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张士诚凿通杭州北新关至余杭塘栖的运河之前，自杭州艮山门流出的上塘河，经余杭临平，海宁许村、长安，至桐乡崇福一线的河道，是江南运河的主干道。其中，尤以海宁县长安镇最为“水陆要冲”，唐宋时期，长安镇一直是杭州城郊重要的交通枢纽。

长安镇水陆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有具体地势、水文条件的原因。由于钱塘江的涨沙冲刷，海宁县靠近钱塘江一侧的地势增高，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以杭州西湖为水源的上塘河（上河）水位较高，而属于东苕溪流域的崇（福）长（安）港水位较低。上河与下河之间的水位，常年落差1.5米—2米。[1]

长安三闸、两澳及古河道复原图

长安镇恰好处于上、下河的交接区域，因其特殊重要的交通地位，唐贞观五年（631）设桑亭驿，后称义亭驿，《元丰九域志》至有“长安一镇”之谓[2]。镇上，设有闸坝，一方面用以关防上河的水源，一方面用以处理上、下悬河之间的通航问题。

一、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的长安闸坝

唐宋时期的江南运河的航运技术，诸如翻坝、过水闸等具体细节，传统史籍极少记载。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记其参访五台山时，从杭州出发沿江南运河北上，次年又自北方沿运河返回南方，先后两次取道长安，对长安闸、坝留有珍贵的实录。[3]

成寻（1011—1081），日本僧人，俗姓藤原氏，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渡洋过海，前往佛教圣地天台山、五台山巡礼。其入宋日记即《参天台五台山记》，自成寻从日本登上宋船之日起，止于次年在宁波与归国弟子辞别之日，历16个月，凡468篇日记，逐日记录他在中国旅行的见闻。《参天台五台山记》有很多他在大运河中过水门、越堰（坝）、过闸的描述，这些事物在宋人眼里也许司空见惯，通常不予记录，却详细记载于一位日本僧人的日记中，

成为今日认识唐宋大运河的第一手史料。

成寻肖像

成寻从杭州出发，乘舟北上。沿上塘河（上河），抵达长安，去往崇长港（下河）。他过长

安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熙宁五年八月）廿五日庚子，天晴。卯时，出船。午时，至盐官县长安堰。未时，知县来，于长安亭点茶。申时，开水门二处，出船。船出了，关木曳塞了。又开第三水门关木，出船。次河面本下五尺许，开门之后，上河落，水面平，即出船也。亥时，至县宿。七时行法了。

今日过六十里。[4]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过长安闸的记载

从上河往下河的航行，成寻乘坐的船只采取“过闸”的形式。“申时，开水门二处，出船”，指开启两道水闸，即上闸与中闸；“又开第三水门关木，出船”，过中闸后，开启“第三水

门”即下闸；过下闸，即进入下河段，“亥时，至县宿”之“县宿”指秀州崇德县治，即今浙江桐乡市崇福镇。可见，当时的长安闸已是复闸，有上、中、下“三闸”，以三闸次第启闭，调节闸室内的水位，形成上下河之间的“平水”，实现通航。

民国时期江南运河上的翻坝情景

次年，成寻访五台山归来，自汴京返回杭州，乘舟沿崇长港（下河），过长安，去往上塘河（上河）。其过长安的情形如下：

（熙宁六年五月）十九日辛酉……今日未时，左右辘轳，牛合十四头，曳越长安堰了，盐官驿内也。[5]

与此前不同，成寻乘坐的船只，从下河驶往上河，则采取“翻坝”的形式。“左右辘轳，牛合十四头，曳越长安堰了”，即左右各七头牛，转动辘轳，牵引船只，翻越长安坝。自下往上的航程，“过闸”的方式较难实施，故而翻坝。

更重要的是，《参天台五台山记》证实长安三闸与长安坝，在北宋后期是同时并存的，分别用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航程。

二、长安闸

宋代长安闸，是由上、中、下三道闸门组成的复闸系统。其历史沿革，《咸淳临安志》曰：

长安三闸。在（盐官）县西北二十五里，相传始于唐。绍圣间，鲍提刑累桫 椤 木 为 之，

重 置 斗 门 二，后 坏 于 兵 火。绍 圣 八 年（ 作者 按， 应 为 绍兴 八 年） 吴 运

使请易以石埭。 绍 熙 二 年张 提 举 重 修。岁久，莫详诸使者名。凡自下闸九十余步至中闸，又八十余步至上闸，盖由杭而东水益走下，故置闸以限之。闸兵旧额百二十人。崇宁二年有旨，易闸旁民田以浚两澳，环以堤，上澳九十八亩，下澳百三十二亩，水多则蓄于两澳，旱则决以注闸。今闸之弊随治，而澳岸颓毁，居民日侵，兵额未复。嘉定初令潘景夔尝请开两澳之塞以济饥民，不果行。[6]

下闸遗址的北侧石闸槽

中闸遗址的西侧石闸

相传，长安闸建于唐代。从水利史的角度，唐代已有建造二级船闸，甚至多级船闸的先例[7]。但是，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唐代长安闸已具“三闸”的规模。据《参天台五台山记》，至晚于北宋熙宁五年，长安三闸的复闸系统已能成熟运行，但当时的长安闸并无输水、蓄水的“两澳”系统，只依靠闸门启闭，调节不同闸室间的水位。

成寻的描述是准确的，据《咸淳临安志》，长安三闸设“两澳”，即“水多则蓄于两澳，旱则决以注闸”的上澳、下澳，始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距成寻之行晚了近30年。上澳，是位于上闸与中闸之间西侧的水柜；下澳是位于中闸与下闸之间西侧的水柜，其面积分别为“上澳九十八亩，下澳百三十二亩”。

南宋绍兴八年（1139）重修三闸，将原先的木质闸槽改为石闸槽[8]。201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海宁市博物馆，对中闸、下闸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见中闸、下闸遗址均为石闸槽，从下闸遗址地层内出土的遗物判断，其年代确为南宋时期，证明《咸淳临安志》记载属实。

根据考古发掘，又可知今日长安三闸遗址的位置及其所在河道，与两宋时期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三、长安坝

宋代的长安坝，今日不存。千年以下，长安镇内的河道已有局部改变，宋长安坝的确切位置，难以确考。2012年考古发掘的长安老坝，实为元末新建的“新堰”，并非宋坝。

《咸淳临安志》所附“盐官县境图”，虽属示意性质，但图中详细标识上闸、中闸、下闸、上澳、下澳的相对位置，亦可谓相当“写实”。

《咸淳临安志》中的《盐官县境图》（南宋咸淳刻本）

细审此图，长安镇内的河道呈“中”字形，有三条南北向的河道自长安穿过，三条河道均连接上河与下河。但今日的长安镇，中间的河道（即“盐官县境图”所示长安三闸东侧的河道）已经消失，其河道故址，约当今长安镇的东后街。

清道光《浙西水利备考》所附“海宁州水道图”[9]，亦清晰可见长安镇内的河道略呈“中”字形，三条河道同时连接上、下河。但中间的河道上并无堰坝，大概是宋坝至清代废弃已久。据乡老回忆，中河的位置即今东后街。1908年，沪杭铁路通车，中河填塞，形成东后街。

宋代长安坝的位置，固然难以确指，但其位于今长安镇的东后街上，则大概可以肯定。果如是，长安坝与长安三闸，分属两条不同的水道。

宋代长安坝，后世无闻。而今日遗迹犹存并一直沿用到上世纪70年代的长安老坝，实即《浙西水利备考》中图示的“老坝”。其历史沿革，据明嘉靖三十六年《海宁县志》：

长安堰，在县西北二十五里长安镇。长安新堰，在长安镇，乃南北要冲之地，旧有堰车上下船，官吏不便，而商民之舟多留滞者。元至正七年，松江上海民韩日升、李尅復捐己财买地置堰，而于旧堰之西为坝车船，州判官吕忽都塔儿董役有成，堰旁居民周姓者以附近田三亩拓之，由是堰益增广，至今两为民便。[10]

老坝，即元至正七年（1347）的“长安新堰”，因其位于东后街“故河道”的西南方向，故《县志》记为“于旧堰之西为坝”。而所谓的“旧堰”，当然指元代以前的堰坝，即宋长安坝。我们认为，这就是熙宁六年成寻以“左右辘轳，牛合十四头”翻越的长安堰。

无论如何，宋代长安三闸与长安坝，分属两条不同的河道。

清《浙西水利图考》中的《海宁州水道图》

四、结语

长安闸未设两澳以前，即北宋崇宁二年之前的江南运河上，从上河往下河的航运，采取闸门次第启闭的“过闸”形式；从下河往上河的航运，则以畜力牵引的“翻坝”形式。

过闸与翻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航运技术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分别在两条不同的并列水道上进行。古代运河通航的传统难题，关键在于上、下河之间的处理，而往返于杭州与嘉兴崇德县之间的船只，在长安镇内实行两种不同技术且以“分航道”的形式实现。此种匠心独运的创造，对认识北宋时期运河的航运技术，极具意义。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海宁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水利志》，1998 年，方志出版社。

[2]长安镇志编纂领导小组：《长安镇志》，1994 年，方志出版社。

[3]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王丽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本文对成寻的介绍，参考了该书“前言”的意见。

[4]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第 202 页。

[5] 《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八，第 710 页。

[6]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九，“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第 3715 页至 3716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7]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第四章第四节“运河工程与通航工程”，第 373 页“复闸”，科学出版社，2002 年。

[8]郑连第：《唐宋船闸初探》，《水利学报》1981 年第二期。唐代建闸多有牢固的砌石基础和木结构闸墩，北宋天圣四年建造的真州闸就是木闸墩，木闸的耐久性较差，后来有些闸逐渐改为石砌。从长安闸的情况看，改为石闸是南宋以后的事。

[9] ①  《浙西水利备考》“海宁州水道图说”廿三，（台湾）成文出版社。

[10]明•蔡完修、董榖纂：嘉靖三十六年《海宁县志》，“海宁珍稀史料文献丛书”，方志出版社，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