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起唐朝，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约就是“盛唐”。这两个字，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对古代历史记忆中最辉煌的那一抹亮色。 
《《步辇图》（局部） 唐·阎立本 图源：北京故宫博物院
那到底何以盛唐？为什么偏偏就是唐朝成了古代中国的鼎盛时代呢？笔者认为，最简明扼要的答案，就是唐朝刚好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
一 天时，并不是虚的“老天爷”，而是实实在在的气候条件。对于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而言，经济对天时的依赖是非常强的。著名气象学家、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写过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该成果在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共同发起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中被推为“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的第二位。
竺可桢提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上下浮动较为明显且富有规律，在这个上，他画出了一条弯曲起伏的温度曲线——“竺可桢曲线”，串起了中国近5000年的气候变化。据此，竺校长提出了一个论断，在殷周、汉、唐这几个历史时期，气温是高于现代的。也就是说，这三个历史时期是温暖湿润的气候。有趣的是，这三个时代刚好吻合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国力强盛期。
“竺可桢曲线”示意图 图源：央视网 就唐朝而言，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是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实际上，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唐前期依然势头强劲，甚至在河南、山东等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种植，长安一带有黄梅种植，这都说明南北分界线在往北移动。如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就指出，公元62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
黄河上游一带也得到了很大的开发，以至于《资治通鉴》在讲到开元盛世的时候，甚至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陇右即甘肃一带，在唐朝居然呈现出了“桑麻翳野”“闾阎相望”的景象，若没有气候条件的加持，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温暖湿润的气候也直接导致了农牧分界线的北移，这恐怕也是唐朝的北边国界线远在长城一线以北的重要因素。 二 地利，指的是唐朝实现了“两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共同发力。学者张家驹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经济存在一个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等文章）。从此成为经济史学界的一大学术热点，论著十分丰富，其中以唐史学会前会长郑学檬教授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为代表，他认为，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而唐代，南北两方的经济水平处于相对平衡的阶段。
换言之，唐代呈现的景象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经济上并驾齐驱、同时兴盛。相比较而言，之前的汉朝，其基本经济区局限在黄河流域，其实力显然要逊色于唐代。唐代坐拥两大流域，笑傲古今：如果说唐代的黄河流域正值其“壮年”的巅峰期，那么，唐代的“青年”长江则是生机勃勃，前途无量。 实际上，唐以后的长江流域固然是更上一层楼，不断突破，但唐以后的黄河流域却是一落千丈，已经提早步入“老年”，日渐蹒跚。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等弘文都论证探讨了黄河在唐以后不断决堤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独享建康的“两河流域”的时代，只有唐朝。这也许是何以盛唐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三 当然，天时地利，不如人和。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是人。家和万事兴，人和国家兴。人和，又可以分两个方面看：一是民族大融合，二是英雄造时势。
从大的方面说，人和就是人民团结和谐。对于唐朝而言，“人和”有一个特别确切的落脚点：民族大融合。唐人乃是“新唐人”，不仅混合了南人和北人，也糅杂了汉人和胡人。历史上，曾有过所谓的“五胡乱华”，五胡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其实还有更多），这些族群进入中原，建立了很多政权，也发生过很多冲突。但是到了唐朝，这些民族似乎都不见了。当然，他们的血统并没有消失，而是因为他们完成了族群认同，已经很彻底地融入为一体，都是“唐人”了。
陈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就讨论了唐代皇室的血统问题：到底是汉人还是鲜卑人？最后得出结论：以父系血统而论，是汉人；但母系有很多是鲜卑人。而且，其父系也出现过文化认同上的“鲜卑化”现象，曾经有过鲜卑的名字和鲜卑姓氏等。
唐皇室是混血，唐人也有很多混血，就以唐代著名诗人为例，李白、白居易、元稹，陈寅恪认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都是非汉族（波斯、于阗、鲜卑）。但李白等人早就是汉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彪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册，为后人敬仰。
除了文，还有武。奠定大唐王朝辉煌战绩的大唐军队，其中很多是非汉族人，唐人称其为蕃将，如突厥的阿史那社尔、铁勒的契苾何力，当然还有立下赫赫战功的哥舒翰、高仙芝等，可以参看马驰的《唐代蕃将》一书。
此外，更重要的是与大唐军队并肩作战的游牧部族骑兵，正如李锦绣的《“城傍”与大唐帝国》一文中指出，正是这些游牧部族“城傍子弟”主动与大唐军队协同作战，充分发挥了步骑协同的优势，才使得唐军对草原民族实现了压倒性军事优势，取得了辉煌战果。可以说，大唐的军功章，也有他们的一半。
对大唐辉煌时代的出现，陈寅恪有过高屋建瓴的提法：“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说的是文化，我们从民族角度理解，也未尝不可。
至于“人和”的第二个侧面，则是指英雄人物。当然，历史首先是人民创造的，但英雄（领袖）也有着重要地位，有时候甚至会起到关键性作用。我们经常会讲“时势造英雄”，也会讲“英雄造时势”。
《长安望——唐人命运与唐朝兴衰》陈志坚/著 图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要认识盛唐，我们也不得不从帝王将相们开始追寻，且不妨从《长安望》一书入手。《长安望》一书中所提及的十四个帝王将相，也是大唐历史中的十四个关键节点：从创唐的李世民、房玄龄、李勣，到名将薛仁贵、名臣狄仁杰，再到大唐转折点的李林甫、安禄山，到了唐后期，权势最大的是宦官代表李辅国、神策军第一名将李晟、大唐第一宰相李德裕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物，而几乎终结大唐的则是一个道教徒，叫高骈。一部书，十四个人，串起的是一部浓缩的唐史。
从人物来写历史，这其实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大特色。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纪传体，本纪是皇帝，列传是臣僚，都是传记。《长安望》一书，正是希望能继承这一传统：透人见史。
《长安望》，梦大唐。作者介绍
陈志坚：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唐史学会理事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