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风雅：钱塘黄氏的文献传承与金石鉴藏

文/杨国栋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书法学教研室主任

【摘　要】

钱塘黄氏在浙江杭州一带虽算不上著名的科举和收藏世家，但黄氏三百余年的文献传承和家族收藏有其独特之处，值得深入地考察与研究。通过系统梳理钱塘黄氏的文献传承与金石鉴藏，我们可以从中窥探明清时期市井家族跻身缙绅行列的方式与过程，以及其文献传承方式。

【关键词】　钱塘黄氏  文献传承  寓林讲堂  广仁义学  金石鉴藏

钱塘黄氏在浙江杭州这个自古以来的文化重镇里本来算不上著名的科举家族和文献望族。当代学界对钱塘黄氏的研究开始于对其重要传承者、书画篆刻家、乾嘉金石学的核心人物之一黄易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对黄易研究的逐渐深入，更多的相关文献被挖掘并公之于世，从中我们发现钱塘黄氏家族的文献传承有其代表性与独特性。

关于钱塘黄氏的传承谱系，近年学界关注颇多，梳理与研究已几近完备，此仅就其家族的文献传承略作整理。有关黄氏迁钱塘之初的文献记载并不清晰，黄裳和黄树谷等人的行状资料也只说“先世越人”，明初福寿公“匠于官”“以匠徙籍钱塘”，或曰“自江夏迁杭”。据此可知，黄氏初来杭州是以某种手工匠人的身份，并能承接某些与官府相关的活计，大概是因为“匠籍”的原因不便详细记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积淀，再加上某种“隐德”，至明中期黄氏已经有了较为雄厚的资产而“赀雄里中”。嘉靖初年，至黄荣（逸山）后期家业衰败。荣生六子，除长子莲洲与幼子裳（鹤洲，1517—1594）业儒外，其余诸子皆混迹于市井。冯梦祯《有道鹤洲居士墓表》中记述：

居士讳裳，字子重，别号鹤洲先生。先世越人，入国朝有福寿公者以匠徙籍钱唐……黄氏世有隐德，而赀故雄，逸山公末衰，析诸子，伯受儒而仲叔俱受贾。居士年甫十三，已废占毕，从兄入市，心动叹曰：“丈夫奈何贾服耶。”因弃而受儒，小窘益励，至引锥自刺，弱冠业成，补邑博士弟子，名誉赫然起……居士精于易，以易教授为文，沃实造雅无外艳。诸弟子以其余灵登科甲者不下六七辈。

黄裳弃商读书且有所成就，是钱塘黄氏从匠、贾而向儒转变的开始，也是其家族文献传承的开始。虽然黄裳没能考取功名，仅仅补了个博士弟子，但是成名后于家乡设馆收徒，其弟子“登科者不下六七辈”，这在当时应当也算得上“名师”了，后来其子黄汝亨能高中进士且以诗文名天下，自然与他的教育分不开。

一、黄汝亨初入士林及其文献渊源

黄氏迁居钱塘后第一位有功名者就是黄裳之子黄汝亨，他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高中二甲进士，跻身缙绅之列。尽管他后来的仕途并不顺畅，但随着身份的改变，他开始有机会与更高层次的文人交往，渐渐以诗文名世，故而成为黄氏文献传家的实际开创者。关于黄汝亨生平行迹的文献并不多，本文据零散资料稍加梳理。

黄汝亨（1558—1626），字贞父，号寓庸居士，称寓林先生，生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十一月初九。万历十九年（1591）辛卯科举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进士，授江西进贤知县，万历三十三年（1605）夏，因卓异内召授礼部主事。后“中忌者口”，被贬两淮盐运判官。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再起南京工部主事。万历四十三年（1615）徙南京礼部精膳清吏司郎中。万历四十五年（1617），以按察司佥事督学江西，后升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天启初年归里，于南屏经营寓林讲堂至终老。祁承㸁《奠黄寓庸文》载：“寓庸先生之殁也，友弟某以治兵河朔，越三月而初闻其讣，为位于萧寺而哭之，哀然以驱驰道路□□疆圉，卒卒无呼吸间。又越三月，为丁卯之首夏望前一日。”以此推断，其当卒于天启六年（1626）九月前后。另据张岱《石匮书》文苑传所载，天启七年丁卯（1627），时任浙江巡抚的潘汝祯在鄂王坟之前为魏忠贤建生祠，黄汝亨曾偶过而慨叹之，为守祠阉人所辱，这里张氏所载时间应当有误，因为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生祠是在天启六年的闰六月。

◎ 书札二则  黄汝亨  故宫博物院藏

◎ 行楷书《玄津法师塔铭卷》（局部）  黄汝亨  故宫博物院藏

◎ 行草诗扇面  黄汝亨  故宫博物院藏

黄汝亨作为钱塘黄氏家族中最重要的早期成员，因为名登金榜而又以诗文名世，故而成为其家族文献传承影响最大的人物，直到其七世孙黄易之后每述其家风都要先列“先少参公”“先寓林公”等。综合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黄汝亨对黄氏家族传承的影响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地位的影响。黄汝亨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正途出身的两榜进士，尽管仕途曲折没有做过太大的官职，晚年才做了一年多从四品的江西布政司参议，这从职务级别上已经是整个家族的天花板了。在近二百年之后，其七世孙黄易也才通过捐纳得了个九品主簿，后来做到正五品运河同知，最终署理运河道也没有真正地提高官阶。其家族在二百余年里始终能以诗书传家，所有家庭成员都积极举业，这足可以看出黄汝亨的影响之大。

其次就是诗文和文人风骨的影响。张岱在其《石匮书》文苑传中将黄汝亨与屠隆、虞淳熙并传，张氏在他所写的三传按语中这样说：

在张岱看来，黄汝亨有济世之才而被“弃之沟壑”，这与他的性格和文人风骨不无关系。起初从礼部被贬是因为多说话“奏最以忌者”而“中忌者口”，而后又对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生祠不满，这都可以看出他的文人风骨。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寄情山水借“笔墨陶情”。当然，他的诗文早在操童子业时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在中举之前，黄汝亨即与著名诗人冯梦祯相交，冯氏两题其早年诗稿，唱和颇多，并且冯氏在给年轻人的信中曾多次极力推重黄汝亨。后来，黄氏诗文名声大噪，被丁允和所选小品文列为小品文十六名家之一。陆云龙更是评其文曰：“王为理解，霸则才之谓也。石匮主理，而不骋才，则灵活即才。自应理承仲舒阳明，才与韩欧苏氏比肩矣。”其诗文曾被选入《皇明经济文辑》《文章辨体汇选》《明诗选》《新刻学余园类选名公四六凤采》《明文选》《简远堂辑选名公四六金声》《尺牍争奇》等著名的诗文选。论文章声名，黄汝亨也是钱塘黄氏的最高水准了。也正是因为其诗文影响，钱塘黄氏自贞父之后皆善诗文。

◎ 《苏雪堂居士墨竹》篆书题刻  黄汝亨

黄汝亨于家族传承的影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开设寓林讲堂与进行金石鉴藏。黄家在雷峰塔之东有别业曰“小蓬莱”，是黄汝亨的读书之处，后于此开设寓林讲堂。关于寓林讲堂的记载并不详细，据《陶庵梦忆》记载，张岱早年曾跟随其祖父前往拜访过黄汝亨：

可见天启六年（1626）黄汝亨刚刚谢世，寓林讲堂就已经破败不堪了，这很可能与其遭“中涓之祸”有关。但从零星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寓林讲堂的确很繁盛，并且藏书颇丰。黄氏本人也精于鉴藏，这一点从他为何震、苏宣、吴迥、洪复初等人印谱所作的序跋中也可见一斑。如其题何震印谱曰：“篆刻自文长洲父子前，俱功令宋元，而秦汉人镌法不传，传之自何主臣始。”在《寓林集》卷三十中他还多有题米芾、董其昌等名家手书跋语，评论亦能中肯准确。另据张廷济《清仪阁杂咏》载，沈石田赠朱性甫《山水画幅》之“下左角有朱文黄汝亨印，盖南屏寓林旧物也”。

除鉴藏外，黄汝亨亦负书名，《书史会要》中评其书曰：“行草合苏米之长，施之小幅便面甚自豪快，用于扁额未免怯缩。”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载有《黄汝亨行书〈翠微庵诗〉》，并附小传曰：“游于茅坤、王世贞之门。”评其书：“出入苏米，魄力雄浑。”车万愈《萤照堂明代法帖》有黄汝亨草书帖二帧。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续录卷十二载有黄汝亨所书《双寿荣封诗》。镇江焦山《苏雪堂居士墨竹》石刻，在宋珏后、黄道周前，又有黄汝亨天启元年（1621）篆书题刻曰：“天启纪元岁辛酉九月十有六日，武林黄汝亨阅。”另外，南京隆昌寺、杭州净慈寺又多有其所撰书碑刻与塔铭，足见其书名之重。黄汝亨重于诗文之名，又精于书法与金石鉴藏，影响黄氏家族长达二百年之久。

二、黄树谷的孝义及其广仁义学

钱塘黄氏家族自黄汝亨殁后，不管是科举还是文献传承，都是每况愈下。据朱琪先生《钱塘黄氏世谱》可知汝亨生三子六女，除长子黄茂梧（字东升，1588—1619）外，余皆不详。茂梧中浙江乡试副榜，有诗文名，惜早亡，年仅三十二岁。茂梧生二子：灿、炜，有文名但无功名。灿生右铨（公衡），右铨生兆泰（景林）。据梁瑛《楷瘿黄公行述》及零散资料可知，黄兆泰（？—1726），字景林，业医，赠征仕郎，多年游医在外，于雍正四年（1726）客死于保定。科举不成则业医，这也是黄氏中途衰落之征，这种情况到兆泰子树谷（黄易父）则稍有改观。

◎ 山水图轴  黄树谷  故宫博物院藏

黄树谷（1700—1751），字松石，号楷瘿斋，别署黄山、佛国山人，私谥端孝，以其子黄易贵，封奉政大夫，《清国史》有传。其早年曾随父远游，久居京师，交游甚广，且极慕先参议公之治学为人，得只字片纸必“质衣买归”，常怀承续家风之志，他曾经告诫他的长子说：“六代书香一线存，头颅如许尚可言。力营义学藏经籍，要使清官有子孙。”黄树谷虽举业不成，但博通经史，善书画，尤以篆隶为长，与张照、黄慎、金农等名家交好，被张照推为“第一手”，书法受张氏影响很大，据说“张书间出其手，人莫能辨”。诸史与方志文献对黄树谷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其一，关于其千里迎父骸的孝行；其二，是开设广仁义学的义举；其三，则是著述《河防私议》的治河理念。当然其对钱塘黄氏家族的文脉传承贡献也正在于此。关于其孝义之举，前多有论述，此不赘言。陈梓曾有《广仁义学书目记》载其事：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关于广仁义学旧藏《于肃愍公集》的按语亦载：

黄树谷开设的广仁义学，其性质相当于早期的公益图书馆，鼎盛之时汇图书数万卷，这与其先祖在“小蓬莱”开设寓林讲堂门下聚千余人，或可相提并论。其间藏书不乏有流传不广的善本图书，尽管后来散佚‌殆尽，但仍可以从零星记载中寻其端倪。譬如清代著名藏书家鲍廷博所见宋代董嗣杲《西湖百咏》卷后就曾加盖有“广仁义学”藏书印，鲍跋曰：“右宋董嗣杲《西湖百咏》及明陈贽和诗二卷，传刊本陆筱饮飞，陆则借于黄小松易，盖广仁义学藏书也。”另元代东平王祯《王祯农书》广仁义学亦曾有藏本。

◎ 山水图轴  黄树谷  故宫博物院藏

在汇藏万卷图书以供四方寒士来学之外，广仁义学亦有金石拓本的收藏，且不乏精拓善本。五代后蜀时开刻的《广政石经》，历经近二百年至北宋宣和年间始告结束，惜南宋末尽毁于战火，所留片石只字后人竞相宝之。广仁义学就曾藏有精拓《诗经残本》，厉鹗曾专为赋诗，此本后归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处。

可以说黄树谷及其广仁义学不仅承续了黄氏自少参以来的门风与文脉，同时也为其子黄易后来支撑起黄氏文献与鉴藏的鼎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少参黄汝亨七世孙，树谷子，金石书画篆刻家，清代乾嘉金石学核心人物之一，于仕途、文献皆承续家风，尤其金石鉴藏达到家族巅峰。近年来对黄易的研究已成显学，对于他的金石、文献、诗文、尺牍等各方面的研究皆已全面深入，对其金石鉴藏及金石学之贡献方面研究亦多，故此从略。

三、女性文人在钱塘黄氏文献传承中的作用

唐建中在《字字香》序略中曾评钱塘黄氏说“顾太君而下女与妇代多闺秀，为海内所少”。在钱塘黄氏的家风形成与文献传承中，女性文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顾太君”就是黄茂梧之妻（汝亨子媳）顾若璞。顾若璞（1592—1681），字和知，钱塘人，明末清初著名闺阁诗人。顾氏亦是钱塘科举世家，据包鸿泰所写《卧月轩稿》中顾之小传载：“自沧江至西岩、悦菴、友白四世皆有文名，则若璞能诗盖其家学云。”其曾祖顾言，字子行，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年间任云南按察使、右布政使。祖顾汝学字思益，号悦菴，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也曾任云南按察使。父号友白，做过上林署丞，其余不详。从简短的家世资料中不难看出，顾若璞自幼应当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她在明末清初女性文人中名声极大，不仅善诗文，更有经世之学，常与闺友及诸晚辈谈论屯田兵政之事。其诗文被《尺牍新钞》《全浙诗话》《国朝闺秀正始集》《清诗汇》等多方收录，《湖墅诗抄》小传更是将其奉为“武林闺秀之冠”。顾氏十五岁嫁给黄汝亨之子黄茂梧，为黄氏家业经营贡献颇大，曾独自支撑黄氏家族数十年。她在《示诸儿》尺牍中曾自述其事：

关于此事她在所作《卧月轩稿》的自序中也有记述：

◎ 《楷瘿斋遗稿》  浙江图书馆藏

◎ 《卧月轩稿》  顾若璞  浙江图书馆藏

顾夫黄茂梧早年丧母，随父外游，由于完婚之时其父宦游京师，只能寄居于外舅家。婚后数年里黄茂梧潜心举业又身体病弱，顾若璞不是“与药炉为伍”便是“佐鸡窗读”，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护工和伴读的身份。黄氏能够在万历四十年（1612）中乡试副榜，离不开她的陪伴。茂梧中副榜七年后辞世，时所遗二孤子，长灿八岁，幼炜六岁。顾氏又为其延师就塾，晚间则亲教之。为使二子专心读书，又曾修读书船停泊在断桥旁合欢树下。虽然黄灿和黄炜最终没有考取功名，但二人都幼负诗名，邑人以“轼辙”相拟，这自然离不开顾氏的精心教诲。待幼子少长，公爹黄汝亨又告病归里，亦须其照顾。再加上，汝亨归里后因看不惯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生祠而“不置”之，于是风波再起。尽管黄汝亨曾高中进士又宦游外地多年，但是他一介廉吏又“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所以给予黄氏家族和后世子孙的影响更多的是楷模作用，是子孙“继书香”和“文献传家”的精神偶像。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黄氏家族在这个阶段具体的秉持家务和子女教育工作，则更多的是顾若璞之功。

黄树谷继妻梁瑛（1707—1795）也是著名闺秀诗人，并且为黄氏之文脉传承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梁瑛，字英玉，号梅君，自号谷梁氏，是杭州河渚儒生梁栋（崧生）女孙，处士梁师燧（孙若）之女，清代著名闺秀诗人，精古文，善丹青，曾集唐宋梅花诗句曰《字字香》，在杭州一带也名震一时。她十九岁嫁给黄树谷，是时黄兆泰常年游医在外，树谷亦常随之，后又久旅京师，黄氏家中祖母查氏、婆母吴氏俱在，都需要照顾，诸儿年幼亦需教养，这些事都落在梁氏一人肩上，正是她的持家有方，才使黄树谷“出而报国”而“无内忧”。稍晚，黄树谷又病弱，逝时五十一岁，时年三子黄易方八岁，梁氏楼中课子“一灯荧荧”者数十年如一日，所以黄易诸兄弟能够读书成才甚至出仕为官，与梁氏的悉心教导有直接关系。钱大昕在《赠奉政大夫黄松石先生墓志铭》中这样记载：

顾若璞与梁瑛皆外姓嫁来黄氏之妇，都在夫亡子幼这种家族传承的关键阶段持家教子，为黄氏的文献传承做出了贡献。而黄氏本姓闺秀尽管在文献传承中未能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擅诗文者亦不在少数。譬如黄汝亨女修娟，黄树谷姊蕴之，妹奂之，以及黄易长女润（芳六）。黄修娟，字眉青，汝亨季女，杭州著名闺秀诗人，七岁能琴，八岁能诗，有诗集《娱墨轩集》，浙江诸志皆入才女列传，黄汝亨曾经骄傲地称赞“此吾家道韫也”。黄树谷姊玉（蕴之），妹玙（奂之）亦皆能诗文，能与梁瑛“相互唱和”。黄易女润，能诗文，曾于黄易逝后搜集其诗文录而成集曰《秋盦遗稿》，在其为遗稿所作的序文中可看出其诗文与书法之底蕴。

另外，黄灿妻丁玉如（字连璧）有诗书名，亦官家女，过门后对黄灿“端谨劝学”，随婆母顾若璞习读唐诗，犹能知天下事，于屯田之制颇有见解。丁氏侍姑至孝，顾若璞生病时曾手调饼饵于窗前凡六十昼夜，故顾氏深器重之，惜英年早逝，顾氏亲为之作墓志铭，情真意切。

四、结语

除了黄汝亨、黄树谷与黄易三位文献传承的关键人物之外，在钱塘黄氏的家族成员中，业儒善诗文者尚不在少数。黄汝亨长子茂梧十九岁补博士弟子员，后中浙江乡试副榜，善诗文，《全浙诗话》录其《西溪落梅》诗，惜英年早逝。黄茂梧二子黄灿、黄炜，亦有诗名，时有“轼辙”之誉。黄树谷长子黄庭（梦珠）也负诗名兼善书画，多年幕游，后因事遣戍卒于塞外；次子黄经有诗书名，年十五书名已重于杭城。黄庭子元鼎，黄易子元长、元礼以及黄易曾孙以斌，有的做过主簿、典史一类小官，有的操儒业未售，惜名不甚显，此亦不再论述。

钱塘黄氏自黄易逝后其长子远官河南为主簿，次子元礼虽业儒，却“不能守其业”，都难以承续家风，其家族文脉近三百年传承至此已衰败不堪。唯黄易长女润（芳六）嫁给了济宁曾任兵部职方司郎中的李大竣（此山），其生六子皆有功名。但是黄易的嗜古与金石鉴藏却后继无人，在其殁后不久就已多半散佚。王宗敬在其《我暇编》的黄易小传中曾叹惋之：

尽管钱塘黄氏在清代算不上是科举望族，其出仕为官者秩不过五品，正途进士出身者亦仅一人而已。但其家风的传递与文献的传承却有其独特之处，通过如上的文献梳理，可以将其传承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榜样的力量。黄氏早期先祖黄汝亨成名后影响家族文献传承二百余年，后世子孙皆以“先参议公”为骄傲，以传承书香门第家风为己任。黄树谷在“百二十年之后”仍奋力搜集“六代遗书”之“丛残散帙”，梁瑛为黄树谷整理遗稿的目的也是“少答祖德亲恩于万一”。这种榜样的力量和对家族文献整理与传承的自觉性，成为家族文脉传承的原始动力。

其二，文献鉴藏聚散之快。起初黄汝亨开设寓林讲堂所聚者千余人，远方慕名来访者门庭若市，而就在他去世当年，张岱再访寓林时已经是“亭榭倾圮”、人琴两亡。而后黄树谷自京师遍访名公卿筹措图书，加上有力者“隐襄”，所聚图书与金石拓本数万卷，开设公益图书馆广仁义学，而且有“邑宰”与“官法”做保障，可谓秩序井然。可是在黄树谷殁后，长子黄庭幕游他乡，而梁瑛居家教幼子黄易等亦已家徒四壁。黄易倾毕生之力所收藏的金石拓本、钱币砖瓦，几可称乾嘉之冠，而谢世不数年，亦“渐就沦亡”。不久后亦曾做过东河同知的庄缙度搜集其藏品已经“皆如银杯羽化”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其三，文献与文脉的传承中多有女性文人的参与，而且起关键作用者皆外姓嫁来之妇。顾若璞与梁瑛的出现，算是黄氏书香门第延续与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家族的兴盛与传承，往往离不开女性的勤俭持家，但像钱塘黄氏这样，家族中女性文人频出，而且在家风和文献的传承过程中起着如此大的作用的，并不多见。

通过如上对钱塘黄氏家族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文献传家的方式既有代表性，又有独特性。虽然黄氏算不得名门望族，但其家风文脉的传承是研究明清家族文献传承发展的典型代表，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近年来随着对黄易及其相关文献资料研究的深入，钱塘黄氏家族资料亦不断被发现和研究，而我们也仍然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可能性。比如有关黄汝亨的研究，现在基本上是停留在黄易研究的附庸上，关于他的行年、交游以及文学成就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关于顾若璞这位著名的闺秀诗人的行年与成就也还有研究的空间。这些都希望学界同好予以持续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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