，封太子少保。金梁颇以此封号自得，将自己与南宋岳少保（岳飞）、明代于少保（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少保”。他重印吴庆坻《辛亥殉难记》，增补内容，为之作跋，以期“表章忠烈”。北洋时期，金梁游走于民国政府与逊清小朝廷之间，积极参与清室密谋复辟活动，直到1931年溥仪逃亡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金梁对逊清的效忠，还表现在他对整理清室国故倾注的巨大精力。一是组织整理出版《盛京故宫书画录》《满洲老档秘录》。盛京为清王朝龙兴之地，也是皇室宗庙陵寝所在，作为清廷陪都，地位尊崇。清帝东巡都要驻跸盛京皇宫，因此盛京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图书档案文献。清末，金梁在盛京任职期间，将翔凤阁所藏历代书画记录整理成《盛京故宫书画录》（《盛京故宫书画记》），并于1913年出版。满洲老档是清朝入关前用满文写成的编年体档册，原档用无圈点老满文抄写。乾隆年间，清廷仿老满文字体抄写成册即“无圈点档册”；同时，按新满文字体抄成“有圈点档册”，分藏京师紫禁城和盛京清宫崇谟阁。日俄战争期间，日人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稻叶君山（稻叶岩吉）等潜入盛京皇宫，发现了满洲老档等珍贵文献。1912年，内藤湖南等再次进入奉天故宫，以搜集史料为名，将满洲老档拍照后带回日本进行翻译研究。金梁认识到这批档案的珍贵价值，遂组织满汉学者进行翻译。1929年，译稿分上、下两编出版，名为《满洲老档秘录》，实为汉译老档选刊本。这是中国学者翻译满文老档的第一部译著，尽管疏漏错谬处不少，但金梁首事之功不可埋没。

二是校改出版《清史稿》。民国成立后，满汉遗老对复辟清朝始终心存幻想，政治抱负破灭后，便将复辟之心寄托在修史上。清史馆1914年设立，十余年间有百余人参与撰修。金梁经袁金铠推荐参与《清史稿》校阅。他对辛亥年间满洲“忠义”之士、“节妇”事迹尤多关注，并利用校阅书稿的机会，擅加删改，对清初汉人遗老亦大加褒扬。他在《隐逸传序》中写道：“清初代明……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这既是对清初遗老的盛赞，也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满汉遗老对逊清恪守臣节的砥砺。他在《清史稿》中所表彰的，主要是践行儒家忠义观的人物和行为，并非某一特定族群（满族）。1928年北伐军至北京，金梁将清史稿运归自己的寓所，其间多所改窜。经金梁改动的《清史稿》，曾被国民政府认定为：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清廷讳，禁止发行。对此，金梁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断代为史，笔削有定，不能任意出入，“春秋大义，当以万世之是非为衡，不得以一时之是非断之也”。而他所说的“春秋大义”，显指中国固有之忠孝节义。

金梁虽始终奉“忠义”为座右铭，但民国时局纷扰、外患频仍，却使他践行忠义的夙愿功亏一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金梁就任“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委员，与在天津的溥仪频频联系，积极筹划在日本关东军庇护下复辟“大清王朝”。当年11月，金梁与关东军特务土肥原贤二秘密前往天津，劝说溥仪速往东北。翌年3月，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其间，郑孝胥、罗振玉、袁金铠等“复辟派”和宝熙、熙洽等旗人积极参与伪满的政权建设。金梁却与他们分道扬镳，避居天津，以著述和书画维生。在《申报》刊载的《金息侯先生鬻书文》中，金梁自诩“鬻文为活，不问人事，既不卖国，亦不卖主”。金毓黻在日记中高度评价此事：“先生（指金梁）本居沈阳，‘九一八’后离沈来津，十五六年间未出津门一步。先生素以清室遗臣自命，而未肯受伪命，亦至不易。”这些事实表明，金梁虽以“复辟清朝”为己任，但在国家与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最终还是作出了正确选择。

五、 民初满汉遗老与清初汉人遗老之异同

以上，以满人金梁为对象对民初遗老作了个案分析。旨在说明，决定民初满汉遗老政治立场的，并非民族认同，而是作为中华思想传统的儒家忠义观。最后要探讨的问题是，与清初遗老相比，民初遗老的异同是什么？概括言之，至少有以下五点。

一是民族构成。中国历史向有奖励孤忠的传统。司马迁著《史记》，撰《伯夷列传》，忧愤悲叹。伯夷、叔齐宁愿饿死首阳不食周粟，成为历代遗逸之士的楷模。降及有明，推崇理学，重视名节。清朝入关，大局既定，明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回天之志终不稍衰。清初遗老为数较多，清一色汉人，而以张煌言、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为楷模。民初遗老则有善耆、奕劻、那桐、绍英、荣庆、金梁、罗振玉、陈夔龙、陈宝琛、胡嗣瑗、劳乃宣、周馥、郑孝胥、沈增植、王国维、章梫等，其中大半为逊清旧臣，且汉人多于满人。

二是民族认同。清初遗老只认同汉人，他们秉持“华夷之辨”的强烈意识，视满人为仇雠。王夫之说：“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王夫之看一姓之兴亡轻，看民族之盛衰重；认为宁可失位于贼臣，不可卖国于异族。他把异族称为“夷狄”，目为“异类”，认为对其采用何种暴力手段都不为过。黄宗羲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样反映在“华夷之辨”观上。他提出：“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将异族比作“兽类”，实际已超出对满人一族的敌视。而民初遗老们无论满汉，从未发表过排斥其他民族的言论，普遍认同诸民族平等。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至少在民族观上，后者远较前者开明。

三是文化认同。民初遗老与清初遗老的基本共性，均秉持“王朝正统观”和“儒家忠义观”。清初遗老的王朝正统观植根于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自无异议。而民初遗老忠于逊清，敌视民国，同样是基于对儒家核心理念的笃信。曾在学部任职的满人恩光，政治思想保守，仇恨革命党，敌视阳奉阴违的袁世凯。进入民国，他在日记中仍奉清朝正朔，虽然意识到时代正处在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却担心革命党人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动摇中国的三纲五常。他咒骂革命党人“妄引夷制，肆口狂吠，欲使数千年之中华纲常伦理、礼乐政治尽变为外夷之俗，此万古未变之事”。他对传统文化的衰颓感到痛心疾首，将此归因为革命党人的崛起，尽显其作为传统文化卫道士的本色。满人阿联对新文化的冲击也异常反感。他在《庚子辛亥忠烈像赞》的“序”中说：“盖人心以忠义为本然之事，原不以节烈视之。而在世风奇变之今日，苟不及是时表而章之，又安望针顽起懦，以保吾国固有道德于无穷也。”在他眼中，新旧文化的递嬗导致“世风奇变”，直接危及国人传统道德的存亡绝续。他之所以要将“忠烈”事迹辑为一编，撰文绘像，主旨并非是为了表彰先烈，或者为逊清招魂，而是寓有针顽起懦、振兴道统之深意。

在为逊清“忠烈”树碑立传的遗老中，除了恩光、阿联等少数满人，其他基本是汉人。编撰《庚子辛亥忠烈像赞》的冯恕，光绪进士，出身翰林，清末任海军部军枢司司长、海军协都统等职。他自述编撰该书的目的是，谨守固有之“国性”，把“忠孝节义”作为立国之本，垂范永久。《辛壬春秋》作者尚秉和，光绪进士，曾任巡警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书成之后，他表白称，竭十余年之力撰为是书的目的，是推扬“尚廉耻、重节义、笃伦纪”的中华传统（“国本”）。对他们而言，逊清并不单纯是政权代表，还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此外，《辛亥殉难记》由钱塘吴庆坻撰，《辛亥殉节录》由湘潭罗正钧撰，他们也都是忠于逊清的汉人遗老。1917年，张勋率辫子兵进京，解散国会，逼走大总统黎元洪，公然扶持逊帝溥仪宣布复辟“大清王朝”。这场复辟丑剧不到两周即告失败。积极参与复辟活动的汉人遗老有刘廷琛、梁鼎芬、胡嗣瑗、万绳栻、章梫、陈毅、陈曾寿、顾瑗、黄庆恩、黎湛枝十人，时人谓之“十乱”。

汉人遗老为何对异族的清室恪尽忠诚？其一是因为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忠”始终居于核心位置。它是“统摄诸德，而为诸德之指导”的最高德性；其二是在他们中间，用文化而非种族标准划分“华夷”已成共识。穷源溯本，在儒家文化传统中有两种民族观长期并行不悖，一种是前面提到的“华夷之辨”观，即以族类划分“华夷”、界定“敌我”。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春秋《左传·成公四年》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其观点之滥觞。还有一种是以文化之亲疏划分“华夷”。《孟子·离娄下》：“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这种观点认为，凡皈依中华文化之先贤，不分地域、族类，亦不分时间先后，皆可称之为“圣”，而自外于中华文化者则为“夷”。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背景下，以文化而非族类来划分“华夷”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升华，本不足为奇。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初期的统治都免不了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措施，但最终能否在中原地区实现长期而有效的统治，则取决于其汉化的程度。而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中，满洲人的汉化程度最深，享国最久，绝非偶然。有学者指出：逊清遗老，绝大多数是汉人。民国初年，他们都深抱亡国之痛，悲愤的程度不亚于丧失“祖业”的满洲人。说明在为胜朝尽忠这一点上，无论是清初汉人遗老，还是民初满汉遗老，他们的理念都如出一辙，但在能否跨越民族畛域这一点上，两者却又泾渭分明。基于文化认同而效忠清室，是满汉遗老的基本特点，也是他们至死无悔的精神本质。如果真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民族认同决定政治抉择的话，满汉遗老又如何能风雨同舟，至死不渝？由此推衍，那种把辛亥时期满人的民族认同加以绝对化并夸大，或者只着眼于其民族认同，却无视其与汉人共享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在观点上难以自圆其说。

四是国家认同。清初遗老认为，汉人王朝轮替，属“亡国”，可以接受；汉人王朝为“夷狄”所取代，则是“亡天下”，不可以接受。所以，他们只认同明朝，对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则普遍敌视。而在民初遗老眼中，清朝虽以满人为最高统治者，却是自己认同的国家。同时应看到，他们中的一部分既认同清朝，又不绝对排斥民国。以金梁为例，他虽眷念逊清皇室，却并不拒绝与民国政府合作。早在清末，金梁即受聘于张作霖，为其子学良授学。民国初年，张作霖主政东北，对清朝旧官员一味拉拢，也有利于满汉旧官绅与民国地方政府的合作。金梁曾任奉天清丈局副局长、政务厅厅长、奉天北路道洮昌道尹等职。金梁甥婿三多，清末官绥远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入民国，官山海关副都统、国务院铨叙局局长。金梁胞侄熊文，宣统初，为浙江省旗籍议员，辛亥后到东北内蒙古等地任职。他们同为杭州驻防旗籍，同样受到儒家忠义观的熏陶，也同样没能避免“贰臣”的人生。这说明，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民初遗老明显有异于清初遗老。原因之一，顺治初年清军南下，清廷与南明政权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辛亥鼎革，则是清帝逊位，民国优待，因此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关系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彼此妥协、前后传承。原因之二，民国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民国提倡“五族共和”，在政体上与一姓独尊的专制王朝已不能混淆，这就促使部分遗老在“忠清”的同时，并不必然地对民国持激烈立场。尤其金梁等人，长期生活于江浙文化发达地区，社会风气比较开放，自年轻时起即承接外来文化的吹拂，这从他在旗营中创办阅报社、新式小学，政治立场倾向维新变法，入京办理警政强调法制精神，在盛京筹办八旗生计时提倡实政、创办银行等行迹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说明他在思想观念上并非完全“守旧”，因此在政治上寓有融通的余地。原因之三，辛亥鼎革，清帝逊位，新旧政权在制度建设与人员构成上带有很大的继承性。就私交而言，金梁和其他满汉遗老，有许多亲朋故旧在民国政府为官，反之亦然。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与金梁为前清同科进士，数十年交谊不断。1929年，金梁为谭延闿五十岁诞辰撰诗祝寿，并事后回忆称：“组庵五十征诗，方执党国政，余有句曰：‘吾自著书君治国，百年再看孰功多’。复函犹引同馆时语为笑也。”这些密切交往表明，民初遗老在对待现政权的问题上具有更多元的选择，并持有更宽容的态度。

五是历史定位。清初遗老坚守反民族压迫、民族征服的立场，民族观上虽存在明显局限，但无疑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再者，清初遗老在秉持忠义的同时，还出现像黄宗羲那样摆脱了儒家“一姓之忠”（即所谓“愚忠”）的束缚，主张从“天下为公”的角度重新定义君臣关系，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反观民初遗老，他们所经历的辛亥革命，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一场社会变革，他们中间除了少数例外（如金梁等人），多数人既忠于逊清，反对共和，同时排斥包含共和思想的西方文化以及受其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导致政治保守与文化保守在观念中的合流。他们面对民主共和的大潮，往往坚守逆历史潮流的立场。其中一些人为了复辟清朝，后来还投身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伪满政权，沦为历史的罪人。这正是他们人数很少，且在历史定位上无法像清初遗老那样光耀千古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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