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也许不能算是特别有“王气”的地方。晚唐乱世，钱镠割据两浙，定都杭州，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吴越有国，前后不足百年。

宋室南渡，宋高宗赵构以杭州为“行在所”，改名临安府，承袭钱氏吴越国奠定的旧城格局。南宋一朝，偏安江南，国祚延续153年。

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湖山，同样的偏安，吴越王钱镠与宋高宗赵构，同样的高寿，都活到了81岁。明末的市民小说《西湖二集》卷一《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索性将宋高宗皇帝，描述成钱镠的转世投胎，前来杭州，为吴越国向宋朝讨债的。

临安府成为大宋都城，完全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只是在地方城市格局上，稍加升级改造而来，底子依然是原来旧杭州的老底子，象征国家权力的大内皇宫、中央官署，象征天命所归的太庙、社稷、郊碳、景灵宫等，都在旧格局上缝缝补补。这与唐都长安、北宋汴京开封，一开始就以都城为标准规划的、方正规矩的城市根本不同，因为受具体地形的制约，杭州城区南北狭长，形如不规则的腰鼓，成为国都后，也还是“腰鼓城”的模样。

腰鼓城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南起皇城北门的和宁门，经过朝天门（今杭州鼓楼），两侧有太庙、三省六部等中央官署；过朝天门，一路向北，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坊巷密布，南端有宋高宗当太上皇时居住的德寿宫，北端的观桥附近，则有社稷坛，是朝廷祭祀土谷神的场所；过了观桥，街道折西而行，终点抵达供奉帝后御容的景灵宫，即今杭州武林路与凤起路交叉口附近。

这条大街，就是南宋御街。根据考古发掘，其遗址位于距离今日中山街地表以下2米至2.7米的深处。

古人搞建设，造房子，通常在前人的房基上加筑台基，元朝、明清、民国的地面，依次叠压于南宋地层之上，层层累积，不过八百年，南宋时期的路面，已经深埋地下，非经发掘不可见。现代人建造房子，正好相反，向地下挖掘房基，城市中每一座高楼大厦的每一根钢筋水泥桩子，都曾经穿透南宋临安城遗址的胸膛。

御街是都城的中轴线，也是首都的门面。每逢皇帝出宫，赴太庙、社稷坛、景灵宫行礼，皇帝乘坐的玉辂，伴随着浩大的仪仗队伍，沿御街前行。京城居民伫立街道两侧，翘首观礼。这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大游行，也是朝廷乐于宣示“君权神授”的舞台。仪仗队的汉官威仪，看客们敬畏的眼神，麻木的心灵，让这个场面，充满了神圣而庄严的观感。

 据说，北宋汴京的御街，宽约二百步（约合今300米），中间是专供皇帝辂车通行的御道，两侧绿树成荫。南宋周煇《清波杂志》记载，因为御街太宽了，东西人家，竟然“有至老不相往来者”。

南渡后，一切因陋就简。临安城，规模小，人口多，又未经过大规模城市改造。尽管御街也是皇帝的“乘舆所经之路”，则远不及汴京的宽阔。据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发掘研究：皇宫和宁门至朝天门段，是元旦大朝会的场所，路面稍宽，在15.5米左右。2004年，严官巷曾经发掘过一段御街，如今建有“南宋御街遗址展示馆”，断井颓垣，外地朋友见了，都说南宋御街不过如此，原来以为姹紫嫣红开遍，竟然全无南宋皇城的繁华气象，我说“其实，这样挺好的，偏安小朝廷，气质本该如此”。

朝天门以北至观桥段，据2008年中山中路段发现的御街，路面完整，宽度约11.6米；观桥转西至景灵宫段，因为民宅密集，御街更窄，推测宽度在3至9米之间。

我读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宋御街遗址》考古报告，认为这是重要的考古成果。从此，我们想象南宋的历史可能会更加生动。据《宋史·舆服志》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制造的天子出行乘坐的玉辂，轴长“十五尺三寸”，约合今5米，前由大马牵引，左右又有大量随从，辂车在御街行进，占道宽度当远在5米以上。因为御街个别段落过于狭窄，即使中段11.6米的常规宽度，恐怕也不足以保障辂车顺利通过。所以，文献记载，皇帝从皇宫出发，赴太庙、景灵宫行礼，只好屈尊，改乘小型的辇车。

宋高宗、宋孝宗皇帝退居太上皇时，居住在德寿宫（孝宗改称重华宫），因为地处凤凰上大内的北部，所以也称“北内”。大家知道，宋孝宗与他继位的儿子宋光宗皇帝之间，关系紧张。精神失常的宋光宗，在父皇病重时不去看望，孝宗驾崩后，任凭大臣如何苦劝泣谏，始终不肯出面主持丧礼。

御街两侧，每天都挤满了望眼欲穿的民众，期待皇帝从“南内”出发，前往“北内”主持丧礼，然而，始终不见皇帝的车队从和宁门出来。一时间，人情汹汹，山雨欲来，时局动荡。

这不是特别宽阔的街道，也许还不及今日所见的熙来攘往的杭州中山街。飞短流长的谣言，骚动不安的情绪，从御街两侧蔓延开来，弥漫了整座城市，传播到帝国的许多地方。好在赵汝愚、韩侂胄等大臣，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果断逼迫宋光宗退位，拥戴宋宁宗即位，代为执丧，终于化解了这场史上不可理喻的政治危机。当消息传来，我简直可以想见御街两侧的官署、店铺、民宅里的人们，他们欢欣鼓舞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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