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官方主导海塘建设的积极因素 1．确保“国脉”和“命脉”的“国家意识”——这是历代海塘不断进步的基础和关键 纵观历史记载，官方主导的海塘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大规模调集人力物力财力，体现了海塘规模化建设的能力。而在海塘的规模化建设的背后，又可以“透视”当时“国家意识”在海塘建设中的体现。这是海塘修建官方主导和民间主导最根本的差异，可以给予的积极评价也如国外学者所说的：“虽然，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不论是在近东、印度、中国，或是在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的美洲，都是伟大的建设者。”[1] 春秋时期“范蠡塘”的出现，可以从中观察到越国君臣的“伐吴”“劝农桑”的思虑，这其实就是越国当时最核心的战略方针“复仇争霸”的体现。五代后梁开平四年( 910)八月，吴越王钱谬扩建杭州城，在候潮门、通江门外修筑捍溥塘时，曾经“表告于天云：‘愿退一两月之怒涛，以建数百年之厚业。’”[2]正是钱谬要建吴越国数百年大业的意愿，才有这次调集20万民工大筑海塘，并一举奠定两宋时期杭州城市规模的壮举，钱缪修筑捍海塘由此也在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意义。 南宋宝祐三年( 1255)十一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李衢上奏朝廷：“国家驻跸钱塘，今踰十纪……庆历中，造捍江五指挥，兵士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今所管才三百人，乞下临安府拘收，不许占破。及从本府收买桩石，沿江置场桩管，不得移易他用。仍选武臣一人习于修江者，随其资格，或以副将，或以路分钤辖系衔，专一钤束修江军兵，值有摧损，随即修补；或不胜任，以致江潮冲损堤岸，即与责罚。”[3]这里讲到的北宋景祐四年( 1037)，工部郎中张夏在杭州第一次修筑石砌海塘，并建立了常设的海塘专职机构“捍江营”，这是自秦代在钱塘江地区设立专责水利的“浙江都水”职官一千多年之后，第一次出现由国家“部级”设立的专责海塘事务的机构。但南宋因为建都临安（杭州），所以对海塘抗御潮患的重要性就不仅仅停留在城市和居民的基本生存保障上，而是更直接和更深切地体会到海塘对于这个政权存在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仍可以在《咸淳临安志》的《浙江图》[4]上清晰地看到，一条非常完整的海塘从地图的右端横跨至左端，构成了确保整爪临安城安全的防护系统，这也是南宋政权最为根本的生存底线。 唐宋以来，国家赋税征收的重点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地区转移而转移，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著名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5]，既象征着经济文化上的富庶，同时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对于国家赋税的重要。因此，明清两代在官方主导的海塘建设中，更多地从经济命脉的角度考虑海塘建设对于国家赋税的意义，就显得越来越突出。 
宋版《咸淳临安志·浙江图》（姜青青重绘） 明人乔拱璧所修《续修海塘录》，其序文《海盐县辛壬修筑海塘碑记》开宗明义讲道：“国家财赋，仰给东南。”[6]万历十七年( 1589)浙江巡抚都御史滕伯轮、巡按御史傅孟春“会题”《议筑海塘疏》：“看得海盐捍海石塘，系吴越五郡之屏障，关系国家财赋、地方民命，至大且切者也。”[7]这次提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同，并付诸了实施。工程结束后，浙江巡抚傅孟春又有一道上奏《具报海塘工完疏》，“为恭报海塘工完，永固国家财赋重地、以奠民生、以慰圣怀事”，“盐官海口，关国岂浅小哉？……此塘固东南一大屏蔽也”；“杭嘉湖苏松五郡，系东南财赋重地，国家所恃为外府者也”；“（海塘工完）上以裕国家之经赋，下以蕃生民之稼穑”。[8]在这些奏章里，屡屡闪耀出一种“国家意识”。 入清以后，海塘建设更为中央朝廷乃至皇帝所重视，从而在投入、规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塘工程不但由国家投入巨资，工程的策划与组织甚至得到皇帝亲自主抓，从朝廷各部大臣，到浙江地方各级官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海塘工程的具体实施。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体担负这一“国家工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功绩。 顺治九年( 1652)，工科给事中胡之俊《言经理东南水利之浚疏》言：“方今天下财赋，半出东南。而东南要地，莫如江浙苏、松、嘉、湖。”[9]朱定元在其《海塘节略·总序》中说，乾隆二年( 1737)，大学士嵇曾筠“指示石土工程并坦水作法，表里完固，高坚足恃，外以障沧海之狂澜，内以保桑田之物产；近以拯一邑之垫危，远以捍三吴之沮洳；上以裕国家之经赋，下以蕃生民之稼穑。塘工一成，朝野交赖”。这里的“朝野交赖”[10]，反映了清代海塘建设中朝野上下一体的“国家意识”。 雍正十三年( 1735)，雍正帝在一封斥责浙江地方官员平时疏于管理海塘的诏谕中说：“平时人事废弛，若此何以抵御狂澜？况朕不惜数百万币金，冀以保全一方民生，而各官怀挟私意，不知为国为民……今秋汛正大抢修，保护最为急务……倘仍蹈前辙，再有疏虞，致伤田庐民命，必将伊等从重治罪，不稍宽贷！”[11]正是具有“为国为民”这样的意识，雍正帝才为地方官吏的不作为而大光其火。 乾隆元年( 1736)九月，乾隆帝即位不久便下达了一封诏谕，表达了自己对海塘安全的关心：“南北河工与浙江海塘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12]乾隆帝曾为海宁修建鱼鳞大石塘中的打桩难题废寝忘食，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在阅视海宁海塘后决定重新勘察和启动已被罢寝的“石塘议”，并且直言“莫虑国币费”[13]，与雍正帝的“不惜数百万币金”相似，这里面的“国家意识”更进一步体现为“国家意志”了。 乾隆十六年( 1751)，都察院右都御史方观承在其奉敕纂修的《两浙海塘通志》序言中评价这部书说：“凡列圣之舒谟，累朝之沿革，形势之迁变，工程之除夷，与夫经费所出，物料所资，职守所存，祀典所秩，罔不灿若列眉，了如指掌，洵可为经国之要典，备来者之参稽矣。”[14]官方纂修的海塘专著，也强调了这一工程对于“经国”的意义。 清代对鱼鳞大石塘还在国家层面上规定了营造法式（官制）以供遵循，如在《大清会典事例》对十八层、十七层、十六层等层级的鱼鳞大石塘的建筑规程作了规定，包括海塘的塘身、塘基、塘戗三部分结构，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件、建筑工艺和建筑尺寸等[15]。海塘施工标准的“国标”制订，也是清代海塘工程规模和质量均超越前代的一个重要举措。 历代海塘建设代有进步，这其中闪现的“国家意识”是海塘不断进步的基础和关键，同时也较为直接地提升了杭州以至杭嘉湖平原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当这种意识在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顶点，进而成为一种“国家意志”时，海塘即呈现出一种可以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形象。 2．“不让寸步”的“底线意识”——造就了吴越地区的一种人文精神 因为自然地理形势的关系，即钱塘江北岸地势大致是由南向北倾斜，杭州以东沿江一带平野千里，缺乏可资利用的山脉屏障，堤塘位置相对高高在上，一旦溃堤，海潮必定向北奔泻，田野、河道、民舍、城镇等，均难避免这样的灭顶之灾。因此，北岸海塘在客观上也没有退让寸步的可能和祭件。如何坚守固有塘线，与潮争地，寸步不让，对于整个北岸海塘体系的稳固和安全，至关重要。 北宋政和二年( 1112)，因江潮泛滥，兵部尚书张阁请修江塘，他在奏疏中说：“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朝廷闻报，“诏亟修筑之”[16]。南宋嘉定十二年( 1219)，有臣僚言：“今闻（盐官）潮势深入，逼近居民。万一春水骤涨，怒涛奔涌，海风佐之，则呼吸荡出，百里之民，宁不俱葬鱼腹？况京畿赤县，密迩都城。内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长安闸，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客船络绎，两岸田亩，无非沃壤。若海水径入于塘，不惟民田有咸水濞没之患，而里河堤岸，亦将有溃裂之忧。乞下涮西诸司，条具筑捺之策，务使捍堤坚壮，土脉充实，不为怒潮所冲，”[17]这一建言得到了朝廷认同。可见两宋君臣在海塘修护上均有不能后退的意识。 我们从《咸淳临安志·浙江图》上注意到一个细节，即在城墙与海塘之间，当时部署了北宋专设的海塘修建机构“捍江营”，和南宋专设的“修江司营”，以及沿海塘—线大量驻守的军队[18]，—旦海塘出现险情，除了‘捍江营”“修江司营”这些专职抗御江潮的人员以外，沿江驻防的军队均可调用，及时抢险。如理宗嘉熙二年( 1238)，“秋潮由海门捣月塘头，日脸月削，民庐僧舍坍四十里。己亥六月，诏赵与欢除端明殿学士、知临安府，任责修筑。”赵与欢后来在奏报修塘工程时提到：“日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余人，并募夫工及修江司军兵三千余人。已贴立石仓，夹植桩笆版木，昼夜运土填筑……越三月毕工，水复其故。”[19]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南宋后期官方对海塘修筑力量作了较为合理的部署，即使遇到大潮侵袭海塘坍圮的险情，也能迅速反应，组织强有力的抢险，未出现不得不后退筑塘的无奈之举。这里的“水复其故”其实就是塘复其故。从《浙江图》南宋海塘展现的其保护京城所必须的完整性上可见，海塘是杭州城市的生存底线，防守海塘寸步不让造就了杭州“因塘而存”的基本格局。赞美杭州的著名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直到南宋才逐渐定型，这与两宋时期官方主导的海塘保障系统的完善，密不可分。 清代时期，朝野都意识到钱塘江海塘退无可退。乾隆元年( 1736)，大学士嵇曾筠在其《请筑鱼鳞石塘疏》中说：“今水势既已条顺，塘根又涨护沙，则所议鱼鳞大石塘应即在于旧塘基址，清槽钉桩，如式甏砌，不必于旧塘之后择基另建，更觉费省功倍。谨遵世宗宪皇帝不可那移寸步之谕旨，以成一劳永逸之巨工，实为万全无弊。”[20]道光十三年( 1833)十二月，曾任河东河道总督的严娘在其奏章中也说道：“自尖山至省城，共计石塘一万数千丈，已历百年之久，风潮冲激，难免日就倾颓。查钱塘江居七郡之上游，测水平者谓，吴江县塔尖与长安坝底相平，设被潮水灌淹，实有建瓴之势。所恃为金汤之固者，全在此一线长堤。”[21] 这种“不让寸步”的态度在几位清朝皇帝身上也甚为鲜明。雍正十三年( 1735)八月，雍正帝诏谕大学士朱轼督率节制钱塘江筑塘工程时道：“工程浩大，需用钱粮断断不可吝惜！旧塘先须修筑完固，以资捍御，切不可因塘身临水挪动尺寸。挪移一步，即冲塌一步，何时是已？至修建鱼鳞大石塘，乃一劳永逸之计，不可因塘外沙涨，停止修筑。纵使沙涨数十百里，民人居处耕种，亦不可恃。必须大工完竣，方可垂之久远，于地方有益。”[22]乾隆帝基本秉承了雍正帝的这种态度，而且四次躬亲海宁一线督察重型鱼鳞大石塘的修建。他连位于鱼鳞大石塘乏后的“土备塘”（离外塘或一里半里）都嗤之以鼻，曾在其《题土备塘》一诗中写道：“土备塘云海望修，意存未雨早绸缪。石柴诚赖斯重障，是谓忘唇守齿谋。”[23]明确表示一线大塘必须坚固坚守，没有“退一步”的余地，唇既残破，齿岂独安？他在嗤笑当年修建这个“二线”的土备塘时，其实也表明了对海塘建设“不让寸步”的坚决态度，虽然“土备塘”并非半点是处都没有。 历史上沿江溃塘不守或退守的事例屡见不鲜，但我们仍然能在官方主导的海塘建设中屡屡发现在大潮面前“不让寸步”的意志和态度。杭州以至钱塘江北地区的人们，长期以来历经这样的坚守和磨难，也造就了吴越地区至今被人称道的一种人文精神：强韧坚毅，永不言败。这使得钱塘江北岸海塘经受了千百年狂澜考验，在大部分时间里仍能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终究保住了杭嘉湖平原这块著名的“天下粮仓”。 3．“一劳永逸”的“高标准意识”——这让漫漫海塘浸润着一种工匠精神 钱塘江涌潮是一种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的自然现象，其破坏力全球罕见。是以历代海塘屡修屡毁，修毁无已。对此，在官方主导的海塘建设中，便每每企图建成固若金汤，逐渐形成一种要求“一劳永逸”的意识，希望能够长此以往永久有效抗御无休无止的大潮冲击。具体在海塘建设上的资金投入、工程设计、技术应用等方面，往往向“高标准”看齐。 明代陈善曾批评前代前朝在海塘建设中缺乏能够“一劳永逸”的长久万全之计： “一劳永逸，上下数千年间不闻有长策焉，即东南之患未已也。”[24]当时修筑海塘的重点区域在海宁，所以他认为，海宁海塘要取得“一劳永逸”，在建造技术上应效法海盐海塘的做法： “至于筑塘之法，余窃有取于海盐。乙亥之决，海盐为甚。其修筑也，虑湍激为患，有荡浪木桩以砥之；虑直荡堤岸，有斜阶以顺之；其累石，下则五纵五横，上则一纵二横，石齿钧连，若短贯然，即百计撼之不摇也。修宁塘者，诚一准海盐新塘之式，则是一劳永逸之计耳。安得实心任事之人，而与之计海塘哉。”[25]陈善提出的这种更高的海塘技术标准，即当时黄光升在海盐修筑的“五纵五横塘”，这在整个明代都属于最顶级的海塘工程。只是，陈善的观点主要是从技术上提出来的，而技术之外还要涉及相关人力、物为和财力上的投入，且十分巨大。根据黄光升海盐“五纵五横塘”的建造成本“账单”，仅仅一丈长、十七层高的海塘施工标准，需要投入的新石、木桩、工具等材料价银，以及各色工匠、抬夫的工银，总计“三百两五钱六分一厘”（如果是“四纵四横塘”，则计“二百一十五两七钱五分”）[26]。据清代《两浙海塘通志》记载，乾隆时的鱼鳞大石塘修造成本，同样一丈长、十七层高，工料用银“一百七十四两六钱九分一厘四毫二丝五忽”[27]。显然，明代鱼鳞石塘体量规模在不如清代的情况下，工料耗费却大大超过清代。所以，如此巨大的投入，黄光升背后若无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仅仅依靠技术先进，那也只是一场空谈而已。当然，陈善从“一劳永逸”这一理想目标出发，竭力追捧黄光升的“五纵五横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相比而言，修筑海塘以“一劳永逸”为追求目标，在清代朝野更为普遍，绝大多数海塘工程以当时最顶级的鱼鳞大石塘作为施工标准，只要工程能够坚固，投入不惜代价。 雍正二年( 1724)，雍正帝在给吏部尚书朱轼的谕旨中说： “浙江沿海，塘工最为紧要……朕思海塘关系民生，必须一劳永逸，务要工程坚固，不得吝惜钱粮！”[28]雍正十一年( 1733)，内大臣海望、总督李卫等陛辞赴浙查勘海塘，雍正帝当面交待：“尔等到浙，详细踏勘。如果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币金千万，不必惜费。”[29] 乾隆帝对于海塘工程颇有专研，鱼鳞石塘是他最推崇的建设标准。乾隆四十五年( 1780)，乾隆帝在一封谕旨中称：“朕巡幸浙江，由海宁阅视塘工至杭州老盐仓一带，有柴塘四千二百余丈。虽因其处不可下桩为石塘，然柴塘究不如石塘之坚固。业经降旨，将可以建筑石塘之处，一律改建石塘，以资永久保障。”[30]为了“永久保障”而“一律改建石塘”，这其实就是为了工程坚固，不惜一切代价。乾隆四十九年( 1784)，乾隆帝再次到浙江察看鱼鳞大石塘的建设，在一封谕旨中说：“朕于老盐仓添建石塘，固以卫护民生，亦因浙省柴薪日益昂贵，岁修柴塘采办薪刍，致小民日用维艰。是以建筑石工，为一劳永逸之计，庶于闾阎生计有益。然石塘既建，自应砌筑坦水，保护塘根，乃陈辉祖、王宜望并未筹划及此，而后之督抚亦旨置之不论，惟云柴塘必不可废，此乃受工员怂恿，为日后岁修冒销地步。”[31]在此，你不得不承认乾隆帝在海塘修建中具有十分高远的眼光，以及非常精明的洞察力，在这样堪称“专业”眼光的审视下，海塘工程的“高标准”建设无疑是能够确保的。同时，在其背后也表现出一种“国家意识”，正如有学者认为：“乾隆朝政府毅然将修筑鱼鳞石塘以期‘一劳永逸’树立为宏大政治理念（国家或政府的‘理念’），并转化为政治的决策与行为，大力强化政府治水职能，使得清朝政府在海塘修筑史上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32] 道光时期，清朝国力已大不及康雍乾鼎盛之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国家拨款，时常捉襟见肘。于是，道光帝对于屡屡需要巨款支出的海塘建设，强调务必“一劳永逸”更成了他的“碎碎念”，有时甚至到了声色俱厉的地步：“惟此项工程紧要，务期—劳永逸，堪资保障。”“此项工程关系甚巨，务须斟酌办妥，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但办理稍有不善，以致币项虚靡，工无实济，惟乌尔恭额等三人是问！朕言出法随，不能稍从宽贷也。”[33]对于消极怠慢海塘工程的大臣，不惜将以法办作威胁。应该说，道光帝对于“一劳永逸”的执着，在国力不济的时候，能够尽力确保海塘工程的“高标准”建设，也属于难能可贵了。 
钱塘江海塘西湖区转塘段 皇帝每有叮嘱不忘“一劳永逸”，很多臣下当然不敢怠慢，无论在京师、在宁塘，高标准修筑海塘成为一致的目标。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北岸一带看到大量保存完好的清代鱼鳞石塘遗存，它们庞大的建筑体量被誉为“海上长城”，漫漫长长，望不到尽头，但更让人惊讶的是，我们至今仍能明显体察到浸润于其中的一种工匠精神：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一一这也是杭嘉湖地区至今仍著称于世的一种人文精神。这些海塘遗迹的存世，其中固然有塘线南移造成原海塘成为内陆一部分而免于潮水冲毁的原因，但当年工程建设中朝野内外较为一致的“高标准”意识和追求，无疑是这些遗迹能够幸存至今的主要原因。
[1] 《东方专制主义》第二章《治水经济——一种管理者的和纯属政治性质的经济》第33页。 [2] [清]钱文翰：《捍海塘志》引宋人钱惟演《曾大父武肃王筑捍塘遗事》，“武林掌故丛鳊”第5册，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影印清光绪丁氏刊本，第2555页。 [3] [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97页。“庆历”应作“景祜”。 [4]姜青青：《（成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50 -4页。 [5]姜青青：《古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源流考》，《南宋史度南宋都城临安研究论文集（续）》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页。 [6] [明]乔拱壁：《续修海塘录》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第15册，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 [7] [明]谢吉卿、仇傻卿：《全修海塘录》卷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第15册，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313页。 [8] 《全修海塘录》卷三，第321 -328页。 [9] [清]佚名：《皇朝文献通考》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海塘录》卷二二。 [11] 《海塘录》卷首一。 [12] 《海塘录》卷首一。 [13] 《海塘录》卷首二。 [14] [清]方观承、查祥等：《两浙海塘通志》序言，“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5] [清]昆同等：《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二三《塘工做法》，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 [16] 《宋史》卷九六《河渠志》，第2386页。 [17]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第2401页。 [18] 《<成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第350 -4页。 [19] 《成淳临安志》卷三一“捍海塘”，“宋刻本”第16册。 [20] 《海塘录》卷一五。 [21]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第786 - 787页。 [22] 《海塘录》卷首一。 [23] 《海塘录》卷首二，该诗作于乾隆二十七年( 1762)。 [24] [明]陈善：《捍江塘考》，《海塘录》卷二一引。 [25] [明]陈善：《捍海塘考》，《海塘录》卷二一引。 [26] [明]樊雏城、胡震亨等：《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八，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93 - 694页。 [27] 《两浙海塘通志》卷八，第136 - 138页。 [28] 《海塘录》卷首一。 [29] 《海塘录》卷首一。 [30] 《海塘录》卷首一。 [31] 《海塘录》卷首一。 [32]和卫国：《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政治史解读》，《中州学刊》杂志，2010年第5期，第172页。 [33] [清]佚名：《续海塘新志》卷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71 - 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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