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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叹了口气:“朕这字确实写得比他差”
来源:姜青青  作者:  日期:2017-06-29

《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九里松一字门”。南宋时从西湖北线过行春桥(今洪春桥)去灵隐天竺的大道,即现在公交七路车所行大路。


 

夜已深深,高宗和吴后还在认真做作业:为太学“石经”书写《孟子》《诗经》《春秋左氏传》等典籍。写着写着,高宗走神了,一恍惚,写坏了一个笔画。他朝已经写了大半幅字的书纸审视了片刻,摇摇头叹口气,一把团了扔在地上。


为太学写的儒家经典要刻字上碑,作为一种“标准”版本供这里的学子学习之用,也称“石经”。这是因为宋朝南渡时,大量典籍遗失损毁,眼下市面上重刊的那些儒家典籍,因各种缘故讹误遗漏颇多,导致刚刚开学的太学在教学上竟然找不到一个值得信赖的“教材”。大宋以文治立国,高宗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太学提供一套堪称“范本”的儒学丛书,也是应了秦桧“镌石以颁四方”的请求,便利用皇家资源,亲笔为太学“石经”书写一套刻字底本,既是练字习经,也免得因为几本烂书误了莘莘学子,坏了大宋文治。高宗在政务之暇,全副精力投入了抄书上。但他后来发现,这“文抄公”的活儿其实太难了,因为说好了是要上碑石的,所以不但不能写错一个字,每个字还要一笔一画工楷精写得漂亮,书法上也要成为不朽典范。这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

 

赵构《赐岳飞手敕卷》作于绍兴十一年(114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皇后吴氏见高宗有点骑马难下的味道,便也加入了文字抄写的工作(她的小楷水平当然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减轻他的压力,也是表明此事当是有进无退,必须成功。当然,吴后也晓得要劳逸结合,不时撺掇高宗出去散散心,伸伸腿弯弯腰。老这么抄写下去,人都要傻掉的。


这天正值绍兴十四年(1144)的春天,吴后笑眯眯地跟高宗说,难得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咱们去西湖春游一番可好?高宗昨晚抄书抄得眼睛酸涩,身心倦怠,一听可以去踏青,大大地伸了个懒腰答应了。去哪儿?去九里松。


九里松好啊!一路的古松,那是唐朝刺史袁仁在开元十三年(725)栽种的,左右各有三行,相距八九尺一株,整齐之中姿态各异,苍劲葱郁,这样的古风可入画、可吟咏。然后可以去天竺寺烧个香拜个佛,还可以顺道去那里的几个军寨走走,慰问一下弟兄们,他们保家卫国也确实辛苦了。


两人坐轿出皇城和宁门,左拐走万松岭路,西出钱湖门(今长桥公园北端附近),然后绕道至雷峰塔下的御船坊,换乘御舟开始游湖。游玩湖后在西林桥(今西泠桥)附近上岸,然后沿北新路一路西行。


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九里松“一字门”。这门其实就是一座简易牌坊,两柱夹道,上架两根横梁,横梁之间有一门匾,上写“九里松”三字。这时,边上的吴后笑着问道:“陛下可知这‘九里松’是谁的笔墨?”高宗觉得这三字有点眼熟,却想不起来是谁写的。再想想,提个示,作者也姓“吴”。哦!想起来了,是他!高宗哈哈大笑道:“原来你今天要我来踏青,却另有安排,是叫我来看这三个字的。”吴后笑道:“是啊!这是天竺寺新上的门匾。前两天琚儿来宫中叙话,见你正在做功课,便只跟我说了这桩‘新闻’。怎么样,他这字儿好吧?天竺寺的院主见了都欢喜得合不拢嘴,说不愧是大宋书家的大作!”吴后正高兴呢,哪晓得高宗冷不防说道:“不好!他这样的字怎么可以挂在这里?”这一回答让吴后结结实实怔住了。


他俩说的那个他,叫吴说(字傅朋。“说”音yuè悦),是当下大宋的著名书法家,也是吴后侄子吴琚崇拜的偶像,皇后对他的才艺也很钦慕,尤其喜欢他的小楷。吴后曾经跟高宗说,幸亏平时就喜欢吴说的小楷,多有临摹,才让她这次有幸能够参与皇帝亲力亲为的这项大工程。然而,要说书法这门艺术,高宗却比吴说更具造诣和权威,不是因为高宗是皇帝,而是真正的实力说话,书界也是公认的。打个比方,如果民主公正选举,高宗至少可以当选“全国书协”副主席,而吴说大概只能弄个“理事”干干,连“常务”都不是。


高宗这种绝对的书法权威性,叫吴后也不好反对,便说:“他的字哪能跟陛下您相比。这样吧,既然他不行,陛下您来吧!”高宗这段时间写字写太多了,见到写字都恶心,便不太情愿。但吴后不答应,去天竺的路上竭力怂恿他露一手,谁叫你是“大宋书协”副主席啊。到了天竺寺,高宗看到笔墨纸砚和书案香炉等一应物事居然都已安排停当,不好再推却了,心想,不就写三个字吗?袍袖一撸,上去唰唰唰,“九里松”三字一气呵成。写得怎么样?能怎么样吗!实打实的现场御笔亲题,一片喝彩声那是必然和必须的。


天竺寺院主太激动了!那边皇帝和皇后一走,他连夜就叫匠人精心摹刻御笔书法,做成门匾,还叮嘱一定要用崇新门里太和楼大街南侧韩二郎家的打造佛像用的上好金箔,将这三个字迹妥妥地装饰了。新的门匾很快搞定,接下来,自然是将“大宋书协”理事写的旧匾换下,隆重推出副主席的金字新匾。那换下来的吴理事旧匾怎么办?就搁在寺院库房里吧,毕竟也是著名书法家的墨宝,外间想要都不一定要得到。院主心想,亏得那天天气出奇的好,皇后陪皇帝来了一趟小寺,还不用老衲出面相求,这御书就写成了。瞧这金灿灿亮堂堂的金字,比比原先那块“黑白版”的,不要太好哦!今后俺这寺院香火就别提该有多旺了,太赚了!呵呵……


当事人吴说听说了这事,也心服口服,毕竟皇帝书法的实力水平早就在那儿了,也没啥可以多说多想的,在他心里这事就这样过了,该干嘛干嘛。吴后觉得,大家都是行家里手,一个门匾谁写都一样,而皇帝的新匾自然要比吴说那块好一千倍,在她心里这事也过了,该干嘛干嘛。


然而,高宗的心里却“咯噔”一下,这事过不去了!咋回事?原来,那天打从天竺寺回宫以后,他就觉得很不自在,就为“九里松”这三个字。你说吴说那三个字确实写得一般般,至少没有发挥他最好的水平。可是自己上去一挥笔,糟糕,轻率了!本来写字的兴致就不高,加上好长时间都在抄字,都是一笔一画的工笔小楷,这天要写的却是门匾榜书,自然不能再用小楷了,行楷或行草都可以选择,但是一动笔,生了!倘若那时候是雅集活动,吟诗作词、题诗作画以后,大家活动开了,兴致也来了,自己再多写几个门匾都不在话下。他觉得那三个字没有写好,很涩,可现场偏偏众人都是自己的“粉丝”,没有一个不叫好的,自己又不好扫了大家的兴,那字就这样留下了。过后几天,他找机会又去了一趟九里松,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那个“一字门”下看了好久,心里比较吴说原来的那几个字,越比越觉得自己写得确实差。嗨!他叹口气自言自语说,都是叫那些个“孟子”给害的。


咋整呢?这事搁在高宗心里过不去,晚上抄书那会儿就时不时的要走神,连锁反应这钦定的“范本”工程眼看就要出质量问题了。还是吴后发现他出状况了,说真不行啊,仍旧换回来不就行了,不就一个门匾嘛,值得那么大费周章,至于吗?高宗细细一想也是,与其这么丢人现眼(大宋的著名书法家太多了,你蒙谁呢),还不如坏事变好事,换了,就是实事求是、礼贤下士、谦虚谦让的范儿!

 

 吴说手迹《门内星聚帖》(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几天以后,正好朝廷对吴说有新的任用,让他去信州(今江西上饶)当知州。临行前,吴说例行公事来见高宗“陛辞”,听取谆谆教诲和嘱咐。高宗官样文章说了几句之后,便将九里松门匾的事情说开来了,说吴说原来的字写得“甚好”,自己虽然也写了一块,而且也换上去挂出来了,但始终觉得还是不及爱卿你写得好,所以还是换回来吧,抱歉啦。吴说万万没想到皇帝这么谦虚,自然说是万万不可。高宗现场叫人传旨,要求天竺寺将吴说原匾换回原来的位置上,御书门匾则由宫中收回。


圣旨一下,天竺寺院主尴尬了。他后悔将吴说的旧匾收藏下来了,当时如果现场销毁也许就没事了。现在一换回来,皇帝的金字招牌就等于是飞了,但说好的香火呢?能不换回来吗?或者悄悄地将旧匾“毁尸灭迹”,行不?这是抗旨,要被抓典型的,你想都不要想。


院主没办法,只好又将库房旮旯里的那块旧门匾抬出来,准备重新换上。但他看着这块黑白字匾,想想御书金匾的金光灿灿,总觉得这两个“级别”相差太大,心有不甘啊!左思右想,他突然想出一个法子。过了几天,吴说旧匾替换了高宗新匾,重新亮相九里松。但让人眼睛一亮的是,虽说还是吴说的原迹,但现在也用上了金箔装饰。


这样一来,好看是好看了,却生发了社会舆论,问题接踵而来:有人质疑说,好像只有皇帝御笔才能用金装的,吴说没这资格吧?有人怀疑说,这字匾好像还是皇帝原来那块吧,你天竺寺是不是没换过来啊?还有人质问说,吴说的旧匾你天竺寺是不是早劈了当柴烧了?其实,让人疑惑不定,这正是院主打的小算盘。


幸好,高宗也没兴致再去过问这茬事,御旨已下了,态度也表了,这事就算让它过了。至于那些社会舆论,皇帝不追究,也无关痛痒。


当然,官方最后还是有个交待的。那天,皇帝下旨换匾,这下轮到吴说太激动了,他逢人便说皇上“谦仁不伐”的美德。这样的说法让大家将“新闻眼”放在了对圣德的评价上。于是有人就将这事按照这个“口径”记录下来了,可能同时起居注也记上了一笔。所以传到后来,官修的《咸淳临安志》也有了说法,说高宗换匾不果,觉得吴说写的门匾还是很优秀的,便“以金饰其字”。总之,都是皇帝的意思,什么金不金的,没啥好大惊小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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