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古时期以来，江南地区的开发与勃兴成为突出的历史趋势，也由此开启了名胜版图的题咏风气与建构热潮。对湖山关系的处理，促成了江南城市的快速崛起。白居易与苏轼等少数诗人，尤其是地方官员、贬谪士人群体，通过游览、题咏与竞争，永久性地“占有”了江南城市大多数的景观名胜。以杭州为例，白居易、苏轼等人展现出近似的书写策略：赴杭与离任途中的“直播式”呈现；对各类型景观“押宝式”的大量题咏；借助集体题咏形成知名文学事件；追求奇文瑰句，多有神来之笔；参与营建并抢先获题新兴景观；重视多文本书写的传播效用等。胜迹题写中，白居易、苏轼等人表露出的竞胜之心与焦虑情绪存在较大差异：一是与个体之性格底色相关；二是受到不同历史时段的诗坛风气影响；三是不同于独立的景观，在景观网络维度的题写和占有活动中，存在着与“影响的焦虑”完全相悖的作用机制与竞争语境，二者共同形塑了名胜版图的基本格局。 吴光正，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然才情所萃之地，必得一才人主之，斯为得所”，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着一人或几人将某地绝大多数景观名胜“瓜分殆尽”的特殊现象。杭州崛起于唐宋间，时人多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东南形胜，江吴都会”之赞，白居易与苏轼等名宦群体对其景观网络的题咏与占有即构成一种典型案例。近年来，以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存在着一股景观文化研究的学术热潮。只不过，其讨论视野多集中于黄鹤楼、凤凰台等知名景观，而“中心”之外，名胜版图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建构，即城市与地域维度下景观网络的题咏竞争情况则较少获得关注。笔者将名胜题咏置于多文本、多语境的视野下进行解读。希望以白居易与苏轼等人的杭州书写为切入点，探讨江南城市景观网络的题写、筛选与占有机制，并获得对名胜版图的历史生成与整体演变、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与现实功效等多个方面的进一步认知。 一、杭州的崛起与城市景观网络的成型 中古以来，随着江南地区的地理发现与城市建设，名胜题咏的风潮亦随之兴起。此阶段内，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在普遍加强制度、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发展规划的同时，也大量进行着城池、水利、交通、寺观等公私空间的营造活动，由此衍生出数量丰富的山水、建筑、雕塑等各类型景观，为士人群体的观看、题咏与竞争提供了广阔舞台。 柳永《望海潮》词云“钱塘自古繁华”，从史料记载来看，杭州在唐宋之间经历过一个快速崛起的发展过程，而柳永则为见证者之一。以城池营造为例，《梦粱录》称：“隋朝特创立此郡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仅”字之用，强调杭州城墙之规模狭小，且为“创立”始建，由此更可想见此前杭州的城市形态。以人口而论，《悦目赏心》称杭州：“唐以前为赤卤之地，遇山水发时，城中平地生波，故阛阓荒疏，居民稀少。”甚至不太具备宜居的生态条件。由“临安三志”与明清《杭州府志》中的“风俗”卷观之，史料排比下更可见唐宋间存在的转折变化。自周而下，其评价多为“躁劲轻扬……悦兵敢死”“轻死易发，断发文身，好勇接战”“多淫祀，好上筮”之句，被视以未开化状态。至隋唐时，则“君子尚礼，庸庶敦庞”“衣冠萃止，儒术为盛”，礼乐观念开始盛行。至宋，则“其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为贾”“其俗工巧，羞质朴而尚靡丽，且事佛为最勤”，已经不汲汲于强调自身的儒化程度，而是自信展示其多元、开放的城市面貌。 哪些因素促成了杭州在中古时期的快速崛起？对此，古人有着清晰的认知与共识：“自李邺侯凿六井，白香山开西湖，及苏长公浚广筑堤，于是杭州为东南之名胜焉。”“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此类表述中，“于是”“由是”等语词，显示出清晰的因果逻辑指向，即杭州之富庶强盛，要归功于对湖山关系的处理等各项事件。具体而言：一是对杭州城墙进行了数次修建与扩张活动，搭建起供城市未来发展与完善的空间框架；二是成功驯服了钱塘江潮，保障了杭城居民生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三是对西湖进行了妥善治理，解决了城内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等问题，并以此为核心景观制造出一个全国性文化活动中心。 伴随着城市的崛起，杭州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过程中，承载着城市记忆、情感认同的文化景观网络，经由各种文本的选择与书写后，被集中制作与展示出来。例如，借助“临安三志”与《西湖老人繁盛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官私史志文献，可获观早期的杭州景观体系全貌；通过对唐宋诗文总集、别集与选本的阅读与统计，可获取杭州不同景观间的题咏情况与经典化程度等信息；有关杭州题材的山水绘画，则能够较大程度地排除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体现文人与画家审美视野中的杭州城市形象。以《西湖繁盛全景图》为例，画家围绕着西湖进行了大范围的取景工作：该长卷可分为十四接，其画面共绘制有两百余种西湖景观，包括湖山、泉洞、园林、寺观、祠庙、桥堤、亭台、楼阁等各类型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与《（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中的497种相较，其在数量上精简了一半以上。不过，刨除《西湖图》中选取的大量政治、军事性设施，两者在景观名目的呈现上具有较强重合性，足以证明彼时业已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稳固的西湖景观网络。 名胜之所以成为名胜，其过程间存在着不少偶然性。不过，本质上论，“名胜因为诗歌题写而成其为名胜”，其都是在类型化竞争中，获得了更多数量或更高质量的文学题咏与艺文表现，从而拥有了更广泛的情感认同和群体影响。 白居易与苏轼等少数诗人，通过游览、题咏、竞争，永久性地“占有”了杭州绝大多数的景观名胜。不论来自官方志书，还是私人笔记，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张岱《西湖梦寻》、季婴《西湖手镜》、李卫《西湖志》、沈德潜《西湖志纂》等，都大量记述白居易、苏轼等人的杭州事迹，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又如李渔所言：“主西湖者，向得苏、白二公，相与盘桓者，不过数载，而千百年后咏西湖之胜者必及之，未尝一日去口实。”则白居易、苏轼之诗文亦往往在各类书籍中占据重要篇幅。以《（咸淳）临安志》为例，其各类型景观乃至“风俗”“地产”条目下，凡征引出注者，几乎都以白居易、苏轼诗文为主，于阅读体验中产生的视觉效果极为强烈。在《杭郡诗辑》等地域性诗文总集中，亦随处可见白居易、苏轼等名公的身影事迹。历代杭人或隔空唱酬、或追思怀想、或与之竞争，构成了地域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帕累托法则，在地域景观网络的题写与占有现象中仍然发挥着效力。 二、“后来者难乎诗矣”：唐宋名宦杭州书写中的身份便利与文本策略 在城市景观网络的创生阶段，唐宋文人无疑占据着观看和题咏的先机。白居易与苏轼等少数诗人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杭州题咏中呈现出多种近似的书写策略与创作规律，有助于他们在竞争激烈的时代风潮下，实现对城市景观网络的占有与“瓜分”。同时，相关事迹也表明地方官员、流贬士人群体尽享地利之便，构成名胜版图开发与争夺的主要力量。 白居易与苏轼之出仕杭州，为轰动一时的士林事件，且二人有意借此机会，在上任途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直播”。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除杭州刺史，十月方至杭州，期间写作了大量的羁旅诗歌。如《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马上作》《舟中晚起》《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等，频繁提及此行之目的地，向友朋倾诉的欲望十分强烈。 苏轼曾两次出仕杭州，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间通判杭州，第二次是元祐四年（1089）至绍圣元年（1094）间知杭州，皆为迫于党争形势的主动请缨。两次离京赴任途中，亦牵动着大量人际关系往来。例如《颍州初别子由》诗记熙宁四年苏辙自陈州送其往颍州之事，《送苏公知杭州》诗记元祐四年陈师道送其往宿州之事等。所过州郡，苏轼都拜谒会见了大量人物，如欧阳修、傅尧俞、张方平、晁说之、徐积、米芾、沈括、孙觌、章衡、崔度、柳瑾、李定、钱公辅、刘攽、刘挚等，其间艺文交游活动频繁。总之，不论出于何种真实目的，在面向读者的写作中，白居易与苏轼二人都注重塑造与杭州的特殊情缘，一开始就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白居易与苏轼在杭期间的诗文创作，在多个方面都展现出相似的题咏技巧与书写策略，其中或蕴含成功“占有”杭州景观名胜的秘密。 其一，两人发挥先到者优势，对各类型景观进行大量题咏，颇具“押宝”意味。据统计，白居易杭州任上共存诗两百余首，苏轼则有三百余首。其诗文主题涉猎广泛，例如西湖题咏，白居易有《钱塘湖春行》《湖上醉中代诸妓寄严郎中》等诗，苏轼有《饮湖上初晴后雨》《夜泛西湖五绝》等诗；寺观题咏，白居易有《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孤山寺遇雨》《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天竺寺七叶堂避暑》《题灵隐寺红辛夷花戏酬光上人》等诗，苏轼有《宿余杭法喜寺，寺后绿野堂，望吴兴诸山，怀孙莘老学士》《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宿临安净土寺》等诗；亭台楼阁题咏，白居易有《冷泉亭记》《宿竹阁》《忘筌亭》《翻经台》等诗文，苏轼则有《望海楼晚景五绝》《次韵刘景文登介亭》《介亭饯杨杰次公》等诗。二人在题咏对象的选择上，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差异化竞争策略。例如，葛立方《韵语阳秋》一书中很早就发现“钱塘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皆钱塘城外江湖之景，盖行人客子于解鞍系缆顷刻所见尔。城中之景，惟白乐天所赋最多”，则白居易曾有意避开城外的热门景观，将目光转向城内。苏轼则乐于为友人题诗，例如《西湖寿星院此君轩》《东阳水乐亭》《於潜僧绿筠轩》等，皆为原初知名度有限的景观。 其二，白居易与苏轼的杭州创作多为集体题咏性质，在仕宦身份与明星效应的加持下，较易转化衍生为知名的文学事件，进而扩大作品的传播度和影响力。例如，以白居易和元稹为发起人，形成了著名的“中唐杭越唱和”文学史现象。其中，由于任官地的不同，有关不同城市的体验和感受，频繁成为唱酬活动的主题，尤其是双方代表各自城市进行的夸耀互损，异常精彩。元稹曾寄《以州宅夸于乐天》诗，向白居易炫耀其任官环境。白居易即作《答微之夸越州州宅》诗回应：“贺上人回得报书，大夸州宅似仙居。厌看冯翊风沙久，喜见兰亭烟景初。日出旌旗生气色，月明楼阁在空虚。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前面大篇幅陈述元诗之内容，于尾联却突然杜撰元稹之心思，认为他不承认杭州是最好的江南城市，颇有朋友间无理取闹的意味。于是，元稹再作《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诗，重点围绕白诗尾联进行“论辩”：“人声晓动千门辟，湖色宵涵万象虚。为问西州西刹岸，涛头冲突近何如？”其明知故问，牵出钱塘江潮之害，企图令白居易难堪。而白居易显然更擅长吵架，作《微之重夸州居其落句有西州罗刹之谑因嘲兹石聊以寄怀》称：“神鬼曾鞭犹不动，波涛虽打欲何如？谁知太守心相似，抵滞坚顽两有余。”立时将元稹反置于其自身所嘲之物的境地。此种“较量”情绪蔓延，有时候和谐轻松的诗歌酬唱，都容易被带偏主题。如元稹有《寄乐天》诗，“莫嗟虚老海壖西，天下风光数会稽……安得故人生羽翼，飞来相伴醉如泥”，向白居易发出畅叙幽情的邀请。只不过，因为“天下风光数会稽”之语，遂引起后者维护杭州的心思，《答微之见寄》云：“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羡若耶溪。摆尘野鹤春毛暖，拍水沙鸥湿翅低。更对雪楼君爱否，红栏碧甃点银泥。”由大方面到小细节，俱为较量思维，似乎偏离了元稹寄诗之初衷。 同样，苏轼之性格豁然乐交，与朝野上下、坡门文士之间的唱酬往来相当密切。每到一地，其都能迅速与当地士绅建立联结，故其杭州所作亦多需放置于交游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一方面，苏轼于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次月一日即游孤山以访惠勤、惠思二僧，作有《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同月内，其还与李杞游灵隐寺，与张先游竹阁，分别作有《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竹阁见忆》等诗，迅速地融入当地生活，展开艺文社交活动。另一方面，苏轼在杭期间，其山水游观之作，亦多诞生于雅集交游的集体语境之中。例如，苏轼之西湖诗，有《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次韵刘景文西湖席上》《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次韵曹子方运判雪中同游西湖》《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等，从诗题即可见其曾与不同人物四时同游，并参加了形式多样的湖上活动。这些集体性题咏，为二人的景观游览活动增色不少，加深了他们与杭州城市之间的记忆连接。 其三，有关杭州生活的体验评价中，白居易与苏轼往往不吝赞美之词，且这些诗句往往获得广泛征引，从而成为城市的宣传标语与形象名片。白居易对杭州的称赞，通常是直观、毫无保留的。例如，白居易曾在不同诗作中反复提及“最忆是杭州”。其《忆江南》三首开篇，分别为“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内容依次涉及“江南”“杭州”“苏州”三地，而“最”字鲜明地呈现出白居易内心的情感取向，即杭州最得其喜爱。其在《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一诗中，亦称：“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将参与比较的城市范围，扩大至自己数十年来的人生履历，则“最”这一程度副词，无疑具有了更高的含金量。 苏轼在表达自身对杭州的喜爱之情时，采用了更加丰富的文学技巧。其《和张子野见寄》诗称：“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喜刘景文至》诗则称：“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不论前世与身后，都展现出对杭州的念念不忘。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为西湖贡献的两则比喻，影响极为深远。其一为“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以眼睛喻指西湖，形象地强调了西湖之于杭州的重要性。其二则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将西湖比作西子，完美呈现其气质形象。“识者谓此两句，已道尽西湖好处”，历代文人读之，多有暗自击节称叹者。从文本实际传播效果来看，此类对杭州的称赞和夸耀，的确有助于加深士人与城市之间的关联羁绊。 其四，白居易与苏轼任杭期间，牵头推动了众多城市营造活动，并优先对这些新兴景观进行了观看与题咏。例如，白居易曾介入清辉楼的收尾工程。其《严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东南楼，因名清辉，未立标榜，征归郎署。予既到郡，性爱楼居，宴游其间，颇有幽致。聊成十韵，兼戏寄严》诗云：“严郎制兹楼，立名曰清辉。未及署花牓，遽征还粉闱。去来三四年，尘土登者稀。今春新太守，扫洒施帘帏。”提到此前曾由严维负责清辉楼的修建工作。所谓“未及署花牓”“扫洒施帘帏”，白居易称自己只是对环境稍作整顿，此当然有不掠美之意，而“尘土登者稀”的表述，则反映了楼阁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现状。“君作不得住，我来幸因依。始知天地间，灵境有所归”，经过白居易的进一步修整完善，作为“灵境”的清辉楼，“始”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发掘。 苏轼则有感于吴越钱氏之功，上书筹划相关祭祀事宜。其《表忠观碑》记云：“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祠曰妙因院者为观，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改妙因院为表忠观，安排专员负责维护，从而避免了钱氏事迹的湮没无闻。此外，欧阳修于苏轼有知遇之恩，其故去后，经过苏轼的题咏命名，六一泉也俨然成为重要的纪念场所。 当然，作为西湖治理史上功绩最为卓著的官员，白居易与苏轼借助诗文题咏，也最先对其实施了占有与推广。对此，后世文人有着清晰的体认。王义山《西湖倡和诗序》云：“杭有西湖，唐以前未闻也。至乐天而重，至逋翁、坡仙诸公，老而愈重。四方游观之士，为诗者不知其几。描写瑰奇伟特之象，几无遗巧，后来者难乎诗矣。”则白居易、苏轼二人亲自制造了西湖，也一并从题写名胜的角度上永久地占据了西湖。后之至者，多只能“望湖兴叹”了。此类营造活动，基本出自政绩工程，因而也只能以白居易、苏轼等主政官员进行推动。而得益于二人的游览天性与题咏兴致，故在景观占有方面具有了先到者的优势。 其五，白居易与苏轼都重视绘画、金石等物质或图像等文本的特性，借助多种传播渠道增加其杭州诗文的影响力。有记载可查，最早的一幅杭州题材的山水画即与白居易有关。张祜《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诗曾提到白氏寄图予京城同僚，起到了相当意外的传播效果。“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见君向此闲吟意，肯恨当时作外官？”观者都对画景爱不释手，多有羡慕其杭州生活之意。白居易还有数量可观的石刻题记作品，清人丁敬《武林金石记》一书中即著录有《钱塘湖石记》《冷泉亭记》《虚白堂》等诗文。而且，白居易对可能的传播效果早有清醒认知。其《吴郡诗石记》有言：“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苏印，既醉于彼，又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今刻此篇于石，传贻将来。”十分在意众人口中的自我形象，举手投足间亦不乏表演意味。故在诗文写就伊始，传世效果就已经在其考量之内了。 苏轼亦有相当一部分杭州诗文采用了金石作为书写载体。《武林金石记》中即收录有其《六一泉铭》《表忠观碑》《六井记》等数篇诗文。除此之外，苏轼还作有大量题壁、题名、题梁作品。以《苏轼年谱》为例，“二十七日，循行富阳、新城途中，与李佖游风水洞，有诗题壁”，“二十五日，为孤山智果院题梁”，“三十日，与王瑜、张璹、周焘来龙井，馈元净香茗，庆其八十，题名”，诸如此类记载比比皆是。苏轼题壁、题名的地点，几乎都选择在寺观、洞窟等公共性质空间内，且都有多人在场伴随，则其题写过程极有可能具有公开表演的性质。而且，不管是题写于广严寺、惠明院等宗教性空间，还是风水洞、石屋洞等休闲观赏空间，一是这些开放性空间，能够吸引流量，从而保障其被一定数量的游客所观看；二是题写于金石之上，相较于纸张、简帛等传统文字载体，从长时间来看更具有物质稳定性，也更具有转化为文化遗产的可能性。白居易与苏轼热衷于碑铭金石的题写活动，其创作动机可见一斑。 三、“超越的焦虑”：唐宋名宦杭州书写中的心态呈现与理论机制 名胜版图的开发与争夺过程中，单一景观视野下，迟到者相较于先到者，普遍表现出一种“影响的焦虑”。而在城市或地域的景观网络维度下，却呈现出一种完全相悖的文学现象：先到者坐拥自建的题咏仓库，警惕着迟到者的挑战与抢夺；而迟到者面对着几乎不可能被穷尽的景观网络，表现出更加松弛的竞争与书写心态。此当然与士人个体在心性方面的差异有关。同时，面对着“无尽藏”而非单一景观，先到者与迟到者之间优劣态势的神奇转化，亦构成一种“超越的焦虑”的普遍心理机制，对彼时名胜版图的划分、诗坛格局的建构产生着深远影响。 白居易在离任杭州前后的持续写作中，于题材选择、内容表现以及情感表达等方面存在着较多规划与表演痕迹。白居易任满之际，有意选取不同对象进行了题咏。如“留题郡斋”“留题天竺灵隐两寺”“别萱桂”“重题别东楼别州民”“西湖留别”等诗题下，其内容多为交代留别缘由、回忆官居生活，并借由郡斋、天竺寺、灵隐寺、萱桂、东楼、西湖等不同物象媒介反复抒发伤感不舍之情。近似的书写模式下，可见有清晰的系列性选题思维。白居易在离杭途中，也进行了“直播式”书写。其《自余杭归宿淮口作》诗有句：“为郡已多暇，犹少勤吏职。罢郡更安闲，无所劳心力。舟行明月下，夜泊清淮北。岂止吾一身，举家同燕息。”于归途中开始回忆任杭期间的闲暇生活。而《杭州回舫》诗云：“自别钱唐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与报西湖风月知。”诉说自己因离杭而饮酒赋诗的兴致大减，甚至想调转舟船沿路返回。居洛期间及其后的长期书写中，杭州经历亦为白居易所念念不忘。其《洛下卜居》诗称：“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特意携带天竺石以归，是借助物质强调自身与杭州之间存在的情感关联。在多种语境中，白居易也时常念及杭州，“渭曲庄犹在，钱唐俸尚残。如能便归去，亦不至饥寒”，“为我踟蹰停酒盏，与君约略说杭州……所嗟水路无三百，官系何因得再游”，“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细吟冯翊使君诗，忆作余杭太守时。君有一般输我事，柘枝看校十年迟”，多次直白表达再临杭州的强烈意愿。 不论以在场者或是离场者身份而言，白居易关于杭州的诗文创作中，其行文间也经常流露出强烈的焦虑感与竞争意识。作为在场者兼先到者，白居易在杭州崛起之初就与之结缘，即便如此，依然本能地树立起假想敌。其《余杭形胜》诗称：“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新道姓苏。独有使君年太老，风光不称白髭须。”由谢灵运与苏小小对梦儿亭、教妓楼业已形成的占有事实出发，白居易放眼杭州全境，面对着等待题咏和占据的广阔景观资源，表现出了鲜明的时间焦虑之感。白居易的杭州诗文中，亦无时无刻不显示出对艺文作品功能性的重视。“更无一事移风俗，唯化州民解咏诗”，“太守三年嘲不尽，郡斋空作百篇诗”，“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题诗十余首”，其在意的并不是任官期间取得的傲人政绩，而是艺文创作的传唱度和影响力。白居易意欲何为？当其身份由在场者转化为离场者时，面对着同样拥有景观题写能力的众多后继者，一切疑团便明晰起来。白居易《九日思杭州旧游寄周判官及诸客》诗曰：“风景不随宫相去，欢娱应逐使君新。江山宾客皆如旧，唯是当筵换主人。”委婉地感叹随着杭州风景之“易主”，周判官等人也即将替代自己，成为集中生产诗歌的“欢娱”活动的参与者。《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诗提到：“渺渺钱唐路几千，想君到后事依然。静逢竺寺猿偷橘，闲看苏家女采莲。故妓数人凭问讯，新诗两首倩留传。舍人虽健无多兴，老校当时八九年。”作为一首送别诗，其情感抒发却颇有几分戏谑和挑衅意味。“事依然”，说明其在向姚姓官员宣示自己于杭州景观占有游戏中的自信，同时，也从侧面暴露出白居易对后继者潜在威胁性的警惕心理。 与之相对，苏轼的杭州诗文创作、行为举止则略显松弛随意。尤其是作为后到者，面对着被白居易等前辈大量占有的杭州景观，其文字间丝毫未见焦虑感与竞胜心，反倒充满了尊敬与推举之情。苏轼曾多次题咏竹阁，例如《白公竹阁记》载曰：“竹阁，白公乐天之遗迹也……东坡至杭，尝为赋诗，有‘古寺无人竹满轩’之句。”《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竹阁见忆》诗曰：“柏堂南畔竹如云，此阁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鹤氅，不须更画乐天真。”其以诗文对竹阁进行宣传与推广，意图进一步扩大白居易在杭州的影响力。在题咏其他景观时，苏轼还曾尝试借鉴融合白居易的作品。例如其《西湖寿星院此君轩》诗云：“卧听谡谡碎龙鳞，俯看苍苍立玉身。”施注指出即是化用了白居易《题赋武丘》“龙蟠松矫矫，玉立竹森森”之句。当然，同为杭州主政官员，且影响力皆冠绝一时，苏轼仍给予白居易极高的尊崇与赞美。以《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其二》诗为例，其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苏轼毫不讳言将白居易视作自己的精神偶像，并以其出处选择引导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且谦逊地认为自身才名远不如白居易，甘居其后。 究其原因，或与二人的性格底色有关。但就诗文书写情况来看，存在特定的情感机制与创作规律，在名胜版图的竞争活动中发挥着直观作用。 一方面，白居易与苏轼的心态呈现差异，需放置于时代群体风气之下进行思考。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一书中提到：“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之后，唐代拥有了辽阔的疆域和统一的版图，名胜地图也开始重构：过去的遗迹迎来了新的游客，新的地标建筑也正在兴起……在一个诗的时代，诗人的足迹遍布南北，将历史古迹和地标建筑题写成为名胜。”而白居易恰好活跃于题写名胜的竞争中最为激烈的时期，由诗坛整体环境所带来的个人焦虑之感也最为浓厚。至苏轼时，名胜版图早已为唐人所“瓜分殆尽”，故宋代文人的名胜题咏中似乎普遍感受不到相关压力。当然，借由此现象，或可管窥诗歌文体由唐发展至宋时面貌之一隅。 另一方面，针对单一景观与景观网络的不同题写活动，在竞争机制与书写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就单一景观而言，其视觉观看与文化属性相对固定，先到者往往能够获取较大的题咏优势。就景观网络而言，面对着“无尽藏”，无论采用大量题咏、广泛押宝、差异竞争，还是社集活动制造事件、反复书写维持热度等策略，白居易、苏轼二人皆旨在通过书写保持对景观网络的占有量，并期望从中孕育出一定数量的知名景观。与此同时，身为地方主政官员，二人亦深刻体验到自身职权所带来的巨大便利，其享有对景观进行营造、改制、观看与题咏的一系列优先权。如西湖景观的水利开发、景观建设到书写占有，便是成功案例。则迟到者相较于先到者，并不具备明显劣势，甚至能够充分利用前辈所遗留的观看经验和创作热度，多方向进行突围，乃至径直开辟新的题咏空间。换位来说，作为先到者，既要忍受迟到者在其苦心经营的景观网络内“攻城略地”，亦需时刻忧虑迟到者开辟新的题咏空间以实现“弯道超车”。故商著中提到的李白、杜甫等迟到者，面对崔颢、宋之问等先到者普遍表现出了“影响的焦虑”，而放之于城市与地域景观网络维度的讨论中，该诗歌理论几乎失效。先到者相较迟到者，反而普遍为一种“超越的焦虑”所笼罩。 四、结 语 中古以来，伴随着杭州等江南城市的重新发现与快速崛起，诗坛领域与名胜版图也发生着重构与巨变。借助《临安志》《杭州府志》《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官私史志文献，《杭郡诗辑》等地方性诗文总集、选本以及《西湖繁盛全景图》等手卷或版画等多种文本，不仅可以还原出杭州的景观网络体系，还可深入了解其题咏与占有的相关情况。白居易与苏轼等名宦“占有”杭州景观的案例显示，艺文性的硬性要求之外，一定的身份便利、书写技巧与竞争策略是必不可少的。例如，针对题咏对象而言，一是从各类型景观中广泛取材，保证创作的数量；二是押宝知名景观，细心揣摩，制造名句。针对传播效果而言，一是多采用雅集创作形式，既能先声夺人，在地域核心文人群体中取得竞争优势，亦能借助文学事件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自身知名度；二是重视金石书画等不同性质文献的流传特性，借助多文本书写，于时间与空间等维度内同时进行展示与呈现等。当然，整个过程中亦可见诗人间竞胜之心与性格色彩的差异以及攻守形势的转化，为文学创作带来的强大反作用力量。毫无疑问，白居易与苏轼等人都是这场名胜题写运动中的佼佼者，有关其杭州题咏的书写策略与普遍规律的讨论，具有反观各自所属时代名胜版图与诗坛风气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名胜被占有之后，无数竞争者与迟到者也在积极寻求着突破。不论其成功与否，历代文人围绕着杭州景观所进行的题咏、竞争与占有等艺文活动，都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形象厚度，并展现出诗文创作、发展与演进过程中的丰富面貌，值得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为微信推送方便，本文参考文献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原文编辑：张丽 微信编辑：万洋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