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宋廷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后，二国战事渐趋平缓。

由此，农业、手工业繁荣昌盛，也促进了工商业与外贸，人员往来频繁（宋金二国以淮河中线为界）。临安，作一国都城，政经地位越显重要，运输业繁忙，江南大运河、钱塘江航道成了全国交通的主干线。临安城西南地区有三大渡口码头，即龙山渡、浙江渡、鱼山渡，吞吐货物，运送旅客，日夜不息。

龙山渡，在龙山之麓（今在六和塔附近），一个客货兼用码头，龙山渡与对岸（萧山）的渔山渡遥相对望。山脚有一条十余里长的河流，称龙山河，自龙山闸经大朱桥，从南水门入城，与城内河道相接。

龙山河与钱塘江相通，通往钱塘江的地方设有龙山浑水闸，此闸功用有二，一是放钱塘江潮水入河，等流过一段，水质稍为澄清，再过清水闸，将水放入城内；

二是让从温州、台州、婺州（金华）来的船舶从闸口“出入”。

龙山渡既是货物装卸码头，也是船客登舟的渡口，因此，龙山渡周围数里地面形成了一个贸易集市（即龙山市）。

官府在此设有龙山税务，向过往商客征收捐税。仅淳佑年间，龙山税务一年的商税收入高达三万六千九百元零十八贯。

据《北行日录》记载，乾道五年（1169），宋廷官员楼钥出使金国，就是从龙山渡起程。诗人杨万里从临安到漳州，也是从龙山渡起程的。

杨万里撰文，曰：“舟人捩捩回棹，望潮波之来而迸之突而入焉，然后随波疾行，江山开明，四顾豁如，甚快于予心也。”

浙江渡，在候潮门外，与对岸萧山的西兴渡遥相对峙。

早在南北朝时，渡口已见端倪，此渡与京杭运河、钱塘江相通。

据《梦梁录/城内外河》载：“城外运河，南自浙江跨浦桥，北自浑水闸、萧公桥、清水闸、众惠桥、椤木桥、褚家桥转西，由保安至保安水门入城。”

城外运河，有贴沙河、里沙河之分，通过江南运河与苏州、常州、嘉兴、镇江等河流相联。浙江渡附近商贸繁荣，又称浙江市。浑水闸一带为鱼鲞集市；候潮门外的南猪行亦在渡口附近。官府在这里设有浙江税务，征收过往商税。

早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所收的商税就达到八万一千八百零十贯，为临安五个税务中征税额最高的一个，数额几乎与外地一个州郡所收的税额差不多。

据《光绪杭州府志/市镇》载：“官舟、估客，自闽粤江右来者道衢州，自新安来者道严州，江干是上下帆樯蚁附，廛肆（商店）栉比。”

浙江渡有运河兴盛，经久不衰，沿至二十世纪，即南星桥浙江第一码头。

鱼山渡，据《咸淳临安志/城内外渡》载，位于定乡（今之江旅游区）的大朱桥盐场前，两岸相望不远，潮势至此渐杀。婺、温、台及浙东诸州士大夫有惮于龙山渡口的风浪，改由此渡出入。

南宋时，钱塘江航运繁忙，船只“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梦梁录/江海船舰》）

南宋临安的几个重要渡口，诸如，浙江渡、西兴渡、龙山渡、渔山渡、渔浦渡和定山渡，均设有监官负责。绍兴六年（1136），朝廷设监渡官，归临安府管辖。增加设置上述四个渡口的渡船。绍兴五年（1135）增添了三百料渡船五艘（《宋会要辑/方域》）。

嘉泰元年（1201）两浙运司增渡船十九只，临安府添十六只，并作出了“专一济度，不得他用”的规定（《宋会辑要/食货》）。

官府统一规定渡船过江的价格，除官员、军队和僧道等优免外，百姓每人每次付三十一文，先购船牌一枚，凭船牌过渡。如遇车轿、牛马济渡，也需“折人”买牌，还规定了船牌费收入的十分之一须上缴官府，作为添置船只费用，其余作为艄工、水手的雇值与船只的维修费用。

官府为了加强沿江的安全，在浙江渡到富阳颧山渡，船只往来最为频繁，日夜开航不息，商船往往遭到盗贼的劫夺。

由此，知府梁汝嘉首倡设立“横江水军指挥”，约二十四人，配合外沙、海内、东梓、上管、赭山、奉口等士军巡检司的士兵近千人，维持沿江治安（《乾道临安志/厢军》），官府要求船主结伙同航，并利用早晚潮汛时通行，“如遇中夜”者，不放舟往返（《宋会要辑稿/方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