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先生是真正的隐士，晚年优游世外，垂钓富春江上。自东汉光武帝以来数千年，其清操自守、高风亮节，天下尊之，绝无异辞。北宋名臣范仲淹知严州时，撰有名篇《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桐庐严子陵钓台，遂扬名四方。

照书上说，桐庐并非严先生之故里。他是余姚县龙泉乡客星里人，即今慈溪市横河镇子陵村。至于他为何不愿返乡而远赴桐庐养老，古书没有明说，我们也不好瞎猜。据说光武帝刘秀与严子陵是老朋友，深知其德行和才能，登基后，敦促其辅政，两人尝同床而卧，不知是严先生架子大，还是睡相恶，竟然将脚搁到刘秀的肚子上，惊动了天上星象。次日，太史奏告：“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

曾几何时，严子陵故里就叫了“客星里”；客星里附近有座小山，名曰“陈山”，传说严先生归葬此处，又名“客星山”，明正德八年（1513），墓前立有“汉征士严光之墓”的墓碑，并建有严先生祠、高节书院（光绪《余姚县志·山川》、民国严师愈《客星山谒墓记》，见胡洪军编《溪上文钞》）；客星山下，有座石拱桥，始建于南宋，形若长虹卧波，就叫“客星桥”。从此，客星山蔚为一方人文胜迹。

2014年，我曾去过客星山。是时，客星桥早已改为现代平板石桥，绝无古意可供凭吊，严子陵墓、严先生祠与书院亦告荡然。唯余眼前的小山，丛石隆起，向阳坡挺立陡峭。我上山转了转，先生坟冢固然不可复见，就连一座普通东汉墓的痕迹也未能发现。这种地形地貌的石头山，在东汉六朝时期，或许不适宜建墓。

大凡历史文化名人佳话，名头愈大，故事愈传奇，就愈是不可究诘、不明不白。当年姜子牙垂钓磻溪，鱼钩是直的，也不挂饵，悬于水面上三尺，本着“愿者上钩”的宗旨，枯坐终日；我去过桐庐的钓台，钓鱼台壁立千仞，高高在上，距离江面何止百米千尺。鱼，肯定是钓不到的，也许只能钓来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钓客渔父的气质，最符合高人隐士的形象。曾几何时，客星山下，也有了“子陵滩”（南宋孙应时《烛湖集·客星桥记》），曾为严先生钓游之处。当然，这种古迹照例也是不明不白的。

不明不白的客星山，在余姚、慈溪两县交界地方，存在上千年，后来又出现了一桩不明不白的事情。

《汉三老碑》是东汉初的墓碑，记载地方官“三老”祖孙三代的名讳、忌日等内容，目的是让子孙有所避讳，并铭记祖辈的德业和忌日。作为江南仅见的汉碑，号称“两浙第一碑”，其名贵可知，后为杭州西泠印社的镇山之宝。

关于《三老碑》的出土时间与地点，是桩糊涂案。通行的说法是，清咸丰二年（1852）余姚周世熊得碑于客星山，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方方正正的，适合筑墓，后来发现石头上有字，就来告诉周世熊，虽然碑额略有残缺，幸而正文完好，于是“移置山馆，建竹亭覆盖之”。清代后期，金石学兴盛，文人墨客趋之若鹜，访碑、刊刻金石书是风雅的事业。如此重要的碑刻文物发现，周世雄宝爱之，实在情理之中。

据我的朋友、浙江省博物馆王屹峰先生研究，金石僧六舟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路过余姚，就做过几种《三老碑》的拓本分赠友人，原拓至今仍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在周世雄声称的墓碑出土前三年，六舟竟已访得此碑，真乃咄咄怪事。

后人大多沿用周氏及其友人的说法，只是细节略有差异，或说墓碑出土于客星山脚，或说山巅。据六舟转述的周世熊的说法，墓碑在客星山巅重光之日，“骤然有飞沙走石”，无法起取，第二年，“备牲醴祭之”，才终于搬回家。

据我在浙东地区的考古经验，东汉墓葬多分布于山麓或半山腰，山巅不会有墓，山脚平地处也少有。东汉墓葬多成群分布，只要发现一座，周边通常还有同期墓葬。就我在客星山所见，地形地貌固不宜建墓，地表也不见汉六朝墓砖等遗物。当时就对《三老碑》的出土传闻心存疑问。

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六《金石上》“三老碑”条，转引通行说法时，特意加了一段按语，大意是，有个名叫宋仁山的人最早发现了《三老碑》，知道周世熊爱好金石，将古碑送给周氏共赏（此事恐怕发生在墓碑出土多日以后），不料周氏见猎心喜，竟然连夜将古碑偷运回客星里老家藏匿。此后不久，就有了客星山出土《三老碑》的传说——东汉严先生故里、严先生墓山上的东汉古碑，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我们不能采信周氏的一面之词，但这毕竟是周世熊、宋仁山两人之间的隐私，宋若不公开揭发，周也不可能自曝其丑，相反更有可能编造谎言掩盖事实，退一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切出于宋氏诬陷的可能性。一百多年后，已不能起当事人于地下以对质。这桩公案，终将成为一桩不明不白的无头案。

可以宽慰的是，严子陵的故事万古流芳，至今脍炙人口；《三老碑》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为人熟知，如今幸存于杭州西湖孤山西泠印社的“汉三老石室”内，供游人参观、鉴赏。（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