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慈禧太后将戊戌变法镇压了之后，又丧心病狂 地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而引得八国联军的入侵， 使沉疴已久的满清王朝的病情又加重了几分。为了保 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满清王朝的延续，慈禧不得不在 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新 政涉及面非常广，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 等方面都有实质性举措。如振兴农工商业，扶持民 族资本；改革官制，裁减冗员，整顿吏治，进行行 政体制改革；改良法制，废除苛刑峻法，公布《钦定 宪法大纲》；编练新军，使军队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 展；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等。清末新政 是清廷被迫顺应潮流的自我改革运动，终因不能满足国内进步势力的期望而将自己埋葬。但新政还是给历 史留下了一些遗产，最大的一宗遗产可能是学校。从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在全国兴办大中小学堂和 蒙养学堂，许多学堂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光绪三十年（1904）实行癸卯学制，为民国政府所继承。 清廷推行新政的政令在全国都得到了贯彻执行，作为清廷特殊的军事派出机构——各地驻防也都纷纷 响应。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旗营始行新政， 而新政种种，最易办的大概就是教育。最早开办的是 旗营武备学堂，由位于将军署东边的公所（即太平天 国之役后易地重建的会议府）改办；还将梅青书院改 办为八旗小学堂。由于旗营内已届学龄的儿童人数 较多，有300名左右，学校不敷需要。光绪三十一年（1905），将军瑞兴趁署理浙江巡抚之机上奏朝廷， 提出了改良旗营教育的设想。他主张在旗营内新设 初级小学堂4所，以使所有学龄幼童一律入学；有程 度较高的肄业生的原初级小学堂定名为高等小学堂， 以使这些学生继续学业，以后初级小学堂毕业的学生 也可升入其中；将来高等小学堂毕业的学生，照章升 入杭州府中学堂就学；中学堂毕业的旗籍学生的出路 要文武并重，各选送10名进入省城高等学堂和武备学 堂。瑞兴的奏折最后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即经费的 问题。据他估计，小学堂开办费需洋银1万余元，高等小学堂常年开支每年需洋银1万元。说实话，在当 时的财政状况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内外交困 的朝廷可能是提供不了。不知此事的下文如何，估计 不可能如愿实施。前文说到，旗营新政中原拟操练800名新军，而因经费不敷，只勉强练了500名，而且所持 枪械还是旧式的。旗营最主要的职能既如此，办学情 形也就可想而知。不过，按将军瑞兴的设想，杭州旗 营的教育体制是免费义务教育，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独特的，而这正显示了驻防旗营的特权地位。只 是在这个义务教育体制中，没有女性的份，这是后来 惠兴办女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杭州将军志锐向朝廷 报告杭州旗营举办新政大概情况。这份奏折可以算作 推行新政以来杭州驻防贯彻落实的一个总结。作为军 事机构，新政最重要的工作自然是练兵。此时杭州旗 营已练成一营新军，表面上看看还是蛮像样的，只是 经费不足，军装不能备齐，操演时，穿啥的都有，有失整齐。志锐也承认还有不少兵丁烟瘾没有戒掉，偷吸现象比较严重，以如此之兵丁怎能练得成新军？后来朝廷要求志锐采用他在宁夏驻防任副都统时的做法，即配制中草药，帮助旗兵禁烟。但志锐不久被调 到新疆伊犁去了，这项工作肯定没有做成。巡警局则 办得更不理想，徒有虚名而已。还办了一个工艺厂，仅仅织些花布，规模很小，技术水平也低，因资金缺 乏，运转较为困难。

新政中办得最为成功的当属教育事业。除惠兴 女学外，还有两所学校办得不错。一所为东文学社， 这是晚清杭州旗营非常著名的一所私人学校，为凤瑞 及其子椿梁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所办。学社既名“东文”，日文教育即其特色，日本人村山正隆（系日本驻杭领事馆书记官）、伊藤贤道（系杭州日文学 堂总理）参与创办，横山晋、嵯峨崎、松本义成等是 主要教师，福建人林纾（即晚清古文家、汉译外国小 说家林琴南）也在此任教，一时成为青年学子学习 新学的热门场所。东文学社后因椿梁被人弹劾罢官而 停办。另一所学校是旗营佐领、教育家贵林所办的清 文学堂。它创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这是一所 很有特色的学校，顾名思义，清文，即满洲自己的语 言文字，旗营开设这样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无比正确 的。但此校不仅仅教授满文，还兼设汉文及各种应用 科学课程；低年级学生以教授满、汉文为主，高年级 则多授应用科学知识，如此办学足见贵林这一位旗营 革新家、教育家乃至思想家的教育理念。清廷学部对 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办学方式非常符合学部有 关高等、初等小学办法及办学规章。

根据光绪末年八旗调查会的调查，杭州旗营在清末新政中总共创（改）办了9所官、私立学校，学生总额约690名，其中高等小学1所，学生约60名；初等小学4所，学生约350名；满（清）文学堂1所，学生约60名；武备学堂1所，学生约80名；八旗公学1所，学生约40人；惠兴女学1所，学生约100名。清末杭州旗营总人口为5200多人，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数的13%强，这还没有将在旗营外学校就读的学生算在内。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杭州旗营已经实行了普遍的义务教育，大致是不错的。所以要说旗营新政的最大成果，当非教育莫属。 杭州旗营这些新政成果的取得，当然是旗营官方上下努力推行的结果，但这只是其成功原因的一部 分，长久以来杭州旗营所受新思想、新风尚的影响也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惠兴在新政潮流中矢志创办 女校并以身相殉，如此典型乃至独一无二的事迹为什 么只发生在杭州旗营，需要从杭州旗营所处的地区大 环境中去找原因。江南地区本是国内文风最盛之区，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学输入，中学革新，江南成为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杭州驻防旗营 虽然是清王朝在浙江统治力量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也可以说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但它长久地浸润在 江南地区文化大环境中，早已与地方风气连为一体， 也渐渐成为一个新思想活跃的地方。

早期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傅立叶说过一句很经 典的话：“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 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 放的天然标准。”如果以此标准来看清末杭州旗营妇 女的思想状况，会有意外的发现。惠兴以生命的代价 办贞文女学，就是为了给旗营女子提供就学机会，并借此提高旗女们的知识和觉悟。从后来惠兴女学的发 展状况来看，这个目的是初步达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初十，惠兴女学集会，有一位叫佛英的 女学生发表了一个演讲。她首先批评说重男轻女是 没有道理的，她说“学生想上天生人，有男有女，决没有轻看女子重看男子的心，然以世风而论，却显然 有女轻男重的意思”，这是什么缘故造成的呢？她说 有两个原因，“一样是女子的依赖男人家养活的性， 不知道自养的道理；二样就是风俗习惯”。这位女学 生继而对旗下女子、汉女，乃至东西洋女子不够自由 的地方依次评说了一番，汉女的珠翠花粉红裙花衣以 及一双小脚是失了人格的标志，东西洋女子的细腰和 露乳也不够文明。她说旗下女子的一段话很有意思：

“我们旗下的女子，梳的如意头，那是有多么大呀！ 四镶边的衣裳、通红的胭脂、厚木头的鞋子，学生一 想起来就有点肉麻啦。”所以她的结论是“我们女子 不拘旗汉东西各国的人学生都说是不合人格”。那么中国女子怎么能改掉这种不文明的状况呢？佛英的建 议有两个：一是不准擦粉，不准穿花衣裳，不准缠 足，这样就有女子的人形了；二是再学一点能耐，能够自活自养，这样就可以自由了，要是能进学堂，学问能猛进，见识能开通，自然就成了文明的人了。 应该说，这位杭州旗营惠兴女学学生对于女子人格与自由的认识是比较普通，甚至肤浅的，但其作为一 名十三四岁的旗女学生，能有这样的认识已是很难得的 了。她的见解充分表明了杭州旗营是一个新风习习的地 方，那里的年轻女子已然有了对自由和人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