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一书作为“杭州宗教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种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正文——杭州凤凰寺现存的20方穆斯林墓碑的完整资料公布达250页，还包括书前的孙忠焕丛书总序、刘迎胜序《时代的见证》、《译注与校勘说明》、《凡例》和书后的附录《记录中国杭州重修清真寺的一通碑铭（1452年）》、《中文译注参考文献》、《译后记》、《编后记》，全书300多页，是中国伊斯兰碑铭研究的一项新成绩。

杭州凤凰寺所存穆斯林墓碑，数十年来治中国回族史、元史的学者大多有所了解，但是一直以来，却又苦于无法得知详情。即使有汉文翻译的几种，也往往只有汉文译本而已，更不消说还有多种完全不知内容的。显然，《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欣喜之余，我想谈谈阅读此书之后给我留下的三个深刻印象。

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此书以几近完美的体例，完整地公布了资料，适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学者的利用。正如刘迎胜老师在序言中所说的，“国际学术界对古碑铭或古抄卷释读成果通常有共同的学术规范，大致而言，有以下诸条：一、应在成果中附有原始资料；二、原文换写；三、拉丁转写；四、详细注释。五、如果碑文或抄卷与撰写研究成果属于不同语言，还应加上以通用学术语言撰写的碑文的翻译。”此书对于每一件穆斯林墓碑，分别提供了高清晰度的拓片、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碑文录文（“录文”一词系笔者借用自中国石刻研究者习用词汇）、英文提要、碑文英译及注释、英文提要的中译及中译者按、碑文英译及注释的中译和中译者注，以及另外一种碑文录文，除了拉丁转写一项外，可以说完全以学术界通行的规范来对待这一批碑刻资料的公布工作，考虑得十分全面、周到。（略有遗憾的还有，释读中阿拉伯文书体辨析的相关知识如能有所介绍，肯定会更好地促进中国伊斯兰碑铭研究的深入。）这样的处理方式，保证了资料的完整公布，也保证了资料的可核查性，为学者深入利用这一批资料提供了条件。大开本印刷，更保证了拓片的清晰度，原碑的花纹清晰可见（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对象），也很难得。

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此书显示了中外学者通力合作、各司其职而又责任明确的学术风范。通过书籍的封面（函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署名者的复杂情况：“莫尔顿（A.H.Morton）释读英译/周思成校注中译/乌苏吉（Vosougi）释读校/王一丹波斯文校/张帆吴志坚党宝海通校”，直观地显示了多位中外学者合作的情况。署名的各位学者，分别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朗学系莫尔顿讲师、中央编译局周思成翻译、伊朗德黑兰大学乌苏吉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波斯语系王一丹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浙江省图书馆吴志坚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党宝海副教授。分工合作的同时，则是对各自学术成果的尊重，尤其是对已故莫尔顿的工作的尊重，凡是改动莫尔顿原稿之处，一一加以说明。莫尔顿原稿的碑文英译，在翻译的过程中依据原碑进行了充分的校对，这具体表现在各种符号的运用上，在《凡例》中详细说明了“（）”、“［］”、“『』”这三种符号的使用情况，都是针对如何翻译、改正或补充说明英文译稿的。英文原稿的提要和注释，在翻译过程中也都有补充，分别以“中译者按”和“中译者注”标出，以和英译者原文相区别。此外，碑文原文校对的工作还通过另一种碑文录文的形式得到全面展示。英译者注，多系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是理解碑文的必要参考；“中译者注”，则牵涉很广，从翻译问题特别是专有名词的翻译，到相关宗教、历史知识，还普遍解释了穆斯林名字的意思，也帮助很大。人名的汉字译写，尽量恢复到元代的译法，收效很好，使人有一种读元代文献的感觉。这些提要和注释文字，实质上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具有很好的学术启发，已成为利用这些碑铭资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如第13页第1

号墓碑原注对于“青年”一词的注释，说“青年（Shābb）本意更可能是指处于盛年（从20岁到40岁不等）的人而非是年轻人。此义亦可参考拉丁文‘青年’（juvenis）。塔朮丁•牙牙（见第11号墓碑）卒年四十一，却仍被称为‘青年’”。第47页第3号墓碑提要中指出墓主“其父亲名阿儿思兰（Arsalān），突厥语译言‘狮子’，表明这个家族出于突厥”。第79页第

5号碑英文原注指出原文转写“JHShWNZHNYN”中的JihShūn显为“至顺”，Niyan对应“年”，Zah可能为一个数字，中译者注则进一步论证指出Zah有可能是“二”，也正和突厥历纪年对应。

第三个深刻的印象是此书显示了杭州文史研究会在相关资料释读、翻译、研究、出版一系列过程中的出色的组织能力。杭州文史研究会是杭州市政协的下辖组织，在确定其组织、支持有关杭州的学术研究基本目标之后，广泛联系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定期组织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具体推进各个科研项目的开展。杭州凤凰寺穆斯林碑刻的研究与出版，前后长达五年，相比一般的项目又更显复杂，也确实出现不少意料之中乃至意料之外的困难，但都被文史研究会的先生们先后克服，现在书已出版，可谓功德圆满。最初开展研究的是英国学者莫尔顿先生，需要达成中外合作意向，当工作即将完成时莫尔顿先生却因病去世，这对已经在进行中的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原文校对、中文翻译的组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杭州文史研究会在已故浙江大学黄时鉴先生的建议下，与北京大学的张帆、党宝海、王一丹

三位教授达成合作关系，并通过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邀请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伊朗专家乌苏吉教授参与工作，邀请中央编译局的周思成先生担任总体翻译。书稿完成后，杭州文史研究会还邀约多位知名学者组织了评审会，听取意见，进一步完善书稿。其中杭州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吴志坚不但负责具体联络，还参与了译校工作，出力良多。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政协领导的学会中，杭州文史研究会的学术组织活动，是非常出色的。

《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的出版，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我觉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元代杭州回回人及伊斯兰教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可靠的历史资料。关于元代定居杭州的穆斯林，文献中有一些零星的人物资料，予人以笼统且不知是否完全确实的总体印象，凤凰寺现存墓碑则提供了一批元代杭州穆斯林居民的确凿资料。其中展现出的穆斯林随蒙古征服而入居杭州（有的还是先入居大都再迁居杭州的），有着多样来源的同时，波斯来源和波斯文化内涵突出，人群中有军官、商人、宗教人士等多种职业身份，完整保持伊斯兰文化特征（第2号墓碑和第4号墓碑是父子二人，这方面仍没有变化），少量的中国文化适应表现（第5号墓碑采纳“至顺”年号，但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等等，使得元代杭州穆斯林的基本状况进一步丰富起来。另一方面，则为其他类似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碑刻的整理提供了典范。长远来看，也许后一方面的学术意义会更为突出。我相信，今后的学者也一定会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在各个相关领域取得更加丰富、深入的学术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