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玛窦是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世界旅行者，在东西方多种知识间的游走，使他具备了成为中西文化中间人的条件。他利用自己在欧洲获得的地图绘制的训练，成为将欧洲刊刻的世界地图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以他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华的学术形象，首先也是靠译绘世界地图建立起来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最早的版本，也是所有版本的母本——《山海舆地图》是在肇庆刊刻的，而王泮又在这份中文世界地图刊刻中则扮演着“产婆”的角色。在我们现在所知利玛窦12种世界地图的原刻、翻刻和摹本中，就其传播与影响来说，可以分为《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除上述图名外，还有《山海舆地全图》《舆地山海全图》《万国坤舆图》《坤舆图》《万国图》《万国小图》《万国二圜图》舆地图》《广舆地图》《地球图说》等不同的汉文世界地图的图名。在目前所知利玛窦世界地图之中，《坤舆万国全图》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传播系列。 01 李之藻与《坤舆万国全图》：现存首幅熔铸中西知识系统的汉文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是现存首幅由中国与欧洲学者合作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属“利玛窦世界地图”三个系列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坤舆万国全图》有刊本和彩绘本两种形态，刊本是万历三十年（1602）由李之藻（1571-1630）付梓的。 李之藻（1571？-1630），字我存，又字振之，号凉庵居士、凉庵逸民、凉庵子、凉叟、存园寄叟、东海波臣，教名“良”（Leo），浙江仁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古代的浙江文化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结合，明朝中后期的浙江，经济发达，社会充满活力，也为青年李之藻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十三岁的李之藻乡试中举，1598年二十七岁中进士，有“江南才子”之誉，授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他也是一个有地理癖的才士，曾绘制过中国十五省的图志。在北京他结识了利玛窦，并成为挚友。在利氏教导下，他成长为中国最杰出的西学学者，他和利玛窦合译《容较图义》《圜容较义》《同文算指前编》；和傅泛际合译《寰有诠》和《名理探》；和熊三拔、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等；编著《浑盖通完图说》等西学著述，所编纂《天学初函》在学界影响尤大。陈垣在《浙西李之藻传》中称其“博学多通，时辈罕有其匹。其为文汪洋浩瀚，才气四溢。时西士寓书罗马者，无不称之藻为此间才士，以故之藻于西土，殊有名。玛窦本记忆学专家，之藻序《畸人》，称玛窦经目能逆顺诵，之藻效之；相传二人偶遇一碑，共读已，玛窦背诵如流，之藻逆诵误一字，玛窦叹服，其聪明有如此。……其后半生精力，更尽瘁于译书、刻书，输入西洋学术，以弘圣教，业亦伟矣！”贾庆军曾重点研究了三位浙江学人，即黄宗羲、杨廷筠和李之藻与西学的关系，认为在译介西学方面，李之藻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徐光启，他不仅翻译了西方历算之学，也引入了西方历算学之根基——逻辑推理之学。不过在长达30多页的篇幅中，贾氏竟然无一处述及《坤舆万国全图》。 
▲李之藻 李之藻一生中，无论译介西学，还是刻印西书，《坤舆万国全图》都是无法绕过的重要事件。他在京第一次看到了《山海舆地图》的改绘本，大开眼界，深为所动，1602年刚刚三十出头的李之藻决定重刻，让他的浙人同乡，也让国人认识和了解真正的世界。重刻的这个版本，较之以往的世界地图刊本都要大得多，分为六个版面，尺幅超过一般人的身高，利玛窦在新版本上添上了许多王国，还标示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名胜，以及有关天文历算和太阳、星辰的说明，较之以前更为全面。《坤舆万国全图》首次印刷了几千幅。据说制版人在为李之藻刻板时，私下还为自己刻了一套印版，还有一位教友在神父的帮助下，又另外刻了一幅更大的、具有八个版面的地图，将之卖给了印刷商。可见，当时京城流传的《坤舆万国全图》有三个版本。 《坤舆万国全图》命名“坤舆”，显然有与中国传统文献呼应之深意，坤为地，地能载物，故为舆；坤为牛，故为“大舆”，古时牛车为大车，马车为小车，会意取象，故有“坤舆”之称。而古代关于天下的地图有所谓“舆地”之名，指的是“舟车所至”的范围，“舆图”即根据的舟车所至空间所绘制的地图。因“坤”既为地为母，又像臣像子，在谦卑中隐喻大地孕载万物，也许是利玛窦被皇帝许驻留京后确定的图名。图名采用“坤舆”和“万国”的结合，“坤舆”指天下，“万国”之“万”是一个概数，表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性的政体之多。 
▲《坤舆万国全图》 该图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了五大洲的相对位置，中国居于图的中心；山脉用立体形象，海洋刻画出密密的波纹；南极洲画得很大。主图采用的是等积投影，经线为对称的弧线，纬线为平行直线。在地图的右上角还绘有九重天图，右下角有天地仪图，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另有量天尺图附于主图内左下方。在该图的空隙处填写了与地名有关的附注性说明，其中两篇为利玛窦署名，介绍地球知识与西洋绘图法。概言之，全图的文字，大约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地名，全图有1114个地名。由于利玛窦、李之藻等在绘制过程中大量利用汉文文献和利玛窦来华后进行的实地测量，因此该图中有几百处地名为欧洲原图所无。二是题识，有利玛窦、李之藻、吴中明、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共六篇。三是说明，包括全图、九重天、四行论、昼夜长短、天地仪、量天尺、日月蚀、中气、南北二半球等的说明。四是表，有总论横度里分表、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五是附注，对各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进行解说。可以说这些内容标明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首次将欧洲这一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全然不同的宇宙结构和世界观念介绍给了中国人。李之藻所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仅较之其依据的西文原本更大，比较以往利氏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也要大许多，这是为了留有更多的空间来书写比西文更大、更多的汉字注释。
在《坤舆万国全图》绘制过程中，利玛窦究竟利用了哪些中外文献，至今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据《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序所述西方制图之历史，称：“敝国虽偏而恒重信史，喜闻各方之风俗与其名胜，故非惟本国详载，又有天下列国通志，以至九重天、万国全图，无不备者。”到达南京后，他曾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多次修证《山海舆地全图》，在《坤舆万国全图》定稿前，他“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随其楮幅之空，载厥国俗土产，虽未能大备，比旧亦稍瞻云”。可见《坤舆万国全图》较之《大瀛全图》《山海舆地全图》这一系列有了重大的增改，前者较后者有了很大的提高。至于序中所述“天下列国通志”“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究竟是哪些书，利玛窦没有一一说明。根据既存的研究，可能参考过荷兰地理学家墨卡托（C.Macator，或译麦卡托，1512-1594）1569年的地图、奥代理（A.Ortelius，1527-1598）1570年的地图、荷兰制图学家普兰修（Petrus Plancius，或译普兰息阿斯，1552-1622）1592年的地图，该图中细致的海水波纹，是意大利地图家的画法。在北京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期间，利玛窦已经有了1587年增订版的《地球大观》（Abraham Ortelius:Theatrum Orbis Terrarum），他将其中一些重要的修订采用到了《坤舆万国全图》上，如吸收了奥代理关于南美西海岸线的新的画法。同时他还采用了普兰修世界地图中的内容，如《总论横度里分》表等，即其序言众所述的“敝邑原图”。而所谓“通志诸书”，或以为指“中国本地的文献”，恐怕未必精确，因为需要“订其旧译之谬”，中国本地文献无需称“旧译”，因此笔者认为这里应该包括中外各种文献，如《坤舆万国全图》中《论地球比九重天远且大几何》的主要内容和《九重天图》《天地仪图》《天地浑仪说》等，是来自其老师丁先生1570年出版的《沙氏天体论评释》（In Sphaeram Joannis de Sacro-bosco Commentarius）。 
▲利玛窦 从1583年利玛窦进入内地，先后活动在南京和北京两个重要的学术中心，使其获得了大量的地图资料和地理信息，《坤舆万国全图》在各种流传的《山海舆地全图》版本之基础上有很大的增补。1602年，利玛窦在日记中对《坤舆万国全图》刊本内容有详细的描述：“此次所刻较旧者为大甚，分六条，高过人身，可展可合，中国式，甚巧。此图既较大，故利神父能于其内容有所增益，不仅新增之国颇多，且亦多具新注，稍述各国各地之奇物。”不仅为中国人引入了欧洲文献中承载的大量新知识，还广泛参考了多种中国文献。现在一般学者都承认该图中关于中国和东亚的部分，比较充分地利用了中国的文献资料，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罗洪先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志》的附图、《杨子器跋舆地图》《古今形胜之图》，徐善继等的《地理人子须知》《咸宾录》和《筹海图编》等，对世界地图中的许多译名都作了本土化处理，这些工作可能包含有李之藻的努力。如牛蹄突厥中的“人身牛足”、北室韦的“衣鱼皮”、鬼国的“身剥鹿披为衣”等，都来自《文献通考》；该图中关于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注文，如暹罗的“婆罗刹”、三佛齐的“古干陀利”等许多关于西亚、东南亚的内容，则来自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等。另外，在北京驻留期间，利玛窦还可能利用过成图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大明混一图》宫廷藏本等，以及来源于阿拉伯航海家的一些地图资料，或许也有可能利用过尚存于宫中的部分郑和下西洋留存的资料，但这也只能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利玛窦非常重视实地观察，绘制过程中还利用了自己从欧洲来华途中和入华后在内地长期旅行的实地观察，甚至还包括了中国商人和旅行家海外归来的口述资料。虽然新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坤舆万国全图》中出现的“一目国”“矮人国”“女人国”“狗国”等，并非依据中国的《山海经》等文献，“一目国”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关于欧亚草原居民阿里马斯屁亚（Ari-maspen）——独眼；“矮人国”可能是将古希腊时代记述的生活在欧洲北部与印度生活的“小矮人”（pigmies）与普兰修等人世界地图上关于北方矮人的资料混在一起了；而“女人国”的名称和内容介绍实际上来自欧洲人关于亚马逊人（Amazon）的传说。而关于“独眼”和“狗头人”的记述，也见之1544年赛巴斯强·敏斯特（Sebastian Munster，1488-1552）德文撰写的《世界志》（Cosmographia，又译《宇宙志》）一书。该书1550年有拉丁文第一版，也可能是利玛窦所述“通志诸书”之一。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无法说《坤舆万国全图》中关于“一目国”“矮人国”“女人国”“狗国”的表述与《山海经》等中文文献完全无关，早期的英国汉学家玉尔（Cononel Yule）就认为西方所谓“矮人国”的传说是源自中文文献，而且《坤舆万国全图》中这些词汇的运用，以及欧洲、非洲和美洲其他资料的选择上，与中文文献相呼应，包含着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进行对话的意义。而且利玛窦在选择传输哪些知识时，多考虑到这些知识传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如15至16世纪欧洲探险家及《世界志》上有许多关于非洲、美洲和亚洲地区食人族的记述，就不见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这些可能引起中国人反感的信息，被利玛窦屏蔽了。
《坤舆万国全图》问世400余年了，但该图仍存在着很多谜团。正是因为该图参考和利用了大量中外地图和地理文献，从而使这一由欧洲学者首次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在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地理知识表达方面，显示出较之欧洲世界地图有了更大的准确性和丰富性，使之远远超过了同时代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成为熔铸了中西知识系统的现存首幅最完整的世界地图。最近有个别学者完全无视利玛窦世界地图绘制具有完整的证据链，凭空提出《坤舆万国全图》作者是明代中国人的所谓“新观点”，完全无视明代这些学人撰写的序跋识文，似乎这些明代学人是和利玛窦共同作伪，窃取中国人绘制的这幅地图，冠之作者为利玛窦，简直莫名其妙！ 02 《坤舆万国全图》的彩绘本 据日本人高田时雄统计，李之藻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的刊本至少印刷过3次，目前全世界存有九个藏本：①罗马梵蒂冈图书馆；②日本宮城县立图书馆；③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④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⑤菲利普·罗宾逊旧藏本，后为法国亨利·希勒收藏；⑥奥地利国家图书馆；⑦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⑧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士・福特・贝尔图书馆藏本；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本。《坤舆万国全图》除了刊本之外，另有设色摹绘本，利玛窦在该图说明中称：“其各州（洲）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绘本的南北美洲和南极洲呈淡淡的粉红色，亚洲呈淡淡的土黄色，欧洲、非洲则近乎白色，少数几个岛屿的边缘晕以朱红色。山脉用蓝绿色勾勒，海洋用深绿色绘出水波纹。据龚缨晏调查，彩绘本至少有六个藏本：①南京博物院藏本；②韩国首尔大学藏本；③日本大阪北村芳郎氏藏本；④美国凯达尔捕鲸博物馆藏本；⑤法国理格藏本；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2019年在浙江美术馆展出的南京博物院藏《坤舆万国全图》的彩绘本，长3.82米、宽1.68米，是国内现存最早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大约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初，万历皇帝想要十二幅描摹在丝绢上的《坤舆万国全图》。于是，太监们在京城到处寻找合适的印板，李之藻的印板已被携带回杭州，而李应试的《两仪玄览图》很大，但并非万历皇帝所需的版本。结果是选择了原来六幅屏条的《坤舆万国全图》。南京博物院所藏该图的设色摹绘本，原是六幅屏条拼接连合成一图，而今装裱为一整幅，纵168.70厘米，通幅横380.20厘米。南京博物院所藏摹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似乎并未用五色来区别五大洲，大体只用了三色：南北美洲和南极洲呈淡淡的粉红色，亚洲呈淡淡的土黄色，欧洲、非洲则近乎白色，少数几个岛屿的边缘晕以朱红色。山脉用蓝绿色勾勒，海洋用深绿色绘出水波纹。五大洲的字均用红色书写。彩绘本用蓝绿色勾勒的山脉，还是用深绿色绘出的海洋水波纹，包括海陆动物和海洋中的三桅船，都显示出中国化的痕迹。 彩绘本与刊本的最大不同，即在大洋上绘有不同类型的帆船及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十五头，南极大陆绘有陆上动物八头，有犀牛、白象、狮子、鸵鸟、鳄鱼和有翼兽等，这些陆上动物并不产于南极大陆，绘在那里主要还是有点缀图中空白的作用。而海洋在《坤舆万国全图》占有很大的分量，绘在各大洋里有各种体姿的海生动物，同样也有非国人所常见的鲶鱼、鳜鱼等类。早在绘制《大瀛全图》时，利玛窦就向徐时进介绍域外海鱼，称“所产鱼绝怪，百千种，罕与中国类者”。给方弘静吹嘘西国“海中鱼乃独不类且繁，凡栋宇轮舆，率用其骨”。出现在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十五头鲸鱼、鲨鱼、海狮、海马、飞鱼等，还有一只面貌类似鸽子的海鸟（海鸽子），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民俗生活中“年年有余”的吉祥《鱼乐图》中全然没有的形象。这些出现在图中的海洋动物，很容易唤起一定的文化联想，如鲸鱼、鲨鱼以及巨大的海浪，会使人想到海洋的威力，鲨鱼象征着实力和残忍、暴戾和杀机；而海马则象征着优雅、信心和海上航行的平安；海豹在古希腊和北欧神话中是一种可以化身为女神或美人鱼的象征物。彩绘本的大海中还有比例尺被放大的不同类型的帆船九艘，在充满杀机的凶险的海洋中，乘坐那些帆船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们，易让中国读者对之产生一种崇敬感。海洋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来说同时具有创造性和灭性，存在主宰生死的非凡力量，正如1544年赛巴斯强·敏斯特（Sebastian Munster，1488-1552）用德文写的《世界志》（Cosmoraphia）一书中所言，在大洋的深处，潜伏着巨大的身影，能够吞没一整艘船的鱼类、巨大的蟹虾和海蛇，大如山的鲸鱼，能够朝着船吹气使船沉没的海怪，长达二百至三百尺长的蛇，等等，“这些奇兽的藏身之所，便是全然未知且令人害怕的元素：水”。正如德国汉学家普塔克所指出的，广阔的大海对许多中国人是一种可怕的“液体物质”，因为那里有不可预知的暴风雨和水流、漩涡和暗礁、海盗、神龙和鬼魂，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危险的鲸鱼轻易地证实了大家本来对此的认知。葛兆光亦指出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绘制船只和动物：“一方面象征着对大海的跨越和对世界的认知，一方面象征着对大海中种种物怪的想象和畏惧。” 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上所见的二十三头海陆动物是采用16世纪欧洲流行的以淡彩绘制的博物绘画形式。彩绘本上这些动物群像的设计者究竟是谁呢？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洪业认为，所谓宫中翻刻之说，只是出于诸太监口中而已，其实并无宫中进行刻板之事。太监曾经将该图“添绘彩色，而献之于皇帝。皇帝见此佳制，繁列众国，广载异俗，中国人前此所未见者者也，则大悦；故欲多图，殆拟分赠皇太子及其他亲族者也”。诸太监最后只是摹绘了若干份来供奉，该本的内容与李之藻刊本几乎完全相同。其中最显著的不同，是“绘本中独有船只、奇鱼、异兽之图。这殆是从他处摹抄来的”。洪业这里说得非常含糊，是谁摹抄的，是从哪里摹抄的，他都没有细说。曹婉如等的文章认为太监是不敢擅自加上动物绘像的，太监在宫中也弄不到这些图画，因此利玛窦的原图上应该是有奇异怪兽的动物和船只，是在所谓“过纸”的印刷过程中，原绘本上的动物船只都被省略掉了，他们认为南京博物院所藏彩绘本是直接描摹自利玛窦的原绘本。《坤舆万国全图》原稿是否系彩绘，是否绘有动物，目前很难确定。黄时鉴和龚缨晏以为动物和船只的作者可能是一位与传教士相当熟悉的中国人，理由是第三条屏幅上一艘大船桅顶上有与佛教有关的倒“卐”字旗，这是由欧洲地图中的船桅顶端的“十字旗”发展而来的。 笔者比较倾向于彩绘本上的动物形象之设计者是利玛窦。彩绘本上确有多艘船的桅顶上挂有“卍字旗”，“卍”字符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也是世界上流行最广泛、最繁复的一个符号类文化史上代表吉祥美好一面的具体而微的标识，这个符号分布及于西亚亚细亚、希腊、印度……又为世界不同宗教如婆罗门教、耆那教等所吸收，也是佛教的标志，如来佛胸前有“卍”字符，千手观音每只手拿着不同的法器，其中一个就是“卍”字符。由于迄今所见的汉文资料中，以文字形式直接解释“卍”字的均为佛教经典，所以很多学者都将之与佛教相联系。其实，除了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使用“卍”字符外，世界的其他文明，如希腊罗马文化，非洲和美洲土著文化，英、法等国以及北欧文化里，也以“卍”字符作为平安吉祥的象征，用于形形色色的器物之纹样装饰。在古印度的各类宗教中，“卍”形纹饰使用得很多。保留在梵蒂冈博物馆中就有史前时期曾居住于今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利亚人留下的“卍”形纹饰之遗物。利玛窦在罗马学习和之后到印度逗留，都有可能接触这些“卍”形纹饰的遗物。因此，将这些船桅顶上的“十字旗”改成“卍字旗”，或许是太监敬呈彩绘本时的小动作，也可能是得到了利玛窦的默许，因为主张采用适用策略的他认为这样的修改，既没有根本违反天主教的教义，也能迎合这位长期不上朝而又笃信佛教的万历皇帝（1563-1620）的趣味。我这里强调设计者而没有说谁是具体的绘像者，因为目前呈现在《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上的这些海陆动物，明显留有中国画法的痕迹，且无论是该图上用蓝绿色勾勒的山脉，还是用深绿色绘出的海洋水波纹，包括海陆动物和海洋中的三桅船，都显示出中国化的痕迹。因此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的动物群像制作上所扮演的应该主要是设计者的角色，即提供动物群像的源文本、选择描摹哪些海陆动物，并具体设计图上动物所呈现的方式。在这些方面，利玛窦应该有精心的考虑。利玛窦曾经比较过中外动物的不同，指出“中国有的动物也与我们西方差不多”。中国的森林里没有狮子，但有很多虎、熊、狼和狐狸。大象只在北京大量饲养，供玩赏和仪仗使用，它们均来自外国，除北京外，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马虽然不及西方的漂亮，但数量和普及程度却不逊色于西方。彩绘本所绘和文字中所述均非一般的动物，我们在《坤舆万国全图》上看不到普通驯养的牛、马、羊、猫、狗之类的常见动物，甚至类似国人熟悉的虎狼之类均未见之该图。彩绘本所选择的陆地动物有犀牛、白象、狮子、鸵鸟、鳄鱼和有翼兽等八头，均为当时中国罕见的动物，带有珍奇性和神奇性，比较均匀地分布在第五大洲墨瓦蜡泥加上，颇显示出永乐朝时代“万国来朝”的气势，万历皇帝特地命工匠将彩绘本做成屏风。 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一些动物，是与该图中的文字相呼应的，或以为“有意无意之中，可能会和地图中间的内容发生关系，透露或暗示一些观念”。如狮子的图像，呼应着“有山名为‘嵇没辣’，山顶吐火，顶旁出狮子”的注文，使文字表述的意义得到了扩充。已经走过中国很多地方的利玛窦自然见过遍布中国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随处可见的狮子雕像，狮子在佛经中被赋予了动物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兽中之王”的狮子一开始就是护法之物。在波斯也有狮子崇拜，在阿拉伯世界中，狮子也与立国传说的神谕有关。狮子传入中国后，虽未产生如西域作为具有神力的王权象征，但是侧身仪位行列，“狮在龙下”，成为皇权守护象征动物。《坤舆万国全图》中的狮子，既没有处理成张牙舞爪、具有王权象征的猛狮，也非中华民间戏球玩耍的舞狮，而是蹲伏着的写实形象。利玛窦一定认为这是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狮子意象，用视觉图像强化了他关于狮子有限的文字表述。 彩绘本上还有两个动物瑞兽，特别值得一说。一是白象，形象高大的象，性情温和，知恩必报，且能负重远行，是“兽中之德者”。随着佛教的传入，象又作为佛教四大菩萨之首普贤菩萨的坐骑，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兽。南方诸国历代都有遣使进贡驯象的记载。上述利玛窦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一书中已经提及北京皇家大量饲养象，民间也有关于象的记述，因为“象”与吉祥之“祥”字谐音，因此也被民间作为瑞兽。而中国传统中神象的造型多为白象，以白象驮宝瓶（平）为“太平有象”，以象驮插戟（吉）宝瓶为“太平吉祥”；以童骑（吉）象为“吉祥”；以象驮如意，或象鼻卷如意为“吉祥如意”。见之彩绘本的是罕见的白象。民间传说太平盛世出白象，白象与龙、麒麟、辟邪、天禄、玉兔等都是中国传统的瑞兽。而且在亚洲与非洲地区，象代表着王权，象征着力量、稳固与智慧。东南亚人认为白象代表着雨神，是生命和丰收的象征；印度教产生后，白象信仰和印度教融合，在印度教的神话中，白象也是印度教的主神、雷神和战神因陀罗的坐骑；白象在缅甸是王权的象征，是国势昌盛、人民丰衣足食的吉兆。尽管《坤舆万国全图》的文字注记中没有讨论过“白象”，但我们在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的“爪哇”条中却有关于白象代表王权的解说：“爪哇大小有二，俱在苏门苔喇东南海岛，各有主，多象，无马骡，产香料、苏木、象牙，不用钱，以胡椒及布为货……国每治兵争白象，白象所在，即为盟主。”另一为有翼兽，或以为是“飞龙”。中外很早都有具备双翼善于飞行的神兽或魔兽，在西方文化中那种长有鳞甲类似鳄鱼的有翼兽，多为鼻吐火焰、口吐火舌的恶龙，且龙一般应该有角，该图上的翼兽显然不是。笔者认为地图中所绘的可能是接近于中国传统瑞兽辟邪的动物。“辟邪”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一种神兽，似鹿而长尾，似狮而有翼，伸出于两肋之间的长翼呈欲展未展之状，似乎随时准备腾空而起。有镇宅辟邪的灵性，相传此灵物嘴大无肛，能够招财纳福，极具灵力，古代织物、军旗、带钩、印钮上面，常以辟邪形象作为装饰。利玛窦在处理这个传说中的动物时，一定是考虑到中国人的接受程度，至少不便因为这一动物而引起万历皇帝和中国读者很大的反感。
《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有类似米切尔《图像理论》中所谓图文并茂的“复合图文”（composite image text），在图像文字并陈的文本框架内，图画和文字的叙述脉络互相牵引，共同参与论述的生成，且其中文字虽然有命名、描述和指称的功能，但图像所具有的展示功能，有时反而有超越文字的功用。彩绘本上动物绘像的选用，追求的首先是吸引皇帝和达官贵人关注的珍奇性，而这些绘像都有某种符号的意义，隐含着绘像原初环境的知识系统和社会文化价值，但又脱离了原初的环境而为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而被重新处理过，在选用和绘制中做了多大程度的调整和变形，还需要我们能找到这些动物绘像所据的原本。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中，无论是作为动物实体存在的描绘，还是作为地图装饰，都未能形成自己绘制动物图像的传统。而利玛窦既熟悉西方地图绘制动物图像的知识传统，同时也知晓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的地图样式，他在《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中首创的描绘动物的形式，在汉文世界地图的绘制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彩绘本不仅提供了如此大规模的汉文地图上绘制海陆动物的“复合图文”，而且呈现出一个既能吻合中国人直观的欣赏趣味，又全然不同于中国本土地图的别开洞天之表达方式，在世界地图史上别具特色。可惜这一图文并茂之世界地图绘制法，之后除了为南怀仁的《坤舆全图》所继承和发展外，未能在以后中国人地图绘制史上延续下去。 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中，无论是作为实体动物的描绘，还是作为地图装饰，都未能形成自己绘制动物图像的传统。而利玛窦既熟悉西方地图绘制动物图像的知识传统，同时也知晓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的地图样式，他在《坤舆万国全图》彩绘本中首创描绘动物的形式，在汉文世界地图的绘制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03 《坤舆万国全图》对传统天下观的冲击和明人“世界观念”的萌动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自我为中心”的时代，这种“中心”模式是一个方位、层次和文化交织的框架。首先，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是“天下之中”。即使被认为“闳大不经”之邹衍的“大九州”说和被目为荒诞不据的《山海经》，在描述天下的时候，也不外以东、西、南、北、中以及内外来区别天下的方域和山海。这种“天下观”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最东部，西北是荒野沙漠，西南是高山深谷，南面热带丛林，东临汪洋大海，地理上的相对封闭使中国士大夫不仅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处于中心的地位，中国文化被视为普天之下最高的文明的样式。战国时期，赵国的公子成这样阐述过作为文化中国的意义：“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宋代理学家石介的《中国论》最能代表中国士大夫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明优越感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轻视：“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夷。这就是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在中国创造的属于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体系——夷夏传统。所谓“夏”是指孕育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夷”则是指处于这个中心四周的部族，是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少数民族，依其与中原所处的方位，分别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四方的部族，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处于没有声教礼仪的野蛮状态。从北宋神宗时的《华夷图》碑到罗洪先的《广舆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的区域画得颇大，而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有无大地球形观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一个重要的差异。哥伦布正是因为坚信地球是圆的，才能面对浩瀚的大海勇往直前，而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大地球形观，因此不可能有通过绕地球一周重回自己家园的观念，那么，只觉得愈往西就愈远离故土，加上中国人乐于安居而缺乏强烈的冒险精神。尽管明代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发现新大陆的高水平的航海条件，但缺乏这种发现的意愿。阿拉伯学者继承了希腊的科学传统，把世界分为七洲，元代此说曾传入中国，但仅在少数人中流传，大多数中国人知之甚少。 《坤舆万国全图》向中国人介绍世界新的地理知识的过程中，从中国人最易接受的角度出发，改变了欧洲制图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即将福岛本初子午线从世界全图的中央向左移动170度，这一移动的结果使原来被绘制在奥代理世界全图极东的中国，出现在了《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以往许多学者多批评利玛窦这样做是为了迎合明末士人妄自尊大的观念，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屈服。其实各种文化圈都有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士大夫要求把中国绘在世界地图的中心给予太多的责备，利玛窦这一巧妙的处理并未使中国脱离世界，而是把其纳入互相重叠的全球范围之中。将传统的“万国”予以全新的界定：古代中国也有“万国来朝”，但此一“万国”是指“殊方”，即不同的地方，主要指周边藩属；而利玛窦的“国”有主权国家的含义，用于表达世界存在着的诸多政体国家，这是后来国人能够接受世界多元种族和文化存在的空间基础。但“万国”概念的传入与是否被准确地理解，是两回事，承认万国，同时可以认为自己是万国中独尊之国，仍是万国的中心。而利玛窦所传送的世界意识是将“万国”中各国都视为其中之一国，中国同样不例外。与“万国”同时介绍的“五大洲”概念，最早将“洲”的概念引入，阐明了中国仅仅是世界，乃至于“亚细亚洲”的一部分，不仅不是想象中的世界中心，而且即使在亚洲也不存在一个中心。《坤舆万国全图》成功地向明末中国展示了前所未见的全球景观，成为国人最早瞭望世界的一个窗口，带来了明末士人闻所未闻的大量新知识的信息，如“地圆说”与地球知识，五大洲与“万国”的概念，首创了一批域外译名的汉译法，如亚细亚、大西洋、地中海、罗马、罗马尼亚、那波里、古巴、巴布亚、加拿大等，有些洲名、国名和地名的译名则一直沿用至今，有的今译名是脱胎于利玛窦的译名，如欧逻（罗）巴、亚墨（美）利加、牙卖（买）加、马路（鲁）古、智里（利）、泥（尼）罗河等。这种地理观直接和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天朝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坤舆万国全图》所传入的西方新知识点，使中国学人开始反省自己的天下观。他们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的经纬度和到处写满了国名的世界地图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从惊羡、好奇到反感、拒斥，而最终产生了对原有天下观念的深深疑虑。有不少中国学人由于接触了利玛窦世界地图而逐渐接受耶稣会士带来的这种“世界观念”。如徐光启1600年春在南京先后接触了赵可怀和吴中明两位进士所刻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渐渐为利玛窦所带来的球形大地观所吸引，他在《跋二十五言》中写道：“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渐渐为利玛窦所带来的球形大地观所吸引，认为“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并为地圆说作了正、戏、别三论详细加以解说。李之藻说自己在1601年“从寮友数辈访”利玛窦，“其壁间悬有大地全图，画线分度甚悉”，以后便醉心于西方的制图学，指出中国传统图学的缺陷，“余依法（利玛窦教授的西法）测验，良然。乃悟唐人画方分里，其术尚疏”。叶向高称利玛窦当年“画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其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地球无正倒横斜，中国当然就谈不上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空间观念的改变会导致思想界的“革命”，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1602年李之藻帮助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在学界受欢迎，利玛窦在1602年的日记中曾对《坤舆万国全图》刊本的刻印和流传有详细的描述：“彼刷印多本，遍赠其友；他人亦有送纸来印者，合之不下数千本也。剞劂此图之刻工又私梓一版，大小尽同，故一时而有版本二，然尚不足以应求者之多。故天主教徒某，以吾人之助，别为一更大之图，分列八幅，刻既就，遂以版售于印刷者，于是北京共有三本焉。” 葛兆光指出：古代中国关于“天”和“地”的空间叙述中，隐含了古代中国历史传统的权威性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依据。如果大地不再是圆形的“天”覆盖下的方形，那么过去的历史和传统的经验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四夷不再是地理上那么渺小和文化上那么野蛮的附属之国，“天朝大国”的自信、中央王朝的尊严就会受到动摇。“整个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合理性依据，与传统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密切相关，当这种传统的合理性依据被西洋传来的新知动摇，很多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就会发生‘多米诺（dominoes）’骨牌式的连锁坍塌。”空间观念的改变会导致思想界的“革命”。章潢在《图书编》的《舆地山海全图叙》中就感地理知识带给自己对于知识理解的无穷追求：“尝闻陆象山先生悟学有云：原来只是个无穷，今即舆地一端言之，自中国以达四海，固见地之无穷尽矣！” 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开始跳出“虚幻环境”，承认天下确实还存在着一个未知世界的“文明”样式，企图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的短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对西学并无太多的认识，但由于与新地理观的接触引导他们认识了异域文化，从而建立起了一种健康和开放的心态。李之藻就是因为参与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后提出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著名论断：“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与兹不信然乎！於乎！地之博厚也，而图之楮墨，顿使万里纳之眉睫，八荒了如弄丸。明昼夜长短之故，可以挚历算之纲，察夷隩析因之殊，因以识山河之孕，俯仰天地，不亦畅矣大观！而其要归于使人安稊米之浮生，惜隙驹之光景，想玄功于亭毒，勤昭事于顾误，而相与偕之乎大道。天壤之闻，此人此图，讵可谓无补乎哉！”通政使许胥臣曾坦率地告诉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又名王丰肃，字则圣），他一点也不喜欢《天主实义》，但高一志赠送他的一架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却引起他浓厚的兴趣，许胥臣因此地理观的吸引而接受了天主教文化，成为当时官阶最高的一位中国教徒。明末学者谢肇淛更是在《五杂组》一书中直接写道：“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是否通晓文理、温文尔雅历来是中国士大夫用来区别华夷和文野的标准，此时谢氏将其用之描述远在佛国之西的天主教国家，实际上已把天主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了。 “世界观念”具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含义：地球被证明是一个球形，空间认识上就形成了超越传统的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的大地二维观念，而建立起三维方位的观念，地球的旋转运动和表面无中心的特征，因此世界“无处非中”，在地理上不存在什么中心和边缘，势必产生文化发展的多元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标准。这种理性的“世界观念”最早是在一批像利玛窦为代表的那样一批接触过东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群体中形成，并在于中国文化的交流中提出“文化适应”的主张，在输入西学的过程中愿意充分尊重中国的传统，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近代意义上“世界观念”的建立，是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之起点，也是一项极为艰难的思想启蒙。 04 小结 综上所述，《坤舆万国全图》作为一种交错、碰撞和对话的产物，容纳了来自不同时期和世界不同地区的中西知识传统。该图的刊本和彩绘本无疑承载了丰富的西学系统的元素，利玛窦来华后大量阅读中国古籍，从《山海舆地全图》到《坤舆万国全图》，他与其中国合作者在绘制和刊刻过程中一遍遍的修改增补，形成了中西文化的互动。 这一借助中国传统名称术语来传送西方新知识的汉文世界地图，熔铸了中西知识的对话，属于当时最为完整和最高水平的汉文世界地图。这一借助传统名称术语来传送西方新知识，并利用中国文献绘制出的在总体上属于当时最为完整和最高水平的世界地图，以易于为中国读者接受的方式，实现了与中国传统知识进行对话的效果。法国学者魏明德认为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刻印堪称“中国内部的‘哥白尼革命’”，并将之视为“中西对话的源头”。 这一熔铸中西知识对话所生成的这一地图文本，影响了之后欧洲世界地图的创作方式，16世纪以后的西方世界地图绘制过程中都极为重视来华传教士传回欧洲的地理信息，而在世界地图绘制实践中重视中国知识，几乎成为西方知识界普遍采取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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