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胡斌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皇权的虚与实：宋孝宗朝的两宫体制运行 文 / 胡 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摘 要：南宋孝宗朝长期处于太上皇与皇帝同时在位的状态。关于“双重皇权”的性质，既有研究在未详察孝宗朝两宫体制运行的情况下，认定太上皇高宗掌握着朝政裁处权。本文通过考察德寿宫内廷机构的性质、“太上皇帝圣旨”行遣范围以及过宫礼中君臣空间位置关系等，发现太上皇高宗没有建立裁处朝廷政务的制度路径，其所居德寿宫与朝廷在政治空间上处于区隔状态。孝宗朝“双重皇权”以唐玄宗、肃宗和宋徽宗、钦宗的两宫关系为制度原型，其基本结构是：太上皇高宗将大部分决策实权让渡给孝宗，仅保留父权权威之虚权及支持此种权威的有限实权。孝宗虽站到朝廷政务处理前台，但其运用实权却以得到太上皇权威支持为前提。高、孝两宫对于虚、实皇权的分割掌握，既保障了太上皇高宗得享尊荣，也为孝宗以“独断”方式处置朝廷内政事务提供了空间。而两宫体制以“孝”为纽带的脆弱性，也为光宗朝两宫矛盾埋下隐忧。 关键词：皇权、两宫体制、权威、信息沟通、政务运行 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禅位孝宗，移跸北内德寿宫成为太上皇，至淳熙十四年（1187）病逝，而孝宗于淳熙十六年禅让于光宗。可以说，两宫并立是孝宗一朝的政治常态。 高、孝两宫如何行使“双重皇权”，是孝宗朝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一般认为高宗内禅之后仍然掌控朝廷大政，可以无视孝宗意志裁处朝廷政务 。也有学者观察到孝宗即位后倚重侧近武臣、频繁任免宰执，以“独断”方式处理朝政 。上述两种关于孝宗朝“双重皇权”构造的观点虽各自有理，合观却不无抵牾之处：假使高宗内禅后仍于幕后操控，则孝宗就不应独立而完整地掌控政务决策权，也就不应“独断”地处置政事。 要解释上述矛盾，就应确定孝宗行使皇权为高宗掣肘的程度。王曾瑜曾提到“退位的宋高宗虽不能左右朝政，但有时对朝政仍有某种干预的作用” 。问题的关键在于量度太上皇高宗在何种情境下，以何种途径，对哪一类朝政进行了何种程度的干预。从中国古代史的长期尺度看，太上皇影响朝政的程度差异很大：有些太上皇形同虚设，甚至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如唐高祖、唐玄宗，明英宗等）。有些太上皇却能总揽实权，譬如清乾隆帝。如将视野拓展到东亚其他国家，则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院政体制，也是由退位的上皇操控实权 。既然不是所有的太上皇都能操纵朝政，我们似不宜抱有宋高宗作为太上皇能够主导政权的先验看法，而应具体考察其操控朝政的程度和制度路径。 太上皇高宗要操控朝政，势必要通过协助处理信息、裁处政务的制度路径 。既有研究往往只强调太上皇高宗具有迫使孝宗服从的权威，未能细审太上皇是否掌握着裁处朝廷政务的制度路径。本文拟从孝宗朝两宫体制的运行出发，以太上皇高宗所居北内德寿宫的信息渠道和政务信息处理能力为切入点，考虑孝宗朝两宫体制的制度渊源及高、孝二帝的政治诉求，对孝宗朝“双重皇权”的构造提出新见。 一 从信息沟通看两宫体制的运行 倘若高宗内禅后仍然全面介入朝廷政务运行，则应在北内德寿宫中建立协助分析、裁处政务信息的官僚机构，并在德寿宫与朝廷之间建立接收政务信息、发布政令的双向信息渠道。本节拟从北内德寿宫机构的应奉性质，“太上皇帝圣旨”行遣政务范围，过宫礼中太上皇与朝廷官员空间关系等角度，分析孝宗朝“两宫体制”运行过程中德寿宫是否建立了接收、处理朝廷政务信息的制度路径。 （一）信息输入：北内德寿宫机构的应奉性质 从信息输入一端看，太上皇高宗若要总揽朝廷大权，首先应建立在北内德寿宫接收朝廷奏报章疏的信息渠道，且在宫中设置协助处理朝廷文书的机构及人员。不过，北内德寿宫却没有如此建制。 从信息接收渠道看，北内德寿宫应奉机构的文书行移“依入内省见行条例施行” ，并无接收朝廷文书的制度。此处有两则史料应当辨明： 寿皇过南内，德寿问近日台臣有甚章疏，寿皇奏云：“台臣论知閤郑藻。”德寿云：“说甚事，不是说他娶嫂？”寿皇奏云：“正说此事。”德寿云：“不看执柯者面？”寿皇问：“执柯者谁？”德寿云：“朕也。”寿皇惊灼而退，台臣即时去国。 柳立言认为《贵耳集》此条说明：“向太上皇报告章奏和聆听意见看似是习以为常的事” ，据此认定朝廷章疏通进德寿宫为常制。实际上，上述案例中向高宗报告“台臣章疏”者，是孝宗而非有司：高宗询问孝宗“近日台臣有甚章疏”，反可证明章疏一般只通进南内而不通进北内。另外，郑藻有别于一般朝廷官员，是身居太上皇高宗侧近的外戚。高宗阻止孝宗依台臣意见治郑藻之罪，也不宜视作太上皇干涉朝廷日常政务的例证。 为了说明太上皇与闻朝廷章奏，柳立言还注引陈傅良于光宗朝绍熙五年（1194）四月所上《奏事后申三省枢密院劄子》。淳熙十六年孝宗内禅移居北内，改德寿宫为重华宫。陈傅良建议设立重华宫使，“自后应合奏禀事件，令得往来传旨，庶几不至阻隔。” 柳氏似乎认定“应合奏禀事件”指将朝廷章疏进奏北内。但陈文开头已述及光宗称“里面人不中使，不会说话，不能委曲道朕意思”，拟令外臣“调护两宫”。陈氏也提及重华宫使职在“诣重华宫传旨圣意”。且彼时光宗也曾对兵部尚书罗点称：“卿等可择一腹心之人，为朕调护寿皇。” 可见所谓“令得往来传旨”“应合奏禀事件”，专指“调护两宫”事宜，无关朝廷日常政务。故此则史料也不能证明北内重华宫设立了接收朝廷日常政务文书信息渠道。 就北内机构性质和职能而言，服务于北内的官吏大多为武选官和内侍，其主要职能是应奉、满足太上皇个人嗜欲。史浩于隆兴元年（1163）对孝宗说：“陛下亦知德寿宫中无士人乎？”“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 周必大于绍熙五年上奏称：“今娱侍（太上皇孝宗）左右，不过中贵数人” 。可见服务于北内的官吏多为以应奉为职的“阉人”“中贵”，而缺少能够协助太上皇裁处政令文书的士大夫。 当然，德寿宫应奉官吏构成了太上皇高宗朝廷信息的非正式渠道。《贵耳集》记载：“莫济宰钱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县，咆哮无礼，不问其从来，杖而去之，即德寿宫幕士也。大珰奏知。高庙大怒，宣谕孝宗，莫济即日罢。” 在这个事例中，太上皇高宗是通过“大珰奏知”，才了解到莫济行遣了德寿宫“幕士”。不过，太上皇不能仅仅依靠应奉官员的传语来全面掌控朝局。且“大珰”传语太上皇只是为了庇护德寿宫“幕士”，没有发展到全面干涉朝廷日常政务的程度。 由此看来，高宗内禅后没有在北内德寿宫建立接收朝廷政务文书的正式信息渠道，也没有建立协助太上皇处理朝廷政务文书的士大夫官僚班底。德寿宫官吏职在应奉，主要负责满足太上皇高宗的个人嗜欲。而既有关于德寿宫接收朝廷日常政务文书的论述，所据史料多有可商之处。 （二）信息输出：“太上皇帝圣旨”行遣政务的范围 从信息输出一端看，太上皇发布命令的主要方式，是传宣“太上皇帝圣旨”。以这一文书处置的事项，代表了太上皇直接行遣的范围。根据笔者的梳理，“太上皇帝圣旨”在孝宗、光宗朝行遣事务主要是后妃、宗室、戚里、北内应奉官加恩及北内相关礼仪等，而不是用于处置朝廷日常政务。现归纳“太上皇帝圣旨”行遣事项如下： 1.后妃、宗室、戚里加恩。后妃加恩，如淳熙三年，太上皇高宗遣“张去为至都堂传旨，立翟贵妃为今上皇后” 。宗室加恩，如《贵耳集》记载：“寿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尝直降指挥。于差敕内，必首称面奉德寿皇帝圣旨除某人。至今秀邸差劄可考。” 隆兴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诏命赵伯圭依旧知台州，开头即有“恭奉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圣旨” 。戚里加恩，如绍熙五年太上皇孝宗降旨加封皇太后之侄吴琚 。 2.北内应奉官加恩。乾道时期，太上皇高宗屡降“太上皇圣旨”为德寿宫祗候医官加恩 。以“太上皇帝圣旨”为德寿宫提举官加恩的情况也不鲜见：如淳熙八年，权给事中赵汝愚就提到中书门下省录黄、承枢密院关、引用“太上皇帝圣旨”：“提举德寿宫陈源为应奉有劳，可特与遥郡上转行两官。” 3. 措置北内相关礼仪，如过宫礼、上尊号礼、庆圣寿礼等。如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太上皇出圣旨规制宰执从驾过宫的频次 。淳熙二年朝廷议上太上皇帝尊号，后者降圣旨要求：“有司免读册宝，皇帝只四拜。” 又如孝宗于淳熙二年冬下诏：“诏恭奉太上皇帝圣旨：‘今来庆寿，应内外文武臣僚，进奉礼物并功德疏、香合等，并免投进。’” 太上皇出诏行遣上述三类事务，表明太上皇禅让后仍然保持着皇族之家族长与北内主人的地位——皇族及北内相关事务均在太上皇直接出诏行遣的范围之内。在这一问题上，柳立言的把握是准确的：“德寿宫有绝对的独立自主权，宫中的问题只能由他自己处理，不容朝廷过问。” 当然，太上皇高宗行遣“宫中的问题”不宜推展到直接干涉朝廷日常政务。比如《贵耳集》记载孝宗在淳熙十二年为太上皇高宗庆寿时，高宗反对以杨万里为奉册礼官，“杨即日除江东漕” 。柳立言认为此事表明朝廷“人事任免亦在太上皇的阴影笼罩下” ，即是将太上皇高宗出言否决德寿宫礼仪之行礼官人选的“特事”，扩张解释为太上皇能够直接干涉朝廷日常人事任免。进一步看，柳氏似未察觉《贵耳集》记载有误：杨万里直到淳熙十五年方才外任，至任江东转运副使则晚至绍熙元年 。可见高宗的反对意见，只是令杨氏不再奉册礼官（北内礼仪事项），而没有直接导致其外黜（朝廷人事政务）。 （三）过宫礼中太上皇与朝廷官员的空间关系 终孝宗一朝，孝宗常要带领宰执以下臣僚至德寿宫拜见太上皇高宗，行过宫礼。届时两宫或讨论朝政，或宴饮鉴赏。在过宫行礼时，太上皇高宗、孝宗与朝廷官员同处德寿宫内，太上皇似有机会与朝廷官员面对面沟通交流。故而，要考察太上皇高宗是否总揽大权，就应考察他在孝宗过宫时是否宣召朝廷官员升殿问政或裁处政事。 实际上，朝廷官员（“从驾官”）随孝宗到德寿宫朝拜太上皇，却一般不会升殿起居、与太上皇高宗开展面对面的交流。《中兴礼书》记载了过宫行礼流程： 皇帝朝见太上皇帝仪：前期仪鸾司设大次于德寿宫门内，小次于殿东廊西向。其日，俟皇帝出即御座，从驾臣僚、禁卫等起居如常仪。皇帝降御座，乘辇将至德寿宫，报文武百僚诣宫门外迎驾……俟皇帝诣德寿宫大次，降辇入次，御史台、閤门、太常寺报文武百僚入诣殿庭北向立定。前导官前导皇帝入小次，帘降。俟太上皇帝即御座，小次帘卷，前导官导皇帝升殿东阶，诣殿上折槛前奏请拜……在位官皆再拜……拜讫直身立，卷班出，前导官以次退（原注：从驾官归幕次，以俟从驾还内）。太上皇帝驾兴，皇帝从入见太上皇后，如宫中之仪讫，以俟皇帝还内如来仪。 文中所谓“大次”“小次”，均为皇帝更衣等候之所，位于德寿宫门之内、德寿殿之下。孝宗在前导官（太常卿、閤门官、太常博士及礼直官）的引导下，经大次、至小次。待高宗入座后，孝宗即升殿向高宗行礼。杨万里有诗描述淳熙十三年元日孝宗过宫庆寿的景象：“天父（太上皇高宗）晨兴未出房，君王（孝宗）忍冷立风廊。忽然鸣跸珠帘卷，万岁声传震八荒。” 杨诗的记述，正是孝宗先在殿下小次等候，再上殿朝拜的情况。正因杨万里等“从驾官”身居“小次”之侧的殿廷之中，故其只听到“小次”卷帘之声，而无缘亲见太上皇高宗。 此处的“从驾官”，指跟随孝宗朝拜太上皇的宰执以下臣僚。根据礼制规定，他们未经上皇宣召即不升殿： 隆兴元年三月十六日，睿思殿祗候黄保躬奉圣旨指挥閤门：“钱周材乞德寿宫起（居？）日引见上殿。奉太上皇帝圣旨，钱周材与免引见。如日后臣僚乞赴宫引见，并与特免。” 时钱周材在中书舍人任上，属于“从驾官”。他要求过宫时升殿朝拜，却为“太上皇帝圣旨”阻止。这表明高宗无意在孝宗过宫时引对“从驾官”。绍熙三年，赵汝愚规谏光宗过宫。光宗“意开悟”，称“卿宜以此意奏禀重华”。赵氏则称“从官无诣重华故事” 。可见朝廷官员不得诣北内奏事，在光宗朝已成为“故事”。 另外，“从驾官”也不随侍高孝两宫宴饮。如淳熙六年三月，孝宗请太上皇高宗幸聚景园游宴，当晚两宫御舟游湖，“时从驾官丞相赵雄、枢密使王淮、参政钱良臣并在显应观西斋堂侍班，各赐酒食、翠花扇子。” “从驾官”不侍宴行为，表明太上皇高宗与朝廷官员的活动空间相对隔绝。 实际上，太上皇高宗刻意避免在孝宗过宫时接触朝廷官员及朝廷政务。淳熙十一年孝宗至德寿宫内游宴时，太上皇高宗令孝宗陪侍一整日，为免耽误政事裁处，高宗主动提出： 今日且留在此纳凉，到晚去。或三省有紧切文字，不妨就幄次进呈。 “幄次”即“大次”“小次”，即处于德寿宫内苑“禁中”空间之外、供孝宗更衣休息的空间。太上皇高宗令“三省”于“幄次”进呈“紧切文字”，表明其无意趁孝宗过宫之机侦听朝廷政事。 不难看出，孝宗过宫朝见太上皇高宗，不是宰执侍从奏对议事的朝会，而是朝廷官员跟随孝宗向高宗致意的“宫中之礼” 。宰执以下“从驾官”在过宫时一般不会随孝宗升殿或进入德寿宫内苑，面对太上皇高宗 。高宗所居德寿宫（特别是殿上及内苑）是相对隔绝于朝廷臣僚（“从驾官”）的“禁中”空间。 综上所述，由德寿宫应奉机构的性质，“太上皇帝圣旨”行遣政务的范围及过宫礼中太上皇与朝廷官员的空间关系，可以一窥孝宗朝两宫体制的基本构造和运行方式。既有研究认为高宗内禅后继续全面控制朝政，正缘于没有细究太上皇高宗干涉政务的制度路径。实际上，太上皇高宗既在客观上未曾建立接收朝廷政务信息的渠道或处理政务信息的能力，也在主观上缺少直接干涉朝廷政事的意图。德寿宫（殿上及内廷）是与朝廷相对隔绝的“禁中”空间。高宗了解外界信息的手段，主要通过询问孝宗、应奉官吏等非正式渠道。其对朝廷事务的干涉，也主要通过宣谕孝宗的间接途径。 有些研究认为孝宗朝两宫体制可与日本镰仓时代的院政体制相比拟，实际上二者的性质大不相同。在政院时期，上皇（法皇）建立了凌驾于公卿会议的官僚机构——院厅。院厅之别当、判官代、主典代，负责协助上皇处置政务 。由院厅拟定，以上皇·法皇名义发布的“宣旨”“院宣”“院厅下文”“院厅牒”等官文书，用以裁处朝廷政事及人事任免 。由此，上皇（法皇）建立了临朝理政的制度路径。相比来看，太上皇高宗在内禅后退隐至朝廷政务处理的后台，而将站到前台掌握政务信息、处理日常朝政的实权让渡给孝宗，仅仅保留支撑皇族家长地位和维护德寿宫利益的少量实权。 二 孝宗朝两宫体制的制度原型 太上皇高宗让渡大部分实权的原因，与彼时两宫体制的制度原型相关。人们在考察一种制度，难免以最为近古的事例为原型。如今人思考两宫临朝时，多以清乾隆帝、嘉庆帝为制度原型，难免先入为主地产生了太上皇退位后理应总揽大权的印象。而宋人论及两宫，其脑中的制度原型却是近古的唐代故事。而无论是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唐肃宗、抑或唐顺宗—唐宪宗，其两宫权力格局都是太上皇不掌握裁决政务的实权。可以想见，南宋时人心目中的两宫体制，应当基于太上皇应当让渡大部分实权的时代认识。 具体说来，南宋孝、光时期的两宫体制，近法靖康时期徽、钦并立之时，远绍唐玄宗、肃宗的故事。李纲于宣和末曾言“上（徽宗）宜传位如天宝故事”，可见靖康年间徽、钦两宫并立时即效法唐玄宗、肃宗故事 。至于宋高宗在内禅前夕与史浩讨论礼仪时，曾提出参照肃宗至德二载（757）迎奉玄宗“执鞚前导”的礼仪 。孝宗即位之后，词臣或将德寿宫称作“西内”：如周必大记述绍兴三十二年孝宗过宫：“法驾朝西内，诸臣许后陪。” 此说即取唐肃宗还京后奉太上皇玄宗于西内兴庆宫的故事 。至于太上皇孝宗与光宗在位时，陈傅良曾在绍熙五年上章，将离间两宫的内侍比拟为“李辅国之徒”“梁师成之徒” 。可见南宋时人多以至德、靖康故事比拟、理解孝、光时期的两宫体制。 太上皇玄宗与太上皇徽宗，均居住在大内之外的兴庆宫、龙德宫，均不能走出宫廷处置朝廷政务。太上皇玄宗常御兴庆宫之长庆楼，“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上皇常于楼下置酒食赐之；又尝召将军郭英乂等上楼赐宴。”李辅国便提醒肃宗要抵防上皇 。靖康元年（1126），太上皇徽宗由扬州北返，李纲前往亳州迎接。当徽宗问及追赠司马光等朝廷政务时，李纲回应称： 臣窃譬之：人家尊长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盗劫掠，须当随宜措置。及尊长将归，子弟不得不恐。然为尊长者，止当以其能保全大计慰劳之，不当问其细故。今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今宗社无虞，四方以宁，陛下回銮。臣以谓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细故，一切勿问可也。 靖康元年正月徽宗内禅诏书提到：“凡军国庶政一听裁决，予当以道君号退居旧宫。” 但他却在内禅后东逃扬州设立行宫，并截留东南邮传递角、纲运，甚至有拦阻勤王军队之意。这些举动早已引起了钦宗和朝中官员的警惕 。宰相吴敏即对钦宗说：“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乎？” 李纲此行正是为劝太上皇返京并减轻两宫的猜忌。就引文文字看，李纲表面上将钦宗变更政事的原因归诸外部形势的险恶，实际却在提醒太上皇徽宗：既然其在金人南侵时业已禅让外逃，就是将“家事付之子弟”。“子弟”自当“随宜措置”及“变革”，“尊长”则不宜再过问朝政“细故”。徽宗只得回答：“公言极是。朕只缘性快，问后即便无事。” 直至靖康末金人破城，太上皇徽宗被迫出城时还抱怨称：“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第恨我揖逊如礼，退处道宫，朝廷政事并不与闻。惟一听命，未尝犯分，自处若此，获报乃耳，有愧昔人多矣。” 可见其返京后的确不与闻政事。 由此看来，唐玄宗与唐肃宗、唐徽宗与唐钦宗时期的两宫权力结构，以太上皇权力的虚化为主要特征。太上皇禅让意味着将政务处置权授予当政皇帝，自己以天子之父的身份享受尊容优礼。如玄宗所谓：“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 宋高宗内禅后出让实权，表明他也大体认为内禅后自己的身份约略与唐玄宗、唐徽宗相似。 应当说明是，至德、靖康时期的两宫关系只是孝宗朝两宫体制的原型，而高孝禅让时的政治情势却与前者完全不同。唐玄宗、宋徽宗出让权力，是在自身业已失去朝局掌控力、丧失主政合法性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而宋高宗内禅却非局势所迫，内禅时的高宗仍然具备继续主持朝局的威望。因此，高宗在决定内禅时，有能力在至德、靖康两宫制度原型的基础上，对两宫体制乃至“双重皇权”的构造进行修正。 三 “双重皇权”构造与两宫的政治诉求 孝宗朝的两宫体制是彼时“双重皇权”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这种权力安排又用以容纳高、孝两宫的各自政治诉求。具体说来，“双重皇权”的成立是以皇权至高不可分割为前提。皇帝是承顺天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掌握着各类朝政事务的最终决断权。倘若此种权力可以一分为二，由两人分别行使，就无所谓“至高”“最终”，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决断 。故“双重皇权”这一概念如要成立，则首先应解释皇权如何分割的问题。 （一）虚实有别：双重皇权的基本构造 自唐代中期以后，皇帝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走到政务处理的前台 。如果太上皇高宗继续掌握皇权，定要时常接见宰执臣僚，处理日常政务文书，深度参与朝廷决策。如清乾隆帝禅让后长期占据养心殿接见臣僚，并称：“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 宋高宗在内禅当日即移跸北内，宣布：“应军国事，并听皇帝处分。” 此后，日常听政、处理章奏等事全由孝宗承担。乾道元年（1165）十月，孝宗于祠事密集之时坚持宣召洪适等宰执，称：“亦别无事，只为卿等两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假）〔休〕，恐事有积压。” 可见当时朝廷日常政务均要宰执进呈孝宗取旨裁定。除了常规日朝听政，孝宗还常常召宰执侍从至选德殿展开夜对 。可以说，终孝宗一朝，居于政务处理前台的都是孝宗而非太上皇高宗。如将掌握裁处政务定义为皇帝的实权，则应认为高宗内禅是向孝宗让渡了大部分皇权之实权，而不是仅将孝宗作为“参总庶务”的宰相。 高宗让渡大部分实权，为孝宗以“独断”裁处朝廷政务留下了空间。《桯史》记载了淳熙时期两宫之间的一番对话： 光尧（高宗）既与子孝爱日隆，每问安北宫，间及治道。时孝宗锐志大功，新进逢意，务为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明习国家事，老成乡用矣。一日，躬朝德寿，从容宴。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坚忍，终于有成而已。”上再拜，请书绅。归而大字揭于选德殿壁。 此番对话的背景，是孝宗在淳熙初年为实现“恢复”而任用“兴利之臣”主持激进的内政整顿。后因整顿功效不佳，孝宗渐渐不再专主“兴利之臣” 。值得注意的是太上皇高宗的做法：当孝宗任用“新进”之时，高宗明知此举定难取得预期功效，却没有出言阻止，而是直到孝宗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才出言点拨。可以感受到，太上皇高宗并未一味循己意矫正孝宗的主政方略，而是因势利导、适时点拨。正是这种有分寸介入，为孝宗“独断”裁处朝廷政务留下了空间。 （二）以实承虚：高宗为支持权威而保留的实权 高宗内禅后虽以“闲人” 自居，却仍然保留了部分实权。这是因为太上皇若要在放弃实权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权威，则至少有两个前提： 其一，宋金和战关涉南宋存亡。如果金朝南侵威胁到南宋的生存，高宗自然无法安享尊荣。故而高宗在内禅后仍然掌握着裁处宋金外交事务的实权。洪迈于绍兴三十二年八月使金回朝后入德寿宫面奏 ；隆兴元年五月胡铨草拟致金朝答书。孝宗称：“当封呈太上皇。” 隆兴和议达成后，每当金朝使臣到京后，孝宗都要在过宫时向高宗“进呈画本人使面貌、姓名及馆伴问答” 。金人对高宗长期干涉外交的情况心知肚明。淳熙十四年高宗死时，在京金使对接伴称：“太上皇帝与我皇帝专主和好。” 此说点明了高宗在内禅后继续监控干涉外交事务，实际主持着南北和议大局。此外，对于与个人安全及嗜欲享受息息相关的德寿宫侧近事务，太上皇高宗也保留有直接行遣干涉的实权。 其二，如果当政皇帝取得完全的皇权，则对于太上皇的优礼即难以稳固。为避免这种情况，高宗内禅后维持着对于孝宗的权威。父权是高宗建立对孝宗权威的关键。如柳立言所言，太上皇高宗干预政事，是以“父权结合‘孝’的观念来利用孝宗的皇权。” 不过，太上皇高宗展示父权只是为了维持权威，而不是要与孝宗争夺裁处朝廷政事之权。如高宗为了迫使孝宗处置袁孚，而在孝宗过宫时赐酒“亲书‘德寿私酒’四字于上”，令孝宗感到“跼蹐无所” 。高宗还迫令孝宗叙复贪赃之郡守，令孝宗感到：“太上圣怒，朕几无地缝可入，纵大逆谋反，也须放他。” 太上皇高宗不时提出的不顾为君理政之道的过分要求，旨在以父亲的身份迫使孝宗顺从，有意令孝宗难堪。这些做法，既是太上皇高宗展示权威的表现，也是对孝宗是否服从其权威的测试。 由此看来，太上皇高宗为保障个人安全、满足个人嗜欲，虽主动让渡大部分实权，却保留了部分实权（和战、处置皇族内部事务及德寿宫侧近事务）及迫使孝宗顺从的父权权威。这表明太上皇虚化的皇权仍由少量实权支撑。而太上皇高宗掌握权威、保留少量实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自身政治安全、满足个人嗜欲，而不是为了以孝宗为傀儡、全面掌控朝政。 （三）以虚济实：高宗权威对孝宗权力合法性的支持 孝宗皇位由高宗禅让取得。他为了稳固行使皇权之实权的合法性基础，选择时时公开向太上皇高宗展示孝行、塑造孝子形象 。既有研究或将此举视作对孝宗行为的限制 ，而未注意到公开展示孝行对于巩固孝宗皇位合法性、增重其决策合法性的意义。 孝宗常常在臣僚及公众面前展示孝事太上皇高宗。如孝宗在乾道元年二月陪同太上皇高宗谒四圣馆，“上亲扶上皇上马，都人欢呼，以为所未尝见，此可谓以天下养矣。” 又如淳熙六年孝宗与高宗游湖，“都人倾城尽出观瞻，赞叹圣孝。” 孝宗之所以公开展示孝行，正是为了建构自身皇位合法性，稳固行使皇权之实权的基础。 孝宗在位时还常常主动营造决策出自太上皇高宗授意的印象。如孝宗即位诏就提到：“凡今者发政施令之目，皆得之问安侍膳之余。” 在太上皇高宗没有全面掌控朝政的前提下，孝宗对于向其询问哪些“发政施令之目”，应当具有相当的主动权。因此，孝宗塑造事事请示太上皇的孝子形象，主要是为了将个人的决策提升到两宫共识的高度，以便增强其决策的合法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还记载称“故凡登进大臣，亦必奏禀上皇而后出命”。柳立言认为此条材料证明孝宗朝任命宰执人选取决于太上皇高宗 。但此书下文列举的例子，均是太上皇高宗肯定孝宗选任宰相的正确性。如赵雄虽和战意见与高宗相左，高宗却仍当面表示赞赏：“闻儿子极称道卿。” 太上皇高宗对于大部分朝廷人事采取默许和支持的态度，这一态度客观上起到了增重孝宗人事任命合法性的作用。 特别是，孝宗意图修正或推翻高宗朝重大决议时，为减轻“以子改父”的争议，他往往要强调这一更正源自太上皇的授意。如孝宗平反岳飞诏称：“飞虽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此处孝宗强调的“仰承圣意”，显指秉承高宗意旨。嗣后岳珂亦有意强调：“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诬枉于问安侍膳之余者，盖详矣。” 其实，太上皇高宗未必情愿给予岳飞此等优荣。不过是孝宗在他的默许下，打着太上皇的旗号发布命令。柳立言还提到孝宗赐宰执“太上书《稽山诗》石刻”，体现了“太上皇支持提高武人的政策” 。其实，真正提倡右武政策的，是孝宗而非太上皇高宗。 余论 既有研究对孝宗朝高、孝两宫行使皇权的方式和范围界定模糊，未能准确把握太上皇高宗干涉朝政的程度，也未能指明太上皇高宗行使皇权的制度路径。本文研究发现，孝宗朝两宫“双重皇权”的基本构造，是高宗在保持个人地位稳定的前提下让渡大部分决策权（皇权之实权）。在高宗父权权威（虚权）的笼罩和支持下，孝宗走到政务处理前台行使实权，并通过公开展示孝事太上皇来建立行使实权的合法性基础。要之，“双重皇权”结构包含对单一皇权内部实权与虚权、权力与权威的分割。 这种“双重皇权”结构，是一种能够容纳高、孝两宫不同政治诉求的政治妥协方案。太上皇高宗的主要政治诉求是长享太上皇尊荣。为此，他亲自掌控宋金外交及德寿宫侧近，防止因孝宗推进“恢复”而造成政权的动摇，并以父权权威要求孝宗的尊重、优礼。孝宗则在太上皇高宗的支持下走到政务处理的前台，在掌握皇权之实权的同时承担起保障太上皇尊荣的责任。 太上皇高宗主要通过指使孝宗来满足自身嗜欲。其超然事外的“闲人”形象与孝宗的勤政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若非太上皇高宗有意与宰执臣僚保持距离，不仅要陷身于衡石程书的日常朝政处理，其享乐行为还难免受到宰执、台谏的批评。而向孝宗让渡实权，正令其不必在臣僚面前扮演“圣君”，各种追求享乐的做法也不必顾忌朝廷官僚的批评 。可以说，太上皇高宗维持超然地位，正是以放弃实权为代价，获得在臣僚监督皇权阈限之外恣意享受的自由。在太上皇高宗的支持下，获得皇权之实权的孝宗得以“独断”方式裁处朝政，进而推动以实现“恢复”为旨归的内政整顿。可以说，正是“双重皇权”的结构对虚、实皇权的分割，为容纳、调和高、孝二帝相异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政治空间。 太上皇高宗任由孝宗控制朝政，的确存在完全失去权威的风险。而他之所以敢于放弃对朝政的全面掌控。除了基于对孝宗品行性格的深入了解之外，还源于两宫体制分割皇权的微妙平衡。孝宗之“孝”正是维持“双重皇权”稳定的关键纽带：因孝宗皇位源于高宗禅让，其行使实权势必要遵循不公开背离太上皇高宗意旨的原则。这是太上皇控扼皇权、保障自身政治安全的一条安全线。 不过，柳立言所强调“孝宗之孝是实际的负累，令其在处理国政时不能完全自主”，此说只点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孝宗之所以孝事太上皇高宗，既有高宗展示、测试父权权威的拉力，也有孝宗谋求高宗认可孝行以增强自身决策合法性的推力。史书记载孝宗的各种“孝亲”行为，亦可据此分为两类：在禁中议事等两宫私密交流中，太上皇高宗迫使孝宗接受的提议，主要体现太上皇迫使皇帝服从的拉力，亦即掌握虚权的太上皇高宗对孝宗的辖制。而孝宗在面对朝廷官僚和百姓的公开场合主动展现孝亲做法，则主要源于孝宗巩固皇位合法性、增强决策合法性的推力，体现了太上皇高宗令孝宗行使君主之实权的认可与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倘若高孝两宫对各自身份地位、权责空间及行为分寸缺乏清晰认知，则孝宗朝“双重皇权”未必可以无条件地长期稳定运行下去。 孝宗朝的宰执臣僚也能体会到“双重皇权”相互支撑的微妙之处，故而尽力避免两宫在私密空间的争论暴露于公众视野之内或历史书写之中。如当孝宗被迫罢免谏官袁孚时，参知政事史浩强调：“此陛下之孝也。虽然，终不可暴其事。”他建议让袁氏主动请祠并加授直秘阁，终令“朝廷竟不及知” 。而《京口耆旧传》竟全然不载太上皇高宗宣谕孝宗罢免袁氏的内幕，径称高宗于袁孚去职后：“从容问言者姓名。孝宗具以实对，且曰：‘所言谬妄，已罢言职补外矣’。高宗惜之。” 无论是史浩的安排，还是《京口耆旧传》的书写，都是恐怕公开暴露两宫矛盾影响两宫体制的正常运行。 绍熙二年以后，太上皇孝宗与光宗的紧张关系，亦体现出以“孝”为纽带维系“双重皇权”的脆弱性。绍熙二年十一月，光宗先听闻李皇后虐杀黄贵妃，后经郊祀大雨而发病不起。太上皇孝宗听到这一消息，竟亲自前往南内探视，加重了光宗的病情。自此以后，光宗“终畏乃父”而不愿再过宫 。从两宫体制角度考虑，太上皇孝宗径自前往南内视疾之举很不寻常：隆兴北伐失败后，周葵曾建议孝宗将太上皇高宗迎回大内以稳固人心 。而即便在此孝宗声望最低的时刻，高宗也没有主动前往南内，展现直接指挥皇帝侧近的姿态。可以想见，身体、权威均处虚弱状态的光宗一见太上皇亲来到南内床前，难免以为孝宗已有亲揽政事乃至废帝复辟之意，势必不敢再往北内重华宫朝拜。 当时劝谏光宗过宫的臣僚，再三强调孝宗禅让后不预政事，以期打消光宗的顾虑。如楼钥奏称孝宗内禅后“凡军国之事，悉不与闻” 。袁说友称孝宗“颐神重华，相忘天下，何所形迹而谓可疑？” 鉴于彼时光宗时常言及“唐玄宗、肃宗之事” ，彭龟年即强调： 臣但见自昔间人父子者皆必有故。远则兴庆之事，犹有明皇结欢父老、召宴将臣之可指；近则靖康之事，犹有徽宗不发递角、截留兵卒之可疑。寿皇自揖逊以来，何尝略有此等痕迹？ 文中“兴庆之事”“靖康之事”在后人看来，均为太上皇拉拢朝廷臣僚、意图争取实权的迹象。彭氏再三强调太上皇孝宗没有此类举动，正是为了打消光宗的疑虑。而这一言说策略的背后，正是时人对两宫体制下太上皇、当政皇帝权力分野与行为分寸的真切体会。 要之，宋光宗之所以不敢朝见北内，实因惧怕太上皇孝宗走出北内“禁中”重掌实权。而这一疑虑，正是源自太上皇孝宗自行打破两宫互动之惯例，不经皇帝邀请即径往南内视疾。光宗因惧怕太上皇孝宗而不肯过宫公开展现孝行，太上皇孝宗亦无法公开认可其孝行而对其皇位合法性进行授权，最终造成了绍熙末年的皇权政治危机。这一例子从反面说明，当政皇帝对于太上皇之“孝”，实以两宫对皇权虚、实分割的共识为基础。一旦某一方对于此种共识产生怀疑，或将引起皇帝无法公开展示孝行，“双重皇权”相互支持的构造即告解体。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