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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的起源

吴越民族文化起源于苏南、浙江的原始文化。

今日的苏南、浙江，位于长江下游的南部，历史上称江南。江南主要有一湖（太湖）、一江（钱塘江）、二平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这里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降雨充沛，气温适中，物产丰富。

江南的地理环境，并非一开始就是这种状况。历史上，江南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沿海地带，曾经发生了多次变迁。据考证，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以来，浙江沿海地区曾发生过三次海侵，这些变迁，对吴越原始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

吴越地区的原始文化诞生很早，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活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浙西山地的建德县发现两枚古人类牙齿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据新近的年代测定，约在距今十万年前。“建德人”居住天然溶洞中，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开始会用火。其他地方，当还有人类在活动。可惜的是，在距今十一万年前，浙江沿海遭到了星轮虫海侵，大片平原沦为浅海，近四万年，从此，沿海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荡然无存。

到了距今四万年前，浙江又受假轮虫海侵。约距今两万五千年前，海退开始，冰期到来，气候转冷。吴越西部山区及其周围的茂密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植物不能生长，动物南迁，河湖干涸。而吴越东部的沿海地区，地理环境则正好相反。随着海平面的下降，海岸线向大海推进，成片的大陆架从海底露出水面，舟山群岛成为平原上的低山丘陵。此时，东南沿海的季风气候也已生成，自然条件大大优化。于是乎，吴越西部山区生活的原始人，纷纷向平原上的孤丘进军，在山麓地带，营造新的聚居点。1985年，在吴县东山镇三山岛东泊小山青峰岭下，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石器。据测定，该遗址距今近两万年。

越族的祖先在这片广阔原野上生活了漫长的一个时期之后，到了距今一万二千年左右，又遇到了卷转虫海侵。吴越东部地区，又一次沦为浅海，越人被迫向海拔较高地区流散。到了距今约八千年至七千五百年，海水后退，使部分原为海水淹没的地带露出水面，成为陆地。在吴越地区，较早成陆地的是宁绍平原中部和杭嘉湖平原中部。因为有了新陆地，居住在山麓、谷地中的越人纷纷迁来居住，从而创造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指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新石器时代中期古文化遗存。此类型文化遗存，分布于宁、绍、舟等整个浙东地区。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于1973年。此遗址共有四个文化层，前后延续了约两千年。其中第四、第三层年代距今约七千至六千年，是典型的河姆渡类型文化。第二、第一层年代距今约六千至五千年，其特征和第四、第三层有很大差异，或称为河姆渡晚期文化，或将之归入浙西的马家浜文化类型。

今天的河姆渡村，位于四明山北麓的姚江边上，前有余慈平原、杭州湾。可是，七千年前，河姆渡的生态环境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姚江是从西北方向的龙泉山一带向北入海的，并不流经河姆渡。余慈平原还是一块低洼的湖泊沼泽地。杭州湾海岸线还要向里退，离河姆渡并不太远。这里属江南滨海地区，气温暖和，雨量充沛，湖泊、水网众多，适合渔耕生活。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此时，原始生产力水平已比较高，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耜耕农业。吴越先民已开始以大米为主食。同时，因周围水域广，水生资源丰富，他们还兼营渔猎、采集业，喜欢吃水产品、海产品。狗、猪之类的动物也开始家养，狗可能被当作猎狗，偶尔帮主人打猎。河姆渡人已开始定居，住的是干栏式房子。多选择在背山面水的地方，以适应环境，便利生活。有共同的“大房子”-干栏式长房。平时在室外共餐，天气不好时，也偶而各自为炊。由于农业的发达，男子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死后可以有一些贵重的随葬品。随着对偶婚的出现，男子越来越讲究血统的纯洁性，喜欢杀食长子。父系社会越来越近了。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之所以重要，首先是证明河姆渡是亚洲稻的起源地之一。她不但传播到包括台湾在内的我国广大地区，甚至还远传到朝鲜、日本及菲律宾等地，极大地促进了亚洲文明的发展。骨耜农具的发明，对我国原始农具的演进，产生过很深刻的影响。第二，证明复合工具有段石磷是河姆渡人首创的。第三，河姆渡干栏式建筑遗迹，是我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第四，漆器是河姆渡人最早发明的。漆器是我国的国粹。第五，证明是我国原始舟楫的发源地。第六，证明河姆渡人最早养蚕织绸。第七，河姆渡人最早开凿、使用水井。这为人类的定居生活创造了条件。第八，河姆渡人的原始艺术技巧相当高超。河姆渡人用雕刻、捏塑等方法，制造了大量原始艺术珍品，构图巧妙，刻工精细，具有强烈的江南美学特征。其图案装饰追求曲线美，不尚色彩，清淡素雅。象牙雕刻鸟形匕、双鸟朝阳纹蝶，雕刻精湛，巧夺天工。此外，陶灶、陶甑、陶豆、苇编、绳索、纺织工具等，目前均以河姆渡出现最早。陶釜、陶盉等器形虽非最早，但却最为发达。所有这些表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原始文明的摇篮之一。

马家浜文化是指以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杭嘉湖平原新石器时代中期古文化遗存。此类型文化遗址，在浙西多有发现。目前，学术界多主张马家浜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以罗家角遗址第四文化层、马家浜和邱城遗址下层为代表，又称罗家角类型，桐乡罗家角遗址位于杭嘉湖平原中部，有四个文化堆积层。其中第四、第三层为早期，第二、第一层为晚期遗存。第四层年代距今约七千年，比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稍早一些。罗家角种植农业，品种除籼米外，还有粳米。兼营渔猎。已有地面建筑，其木构建筑已达到很高水平，比河姆渡人还高些。陶釜是罗家角遗址最重要的一种器物。其中，腰沿釜逐层增多，到第一层时，在各种釜的比例中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腰沿釜正是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物。罗家角人的烧陶水平较高，连白陶也会烧制。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白陶。罗家角人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

中期，以马家浜遗址上层、罗家角遗址第一、二、三文化层和圩墩遗址下层及草鞋山遗址第十文化层为代表，又称马家浜类型。马家浜类型由罗家角类型发展而来，因而在稻作文化，建筑、制陶等方面又较前期有所发展。马家浜类型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原始稻作文化，有籼稻、粳稻，还有加工粮食的陶杵。建筑水平也较有进步，有长方形的房子。此外，为适应江南降雨丰沛、地势低洼的环境特点，住宅区有排水沟。白陶的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明显提高。那时已有氏族公共墓地，一般不挖墓圹，不用木质葬具，就地用土掩埋。多无随葬品，即便有也仅只一两件日用陶器、小石器。有随葬品的是成年女性。说明其时处于母系氏族阶段，贫富差异不大。已有对偶制婚俗。马家浜类型年代距今约四千多年。

晚期，以圩墩遗址上层、草鞋山遗址第八、九文化层、吴江县梅墟和崧泽遗址为代表，又简称崧泽类型、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是太湖地区一种承前启后的新石器文化、其年代距今约三千多年。此时，原始人的生产力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工具以石器为主，并且开始使用犁耕田，农业进入到了犁耕的初级阶级。玉器以璜为主，炊器以鼎为主，壶开始流行。陶器方面，制法普遍采用慢轮修整，有些可能已用轮制。纹饰以彩绘为主。随葬品数量更多，甚至用猪下颌骨随葬。有男女合葬俗，男左女右，男仰身直肢葬，女性侧身葬。这些表明，女子成为男人的依附，社会已向父系氏族过渡。

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时期，交通不太发达，由于钱塘江天堑之隔，使两支原始文化之间，虽有些共性，如以稻作为主的耜耕农业并兼营渔猪采集驯养业的经济生活，以干栏式及垫板立柱等为主要形式的地面建筑，但更多的还是不同性。他们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上差距很大。如同样用耜，但两地的按柄方法不同。同样用釜作炊具，马家浜文化以腰沿釜为主，河姆渡文化以肩脊釜为主。陶釜的装饰，马家浜文化以素面为主，河姆渡文化自始至终有绳纹。总之，这是两支不同的原始文化，它们各有自己的基本风格、特征和发展源流。

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始人水面上活动能力增强，辽阔的钱塘江下游与杭州湾再也不能阻挡两岸文化的交流。马家浜文化明显地影响了浙东地区，使得河姆渡遗址第二、第一层风格和马家浜类型、崧泽类型更趋接近。浙西、浙东两支文化经长期的激荡交融，终于形成了共同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三千三百至两千一百年间。其分布范围，几遍及浙东、浙西整个地区。良渚文化是一种以稻作农业为主，多业为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当时，农业已完全进入犁耕阶段。除水稻外，还能种植花生、蚕豆、葫芦等植物。手工业水平也较高，制陶业已普遍采用快轮制法。生产的陶器产量高，器类多，陶胎薄而均匀，造型规整。能织丝布。特别是具有发达的制玉业。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制作之精，都是十分罕见的。那时的玉匠，已能娴熟地运用琢、磨、雕、刻、镂、抛光等技术，制作出精美的珠、玞、坠、镯等装饰品及琮、钺、璧等大型礼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始公社渐趋瓦解。 

那时，良渚人居住分散，面积不大。居房以干栏式为主，偶也有地面建筑。其墓葬位置也分散，流行单一葬。这些表明集体生活已瓦解。而良渚文化大墓的到处发现，则使我们确信，良渚人已步入了军事民主制的后期，国家即将来临。大墓遍布整个杭嘉湖地区。目前有四十多座。这些墓，一般建在人工堆积的熟土墩之上，当地人称“山”或“墩”，考古学上称土筑高台或喻之为“土筑金字塔”。这些大墓的主人，都是部落首领，故随葬品很多，有妻妾，甚至有人殉。值得注意的是，随葬品中，以琮璧钺为中心的玉礼器和以鼎豆壶为基本组合的陶礼器较多。玉琮是一种神器，玉钺是一种权杖，是生杀予夺权力的象征。玉璧是财富的象征。玉琮上有神人兽面像，这可能是部落徽像。另有祭祀坑、祭坛。这些表明，当时的酋长掌握着行政权、军事权和祭祀权。三权合一，说明军事民主制下的王杖已形成，并且可能已演进为世袭王权。寺墩三号墓主，经鉴定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一个年轻人，能随葬琮三十三件，璧二十四件，钺三件，其权位不靠世袭是难以获得的。

玉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与特色，世界别的古代文明中，仅中国与中美洲有玉器，但中美洲玉器不如中国古代玉器那样丰富、精致，没有像中国那样给玉器赋予种种神秘甚至神圣的含义。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三大玉器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琢玉业最发达的地区。

良渚文化大墓的发现给予我们的最重要信息在于：高高的土筑金字塔顶端已经耸入云天、指向文明，氏族社会快到尽头，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已经呼之欲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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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民族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1）吴越民族文化的形成

吴越民族文化是在越文化与吴文化碰撞基础上融合而成的。

越文化发韧于马桥文化。良渚文化时，文明程度已很高，已隐显出国家的雏型。按其正常发展趋势，完全可以出现和黄河流域夏商周同水平的国家。但事实相反，出现了一股文化逆转趋势，玉器绝迹，石斧减少，陶器质量下降，石箭头和网坠数量增多，说明渔猎经济的比重有所增加。这股逆转趋势持续时间很长，以致在整个“三代”，被北方人视为落后的蛮夷之地。江南文化为何会逆转？到目前为止，仍无正确答案。多数人认为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自然环境的剧变，二是良渚部族“逐鹿中原”。当黄河流域进入尧舜禅让的军事民主制阶段，部族间的兼并战争频繁。江南的良渚部族不甘示后，举族北上，参与中原的部族角逐。他们后来被同化到了华夏族。代表良渚文化的玉器也因此成了中原文明的一大特色。夏亡后，一部分越人重返桑梓，南奔太湖流域，从而形成了马桥类型文化和高祭台类型文化。由于他们一度加入夏朝，故以后的古越族奉夏禹为始祖。

马桥类型文化以上海县马桥遗址第四层为典型，其年代约在商代。其分布范围，和良渚文化基本相同。在地层关系上，马桥类型文化普遍叠压在良渚文化之上。炊器都以鼎为主，生产工具的种类与形制也大致相同。高祭台类型文化以淳安进贤高祭台遗址为典型。在地层上，也多叠压在良渚文化之上。高祭台类型源于河姆渡文化和金衢山区山崖尾类型文化，良渚文化也有些影响。马桥类型文化也好，高祭台类型文化也好，虽不太发达，但有些突变现象，出现了几何印纹陶与青铜器这两大新的文化因素。几何印纹陶起源于南方。太湖流域的几何印纹陶是从浙南、闽北或赣北传来的。青铜器是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吴越地区的青铜器可能是从巢湖和山东传来的。青铜器的传入，加速了古越族文化的发展。

吴文化发韧于湖熟文化。吴国最初的活动地域在今宁（南京）镇（江）丘陵地区。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不多，最早的是北阴阳营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时代约当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崧泽时期。所见石器磨得很精致，渔猎工具极少，说明已进入农耕时代。其墓葬皆为单人葬，随葬品以生产工具为主，说明已有私有化现象出现。在南京的北阴阳营遗址，还出土了石锄、七孔石刀、彩陶，这三种器物是该文化的代表器物。继北阴阳营文化的是湖熟文化，以最初发现于江宁县湖熟镇得名。其年代约在商代前期，下限到西周初年。湖熟文化是一种早期青铜文化。它受中原商文化影响很大，和商文化很接近。宁镇地区当时可能属商版图，故有此现象。据研究，湖熟文化的主人是淮夷族的一支。到了商末周初，越人开始迁居宁镇地区。这时，周人来到了宁镇地区，入乡随俗，“断发文身”，统治了该地区。

在西周时代，江苏茅山两侧的文化面貌泾渭分明，西侧的宁镇地区是吴文化区，东侧的太湖地区是越文化。到了春秋初期，吴越两种文化开始融合。这和吴越间的兼并战争是分不开的。春秋以后，吴国实力强大起来，开始越过茅山，向东扩张，来到了太湖西部地区。到春秋中期吴王寿梦（前585-前561）时，又扩张到了太湖东部地区。吴王诸樊时，迁都苏州，时称“吴子城”。阖闾时，扩建为大城。此时，浙江的越国也强大起来。允常时，在杭嘉湖地区修建了城廓。于是，吴国遇到了竞争对手。前506年，越偷袭吴成功。前496年，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战于槜李（今嘉兴西南），吴军败，阖闾死。前494年，勾践率军到夫椒（太湖中），越军惨败。勾践仅以残兵五千退保会稽。前475年，越复灭吴，奄有太湖流域。吴越争霸使两支近亲文化进一步融合为一，吴越民族文化得以形成。

（2）吴越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春秋晚期，吴越两国的文化特征很接近。时人伍子胥称：“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同，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吕氏春秋·知化篇》）。伍子胥的话十分正确。吴越两国，由于地理环境相似，民族相同，发展水平差不多，因而在语言、习俗诸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共性。

同操古越语。言者语言，语者文字，“言语同”，说明当时的吴越国，不仅操同一语言，而且也使用相同的文字。古越语和古汉语不同，最主要的一点是，古越语虽也有单音节者，但大部分是双音节。如越语的“船”，汉语音译称“须虑”；“犬”，汉语音译称“猱獀”；“广大”，汉语直译称“羞绎纷毋”；吴，译称勾吴；越，译称于越。这是一种胶着语。据研究，古越语和现代壮语十分相似，属壮侗语族。那么，吴越人又是用什么语言外形即文字来表达他们的语言内核的呢？我们以为，他们借用了汉字。江南地区的古越人虽有语言，但文字却迟迟创造不出来。文字是文明的产物。江南既无国家，文字自然创造不出来。而此时的华夏族，则有了国家，有了文字。到了周朝，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江南先后诞生了两个“次生国家”-吴国与越国。吴国首先借用了篆体来记载越语，越国后来也用了篆体。但越族毕竟和华夏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借用汉字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与鸟图腾崇拜的习俗，对汉字作了局部的修正，于每个字旁附加了鸟形纹饰，变成了鸟形篆体美术字，人称鸟书、鸟虫书、鸟篆体。鸟有单鸟和双鸟，一般附于字的上、下、左、右四个方位。开始时，鸟形较直观，以后抽象化，变成寓鸟形于笔画之中。从已发现的一百多件吴越青铜器铭文来看，吴越国借用汉字记越语时，是采用音译法的。如诸樊，青铜剑称“姑发臀反”，前者是单音节的汉语拼写，后者是古越语的原音记录。后人看到吴越国国名、人名、地名，有勾吴、于越、姑苏、余姚、余昧、无疆等名词，和汉语习惯很不同，不免感到奇怪，作出种种解释。其实，明白了吴越国的文字记载习惯，疑虑便可解开了。这些人名、地名，是越语的直译。正如今天从英语中直译来的“巴士”、“拿摩温”、“司必灵”一样。鸟书流传时间不长，它是随吴越国的产生而逐渐产生的，又随吴越国的灭亡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习俗同。吴越两国的生产、生活习俗比较接近。①渔耕。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即以农耕为主，种植水稻、植物。同时，兼营渔猎、蚕桑业。以故，其食俗，向有“饭稻羹鱼”一说。即是说喜欢吃大米饭，喜欢以水产、海产品当菜肴。②习水便舟。吴越国因河流湖泊多，交通工具多靠船，所以，吴越人向以擅长舟楫著称于世。越王勾践曾自称其民“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像舲舟一样的小船，北方人即有汤武一样的本事，也难以驾乘，但越人却能控纵自如。吴越两国为争霸，十分重视造船业。越不但设有“船官”和码头，而且还有大规摸的水师。吴越的各种大型战船还有专名。船的种类也很多，有筏、舫、独木舟、木板船、游艇等；并已有帆船和航线。③断发文身和雕题黑齿。由于自然条件、生产活动及信仰观念的差异，吴越人与中原人的形象有很大不同。中原人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东观汉记》卷六）的观念，主张皮肤与头发一定要保持天然状态，这是对父母最起码的孝道。故除依照礼仪作必要修整外，一般蓄发禁剪，到成年以后才行冠笄之礼。而吴越人却习惯“断发”（即额前留成短发，髠顶，椎髻，盘于脑后）、“文身”（即刺染，在人的皮肤上，刺划出各种纹样，再染之以墨，待伤口愈合之后，其纹样就以青灰色的墨文永远保留下来），不带帽子，左衽。这种习俗，与中原人差异极大。所以自古以来，人们谈起古越人，常以“断发文身”为其首要标志。断发文身之俗在吴越国的影响相当深，从君王到士卒，都行此俗。甚至征服别的民族后，也强迫推行此俗，很有清初满洲人雉发的味道。所谓雕题，是指以丹青在额上绘刻花纹，不刺破皮肤。黑齿，是用草将牙齿染成黑色或将牙齿拔除，形成黑洞。此俗可能和古越人的审美观念有关。这种遗风，在今台湾、福建等原古越人聚居地仍有保留。④蛇、鸟图腾。图腾崇拜是人类幼年时代产生的一种信仰形式。一般一个部落一个图徽。古吴越地区，曾生活着许多部落，自然有多种图腾崇拜。吴国崇鱼，吴的本义即是鱼。越国崇拜鸟、蛇。由于吴越地处水乡泽国，蛇繁殖颇夥，人必须与之相处，原始人无法避开它、战胜它，于是便敬奉它、崇拜它，甚而装扮成蛇的样子，以企求它的保护。于是，便有了蛇崇拜习俗。越国把鸟徽看得很重。据文献记载，吴越争霸，吴国修建阖闾城时，特意将南大门命名为蛇门，上悬一条头朝北低着的木蛇，以显示制越之决心。越王勾践战败求和时，也被迫将一双刻绘有蛇图样的“神木”交给吴王夫差，以示臣服。这表明，蛇在越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很高，简直可以称作国徽。越人的崇蛇习俗，至今仍在吴越之地广泛流传。越人不仅崇拜水中的蛇，还崇拜天上的鸟。越人崇拜鸟的习俗起源很早，起码在河姆渡文化时已有。那么，越人为何崇拜鸟呢？我们以为应从稻作文化角度来考虑。鸟和农业生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燕子。燕子向有“候鸟”之称，它每年春天光顾江南。这时，正是天气转暖可以播秧的季节。燕子来后，要筑巢，经常要到田间四处拔草根。巢筑好后，产下雏燕，正是秧苗长高之时。为哺育小燕子，母燕总要不停地到农田四处觅青虫。无意之中，为秧苗除了害虫。待稻收割后，燕子才离去。因燕子伴随着水稻种植的始末，能帮农民的忙，所以，民间十分崇拜、爱护燕子。《越绝书》有禹“教民鸟田”一说，实际指的就是教导百姓按燕子光临江南的规律去种田。江苏六合古墓所见田作图，鸟类是以大田的卫士身份出现的，这也可见鸟类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吴越的鸟崇拜习俗，至今仍残留于江南农村。江南人禁捕燕子，把燕子到农家搭巢当作吉祥之事。吴越人很崇拜燕子，以至于他们借用汉字来记古民族语言时，在每个字上加上了鸟形饰图，以此变成鸟篆体，像美术字一样，看上去很漂亮。⑤淫祀。春秋时代，吴越国的巫觋之风很盛，向有“其俗信鬼神”一说。越国有“巫里”、“巫山”、巫官。越巫到了汉代还很有名。越国盛行鸡卜、蛇卜和占梦。吴国尚骨卜和甲卜。⑥巢居。因南方地势低，较潮湿，又多兽害，故吴越地区自古以来即习惯营住干栏房屋。所谓巢居，是指栖住在一种木结构的双层小楼房里，楼上住人，楼下圈畜，又名楼居。⑦尚武。吴越是两个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建立的“次生国家”，不是自身文化瓜熟蒂落的结果。因此，这两个初建的奴隶制国家，残留着较多的军事民主制色彩，和当时的齐、晋、郑等国不可类比。它们对外扩张，血亲复仇的观念强，导致吴越人的“好相攻击”，故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使得吴越的尚武风气更浓。吴越人尤好使剑，剑客对生死等闲视之，以剑自刎风气很浓。吴越尚武之习，直到秦汉三国时期仍有遗留，致吴越人以剽悍出名。⑧流行土墩墓。土墩墓是一种平地堆土掩埋而成的墓，因它多在山坡、丘陵、平地的高处，远远看去，外表像一个个馒头样的土墩，所以称为土墩墓。土墩墓是吴越之地独特的墓葬制，和中原“墓而不坟”（《礼记·檀弓上》）的土圹竖穴墓制绝然不一。土墩墓是越族的墓，它分布于整个吴越地区。这种墓制，源于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大墓-“土筑金字塔”。出现年代较早，起码在商代已有，与马桥文化的出现同时。西周初期，这种墓制又传入宁镇地区。土墩墓数量很多，已知的有上万座。其基本随葬品是印纹陶和原始瓷。这表明，土墩墓是一般奴隶主阶层的墓，甚至可能还有平民。约到西周中期，于越人还流行石室土墩墓。所谓石室土墩墓，外观与土墩墓一样，仅是里面多了空心的石室而已。石室土墩墓分布于苏南的太湖周围地区、浙北的杭嘉湖平原和浙东的宁绍平原。它是于越人的墓制，而此时的宁镇地区，仍流行土墩墓。战国以后，土墩墓逐渐消失。

春秋时期，吴越文化虽较接近，但因地理位置的不同，两国间文化也有些差异。吴国紧邻中原文化区，吴王室据说也是周王室后裔，故受中原文化影响多些。吴起码在寿梦时，已注意学习中原礼乐。以此，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赏中原礼乐时，竟能对中原礼乐作出精湛的评论。而越国则隔一层，受中原文化影响小，保留了较多的土著特色。史称越王勾践迁都山东琅琊时，仍拒绝孔子传播周礼，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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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地域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1）吴越地域文化的形成

吴越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地域板块，是中华文化的地方化。它是古华夏文化与古吴越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秦代是吴越地域文化形成的肇始。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南渡长江，平定楚国，吴越地区从此纳入秦版图。在吴越国故地，秦设立了会稽郡。设郡以后，秦除设置官吏直接统治之外，还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如移民，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为防止“内越”、“外越”联合，下令将大越中心的越人迁徙到浙西、皖南等地，同时又将北方“有罪吏民”充军到南方，充实大越之地。又针对越地经济、文化和风俗比较落后，男女关系较为混乱的情况，始皇在前210年上会稽，祭大禹后，刻石立碑于会稽山上。《会稽刻石辞》特别重在“禁止淫泆”，宣告对寡妇改嫁、男女关系混乱、奸夫及弃夫逃嫁的女子，都必须实行严厉的惩罚。结果，吴越之地人口结构改变，汉人增多，中原文化在这些地区得到了更多的传播机会。

至于浙南的温、台、处等地，汉化较慢。秦统一全国后，东瓯王摇慑于秦兵的威力，主动向秦臣服。秦始皇在此设闽中郡，采用羁縻政策，未派官员、军队，仍由摇统治瓯江流域。这样，中原文化在浙南地区的传播就十分有限，瓯越人的社会组织结构、民情风俗遂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而使浙南地区与浙北地区的文化差异进一步拉大。直到汉武帝平定闽越时，还有人上疏称得其地，不能设郡县。

       西汉初，吴越之地是吴王刘濞的封地。刘濞借助吴越之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一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刘濞还广延天下宾客，一时东南人文荟萃，出了枚乘、邹阳、严助、朱买臣等名人。惜这种文化景观根底不深，“七国之乱”后，便又衰落。在西汉一代，政府的经营重点在西北，对南方的开拓尚不太重视。武帝时，曾将关东贫民迁入会稽郡，约十四万五千人。还迁入了一些大族。但总的说来，吴越之地还很落后。司马迁到江南搞调查时，看到的景象还是“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局面，生产力水平低，商业不发达，阶级分化不明显，“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阶级分化不明显，自然也没读书人。而南方地势低，气候潮湿，北方人皆不愿到南方做官，所以，北方学术文化的向南传播极困难，本区自身文化的发展相当缓慢。

       东汉时，北方人因避战乱，开始自动南徙。据记载，西汉时，会稽郡才22.3万余户，103.2万余口。到东汉时，增6.4万余户，15万余口，会稽郡也一析为二。这些新增人口，除自然增长外，多为移民。经济、文化也因此走出低谷，开始发达起来。吴、会地区，学风炽盛，“郡中争励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后汉书·张霸传》）。出了不少有名的读书人，如王充、赵晔、顾奉、虞翻、黄昌等。这大大促进了中原儒家文化在江浙的传播，本地的俗风陋习、思想观念得以大大改造。

六朝时期（222-557）是吴越区域文化大发展时期。主要的原因是北人的南迁，华夏政权的南移。秦汉时期，华夏文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吴越处在华夏文明的边缘区，故而进展缓慢。东汉末叶以后，中原板荡，北方人纷纷南下，江南局面改观。先是出现了一个由北、南方士人共同扶持的东吴政权，继而，整个华夏政权中心由黄河流域搬到长江流域，递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俗称“六朝”。六朝政权的建立，对江南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是一大转机，其影响是广大而深远的。首先表现为重视江南物质文明建设。此前，首都在北方，对江南的开发不重视。此期，江南成了六朝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自然重视经济建设。而北人的大量南移，增加了本地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为本地的土地开发创造了条件。物质文明建设的进步，带动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其次表现为中原文明的南移，推动了本地汉化进程。北方政权的南移，北人的大量徙居江南，把中原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套精神文化统统带到了江南。六朝时期，黄河流域战火连绵，而长江流域则相对安定。承平日久，华夏文明在此生根开花，轻武尚文风气的形成最为典型。吴越之地，由于经济落后，保留的原始遗风较多，人民多尚武好勇。东晋以后，社会风气渐变。南朝政权尚文轻武，世家大族士大夫以文自居，卑视武事，多不肯屈志从戎，也耻与武门将子联姻。流风所及，连寒士亦耻谈武业。上行下效，吴越轻武尚文风气形成。唐初史家称“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气澄清，而道教隆洽”（《隋书·地理志》）。当年被北方人视为南蛮之地的吴越，到了六朝，诗书礼乐，俨然成了正宗的华夏文明中心，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隋唐时期，华夏文明中心虽又转移到了黄河流域，但江南后来居上之势不能阻挡。安史之乱后，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南移。至唐后期，扬州成了长江下游经济最繁荣发达的城市，仅次于国都长安。五代吴越国时，“独不披兵”，“四方流徙，尽集千里之内”，杭州地位上升。

吴越地域文化的第二大发展期是南宋时期。北宋末年，中原战乱不已，金人南侵，北方汉人纷纷南移。史称“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当时，北方人遍布吴越每一个角落。而定都杭州，则使浙江成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大地促进了吴越地区南北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本地区文化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读书风气更浓了。中原侨儒“裹书而来，卜邻而居”，使吴越穷乡僻壤也以读书为荣。而地近首都，科考信息灵，中举率高，又刺激了吴越之地的读书风。其次是南北民俗进一步融合。北方人的大量南徙，带来了北方人的一套饮食、服饰、语言、宗教信仰、婚丧嫁娶、四时节令习俗。这些习俗影响了吴越之地固有的习俗，而吴越之人，向有较强的消化外地文化能力。这样，久而久之，南北习俗杂交，产生了新的具有吴越区域特色的习俗。杭州话正是此期由吴语与开封官话杂交而成的方言。

到明清时期，吴越文化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2）吴越地域文化的特征

吴越地区，在先秦，基本上是独立的越族文化。秦汉以后，国消失了，疆域概念越来越模糊，成了地区概念，后世也称江左、江东、江南。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吴越地区汉化程度越来越深。但由于言语、习俗的顽固性、连续性、兼容性，汉文化进入吴越地区时，往往会受固有的地理环境，吴越民族文化传统影响，发生变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中华大家族文化系统下的吴越区域文化。

吴越文化是一个十分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系统。它身上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尤有它独特的个性。它的个性，正是世人十分感兴趣的部分。那么，吴越文化的特征又是什么呢？又从哪些角度来概括吴越文化的特色呢？严明在《吴文化的基本界定》（《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公式：“吴地环境二吴人心态与吴文化特色”即“从吴人心态这一中介环节来观察吴地人文环境对形成和发展吴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进而分析把握吴文化的特色及其原因。”我觉得此法十分正确，它同样适合吴越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因为，历史也即外因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各地之所以会“十里不同俗”，出现不同的文化现象出现，关键的一点是它的内因不同。所谓内因，是指不同的区域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大众心态，习俗。心态即人的心理活动状态，它是最深层的文化心理活动。习俗是心态的外化，是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外在表现。习俗制约人的思维模式与行动模式。不同的心态、习俗，便有不同的文化特色；相反，相同的心态、习俗，则会形成相一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创造出同一特色的文化。可以说，习俗是区域文化最明显也最直接、根本的区别标志。心态不易掌握，但习俗能捕捉，所以，我们主张研究区域文化特色应从习俗入手。我们的思路是：环境→心态→习俗→行为（文化现象及其特色）。

习俗是多种多样的，有语言、有生产方式、有生活、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吴越文化》的介绍，正是按此框架设计的。也许，从习俗入手介绍，更能帮助人们理解吴越地区的种种文化现象、文化特色。（本节参考《浙江文化史》等）

原刊中华孔子学会编《中华地域文化集成》，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222-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