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养老政策源自北宋，北宋养老居养之法包括熙宁二年（1069）福田院收养老疾孤幼无依乞丐法、元符元年（1098）居养法，以及崇宁年间的遗弃小儿收养法、安乐坊法、漏泽园法与居养院法等，并设有相应救济标准，建立了相应的管理、监督体系，核心是以常平钱物作为社会保障的主要经济来源。建炎元年（1127）六月，宋高宗赵构登位不久，也要求开封府对“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依法居养”。

随着金军南下，南宋行政体系受到重创，包括养老、慈幼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遭到破坏。绍兴十三年（1143）九月，高宗下诏：“诸处有癃老废疾之人，依临安例，令官司养济。”以此为标志，养老制度在南宋重新建立。乾道元年（1165）十月，朝廷重申“诸路州县老疾贫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养济”，并要求户部监督地方路府州县，“须管依时支给钱米，如法养济，务行实惠”。

随着养老制度的推行，不少州县的官吏与“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相勾结，冒领、滥支养老常平钱物。有些官吏玩忽职守，漏报本应居养老人之姓名，“纵容合干人作弊”。因此，绍熙二年（1191），南宋朝廷颁布南郊赦文，要求诸州县“须管照应条令，从实尽行根括”“老疾、孤幼、贫乏、乞丐之人”，按规定进行居养，并要求诸路提举常平司进行监察。嘉泰三年（1203）至南宋末年，历次南郊赦文、明堂赦文均强调这一规定。

宋代养老机构最早称为福田院，设立于北宋初年。不过，当时的养老政策有较大随意性。神宗规定，福田院救济“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一般只是季节性救济。崇宁五年（1106），朝廷才开始以居养院作为全国养老机构的正式名称。南宋仍然如此，地方州县也有称为利济院、养济院、广惠院者。

与北宋相似，南宋养老机构仍以常平钱物为主要资助，包括常平司和州县官员掌管的户绝田产、没官田产等。这些田产一般由官府直接拨付给养老机构，此外还有官府购买的田产、开垦的闲田、官民捐助的田产。

南宋养老机构田产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官田占绝大部分。这些田产成为养老机构的经济来源后，虽然本质上仍属于官田的一部分，但其形态发生变化，成为官府控制下的公益性田产。

在经营方式上，养老田产一般采用官田的通行做法，即推行租佃制，其所收之物有谷、米、麦、麻等。绍兴三年，湖州利济院“岁收租米二百九十石”，庆元年间增田64亩后，每年又增加“租米三十三石足”。宝祐四年设立的庆元府广惠院“每岁管收租米二千三百三十六硕五斗二升七合”，各种货币地租总数有“见钱九十六贯二百文足”、“省钱三贯一百一十文并一贯文钱会”、十七界官会“七万六千四百五贯一百四十二文”等，租麻皮“四百一十二斤九两，足秤”，租麦7石多。

在地权收益分配方面，田产收入通常用于赡养所收养的老人和支给管理者报酬。北宋神宗时期规定，“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止”。崇宁四年规定，居养院等慈善机构可以差“军典一名，除身分月粮外，与比附诸司书手、文字军典，每月添支米、酱菜钱一贯文”。南宋绍兴三十一年，规定更为详细，“在法，每岁于十月初，差官检察内外老疾贫乏不能自存、乞丐之人非慵堕者，籍其姓名，自十一月一日起支，每人日支米或豆一升，七岁以下减半，每五日一次并给，至次年三月终止”。诸州县在实施过程中似乎有所偏差。嘉兴府广惠院的救济标准是“老者病者月廪米五斗、钱千，少者月廪米三斗、钱半之”；庆元府广惠院的救济标准是“每一大口，月给米六斗、钱一十贯”，而所谓的“小口”，则“五岁以上，月给米四斗、钱七贯，十五岁以上从大口给”。

南宋养老机构的田产是随着养老机构的成立而拨付、购买、开垦或捐献的，实际上是地权收益的再分配，即朝廷、地方官府与民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投入，把田地租佃后获得的收益，再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分配给老病无所依者，以抚恤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