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至正年，战乱频繁，银子掠的掠，藏的藏，埋的埋，流通的少了，就印了大量的纸钞。朱元璋登基，纸钞遍市，朝中有高人出招：各处关隘征收税赋只收纸钞，收尽而已。“钞关”的大名，从此就留下来了⑴。

一、“局”与“关署”

最初的“钞关”，只是几个守兵，在河上横一根叫“榷”的木，几个吆五喝六的兵丁，逼船家出一点铜钱。这就是明初的赋税“船料”，一种根据船的大小、宽窄收取的赋费。但对与“厘金”，即船载货物的征收税费，就没有明确的条文定规，收多收少，全凭兵吏的好恶。在一根象征着权力的横木面前，船民也不得不从。否则，横木不提起，船上人也有被拘禁、棒打的可能。

这一种征收，兵吏会不会中饱私囊，地方会不会“截流”赋税，很难说。洪武十年（1377），户部奏折说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赋税还达不到应征标准，朱元璋这皇帝老儿就信不过下面了，太监一个一个派了出去，巡视或监守。这一破例，也造成了长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的太监对各处政事的干预。无论是海事的下西洋，还是军事的征辽东，就全是太监说了算。昧心的太监想要从中找一个敛财的口子，也容易得如同束发整履。

北新关，由最初运河上的一根横“榷”，变成延续五百多年的有“大关”之称的杭城赋税关署，是在什么时候？按嘉靖戊戌年（1538）的北新关署主事谢崑《重修北新关记》说法：“北新有关，自宣德四年始”，即开始于公元1429年，“浙之杭，百货攸萃，舟楫聚焉，故设关榷之，但关之沿革不常，故屋宇规制甚陋”。

可见，最初的北新关，一根“榷”木也是时有时无的。驻守的兵丁，住的也是简陋板棚，估计一旦刮风下雨，不征收的日子也会有。不过，当时的杭城商市繁华“攸萃”，北新关的赋税收入也少不了，赋税的征取，应该是“常”的时候多。直到“弘治丙辰年”（1496），来了一个主事刘景寅，才在临河筑起了气度不凡的公堂⑵，赋税关署也成了专设的官府机构，收费开始走上了正轨，也逐渐有了条文的完善。

不过，万历三十年（1602）的北新关主事蒋光彦立的碑文，又是一个说法：洪武开国，到永乐年间（1368—1424）杭州开始设立税课局，收取商税，但只是“有分局而无专关”。从正统到成化（1436—1487）以后，开始设立北新关（“始创是关”）⑶。 

按蒋光彦的说法，直到1424年，北新关还是“有分局而无专关”的。这里的“局”，应该指的就是聚兵驻守收取赋税，而没有专门的“关”（署）。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以后，才有了北新关（署），也就是碑文中说的“始创是（此）关”。

二、对“船料”与“货税”的解读

那么，设立北新关，究竟是“宣德四年”（1429）？还是“正（统）成（化）以后”（1487）？或者是“弘治丙辰”（即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刘景寅主事北新关署之时？按史料判断，这应该就是对“船料”与“货税”的解读。

《明史》宣德四年，“纸钞法”行不通了，各地商户纷纷避税。朝廷没办法，又重申赋税制，搞得京畿的商贾征税倍增，怨声载道。于是，户部规定运河的临清关、北新关，除了要和运河的其他关卡一样，征收“船料”，还要增加一项运河关卡所没有的税收，这就是船载物品的“货税”⑷。

 对“货税”的征收，也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即当时的杭州，商贸集聚，商船“货税”已日渐引起朝廷重视。这种商货税的征收，并不是发生在交易的商市，而是在商货所经过的关卡。这对于官府来说，是省事了，但对于商品的流通，却是一种梗阻。除非商品的运输者对他地的销售有十分的把握，才会贸然贩运。

其实，正如上文所说，在“宣德四年”（1429）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北新关的赋税，一直处在任意变更的状态，不能真正称为“关署”。《北新关志卷之十三·税则》就明确的记载：“宣德四年，始设北榷，其初，止收船料。正德六年后，兼收商税”。后来才逐渐明确所征收的商品税，为十八个大项，八百多条，收税的标准数额，全以银两标明。

可以说，“正德六年”即公元1511年，北新关才步入“正轨”。即在“船料”以外，开始真正执行一个朝廷关署的商税征收职责。在此之前，它只不过是一只收“过路费”的交通“卡子”。

由此得到的赋税“成绩”也是显著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北新关等钞关的收入，已经从前代（隆庆年）的32万5千银两，提升到了40万7千。据载，当时一艘商船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的关卡“无有不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一货而抽三十余次”⑸。商人不但赚不到钱，连本都有折得十去三四的。这对商品的流通，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打击很大。

 二、北新关的荆之琦

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新关来了一个新主事荆之琦。当他接到朝廷的任命时，居然是肝肠寸断，惶惶不安，一再提出不愿意赴任。荆之琦向朝廷递了三次奏折，请求辞官。

这一种“辞官”，要是在南宋，还真有惯例。新任官员往往有三次可以“请辞”，以示谦让与对皇恩的诚惶诚恐。不过，明朝并没有这一种惯例。难道荆之琦是在做秀，是对肥缺来一出欲擒故纵的开场？

不是，荆之琦还真是害怕，他怕当了这关署的差，被人轻视。为啥？因为关署的“蠹弊丛生”，口碑极差，若按了后来对《红楼梦》中贾府的评价，也只是关署门口那对石狮子算干净的了。荆之琦三次辞官，被驳回后，最终也只有上任了。

荆之琦到任以后，首先是老天不给脸，春雨绵绵，一下再下，下得春蚕小麦全都没有了指望。后来是东北的努尔哈赤起兵，内河船只被征去军用。船只少了，船料、赋税的征收更是一少再少。最要命的，因为开战，户部又给各关卡追加了税额。 

船运萧条，赋税不振，无事之际，荆之琦提出了修路。当时，北新关署所在的路叫“河塍”。听这名，几乎就是田间土埂一条，但此地却是船家上岸、进关署办事的必经之路。

从记载看，此路狭窄，又靠近运河，一旦汛期水涨，泥路常常因为河岸的坍塌，靠河一面狗啮一样，路就更窄了。一旦阴雨连绵，连续几天以后，路面连马匹的四蹄都难以行走，眼疾与跛瘸人更是不敢走，只能绕道“西街”（现湖墅北路段）。荆之琦与湖墅的几个“耆老”商量，善筹资金，购买料石，雇工修建。

据载，重建后的路，宽“若干丈”。按现今说法，一丈三米，不过，依照古时旧尺换算，路面五六米宽还是有的。这路从关署的门口起，往南往北，各延伸“三里许”，也就是一条六里长的路了。临河一面，垒石为岸。整条路“廓然周行，坦然磐石”，花费白银二千三百两，工程长达六个月⑹，时称“荆公街”。

“荆公街”，从清时地图看，也就是大兜路以大关桥为界的北段，如今的丽水路。从那以后，无论是北新关署的建筑，还是门前道路的规模，雀声遐迩，有一个“大关”的气魄了。

四、清承明制

北新关署的赋税制度最终的健全，是明后期《商税则例》的制定。如果用现在的五号字，将此“则例”印刷在八开的纸张上，应该有33页。试想一下，当年要是用小楷抄写，估计，一百张门板大的宣纸，都怕不够。

后来，又在《商税则例》的最后第十八大项内，适时另立了“后定比例货物类”。其中如西洋细布、香坠肥皂等，又有了180多个条目。每一个条目，都细分列明了多少货物该收几分几钱银两⑺的税款。

商埠之“埠”，最初就是码头与关卡，这也是一个城镇的原始。中国商业与赋税的初起，靠的就是水运，尤其运河。游牧的旗人，号称“大清”以后，全盘承袭了前朝制定的“游戏规则”：“船料”照收，货物按《商税则例》计征厘税。运河的关卡，依然运行“一船两制”，除非空船。

见过一张咸丰六年（1856）拾月十一日的“黑桥官牙承揽船票”。黑桥，官名“宝庆桥”，码头所在，牙行林立。票上所说的这个租船牙行，是领有官府执照的正规店家，店主“孙广生”。为了表明他的“正统”，票面上还着重注明了店主的身份是牙行执照领取人陈育才的“裔孙”。该“船票”在落款上同时也注明，租船人的姓名是“严桂”。

“船票”称严桂承揽到了郑、陈、毛三位相公的靛青（颜料）“捌拾壹担”。要着重解说这船票的是八个字：“杭关‘船料’船户承官”。“杭关”指的就是北新关；“‘船料’船户承官”，是说由船家承担“船料”。看来，船上的货物厘税，该由“郑、陈、毛”三位相公付了。 

另有一张是套红印刷的“货运票”，上有“一路顺风”的大红字样，虽然属于民国初时，但例举在此，可说之处有两点：一是该票注明“颜料壹箱、硫化元（青）五箱”；二是船票标注的出票处是山西“晋大昌货运票”。

可见，当时的运河关卡的纳税商贾，来自全国各商埠（以北方为主）；也说明，杭城确确实实是一个消费的都会，尤其丝绸印染。就是这几张难得见到的与运河码头相关的原始票据，运输印染颜料的就有两张。

货船如此，客船也没有被关卡轻易放过。关吏、胥役的为所欲为，上船对乘客的搜查与敲诈，相当粗暴苛刻。据载，就是“乾嘉盛世”，也是如此。

嘉庆四年（1799），有一个曾为将佐当过幕僚的仕人舒位，就以诗的笔触记下了北新关的胥役为所欲为的行径。虽然他事先有心理准备的：“杭州关吏如乞儿”，但“昔闻斯语今见之”后，还是让他大为惊讶。因为关胥根本没有按常规收取“船料”，而是一把明晃晃的朴刀开道，挑包袱，撬箱箧，搜寻钱财，对乘客大肆敲诈。

舒位大发狠话说：我只听说酒要上税，没听说诗囊要搜；只听说“船料”要报，没听说船客的箱子要搜⑻。大清的北新关胥役，在诗人笔下，如同山寨强盗。

五、“长毛”造反

此时，没卵子的太监更是不饰遮掩，直接插手了收税。当然，这一种媚上的提案，往往先由地方提出。雍正七年（1729），江浙总督提请将北新关税务交与织造（局）管辖。

织造局，是为几千名的内宫嫔妃、内侍们提供绫罗绸缎的机构，也主管江浙的国有织造“企业”，由“公公”主掌。北新关的赋税，由此又成了内宫花销的钱袋。这一种状态，维持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交还给浙江巡抚府“兼收”。

“兼”，这在中国的官场，微妙得很。说它也会转“正”，但往往不会长久。果然，道光元年（1821），北新关署的赋税，又回到了织造局手中。那时候，在杭城的织造局，与京城大内的色彩一样，门首漆色朱红，号称“红门局”。在晚清的“朝报”上，红门局里的小小胥役，有过痛打抚台衙门官吏的记载。

《湖墅小志》称“湖墅”为“北郭一隅”，也就是形容为杭城的一角。咸丰三年（1853），洪杨造反，江宁（南京）失守，红门局的太监们早就逃得没影了。富商士绅们也坐船奔了水路，杭州城内的人，一下子少了“约有十分之四”。太平军两次攻打杭城，突袭北新关有过三次，关署两遭烧毁。

更惨的是，“贼所过，尽杀剃发人”⑼，也就是前脑门剃光的，又称“小顶辫发”的大清顺民。到了太平军二打杭州（咸丰十一年九月），围城三个月后，杭城中尚剩的近五十万民众，吃尽粮食，吃尽“药材、南货等物”，再能吃的，就是“芋蔴、草根、甘露、浮萍、杂草”了。最后没办法，吃观音土，吃人⑽。

左宗棠进杭城已是同治三年（1864）的三月初二，据载，杭城“减至七八万”人口，鸟多民稀。说这一段，就要说到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和他的同乡，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对杭城“复苏”的措施。

首先是对钱塘江赋税关卡的开禁，官商胡光墉（胡雪岩）为此在钱塘江筹资设立“义渡”。出逃回乡的士绅商民，免收“起塘小票”，免费摆渡。但是，当时的北新关还是没开这个口子，逃难返回的船只虽无货物，“船料”依然要收，毕竟“下三府（杭、嘉、湖）”比钱塘江上游的“上八府”要富庶。战乱前，北新关上交户部的税赋每年有过22万两银子，这还不算地方截留。杭城虽然需要尽快恢复“繁荣昌盛”，但左宗棠也得考虑财政与兵饷的出处。

六、大帅罢关

当时的北新关，不仅仅是关卡一个，也是省城的赋税机构“关署”所在。杭城的“六关七务”，即东新关、打铁关、观音关、八字关等税收关卡，和“城南务”等七个税务所，都是由北新关署派员把守的，北新关因此也有“大关”的称谓。譬如，钱塘江码头的“城南务”，为防潮汛，允许船只先行起塘（翻塘进入内河），但船家拿了税吏的“起塘小票”，必须要在次日到北新关署上单纳税。

在北新关署的南面店家中，当时有一家给船户卖税单纸笔的专营店，称“大单厂书”。那税单是一式“三连（联）”，买后要如实填报。此后，一连交关署的“船柜”纳税；一连交关卡的兵丁核对；另一连作为船家的留存凭证。

太平盛世，“厂书”（税单）的需求量很大，除了几家专门的经营店，关署街前各爿店家都有代售。雍正年间，“厂书”的买卖曾经出了一点纰漏，经浙江巡抚规定，独列一家专卖。到了左宗党主政省城，就是这家独一无二的“大单厂书”，也因货船不多，冷清得门可罗雀。

左宗棠认为，要使省城经济得到最快复苏，北新关的关费杂税必须得暂停，以招揽全省物产、商贾来杭经营。只有如此，“根”有了，“本”才会昌盛，粮饷也会不犯愁。

左宗棠给同治皇帝写了奏章，说浙江省城“迭遭兵燹，凋敝不堪，市肆萧条，小民不能复业”。即使召回从业，也一时无法恢复疮伤。此时，要再收他们的规费、税赋，无疑是“竭泽而渔”，最后致使“商贾糊口无资”，小民更加“穷促”。他认为，北新关（重新）试办已经三个月，所征税收寥寥无几。守关的胥吏哪懂得什么叫朝廷利益为上？一旦设关，穷凶极恶的故态重演，搞得商人、乡民畏惧不归。臣跪奏皇上，恩准取消北新关署，以顺民心⑾。

此时的左宗棠，已被视为大清的“支柱”，同治皇帝刚赐他黄马褂一件，这面子还是会给的。当左宗棠的《将北新关暂缓开设，按月由厘捐酌减，以抵关税》的奏折到达同治帝的御案前，这位六岁登基，在风雨飘摇中才过了三年的小皇帝，御笔握起，写下了“准批”二字。当然，这极有可能是他的慈禧母后点过头的。

《清史稿·左宗棠传》对此仅记载了十四个字：“驻省城，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又据《清史稿·征榷》载，此后实施的“厘捐”制，就不是北新关那种只针对船家商货所征的税厘，而是对店家的交易所取。当然，运河“船料”也就此取消。这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大小也是一个进步。

  注：

    ⑴清顾公燮《丹午笔记》第一四零回

    ⑵⑸明谢崑《重修北新关记》

    ⑶明蒋光彦《重建杭州北新钞关题名记》

    ⑷《明史·食货五》之《商税》

    ⑹明陆玄锡《北关修筑荆街碑记》

    ⑺明《商税则例》

    ⑻清舒位《杭州关记事》

    ⑼吴氏《花溪日记》

    ⑽佚名《亲历记》

    ⑾清淩璋琳《梓里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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