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航海时代初期西葡文献和古地图中的“行在、杭州与浙江”

进入15世纪下半叶，西欧社会孕育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向外拓展的力量，而阿拉伯人继续控制印度洋上的航务，最终迫使欧洲人开辟出一条绕非洲通向东方的海路与美洲大发现。

这时，一封来自意大利人保罗•托斯加内里（Paolo Toscanelli，1397— 1482）致葡萄牙国王的书信，曾引起极大关注。该信完成于1474年六七月 间，信中附有一幅从欧洲西部穿越大西洋前往中国的航海图。如今该信的原件以及航海图早已遗失，留存下来的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bal Colombo，1451—1506）在与托斯加内里建立书信联系后，获得的那封信的抄件。信中写道：“由里斯本向西直行，可抵京师城（Quinsay，即杭州）， 城市美丽，人烟稠密。图中表示两地距离共二十六方格，每方格长二百五十迈耳。京师周围一百迈耳。城内有桥十处。京师之义，犹云天城（city of heaven）也。前人至其地者，述各种奇事、巧匠，富厚甲天下。由里斯本至京师间，道里几占全球三分之一。京师城在蛮子省（Mangi），然距契丹省不远。王居即在契丹也。”托斯加内里的这封信件和航海图对哥伦布有着重要影响，让他坚定了到东方探险的决心。而中世纪游记对中国的描述早已给 哥伦布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多次远洋探险，哥伦布船队终于在1492年10月登陆现今美洲巴哈马群岛。此时的他认为自己来到了传说中富饶的中国。尽管后来哥伦布又多次航行，试图寻找大汗国和行在而未果，但他至死一直坚信他所到达的就是亚洲的最东部。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朝厉行“海禁”对外政策不断收缩的时期，鲜有外国人获准入华。然而，却有一位名叫阿里•阿克巴尔（Seid Ali Ak-Bar Khatai）的中亚人有幸得以进京。后来，他留下了一部游记，题名《中国行纪》，原文是波斯文。对于欧洲人来说，大约于1516年问世的这部《中国纪行》刚好填补了自中世纪游记，到17世纪后半叶来华传教士大量报告中国之间，关于中国文献相对匮乏的空白。现今还有学者认为，它的价值犹如第二本《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内容相当丰富，内中有关于中国十二个省份的描述。在论及第七个省时，它写道：“中国即契丹的第七个省的第一大城市 是Khansāi，它非常大，十五个游览过Khansāi的人，其中的一个人说：我们早上从Khansāi的一头开始走，到了晚上才到城的中间，就在那里留宿过夜，第二天早上再走，到晚上才走到它的另一头。真主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很大，汗八里也是这样大。”据现存已知文献， 这应该是外国人依照中国行省制对各个省份分别进行介绍的最早西文文献，不过颇为遗憾的是，当中没有出现浙江省的省名。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到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模仿金国制度，地方划省而治逐渐确立，但是这一制度到了元末曾出现混乱。明初在基本保留元代行省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至明宣德三年（1428） 全国分为两京（京师和南京）和13布政使司（俗称13省）。习惯上两京被视为两省，所以又有15省之说。由此可见，阿克巴尔对当时中国行省基本区划 还是有所了解。尽管他在文中没有明确提到浙江省，而仅仅介绍了该省第一大城市“Khansāi”，而这个罗马字母拼写就是杭州。

自16世纪初期起，西班牙、葡萄牙等海上强国借助其所掌握的远航主动权，开始持续闯入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这时，西人对中国的记述也逐渐多起来。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是葡萄牙首位派往中国的使者。他自 1511年离开葡萄牙前往印度后，就多方收集有关中国的资料，并于1512年 至1515年间在马六甲撰写了一部书，题名《东方志》。虽然此时的他尚未进入中国，但在这部稿本中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某些方面已有了相当细致的描述。比如他写道：“输出商品的地方：生白丝来自漳州（Chancheo）；色 丝来自交趾支那（Cauchy）；锦缎、缎子、花锻、纱、罗（loos）来自南京 （Nanqim）和杭州（Amqm）；小珠来自海南（Aynã）；药用樟脑来自漳州（Chamcheo）。”文中的“Amqm”与南京并列且盛产缎纱等，虽然尚未能断定是哪个城市，但极有可能是杭州的对音。然而，根据皮列士在书末附上的“东方舆地图”，图中接近现今福州的地方并列着三个罗马字母拼写， 即“AmqmOquemFoqem”。按照方位，制图者显然把这三个罗马字母拼写都作为福州的对音。可见，他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认识也还是相当混乱。《东方志》成书后不久，皮列士便随同葡萄牙舰队从马六甲前往中国广东沿海。然而，皮列士这次出使并不成功，还曾被关押在广州。跟他一同入狱的随行人员当中，有位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Cristovao Vieira）写了一些书信。后来，这些信件几经辗转传递回欧洲。由于这些信 件记录的大多是这些葡萄牙人在中国生活多年所获取的信息，因此对中国的介绍就有了一定的真实性。其中一封由维埃拉于1534年在广州写的信件就提到“中国领土分为十五个省区。其中毗邻大海的有：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和北京”。这也许是西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浙江省省名的罗马字母拼写。而这份中国十五省名单又成为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João de Barros，1496—1570）在16世纪30至40年代撰写《亚洲数十年史》时使用的 资料之一。

在继皮列士入华被捕之后，过了若干年，大约于1548-1549年间又有一位葡萄牙商人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在中国南部沿海一带活动 时被俘。获救之后，他来到印度，遂在那里把中国的种种见闻和经历记录下来，即《中国报道》。伯来拉在书中提到中国分为十三个省，每个省本身就是一个王国。“浙江（Chequeam）是第三个省，首府是杭州（Ocho），尚有宁波（Liampo）及其他十三或十四座城市：其中很多值得一提。”目前 尚无法得知杭州地名为何被伯来拉以罗马字母拼音“Ocho”来标注，不过，显然“Ocho”肯定是指杭州。这或许是杭州和浙江省的名称同时出现在西文文献中的最早记录。

与此同时，一位葡萄牙多明我会会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 1570）也曾在1556年左右在中国南部沿海一带活动。其间，他撰写的《中国志》一书于1570年刊行，这是现今已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西文中国专著。书中提到“中国有十三省，每省有一个省城”；“另一个省是浙江（Chaqueam），大城市杭州（Omquom）是它的省会。这个省有十四城，包括宁波城（Liampoo），葡人也曾在那里贸易，但现在所有的贸易活动已移至广州。”与伯来拉《中国报道》中出现的“Ocho”情况类似，克路士为何以“Omquom”拼读杭州，目前仍无法找到合理解释。

当时除了葡萄牙人之外，西班牙人也开始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活动。

1575年，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作为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的特使，率团前往中国福建，三个月后返回菲律宾。后来，他写了一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书中论及中国分为“十五个州，也叫省（çe）”，“沿海 岸东行是福建省，那是我们去的地方，再远是浙江（Chetcan），其中海岸向北弯曲”，“浙江有12个城，11个府，75个县镇”。拉达还特意指出“中国皇帝住在北京省，首府叫顺天（Suntien），意思是‘天的驻地’（Heavenly Abode），于是这座城市的名称也叫省名，即北京（Pacquiaa）。在多数著作中，它被叫做‘行在’（QuinsayQuiansay），意思是‘大宫殿’。因此马可•波罗也叫它‘行在’（Quinsay），但他把‘行在’的名字翻译为‘天 城’，而它并不像顺天的本名那样有这层意思”。从上述这段描述，我们可大致推断拉达以为马可•波罗笔下的行在（Quinsai）就是北京，即当时的顺天，但他又困惑于马可•波罗为何把行在视为天城。显然，拉达被顺天、北京、行在、天城这几个地名给弄糊涂了。

西班牙人埃斯卡兰特（Bernardion de Escalante，1537—？）未曾到过亚洲，不过他在里斯本访学期间曾收集了不少有关东方的葡文资料，并进行整理和研究，最后汇编成一部《中国报道》1577年出版。该书内容相当丰富，在对中国十五个省的介绍中，提及浙江省的罗马字母拼写为“Chequeam”。

西班牙奥斯丁会会士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oza，1545—1618）也未曾到过中国。他充分利用当时所能获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如传教士的报告、信札、文件等，完成了一部《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出版。书中第七章和第八章专门论述中国十五个省及其每省一些城镇的概况。当论及浙江省时，他指出“Chequeam（浙江）有42城和95镇”。在第八章的最后有 这样一段话，“国王常驻顺天城。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城……而据他们的报道，眼下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那些作最低估的人肯定说，不谈郊区，仅从一门到一门，就需要一个夏季的白昼和一匹好马才能办得到。它也叫做行在（Quinsay），马可波罗是这样称呼它的。”由上述这几句话可以推测门多萨没有完全照抄前人的记载，而是按照自己行文的需要进行取舍和编辑，由此反而出现了矛盾和混乱。

综上所述，从16世纪初起，西人开始在中国周边地区及南部沿海一带活动，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中国地理知识，尤其是关于中国两京十三省区划的信息也最早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不过，尽管这时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知识的掌握日渐增多，但反映到地图上还有待时日。此时一些欧洲制图学家依然采用中国古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标注在其绘制的地图上。简单列举如下：

1507年德国制图学家瓦尔德希米勒（Martin Waldsee müller，1470—1520）在其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标示了“Chatay”、“Quinsay”等地名；1522年弗里斯（Lorenz Tries）在其托勒密世界地图上标出了“Taugut”、 “Mangi”、“Quinsai”等中国地名。此外弗里斯还在其《上印度与大鞑靼图》上不仅标注了诸如“Quinsay”、“Cathatio”、“Tebet”等地名， 而且还在标出“Quinsay”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形的大湖，湖的下面有拉丁文注解。（显然这个湖就是西湖）；1538年由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修订重刊的法国人芬尼（Oronce Fine）的“心形世界地图”上，远东陆地 标有“Cathai”、“Magi”、“Quisai”等地名；德国缪恩斯特（Sebastian Münster）于1544年刊印的《寰宇全志》（Cosmographia Universalis）中， 有一幅《亚洲地图》，上面与中国有关的地名有四个，它们是“Cathay”、 “Quinsai”、“Taugvt”和“Mangi”；伽斯塔尔第在1546年印制的《新寰宇图》中，还将北美西端大片延伸地标上“Cambal”、“Mangi”、 “Guisai”（Qunsay的另一种拼写）和“Tebet”等地名，俨然将北美这块新 大陆误读为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亚洲。

可见，上述古地图所标示的与中国相关的地名，仍旧是上文所述中世纪游记中的地名。而且随着更多中国古地名出现在西文地图中，一些制图家对“Quinsai”的具体地理方位越发把握不准。譬如在奥特里乌斯（AbrahamOrtelius）1570年出版的《世界大观》地图集中的一幅《新亚洲图》上，我们可以见到“Quinzai”、“Liampo”（宁波）、“Zaiton”（刺桐，现今的 泉州）等地名，但是Quinzai被标在黄河以北（见附图一）。普兰修（Peter Plancius）的《世界地图》（1594）上，“Quinzai”被标到朝鲜半岛北面的 海洋上。幸好，这种混乱的局面，很快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以及他们对中国更为持续深入的认识而得到改观。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