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洞霄宫的前身天柱观始建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其创建之初，仅为杭州余杭县一座普通的地方道观。至唐玄宗时期，著名道士朱法满、叶法善、司马承祯、吴筠等先后在此进行过道教活动，天柱观的影响力开始急剧扩大。至唐末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延请天台山著名高道闾丘方远来此创建上清院派之后，天柱观更是异军突起，开始成为在江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道观。北宋初期，宋真宗编修《道藏》，天柱观成为张君房等人编修《大宋天宫宝藏》的实际场所，事后因功敕改天柱观为洞霄宫。洞霄宫还是宋仁宗朝所确立的进行斋醮投龙的主要名山洞府之一。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时期，洞霄宫被列为首批新增的十处提举宫观中的第一位，自此，两宋正副宰相提举洞霄宫者前后达120位以上，洞霄宫也因此而成为宋代祠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徽宗于政和二年（1112）赐洞霄宫三百道度牒以大规模重修宫观。

从方腊之变到靖康之变前后，江南地区战乱不已，杭州洞霄宫屡遭战火波及。道教在北宋徽宗时期曾显赫一时，靖康之变后，风云突变，反而成为士大夫批判的对象。加之南宋初期战事不断，宋高宗对道教采取较理性与严格的管理政策，多次发表贬抑释、道的言论，长期停颁度牒，以达到减少僧道人数的目的。然而就在这种对道教采取打压政策的大背景下，洞霄宫却因临近行都杭州，其在全国道观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逐渐得到宋高宗的青睐。宋高宗不仅“发帑出金”为其重修宫观，还在退位后的孝宗乾道二年（1166）亲临洞霄宫“累日”。宋高宗的这次访问，使洞霄宫的声望达到顶点，为整个南宋至元代洞霄宫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陆游在此事件不久写就的碑文中记载称：“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独为天下宫观之首……他莫敢望。”宋高宗对洞霄宫何以情有独钟，其亲临洞霄宫的政治含义及其影响均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从北宋末期到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洞霄宫至少两次遭到战火破坏，宫观亦三次重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洞霄宫住持都监何士昭以“宫宇颓圮，诣汴京陈乞，奉旨赐度牒三百道”，将洞霄宫修葺一新。然后好景不长，宣和二年（1120），方腊之变（1120—1121）爆发，新任主持石正素“死难”，花费巨资新建的宫观亦被付之一炬。

方腊之变平定后，徽宗再次下旨重建洞霄宫，借以表彰石正素之忠义。三清殿是洞霄宫的主殿，成为这次重建的重点。《乾道临安志》记载：“三清殿，政和二年被旨修葺，后因方腊毁，续再言，旨俾本路漕臣孟志其铭，鼎新建立。建炎兵火，复遭焚荡。”而《洞霄图志》则记载：“三清殿，即郭真君结茅之地。殿前三松，其所手植。今不存矣。钱王迁坐庚向甲，盖指此也。宋政和间，方腊之变，惟徽宗本命殿独存，住持道士金致一奉旨，改为三清殿，圣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号为绝技。”两段材料中的“本路漕臣孟”与“汴京孟成忠”有可能指同一人，一为“本路漕臣”（转运使），一为汴京著名塑像匠人，虽然两段记载略有差异，但都体现出方腊之变后洞霄宫和朝廷对重建三清殿的重视。

然而不久后的“建炎兵火”(靖康之难1127—1130)，使洞霄宫“复遭焚荡”。绍兴（1131—1162）之后，动荡的局势才稍稍好转，洞霄宫再次开始了缓慢的第三次重建过程。这次重建从南宋初的建炎年间（1127—1130）开始，一直持续到宋高宗执政（1127—1162）的末期，宋高宗在乾道二年的驾临标志着洞霄宫第三次重建的最终完成，前后共30余年。建炎及绍兴初年，主要修复或新建部分殿宇，以及与外界交通的桥梁及接待宫观。其中包括：

佑圣殿，旧在正殿左，建炎间建。

璇玑殿，在库院东，建炎间建。

龙王仙官祠，在西庑后。宋建炎间建赐额“嘉应庙”。

佑圣殿与璇玑殿在当时洞霄宫的主要殿宇中排名第二、第三位，第一位是三清殿，两座次要殿宇首先得以修复。洞霄宫没有首先修复主殿三清殿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宫观经费紧张以及担心金人再度南下的心理。而龙王仙官祠（嘉应庙）却是日后洞霄宫与南宋朝廷联系的重要纽带，这一祠庙成为南宋王朝祈雨的重要场所，祠庙主神在南宋先后八次受封，从两字的“善应”侯到八字的“灵泽顺济孚惠广佑”公。这次重建中用于对外交通的桥梁以及送往迎来的附属宫观包括：

通仙桥，在余杭入宫大路，去通真门四里。宋建炎年间建，旧号石门桥。

玉泉桥，在东天柱岭下，石府君祠左，去宫二里，俗呼为麻车桥，宋建炎年间建，飞玉泉由此出涧，故名。

鸣凤桥，在云根石左，俗呼为袁家桥。宋建炎年间建，与鸣凤岩相近，故名。

廨院，一在仁和县江涨桥，地名芳林乡。宋建炎年间，童先生建，俗呼为江涨道院，主者系宫门差遣。

施水庵，一在余杭县南九里，去宫亦九里。名南湖庵。宋建炎间建，往来必道焉。四面南湖诸山，如列屏帷，门多榉、柳、芙蓉，春秋二时尤盛。

通真门，兹门不在余杭县四门数内，宋绍兴年间建，谓由此入洞霄也。

这些桥梁及廨院、施水庵是洞霄宫与周边（特别是余杭县城及杭州方向）联系的重要通道，洞霄宫将其列为首批修复或兴建的建筑，可见洞霄宫对于与外界交通的格外重视。尤其是“会仙桥”、“施水庵”和“通真门”，三处建筑位于杭州通往洞霄宫的主干道路上，是这次重修宫观的重中之重。“通真门”是余杭县四门之外的第五城门，却由洞霄宫来修建，因为它是由余杭县通往洞霄宫道路的起点，距洞霄宫的正门“九锁山门”十八里，洞霄宫将此门视为宫观的“门外之门”。而“通仙桥”及“施水庵”则处在这十八里“洞霄宫路”之上，起到送往迎来之作用。

上面列举的殿宇、桥梁等都是建炎、绍兴初期洞霄宫凭自身力量修复的宫观建筑。此次修复建筑的特点是只修复特别紧要之处，远没有达到徽宗赐钱修建时的金碧辉煌。南宋初期的一些诗文也印证了这一点，南宋中兴名将“和王”杨存中之子杨偰，字子宽，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仕至权工部侍郎，在他中进士的四年后（1149）来游洞霄宫，有《绍兴己巳游洞霄》 一诗：

青山九锁隔凡缘，福地潜通小有天。

古洞落花春寂寂，空山乱石水涓涓。

金丹翠箬藏千岁，芝草琅玕定几年。

惆怅何时谢尘事，山中长作地行仙。

这首诗中也提及绍兴中期的洞霄宫仍然是“古洞落花春寂寂，空山乱石水涓涓”。虽然道教宫观本应与世隔绝，但这些空寂之感也是当时洞霄宫战火后的真实写照。

总之，从北宋徽宗末年到南宋绍兴年间，杭州洞霄宫至少经历两场战火，三度重建。在第三次重建中，绍兴年间的一些游客诗作中展现的洞霄宫仍是一片荒凉状况，重建显然并未真正完成，洞霄宫最终走出战火的阴影还是靠宋高宗的积极扶持。

宋高宗建炎年间及绍兴初期，南宋政权多次议论临时首都（行在）问题，最终在绍兴八年（1138），正式以杭州为“行在所”。虽然历经战火，但宋室将杭州立为“行在”的事实却从长远上为洞霄宫带来巨大的好处。在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扫除宋金议和的最后障碍后，宋金两国终于在绍兴十一年（1141）签定和议。“绍兴和议”的历史细节姑且不谈，但它使久经战火的南宋政权得到喘息的机会。正是在定都杭州与绍兴和议两个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洞霄宫迎来了重建的高潮。宋高宗先是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出资重建被方腊烧毁的这座宫宇，进而又在退位后的孝宗乾道二年（1166）临幸宫观，奠定了洞霄宫在南宋的地位。

汪圣铎与卿希泰两位先生已经对宋高宗时期的道教政策做过研究，但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认为，二人的结论均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宋高宗并不是在绍兴二十五年突然对洞霄宫感兴趣，而是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即与洞霄宫的多位道士有过接触，并且对洞霄宫有了相当了解。早在建炎年间（1127—1130），宋高宗就已经对洞霄宫加以封赏。前文已提及，龙王仙官祠赐额于建炎年间，处于宋金战争最艰难的建炎年间得此赐额，实属不易。至迟到绍兴十七年（1147），龙王仙官祠第一次得到朝廷加封，《洞霄图志》记载：

初，以宋绍兴九年（1139）内旨诣洞，投铁简得雨，封“善应侯”。敕：朕惟山林川谷，出云气为风雨者，必加礼秩，以谨奉祠，矧兹洞天，神灵所宅，屈伸变化，呼吸风云，若时愆阳，旋施膏泽。有司言状，宠锡侯封，用孚恵于烝黎，以钦承于涣綍。可特封“善应侯”。

而清代学者徐松整理的《宋会要辑稿》则有《宋会要大条洞天龙神祠》条，其文曰：

大条（涤）洞天龙神祠，在临安府余杭县大（天）柱山洞霄宫，光尧皇帝（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七月封“善应侯”。

两则材料记载封侯的时间不同，一为绍兴九年，一为绍兴十七年，但记载的事情却是同一件，均是因投龙祈雨成功后，封洞霄宫龙神为“善应侯”一事。龙神封侯一事应当是宋高宗亲自批准的，加之洞霄宫位于杭州属县，又是宰辅提举的重要宫观，因此我们认为至迟在绍兴十七年，洞霄宫在宋高宗心中已经获得比较好的印象。

宋高宗不仅重视洞霄宫的龙神，而且与洞霄宫的多位道士有过交往。根据《洞霄图志》记载：

李洞神，字云友，杭之新城人。自幼不茹荤酒，嗜黄老学。七岁入洞霄受度，刻意道法，戒行严洁。中年走淮海，谒徐神翁，密有所得，归屏人事，宴坐林下。高宗赐号“明素”，俾主宁寿观。未几，乞还山（指洞霄），授右街道箓，主洞霄宫。孝宫践位（1163），召使拜章，旋即昭格。

李洞神这位洞霄宫道士早年得到两宋之际著名道士淮海徐神翁（徐守信）真传，而宋高宗可能与徐神翁早已相识。李洞神回到洞霄宫后，深得高宗与孝宗的宠幸。先得到高宗赐号“明素”，进而成为御前宫观之一的宁寿观主持；不久后被授予“右街道箓”这一南宋最高道教职务，并成为洞霄宫主持。宋孝宗继位后更进入“昭格署”这一国家用来专门举行道教斋醮活动的机构。李洞神的这一光鲜的履历，创造了南宋以来洞霄宫数个纪录，为南宋到元代众多洞霄宫道士多次得到皇帝“赐号”、任职朝廷“道官”、管理皇家的御前宫观创造了先例。

另一位洞霄宫道士陈希声，字震甫，临安人，“师凝妙大师金致一，以行业清高，际遇高宗，授右街鉴义，俾主洞霄宫。提纲严肃，奖拨后进，一时学者向风”。陈希声同样得到宋高宗的“际遇”，只是没有前举李洞神的地位高，他在朝廷的官职是“授右街鉴义”，是官方道教官职中的第二等级，但同样被任命为洞霄宫的主首。需要指出的是，高宗于乾道二年驾临洞霄宫时，担任洞霄宫知宫的正是陈希声，他全面负责了高宗来访前后的接待工作，“乾道二年三月，车驾临幸山中，（陈希声）扈从，登游东西岩洞，赐御书、度牒，号凝和大师，又书《度人经》赐焉”。由于“扈从”有功，他被赐“凝和大师”的师号。能够亲自接待宋高宗来访，成为洞霄宫住持陈希声人生的最高点。

洞霄宫在宋高宗时就已得到皇室宠幸的第三位道士是俞延禧。史载：

俞延禧，字德厚，临安人，受度于洞霄宫，自号竹林道人。襟韵洒落，善丹青，高宗赐御衣、象简，迁授道秩。后以《古涧松》进，孝宗御制诗，赐曰：“荦确奔流泻玉虹，凛然云干拟蟠空。红尘车马稠如织，梦入苍烟万壑风。”尝自写神，恩平郡王见之，赐赞曰：“日角月渊，天赐怡然。丹青妙笔，秉鉴自传。妙中之妙，元中之元。不知谁氏子，乃玉京之谪仙。”孝宗又赐以“怡然”二字，俾主宁寿观。未几，乞还山，复俾知洞霄宫。随亦退闲，住通明馆。

俞延禧得到皇室注意的原因与前两位洞霄宫道士不同，并非因其道术高超，而是因为其善丹青，即善画。他首先得到高宗的认可，被赐予“御衣、象简”，也被赐“迁授道秩”，只是未提及具体官职。他与宋高宗的接触当是高宗当政的晚期，不久进入孝宗时代，以一幅《古涧松》得到孝宗的宠幸，并得以赐御制诗一首，得到皇帝的御制诗可谓中国历史上道士中的极少数人，反映了其与宋孝宗不一般的关系。同时，他的自画像还得到恩平郡王的赐赞，称其为“谪仙”，当是将其与唐代李白相比拟。俞延禧后来被赐“怡然”就是从恩平郡王的赐赞中得来。这位恩平郡王就是宋孝宗潜邸时唯一的竞争者赵伯玖，其封恩平郡王在绍兴十五年（1145），因此赵伯玖与俞延禧的相识当不早于这一年。俞延禧得到宋高宗、宋孝宗两代皇帝宠信，也被授予皇家宫观“宁寿观”住持的职务，这与李洞神的经历比较接近，“宁寿观”成为与洞霄宫道士关系密切的御前宫观。俞延禧乞闲还山后同样被任命为知洞霄宫，这一职位是洞霄宫的副职，没有前两位道士地位高。其在洞霄宫退闲后，“住通明馆”。通明馆是宋高宗乾道二年来访居住的地方，宋高宗离开后，室内所有陈设被严格保持，并定期打扫，成为洞霄宫内最高级别的保护对象，南宋以降历代首席洞霄宫住持，都要带提点“通明馆”的职务，因此俞延禧“住通明馆”并非普通的居住通明馆的意思，应是管理“通明馆”之意。俞延禧作为一名画家道士，先后得到南宋两位皇帝、一位郡王的赏识，反映了南宋初期洞霄宫道士与皇室非同寻常的关系，也反映了洞霄宫在南宋王朝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