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西域”至少从清代中后期就成为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近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持续兴盛, 不过焦点主要集中在“西域”地区曾经发生的交通道路的演变、河道变迁以及民族兴衰等具体问题上, 而针对古代关于“西域”的总体认识或者观念的研究只是在近年来才逐渐兴起, 基本观点也大致一致,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贾建飞的《清代中原士人西域观探微》, 该文认为, 清代之前传统的“西域观”将西域想像为“异域”荒蛮之地;随着清代中后期对新疆的经略, 这一传统的“西域观”逐渐受到挑战, 被对西域现实情况的认识以及将其与“内地”等同看待的新的“西域观”所取代, 而这一观念的转变也对近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基本赞同, 也撰写过角度不同但结论相近的论文。

但以往的研究在两个方面还存在值得继续探讨之处:一是, 以往研究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清代, 而对之前中国古人对“西域”的总体认识通常一笔带过。二是, 诚如一些研究者所述, 在古代的各种文集、笔记中对于西域的记述除了一些写实的描述之外, 还存在大量的想像。不过除了这些文字材料之外, 中国古代自宋代之后还留存下来大量古地图, 与文字一样, 这些地图并不是对地理情况的如实反应, 被绘制在地图上的实际上是绘制者认为应当在地图上进行表达的内容。那么在这些古地图上, 古人是如何对“西域”进行描绘的?古人认为在地图上的“西域”地区应当表达的内容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下文即从现存的古地图入手, 对宋代之后地图上所反映的古人对“西域”的总体认识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 中国古代描绘了“西域”地区的地图主要为全国总图和专门表现“西域”的区域图, 下文的分析也主要依据这两类地图。

二、中国古代地图中的“西域”

包括历史地图在内, 宋代保存下来的全国总图至少应当有一百幅, 但其中对西域地区进行了描绘的大致只有《华夷图》和《历代地理指掌图》“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 两者在“西域”主要描绘的是汉唐时期的地理状况, 并用文字记录了汉唐对西域的开拓和设置的行政建制。

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绝大部分地图没有描绘“西域”地区, 只是“唐十道图”中在“西域”简要标注了唐代设置的少量地方行政机构。《帝王经世图谱》中的“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谱”“唐一行山河分野图”“周职方辨九州之图”等图中只是在西北地区简单的标注“西伊庭”三个唐代设置的政区的合称。

绘制于南宋后期的《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华夷一统图”, 在“西域”地区简单的标注有“龟兹”以及“西至汃国万余里, 此国为西极”。“汃国”出自《说文·水部》“汃”下引《尔雅》:“西至汃国。”同样是南宋末年绘制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混一诸道之图”中在西域地区也只是简单的标注“龟兹”。“龟兹”这一地名虽然至少在北宋时期依然存在, 但从其在地图上与“汃国”并置来看, 这里表现的应当是宋人看来的历史上的“龟兹”。

宋代保存下来的专门描绘“西域”地区的专题地图有两幅, 即南宋僧人志磐所编、咸淳六年 (1270年) 刻本的《佛祖统纪》中的《汉西域诸国图》和《西土五印之图》, 就绘制内容而言, 前者主要描绘的是汉朝西域地区存在的主要国家, 并且用文字注记简明扼要的记载了汉朝对西域地区的经略;而后者根据研究主要是依据《大唐西域记》绘制的, 表现的基本是《大唐西域记》所描绘的地理状况。

总体来看, 宋代绘制有“西域”地区的地图数量极少, 而这些为数有限的地图在“西域”地区主要描绘的是宋代之前, 尤其是汉唐时期的历史, 而不是当时的地理情况。

元代留存下来的地图数量很少, 其中不少又是对宋代地图的抄录, 如《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和《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的地图。在目前大致可以认定是元代绘制的全国总图中对“西域”进行了描绘的有《尚书通考》“禹贡九州水土之图”, 其在西域地区标有“蒲昌”“伊吾”“高昌”“葱岭”“于阗”。明代叶盛《水东日记》中收录有一幅元人清濬绘制的“广轮疆里图”, 但这一地图西北只绘制至河西走廊。保存下来的两幅元代地图的序跋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现了当时士大夫对于“西域”的认识, 朱思本《舆地图自序》“……博采群言, 随地为图, 乃合而为一。自至大辛亥迄延祐庚申, 而功始成。其间河山绣错, 城连径属, 旁通正出, 布置曲折, 靡不精到。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 诸蕃异域, 虽朝贡时至, 而辽绝罕稽, 言之者既不能详, 详者又未必可信, 故于斯类, 姑用阙如”;乌斯道《刻舆地图序》“本朝李汝霖《声教被化图》最晚出, 自谓‘考订诸家, 惟《广论图》近理。惜乎山不指处, 水不究源, 玉门、阳关之西, 婆娑、鸭绿之东, 传记之古迹, 道途之险隘, 漫不之载’”。从这两段文字来看, 这两位序文的作者都认为“西域”属于“诸蕃异域”, 对于当时的地理情况则是“言之者既不能详, 详者又未必可信”, 而所了解的只有“传记之古迹”, 这可能也是清濬的“广轮疆里图”不绘制“西域”的原因。

元代留存下来一幅专门描绘西域地区的地图, 即“元经世大典图” (参图1) , 根据研究, 该图绘制于天历二年至至顺二年间 (公元1329年至1331年) , 绘制者不详, 初载于元代《经世大典》中, 又被收录于《永乐大典》中, 后随书散佚, 只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保留了一个副本。该图表现范围包括中亚、西亚、小亚细亚, 还涉及北非与东欧。就绘制方法来看, 该图图面上绘制有密集的方格网, 在地图的四角标注有方位, 即右下角为北、左上角为南、左下角为东、右上角为西, 由于这种绘制方法与目前传世的其他所有中国古代地图都不相同, 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幅地图并不是中国人绘制的。

总体来看, 现存对“西域”进行了描绘的元代全国总图的数量极少, 仅有的少量绘制有西域地区的地图也只是绘制了历史上的内容, 而且从两幅保存下来的地图的序文来看, 当时一些士大夫似乎并不掌握太多的关于西域地区的资料。

图1 元经世大典图 

明代留存下来的全国总图数量众多, 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的谱系, 下面对这些地图谱系中描绘“西域”的情况进行介绍:

《大明混一图》, 明洪武二十二年 (1389年) 绘制, 绘制者不详。绢本彩绘, 图幅纵386厘米, 横456厘米。该图所绘制的西域范围非常广泛, 远至欧洲和非洲地区, 且描绘得很详细。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该图包括西域在内的域外部分很可能是参考阿拉伯地图绘制的。在该谱系后续的《杨子器跋舆地图》中, 西北方向则只绘制到了河西走廊;同样属于这一谱系的王泮题识《舆地图》, 在“阳关”以西只标注了极少量的地名, 其中大部分地名如“姑墨”“玉门关”“交河”等属于历史地名。

《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谱系中的大部分地图都没有绘制“西域”, 只是《存古类函》“舆地总图”、《地图综要》“京省合宿分界图”在“西域”标绘有“哈密”“吐鲁番”;《遐览指掌》“明舆地总图”、《分野舆图》“全国总图”等只绘制有“哈密”。

《广舆图》“舆地总图”谱系中的大部分地图在西域部分绘制有“哈密”“吐鲁番”“火州”, 如《重鐫罗经顶门针简易图解》“补三干所节各省郡州及附近四夷图”、《广舆记》“广舆总图”、《地图综要》“天下舆地分里总图”等。基于《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历史地图《今古舆地图》也是如此, 而另外一套基于《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历史地图《阅史约书》则没有绘制“西域”。

《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之图”谱系中的地图通常在西域地区标有“哈密”和“西域”。

上述三套谱系地图中的“哈密”“火州”都是存在于明代中期之前的地名, 对于地图绘制的时期而言可以被称为是历史地名。除了上述四个谱系之外, 明代描绘西域的全国总图还有以下几种:

《古今形胜之图》, 原图为喻时绘制, 已佚, 现存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 福建龙溪金沙书院重刻本。纸本木刻墨印着色, 图幅纵115厘米, 横100厘米, 图幅四边的中间部分标明东、西、南、北。《古今形胜之图》依《明一统志》而作, 图中除政区之外, 还用大段文字说明了各地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 因此带有历史地图或者读史地图的性质。与内地相比, 其西域部分绘制的非常简略, 标注了当时的一些地名, 如“撒马尔罕”, 但在这些地名附近用大段文字描述了相关的历史事件或其管辖范围, 此外还有“大宛”“乌孙”等历史地名以及对其相关历史的介绍。类似的还有《地图综要》“华夷古今形胜图”、《图书编》“古今天下形胜之图”, 另外《皇明舆地之图》与《古今形胜之图》西域部分绘制的基本相同, 只是缺少了大段的文字。

《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 该图主要参照了《古今形胜之图》, 又参考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以及在南京翻刻的西方传教士地图, 将这些地图中涉及到的地名,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标注在地图上, 并用文字叙述了其历史、管辖范围等等, 对“西域”地区的描绘也是如此。类似的还有《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备志皇明一统形势分野人物出处全览》。

明代专门描绘“西域”的区域地图主要有以下几类:

罗洪先《广舆图》“西域图”, 描绘范围东起河州, 西至里“大食界”, 南至南印度, 北至大漠古, 但所绘内容大都是汉唐时期的历史地名, 只是在少数地点标注有当时的地名, 如“撒马尔罕”。直接抄录或者改绘于这一地图的还有《八编类纂》《武备志》《地图综要》《三才图会》《图书编》《修攘通考》中的“西域图”。

此外, 《禹贡注节读》之《禹贡图说》“西域河源图”和《禹贡锥指》“西域河源图”绘制的主要内容是“河源”, 理应以绘制当前的地理状况为主, 但实际该图上的地名依然主要是历史时期的。

明代最为详细的描绘“西域”地区的地图是嘉靖年间成图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 该图绘制范围从嘉峪关至鲁迷 (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 是当前存世的清代之前绘制的最为详细的西域地图。根据研究该图籍至少有两个抄绘本传世, 一是原藏于日本藤井友邻馆近年购回中国的“蒙古山水地图”, 二是台北故宫藏彩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所附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另有两个明代刻本传世, 一是明嘉靖二十一年 (1542年) 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 二是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 成书的《陕西四镇图说》中的“西域图略”。虽然该图对西域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且绘图技法可以确定为受到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影响, 但目前有研究者认为该图的作者不是中原人士, 如李之勤认为作者是非汉人或者穆斯林, 还有学者认为其资料并不来源于当时中原士大夫所掌握的材料, 如赵永复认为该图是当时官员综合了各地中外使者、商人记述而成等。

总体来看, 明代全国总图中对“西域”进行描绘的并不多, 且描绘的大都非常简单, 在内容上基本集中于历史时期;在为数不多的关于“西域”的区域图中, 虽然绘制的内容较全国总图丰富了很多, 但描绘的重点依然在于“历史”。

清朝康雍乾时期, 经过一系列战争, 收复了台湾, 确立了对内外蒙古、西藏和“西域” (新疆) 的统治, 其中在西域地区设立了伊犁将军。但这一时期官绘本全国总图中有一些依然没有包括“西域”, 如雍正时期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中的“职方总部图”, 除内地各省外, 没有包括西域地区;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撰、董诰等奉敕补的官修本《钦定授时通考》中的“舆地总图”与《古今图书集成》中“职方总部图”所绘几乎完全相同。但与明代不同的是, 这一时期有一些官绘本全国总图详细绘制了西域地区, 如傅恒、刘统勋、于敏中等奉敕撰, 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 (1782年)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的“皇舆全图”除内地各省之外, 还详细地绘制了西域地区的山川地貌。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 允裪等奉敕撰的《钦定大清会典》中的“大清皇舆全图”也是如此。此外还有《皇舆全览图》系列, 康熙《皇舆全览图》向西只绘制至哈密;《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向西则绘制至黑海与地中海一带;而《乾隆内府舆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 增补了新疆, 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不过上述几幅地图中, 除了新疆地区是在传教士的指导下实地测绘的之外, 往西的部分应当来源于西方绘制的地图。上述是比较典型的官绘本全国总图, 从这些地图来看, 虽然清廷这一时期已经在“西域” (新疆) 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统治, 但是在官绘本全国总图中依然没有普遍囊括对“西域”地区现实地理情况的描绘。

这一时期私人绘制的全国总图对于“西域”的描绘与明代差异不大。如刘斯枢辑的《程赋统会》“大清天下全图”, 与明代地图相似, 西北地区大致绘制到肃州。这一时期还有很多直接继承于明代的地图, 如于光华《心简斋集录》“广舆总图”、赵振芳《易原》中的“山河两戒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舆地总图”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基础, 但去掉了朝鲜、河源, 只表示明朝的两京十三省。这类地图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受到《广舆图》影响的黄宗羲《大清全图》系列。黄宗羲绘制于康熙十二年 (1673年) 的《大清全图》基本上接受了《广舆图》的风格, 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范围与《广舆图》“舆地总图”基本一致。继黄宗羲《大清全图》之后最早出现的同一类型的地图是康熙五十三年 (1714年) 阎咏、杨禹江编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该图绘制范围与黄宗羲《大清全图》相差无几。此后, 这一地图广泛传播, 如黄证孙在《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这一系统的地图直至嘉庆时期依然能见到不同的摹本, 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嘉庆十六年 (1811年) 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该图西北方向虽然绘制到了伊犁, 甚至远至荷兰, 但只是在乌鲁木齐以东、以南地区才绘制的详细, 而且所绘内容基本局限于历史时期。

图2《钦定大清会典·西域全图》 

这一时期的历史地图也是如此。如李锴《尚史》中以“上古地图”为代表的历史地图所表现的疆域, 西北至“三危”, 西至河源、江源。马骕的《绎史》、朱约淳《阅史津逮》中的历史地图都是如此。

这一时期关于“西域”的区域地图的绘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除了少量依然表现历史内容的地图之外, 出现了大量专门描绘西域地区现实地理情况的区域地图, 如乾隆《钦定大清会典》“西域全图”中详细绘制了当时西至“萨马尔罕”的自然地理以及政区设置、城市等人文地理要素 (参图2) 。类似还有《钦定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全图”。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收录的大量与“西域”有关的地图, 其中的地图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表现当时清廷在新疆设立的行政区划和各部族的分布;二是西域地区的历史地图;三是表现西域地区的山脉、河流的专题图。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就绘制者而言, 这些地图大都是官方绘制的,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私人绘制的西域地图, 如清乾隆年间明福所绘《西域图册》, 其中共有地图11幅, 第一幅是西域总图, 后面为分图, 主要描绘了西域各地如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的山川形势。

自19世纪20、30年代之后官方绘制的全国总图大都囊括了对西域地区的描绘, 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的“皇舆全图”对西域地区进行了与内地等同的详细描绘。私人绘制的全国总图也发生了相似的转变, 如李兆洛 (1832年首次刊行) 《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皇朝舆地总图”, 其绘制范围包括了新疆。杜堮撰《石画龛论述》“东半球图”中绘制了“大清国”的边界, 虽然较为粗糙, 但图中绘制的“大清国”的领土, 西至噶木儿, 西北越过了大漠包括了今天新疆地区。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中的“地球上面图”中绘制了各国的疆界, 其中中国部分包括了新疆。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地图, 尤其是世界地图, 清朝 (有时标为“中国”) 的疆域被绘制为包括新疆。如何秋涛撰, 黄宗汉等辑补的, 最初成书于咸丰年间的《朔方备乘》“地球东半图”中标识了各国的疆界和中国境内各省的界线, 中国除包括内地各省外, 还包括黑龙江、外蒙古、回部、后藏、前藏、青海以及台湾, 书中作为中国全图的“皇舆全图”所绘范围也是如此, 只是对国界线的标绘更为详细。成书于光绪年间的王之春《国朝柔远记》“东半球图”、初刊于1843年魏源《海国图志》中的“地球正背面全图”和“亚细亚洲全图”、成书于1849年的徐继畲《瀛寰志略》“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亚细亚图”和“地球图”、19世纪中期成书的姚莹《康8纪行》“今订中外四海总图”、19世纪中期成书的张汝璧《天官图》“全球图” (东) “大清全图”和“皇清一统全图”也都是如此。

总体来看, 虽然这一时期的全国总图基本将“西域” (新疆) 地区作为了中国疆域的一部分, 而且在大部分地图中将西域地区与内地进行了相同详细程度的描绘, 而且绘制的内容是属于“现实”的, 但《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这样将现实的内地与历史的西域结合表现的地图依然存在, 虽然数量日渐减少。而且还需要强调的是, 同一时期的“府州厅县全图”或“直省图”中依然没有纳入“西域”, 如光绪十五年《皇朝直省府厅州县全图》中不包括新疆。可见, 当时人心目中“西域”与内地各省还存在某些差异。光绪中后期随着新疆、台湾以及东北的建省, 这些边地与内地各省在行政管理上有了平等的地位, 由此也就抹除了在地图绘制上的最后一点障碍, 不过这一过程较为漫长, 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896年的《皇朝直省舆地全图》中依然没有绘制新疆。这种转变可能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甚至民国初年才最终完成, 如宣统元年 (1909年) 的《大清帝国全图》。

还存在特殊情况, 即历史地图,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守敬《历代舆地图》, 这一图集以刊行于1863年的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 将春秋战国至明代凡见于《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及正史地理志的可考地名基本纳入图中, 这一图集初刊于1879年。1906年, 杨守敬与熊会贞重新校订图集, 最终于1911年出版完毕。这一图集虽以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 但并未包括新疆。这实际上也说明了“西域观”转变的缓慢。

这一时期由于对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有了充份的了解, 因此专门的“西域”图日渐减少, 只是按照大的地理单元、国别绘制有相应的区域图, 少量的“西域”图基本是历史地图, 代表性的有《海国图志》中收录的地图。

三、“西域观”转变的原因

根据上述对宋代以来地图的分析可以看出, 自宋代至清代中期, “西域”并不是中国古代全国总图必然绘制的区域。而在绘制了西域的全国总图以及以“西域”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区域图中, 大部分重点绘制的是“历史”方面的内容。

但是这种不绘制西域地区或者重点绘制历史内容, 并不能用绘制者缺乏关于当时西域地区的地理状况的资料来解释, 因为不仅宋元明时期中原与西方的交往并没有断绝, 往来的使者、传教士都带来了关于西域的资料, 而且当时也流传有关于西域当时情况的地图, 最为典型的就是《西域土地人物图》, 其在明代中后期有着多种版本流传, 所以士大夫或多或少应当掌握有当时西域地区的地理状况, 如果想绘制西域的现实地理状况的话, 是完全有资料可依的, 或者至少可以找的到相应的材料。那么这种在地图中不重视对西域地区的描绘可以从中国古代“重华轻夷”的天下观来解释。中国古代不乏著名的旅行家, 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明代的徐霞客、王士性, 但是他们的旅行范围只是局限在内地, 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看不到对西域等边缘地区的兴趣。当然在中国古代也存在一些对西域地区的探险, 但这些探险绝大多数不是基于地理目的, 如汉代开通西域的张骞, 以及后来的不断派往西域的使团, 他们的政治目的远远大于地理兴趣, 一旦政治目的消失了, 这些“夷”地就很少有人涉足;唐代前往印度的玄奘, 其目的为求法, 而不在于地理探险;明初的郑和, 七次下西洋的政治目的, 也远远高于地理探察。而且虽然这些活动很多都带回了大量地理知识, 甚至有著作存世, 但是这些著作并没有引起中国古代知识份子的太多兴趣。试想《水经注》、历代正史中《地理志》, 为其注释者前后不绝, 但是中国古代对《大唐西域记》这些有关西域的著作进行的研究有哪些呢?由此, 在清代中期之前的地图中缺乏对西域的描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基于上述认识, 那么也证实了之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当时西域在中原士大夫眼中是“异域”荒蛮之地的观点。将这一点进一步引申, 那么可以认为虽然汉唐时期在“西域”建立了长期的稳固统治, 但是这一地区并没有被中原士大夫接纳为“华”的部分, 前文提及的宋明清时期绘制的历史地图在选择底图时基本将西域排除在外, 在绘制汉唐疆域时也基本没有绘制西域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在少量的描绘了“西域”的地图中, 主要强调历史内容, 可以认为是读史或者增长见闻的需要。

中国古代地图对西域地区描绘的转变始于清代中期, 也就是在清王朝经略西域的过程中, 需要了解西域地区当时的河流山川、部族分布, 因此这一时期详细绘制西域现实地理的大都是官绘本地图。清代晚期, 这一趋势也由官绘本地图延伸到了私人绘制的地图中, 由此中国古代地图对西域的绘制, 也由“历史”彻底转为了“现实”。这种观念上的转变, 以往的学者大都归结于清王朝对西域的经略, 这一点虽然正确, 但似乎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因为早在汉代, 中原王朝就开始了对西域的经略, 其中汉唐等王朝还在西域建立了长期稳固的统治, 但这并没有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产生太大的影响, 也未能让中原士大夫将“西域”纳入“华”的范围。因此, 清代中后期地图中对于“西域”地区描绘内容的转变并不能完全用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经略来解释。这种转变应当与清代后期在面对外来侵略时, 在行政区划上将新疆与内地等同对待, 以及与此时逐渐形成的近现代的国家和疆域的观念有关, 由此在民众观念中新疆与内地的差异日益缩小, 且在观念中也逐渐认为新疆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这种转变的过程和原因对于今天维护我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