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自唐代以来，社会经济日益繁盛。至南宋为都时，杭州俨然已发展成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际化大城市。虽经历宋元之际的一度动荡，但入元后的杭州城繁华未减。与北方的大都相呼应，杭州无疑是当时中国南方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无数文人墨客曾驻足于杭州，也因此留下了反映杭州社会生活的丰富记载。杭州之名远播海外，成为当时为西方所耳闻的最有名的中国城市之一。13、14世纪波斯最著名的史学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dhl-allāh Hamadānī）在其著作中就频频提起杭州，称之为“行在”（Khīngsāy）——这也是当时穆斯林和欧洲人对杭州的称呼。在拉施都丁撰著的一部波斯语农学书籍《迹象与生命》（Āsār va Aḥyā）中，记载了这样一条对杭州杨梅的描述：

一种叫“杨梅”（yānk may）的植物的知识

杨梅是一种类似小乔木的植物。夏季生长，冬季枯萎。因此它被称为“杨梅”。杨梅生长在蛮子国的某些地方，那个国家的都城、同时也是最大的城市，是一座被称为“HNYKSAY” （行在）的城市，在我国（指伊朗）它以“Khīngīsāy”之称而闻名。

那座城市中有一座山，延绵二三法尔生格（farsang）。此山上就出产杨梅。杨梅树高约一盖斯（gaz），叶片很小，似鹰嘴豆（nukhd）叶。花为红色，如桃花般大小，但并不太香。刚结出的果实为绿色，成熟后整个为红色。果核类似李子核，小而圆，枝条柔软无刺。果实尚未完全成熟时，味酸；完全成熟后甜如桑葚。

杨梅性质如下，发热的人吃它，可生津、清热。

杨梅核仁也是甜的，大小如鹰嘴豆。

有人将杨梅核煮熟洗净，再置于水中煎煮，饮下其汤汁。或将核嚼碎用水送下，会很有功效。

若要制作杨梅干，就撒上少许盐，在太阳下晒干。然后便可运往其它地方出售。

考杨梅坞地名，淳祐、咸淳《临安志》引傅牧《西湖古迹事实》曰：

在南山近瑞峰石坞内，有一老妪姓金。其家杨梅甚盛，俗呼杨梅坞。所谓金婆杨梅是也。

元代曲作家张小山《秦楼月》也对杨梅坞的地点给予描述：

寻芳履，出门便是西湖路。西湖路，傍花行到，旧题诗处。瑞芝峰下杨梅坞，看松未了催归去。催归去，吴山云暗，又商量雨。

又明时田汝成所撰《西湖游览志》“南山胜迹”记载灵石山西北“为鸡笼山、凤凰岭、一片云石、杨梅坞、狮子峰、延恩衍庆讲寺、龙井、神运石”，又释杨梅坞云：

杨梅坞，近瑞峰坞。宋时有金妪者，所栽杨梅盛美，因以起名……至今其地杨梅异于他产。

释广宾《上天竺山志》释“杨梅坞”地名：

杨梅坞，在狮子峰麓。宋时杨梅甚盛，而金婆家所产尤称佳品，故以为名也。

从以上记载可知，杨梅坞之地名因宋代金婆在此种植杨梅而得名。而杨梅坞所在之山岭也因此名“杨梅岭”，其通路亦名“杨梅弄”。此名沿用至今，杨梅岭亦为今西湖景区南线一处名胜。自宋代以来，记述吟咏西湖风景的文人诗赋不厌其多，而“杨梅坞”之名亦不绝于世人之耳。事实上，中国出产杨梅之地甚广，而远在波斯的拉施都丁提及杨梅之产地，仅言杭州一地，大概与杭州西湖杨梅名气之大有关。

其次，拉施都丁记载了杨梅的两种食用方法——杨梅煮水和腌制杨梅干。腌制杨梅干的方法，中国人很早就掌握并运用了。贾思勰引《食经》中就有记载“藏杨梅法”：

择佳完者一石，以盐一升淹之。盐入肉中，仍出，曝令干熇。取杬皮二斤，煮取汁渍之，不加蜜渍。梅色如初，美好，可堪数岁。

由于腌制法能够使易腐坏的水果得以长时间保存，也使得干制水果能够长途贩运。明代成书的《树艺篇》引《吴邑志》称杨梅“惟宜醃以行远也”，又引《证类本草》曰：“南人淹藏以为果，寄至北方甚多。”可见在古时，杨梅制干贩卖也参与到长途贸易中来。或许这种干果也通过海路或陆路运至国外，成为国际贸易的一种商品。

而另一种杨梅的食用方法则是元代十分流行的煮水法。元人笔记中常常提及这一方法，如《庶斋老学丛谈》所言“江东人以杨梅煎汁饮之，内则名醷”。元代的百科全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称之为“杨梅渴水”，并详述其制法：

杨梅不计多少，棎搦取自然汁。滤至十分净。入砂石器内慢火熬浓，滴入水不散为度。若熬不到，则生白醭。贮以净器。用时每一斤梅汁入熟蜜三斤，脑麝少许。冷热任用。如无蜜，毬糖四斤入水熬过亦可。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在“渴水”处解释说“番名‘摄里白’”，这就是元代从西域引进的一种水果饮品，原为波斯语“sharbat”，汉译亦作“舍儿别”、“舍里八”等。《镇江大兴国寺记》提到舍儿别的制作方法是“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陈高华先生曾撰文考察元代的舍儿别饮品及与之相关的官职、机构，论之甚详。根据拉施都丁对杨梅煮水方法的描述来看，其与元代舍儿别的制作过程十分相似，因此拉施都丁所述当为舍儿别。

以上通过汉文史料与这条波斯文材料相对比，可以发现蒙元时期远在西亚的波斯人对杭州杨梅的认识已经到了非常深入的程度，不仅仅是出产名称的描述，而且对物产出产地、品貌甚至饮食方法都有了如此细致的了解。尽管目前尚未有直接材料证明这些物品当时已传至波斯，但至少可知，杭州的物产信息已为当时的波斯人知晓。试图推测拉施都丁对杭州杨梅的了解，可能来自以下几种渠道：第一，元代重视编修农书，而伊利汗国与元朝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往来关系，因此这些中国编写的农业书籍有可能通过官方渠道，传到波斯。而第二种渠道，据拉施都丁自己在书中所说，他经常与往来于中国与波斯之间的贸易商人有密切交往。他说这些商人常常给他带去东方的商货，同时向他传递有关东方的信息。而拉施都丁本人，除了具有政治家和史学家的身份外，同时还是商人和医师。他对世界各地的植物、药材格外关注。可以想象，正是在他与商人们接触的过程，了解到了杭州杨梅的信息。

另一方面，正如同时代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杭州的描述：“其地有船舶甚重，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因是此城愈增价值。”杭州是宋元时代最重要的外贸城市之一，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商人。这些往来于中国、印度、穆斯林国家，甚至欧洲的贸易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担负着东西方物质交流的重要使命，还为东西方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无论是《马可·波罗行纪》，亦或是本文所讨论的《迹象与生命》，都是最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