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银行

——中山中路149号

中山中路149号（老门牌195号），是浙江省银行旧址，这处房屋当年的占地面积为3亩5分8厘9毫，除了主楼外，还有附属房屋，共计建筑面积为3612.14平方米（1951年登记的6处房屋丈量数据是：1510.31平方米，西式；814.64平方米，西式；98.90平方米，西式；100.10平方米，西式；655.01平方米，西式；133.18平方米，中式），房屋建成于1929年。

官商矛盾：银行一分为二

浙江省银行的前身是清朝政府的浙江官钱局。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地方当局招揽民间资本，将官办的浙江官钱局改组为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后，浙江银行又更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仍实行官商合办，当时额定资本为300万银元，但是实收资本仅为72.285万银元，其中官方出资47.25万银元，商民出资25.035万银元。

1915年，中华民国浙江银行确定了“扶助生产，发展实业”的办行宗旨，所以又将银行更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更名后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虽然仍号称是官商合办，但主要由商股股东负责日常管理，经营的也都是商业银行业务。由于注重“稳健、踏实”的营业方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业务总量与经营收益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内爆发了一场大冲突。争论的焦点是：官方股东和商股股东，在银行增资和处置陈年呆账等问题上出现了绝然不同的观点；争论的实质是：代表官股股东的势力，已经不满商股股东势力在银行中日益壮大。争论延续了好几年，一直无法达成协议，最后只有走分手之路。1923年3月23日，官股代表与商股代表终于达成分手协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所属的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划归商股所有，成立“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所属的杭州分行、海门（现在称椒江）分行、兰溪分行划归官股，成立“浙江地方银行”。前者继续走商业银行的道路，后者则开始探索走官办地方性金融机构之路。

作为省级官办地方银行，最肥的一块业务应该是代理省库业务，因为全省各县平时库款进出数额巨大，日常积存数额也很大，这些钱款存放银行一概不计利息，代库银行可以将此钱款调拨运用，收益巨大。但是，早在1914年，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奉北洋政府之命接管了浙江的省库业务，所以，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成立之后，却难以从官方获得利益，业务也就没有大的作为。

1929年，浙江省政府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中划出一部分省库业务交给浙江地方银行代办，才使该行初步具有了“省级地方银行”的实质。同年，浙江地方银行建成中山中路（当时叫太平坊）旁的这座二层洋楼，用作杭州分行的经营大楼。1934年，浙江地方银行终于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手中接收了全部的代理省库业务，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省级地方银行”。此时，浙江地方银行已将杭州分行升格为总行，并在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温州等地都建起了分行。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浙江地方银行的分支机构已达150多处，在全省76个县中实现了县县有机构，成为浙江省机构最普及的大银行。

避难后方：银行直接经商

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地方银行告别太平坊的总行大楼，于1937年12月18日撤往丽水山区。由于浙南山区地处偏僻，开展金融业务受到很大局限，如果还是依靠平时常规业务，浙江地方银行不但难图发展，即使维持日常开支也很困难。时任浙江地方银行总经理的徐恩培（国民党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的弟弟），不得不另寻出路了。

当时，同样撤退到浙南山区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提出“建设浙东以收复浙西”的口号，号召“兴办战时生产事业，与敌伪展开经济斗争”。但是，银行是不能直接经营工商企业的，原有的法规对此早已作了明确规定。

不久，从财政部召开的金融会议上传来一条消息——财政部已作出决定，允许省级地方银行直接办理生产运输事业。徐恩培一看机会来了，马上成立相关的办事机构，修建房屋货栈，采购机器设备，将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大办企业上。

从1939年开始筹建，在一年的时间内，浙江地方银行先后办起浙江制革厂、浙江印刷厂、正大棉织厂、鼎大制茶厂、白云农场等13家生产企业。由于企业有官方背景，有资金实力，所以经营得很顺畅，获利也相当可观，完全实现了徐恩培“今后要靠企业来养银行”的预测。

除了创办生产企业外，浙江地方银行还创办了一个大型的商贸机构——大成庄。那时，无论是游击区还是沦陷区，只要浙江银行设有机构的地方，都有人负责为大成庄采购各种物资。抢购来的大量物资虽说是“平价”出售，但在物价看涨的趋势下，大成庄仍然获利丰厚。曾担任浙江地方银行襄理的洪品成，后来有回忆文章说：“该庄（大成庄）成立两年，为该行（浙江地方银行）赚了大批钞票，但对广大消费者没有什么好处，对稳定物价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有对该行之维持与发展，以及那些高级官员们生活资料的供应，倒占了很大的便宜。”①由此，洪品成曾感慨不少银行职员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购物资，有的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海盐金库代理主任沈植夫、办事员李光杰就在从事商贸工作时被残忍的敌人腰斩了。

战争期间，其他银行的经营规模都在大幅压缩，唯有浙江地方银行却以战争起家，既办工厂、农场，又办商贸实体，赚到了丰厚的利润。

抗战胜利：银行一事无成

抗战胜利后，浙江地方银行于1945年10月迁回杭州太平坊原址复业，并快速恢复了全省各地的分支机构。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一个《省银行条例》，主要精神是：南京政府要直接控制各省的地方银行，各省的地方银行一律改为省银行。于是在1947年3月1日，浙江地方银行去掉了“地方”两字，更名为“浙江省银行”。这也是这家银行最后一次更名。

由于总经理徐恩培在浙南时遭遇敌机轰炸死于倒塌的防空洞，后来，鄞县籍人士严燮被任命为浙江地方银行总经理。由于严燮常常抵制官方硬塞过来的人员，所以，在1946年召开的省议会会议上，他被套上“十大罪状”，不得不走人。浙江地方银行改为浙江省银行后，龙游籍人士童蒙正就任浙江省银行总经理。他到任后虽然提出了“鼓励增加存款储蓄，扶助各地特产事业”等经营方针，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导致物价暴涨，纸币快速贬值，银行已经很难吸收到存款。那时，不仅有钱的商人不肯将钞票存入银行，即使是一般的公教人员，一有钞票，也购买实物储存，以免遭受纸币贬值的危害。

浙江地方银行战时在浙南办的生产企业，也被丢弃不管了。当时，浙江制革厂已经是东南有名的大型制革企业，但是，总行迁到杭州后，作出的决定却是“紧缩工厂规模，大量遣散职工”。后来，该厂负责人经过反复陈诉，总行才勉强同意该厂迁往杭州继续生产。该厂员工历经千亲万苦将主要生产设备等带到杭州，并在杭州东街路租到了一处较大房屋作厂房。1946年春，工厂开始恢复生产。然而，到这年年底，由于物价暴涨，纸币贬值，工厂的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困境，而浙江地方银行也捉襟见肘，自顾不暇，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拿出大量资金来办这个企业。1947年3月，浙江地方银行更名为“浙江省银行”后，浙江制革厂已无法继续生存，同年5月，浙江制革厂不得不关门歇业。

尽管抗战胜利后，浙江省银行在经营上几乎是一事无成，但是，总经理童蒙正却打算用历年的积累盖一座新的总行大楼。童蒙正当时选好的地址是在延龄路与将军路交汇处（解放后此地曾建起了杭州人民大会堂，现在又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大楼）。不久，浙江省银行董事监事会通过了这项决定，随后，总行大楼的设计图纸也完成了，甚至连建筑材料都已经订购了一部分，然而，最终却由于省议会的反对，这项决定也没有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