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始及历办经过 远在明朝万历年间,杭州西湖先有一个“紫阳崇文书院”;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两浙盐运使高熊征,捐钱购地,建另一个书院于城内太庙巷,因为地点靠近紫阳山的左边,就定名为“紫阳别墅”。而“紫阳崇文书院”则去掉“紫阳”两字,改叫“崇文书院”。“紫阳别墅”的开办费及其后一段时间的经常岁费,都出于在杭取得商籍的安徽盐商们的捐款。因为他们取得了商籍,其子弟可以就近在杭州进书院读书和应各项考试,他们感到对自己个人家族有些便利,所以肯破私囊,输财于书院。当时盐商中捐资较多者有两人,一个是汪鸣瑞(字旃来,号白史,歙县人,能诗善书),出开办费白银千两,又助常年费7000两;又一个是吴琦,每年捐银400两,作肄业生膏火补助费。 藏诗墙 乾隆年间,“紫阳别墅”费用增加,单靠商捐不够开支,才在两浙盐务项下拨给官款,以资应用。因此,开始设置监院人员,经理诸务。咸丰之末,院舍毁于兵火。同治四、五年间(1865—1866)拨用官款修建,并买地增屋20楹;同治七年(1868)戊辰,又拓造楼厅斋房38间;而监院陆宗翰于同治四年(1865)呈请更定名称曰“紫阳书院”,至是新宇落成,即揭“紫阳书院”四字匾额于门楣,与“崇文”、“敷文”及“诂经精舍”并称为当时浙江的四大书院。 紫阳书院旧址 二、职员和肄业生徒 过去书院制度下所设置的工作人员,有院长、监院等人。院长也称山长,又称掌教,是主持教学工作的,也就是所谓“抗颜为人师”的。在当时,凡因事去职或年老退休的京外官员,多有可能得到安排来任书院掌教。紫阳书院历来院长姓名,现在不可能查考得很完全,据我个人所闻凡得30余人,有如秀水宋崑友瑾(康熙时任)、淳安方朴山楘如(康雍间任)、会稽傅玉笥王露(雍正时任)、钱塘何樟亭玉梁(雍乾间任)、仁和顾涑园光、孙芥舟庭槐、秀水郑诚斋虎文、余姚卢召弓文弨(以上4人,乾隆时任,卢先后两次来主讲席)、钱塘邵宝村树本、仁和孙颐谷志祖、萧山王毂塍宗炎、太平戚鹤泉学标、江苏吴县石琢堂韫玉(以上5人,嘉庆时任)、仁和魏春松成宪、钱塘朱春泉钰、仁和龚闇斋丽正、及其子定庵自珍、秀水朱筠麓鸿、钱塘屠琴鸿倬、项梅侣名达、归安卞雅堂斌(以上8人,道光时任)、钱塘姚弢庵近宝、归安钱楞仙振伦、桐乡陆定国以湉(以上3人,咸丰时任)、江苏阳湖吕定之耀斗、鄞县章采南軻、西安张师宽德容、仁和夏子松同善、鄞县张子腾家骧、会稽沈墨庄元泰(以上6人,同治时任,吕后于光绪年间重来主讲)、兰溪唐根石壬森、嘉兴许竹筼景澄、桐乡金沅石寿松、仁和吴卓堂超、王吕庐同(以上5人,光绪时任),至于我的祖父琴西公衣言,也曾经在同治四年至六年间(1865—1867)担任过院长。 监院是院中提调人员,管理一切事务,大多由做过府学或州县学教官者充当。紫阳书院自从设置监院后,历任的人,据我所知,有如余姚张潜亭羲年、仁和车半林向荣(以上2人,乾隆时任,车与卢召弓同时在院)、海宁杨书巢秉初、丁菊山治、永康应菊裳寿椿(以上3人,嘉庆时任)、海宁陈琴斋其泰、仁和沈五楼藻凤、钱塘胡珂廷珽(以上3人,道光时任)、仁和高宰平学治、骆音员楼金藻、陆子香宗翰(以上3人,咸同间任)、钱塘吴勤伯以同、邹典三在寅、秦小琴思溥、建德陈礼斋建常、仁和钟仲和鸾藻(以上5人,同治时任)、童淮川如淮、钱塘孙子搢诒绅、仁和高澥垞鹏年、富阳何冶甫镕、仁和许子社郊、吴有伦、海宁查亮采、乌程朱吟棣文炳(以上8人,光绪时任,许任两次),凡20余人。他们多是久于其任,而杨书巢、陈琴斋在职将及20年(本文列举院长36人,监院24人,都是从散见各书者搜集起来,事详我所另写的《浙江三大书院(紫阳、崇文、敷文)职员调查录》)。 桂花园 肄业生徒,平日上讲堂听院长课,每逢朔课(在每月初二日)由抚、藩、臬、运四个官府命题,限一日一夜缴卷;望课(在每月16日)由山长命题,限两日两夜缴卷。择其文字较优者,评定甲乙,并分超等、特等、壹等三种;超等最优,特等次之,考列此两等者,各有一定之奖金,名曰膏火,惟有多少之不同。若官府朔课,则超等前数名,官府自出私财,于膏火之外,另有奖赍名曰加奖,亦以名次先后而分多少。 根据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立的紫阳别墅碑记说:“武林三书院(指紫阳、崇文和敷文),惟紫阳在城,为地较近,士肄业其中者亦较盛”。嘉庆八年(1803)所立的碑记又说:“生徒有三百二十八人。”同治六年(1867)紫阳书院课艺序说:“当时外郡学者,往往来省垣,三书院学舍不能容。紫阳在城内,尤为多士所辏,每朔望考校阅卷,无虑六七百篇。”由此可见,院中学生后增于前的情况(我另写有《紫阳书院肄业生调查录》)。 三、改办学堂后的点滴遗闻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八月,清政府命令各省书院改办学堂,于是紫阳书院院长王同,禀经仁和县知县萧治辉,详报上级政府,将院舍改办仁和县学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经费由原有院款拨充,每年计6200余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与钱塘县学堂合并(钱塘县学堂原由崇文书院改办),称仁钱县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分为两校,此称仁和县高等小学堂,彼称钱塘县高等小学堂,两堂经费,开始归藩司统筹支配。仁和县高等小学堂,办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每年向藩司支领经费5000余元。 辛亥革命后,杭州军政分府汪,将它改为杭县第一高等小学校。1923年8月,与县立第一国民学校(这是原仁和县第一初等小学堂)合并为完全小学,称杭县县立第一小学校,每年额支经费计3514元。1927年8月,归国民党杭州市政府接管,改称杭州市立城区第一小学校。1928年春天,奉浙江大学令(时行大学区制,大学兼管普通教育行政)将名称去掉“校”字。1932年春天,奉国民党杭州市政府令改为杭州市立太庙巷小学,直到解放为止。 当1902年壬寅改办学堂时,最后一任的院长王同,改任了仁和县学堂总理。王同之后,到民国时期,继主校事者,有王炜(同子)、朱作棨(戟临)、范承祖、骆庆珍等人。 四、景物略记 紫阳别墅地址的前身,本是杭州人周雯(字雨文)的旧宅,宅里有园,名叫“山居园”,一作“山响园”。王日卓《霞举堂集》中,有《过周雨文山居园诗序》,据说园里原有“春草池”、“垂钓矶”、“石芷峰”、“寻诗径”、“蟾蜍石”、“笔架峰”、“螺泉”、“别有天”、“片月庵”等景。改紫阳别墅后,所谓蟾蜍石、片月庵,没有人再谈起,其他则遗留下来,稍加修整而增筑了“乐育堂”作为礼堂,“五云深处”作为讲堂,“南宫舫”、“簪花阁”、“瀛洲榭”作为学生自习阅读之室,所以当时的碑记中有四字铭文写道:“凤山之门,有墅翼然;枕山之麓,江带其前;清池涌地,古木参天;石门曲径,屹立盘旋;经之营之,以诵以弦。”其后院宇屡经扩充,景物也时有添设,于是有“看潮台”、“巢翠亭”、“鹦鹉石”、“葡萄石”、“望仁岩”等。嘉庆《两浙盐法志》卷二附有紫阳书院图,这图是嘉庆八年(1803)以前之作,图中所载景物之续出者,还有“校经亭”(事见下节)、“石梁”、“牛眠石”等,到嘉庆八年以后,再续建了“凌虚阁”(南宫舫易名)、“近水楼”、“观澜楼”(看潮台圯后改建)、“小瞿塘”、“梧桐冈”等,而“景徽堂”和“听经岩”则是同治年间才有的。所有这些,200年间,引起了四方诗人词客的吟咏,因有所谓紫阳书院“十景”、“十二景”、“十五景”、“十六景”种种的说法。通过了诸如此类的笔墨藻饰,好像成为西湖地区以外的杭州另一名胜点,其实都是随兴所至,任意品题,无关宏旨,有的在当时似乎有一定意义,后来事过情迁,陈迹也无足言了。我想只有那观澜楼和巢翠亭,并位在紫阳山顶,是当年出于劳动人民群众的杰构,也可说是书院古迹中的突出部分。据称昔日于此登临者,可以俯瞰城市,远眺江湖;今人过其遗址,或许还会追忆及之吧。 乐育堂 观澜楼 五、余话杂摭 卢文弨先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来到杭州。先做崇文书院掌教,次年调任紫阳,后又移长他省书院,中间相隔十余年,重来旧地主讲,时在紫阳手校明刊本汉王充原著《论衡》。这书校本,曾经归入南京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收藏,卷中钤有两颗图章,一是“文弨校正”,一是“抱经堂印”,其末册尾,还有“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七翁卢文弨细校竟”的朱笔手记。这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事情。 嘉庆年间,浙江巡抚阮元,曾经邀同臧在东镛堂(江苏武进县人)、顾千里广圻(江苏旧元和县人)共事校勘书籍于紫阳书院。那时院里新建一亭,即在亭上工作,并因此用“校经”二字作为亭的名称。当时挑选书院学生30名,在杨书巢监院率领下,共襄其事,书巢有诗纪之。 王毂塍山长在紫阳书院时,借得卢召弓手校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手加复校于观澜楼上,册尾有“丁卯五月初九日灯下毕、晚闻居士记”的题识,丁卯是嘉庆十二年,即1807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我祖父曾任北京国子监琉球官学教习,有琉球国人向朝仪克秀、阮勤院宣诏、郑以宏学楷、东子祥国兴等4人来留学。其后事隔20多年,到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东子祥以奉使来中国,道经杭州,闻知我祖父在紫阳书院,即来访晤,因此绘了一幅《重谈禨海图》,并为作记。同治六年(1867)夏,阮勤院继以奉使到中国来,也路过杭州,又得相见于紫阳书院,他以琉球出产的折扇等物相赠,我祖父有诗纪事,时人并有和作。 凌虚阁 我祖父在紫阳书院时,曾经批校过清毕沅校本《吕氏春秋》及宋黄庭坚《山谷集》、叶适《水心集》、明归有光《震川集》、清王士祯选《古诗抄》、姚鼐选《古今体诗抄》等书,各有笔记,见于玉海楼旧藏本。 同治六年(1867),浙江官书局开办,照章以紫阳、崇文两院长兼为书局总办,即由我祖父和薛慰农时雨(安徽全椒县人)任之。局中设总分校各员。总校4人中,有杭州谭复堂献,是紫阳书院学生;分校8人中,有杭州陈蓝洲豪、陆春江元鼎、汪洛雅鸣皋、胡肖梅凤锦、张子虞预、王松溪麟书,6人是紫阳书院学生。当书局初开时,曾借用书院为办事处所。 寻梦石 (文章原题《浙江紫阳书院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