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南亚、印度洋贸易发展及早期伊斯兰化

麦克弗森（KennethMacpherson）在《印度洋史》一书中写道：“公元8—13世纪，伊斯兰帝国和中华帝国享有前所未有的高度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和扩展。两个帝国体系改变了海上贸易的节奏。但这种影响的性质只有通过检验帝国疆域之外，印度洋世界之内的海上贸易才能被理解。”既指出了唐宋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作为东方海上贸易（实应包括印度洋、南海及东亚海域）的引擎作用，也强调了从两个帝国之外的视角更完整地认识和理解东方海上贸易。

在公元8世纪，特别是10世纪以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迅猛发展，突出体现在海岛地区的发展繁荣。10世纪以前，菲律宾群岛处于漫长发展滞缓的阶段。到宋代，中国史籍中首次出现了菲律宾群岛麻逸、三屿、蒲端等国家的记载。这些国家因中国商人前往贸易而首次加载中国史册。它们与占城国、渤泥国、阇婆国、流求国都有稳定的贸易航路。中国往这些国家的贸易也很频繁，对贸易方式和风向规律很熟悉。公元7世纪兴起的海上强国室利佛逝，10世纪以后（称三佛齐）已发展成为东南亚贸易大国和连接印度洋地区和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法国和印度尼西亚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工作“表明至少从10世纪以来，该国（室利佛逝）就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地方贸易和海外贸易”。10—13世纪贸易的繁荣，推动了爪哇（阇婆）国内经济的发展，爪哇群岛贸易网络产生，爪哇还取代南印度成为中国市场黑胡椒和红花染料的主要供应者。正如《岭外代答》所载：“正南诸国，三佛齐其都会也；东南诸国，阇婆其都会也；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近则占城、真腊为窊里诸国之都会。”

自公元7世纪末起，大批阿拉伯人迁移到东非，建立居民点，逐渐发展为城市，他们“都以出海经商作为营生”。伊斯兰教徒到来之前，这里没有本地商人，也较少外来商人访问，“到11、12世纪，才有证据证明强有力的商人集团沿东非海岸活动。他们统治了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和基尔瓦等港口的城邦”，从中国等地进口瓷器、丝绸等，把东非棉布、玛瑙等销往外地。甚至有人说，10—15世纪东非兴盛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10世纪以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在印度本地海上商业、阿拉伯商人东来和定居贸易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印度南端的注辇王国重视海外贸易，积极向外扩张，1025年和1067年两次远征并大败三佛齐，使其逐渐失去了海上强国地位。注辇王国在印度洋和东南亚贸易中的地位凸显。印度西岸的故临，是印度洋上的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从大食到中国，“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从中国往注辇国贸易，需“自故临易舟而行”，大量中国和阿拉伯商人“每岁自三佛齐、监篦、吉陀等国发船博易”，因而“大食人多寓其国中”。林承节指出，“9世纪后，阿拉伯人来印度贸易和从事转手贸易的增多，西海岸的外贸越来越被阿拉伯人掌握”。这些阿拉伯人在印度沿海建立了几处新的城镇并驻兵防守，成为其扩大商业和进一步向外侵袭的基地。

推动10世纪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岛地区贸易繁荣的另一根本动力，是“早期伊斯兰化”。麦克弗森称，自8世纪始的阿拉伯商人在南亚和东非的活动为“伊斯兰化”。贺圣达指出，10世纪“在东南亚大陆大部分国家由印度教和大乘佛教转向小乘佛教文化的几乎同时，海岛东南亚也开始了宗教上和文化上的转型，即由原来的信奉印度教和佛教转向伊斯兰文化”。大部分学者认为，东南亚海岛地区全面伊斯兰化是在13世纪末以后。13世纪以前，在商业的推动下，伊斯兰教在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传播不断加强，总体上可称为“早期伊斯兰化”。

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早期传播，主要是通过阿拉伯商人建立集居点的方式展开。东非沿海阿拉伯人建立集居点和城邦国家，印度海岸也有阿拉伯人集居点。蒂贝茨（G.R.Tibbets）通过对阿拉伯文文献的考察指出：占婆有穆斯林商业殖民，此地发现的阿拉伯碑铭可追溯到11世纪早期；南巫里（即蓝无里）也是一个早期商业殖民地；三佛齐和阇婆也有阿拉伯人殖民地。它们出于纯商业的原因而建立，最初可能是因等候季风所需的临时性的。

中国文献记载与蒂贝茨所用阿拉伯文文献的研究是相统一的。《诸蕃志》记载，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的蓝无里是阿拉伯和中国商人等候季风变换的集居点，“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往大食和故临国等国。反之，阿拉伯往中国也需要在这里等候季风。三佛齐国位处“诸蕃水道之要冲”，“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因此有大量中国和阿拉伯商人集居。阿拉伯贩往中国的商品先汇聚于此，“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史称“其国居人多蒲姓”，当为大量集居于此的阿拉伯人。商人蒲卢歇自中国南归，遇风飘至勃泥国，该国“即造舶船，令蒲卢歇导达入朝贡”。可见，婆罗洲一带也有阿拉伯商人抵达。占城国也是一个阿拉伯人集居点。《桯史》称：“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这些人保持了伊斯兰教信仰，好洁、礼拜，建有礼拜堂，是来自占城的阿拉伯人。

10世纪以前的东南亚地区，是印度文化影响占主导的时期，有学者称此时期为“印度化时期”。8世纪中叶，“穆斯林商人掌控了从阿拉伯地区到印度洋这条贸易路线”，中国宋代鼓励海上贸易，“促使东南亚地区聚集了更多的穆斯林商人”。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向南亚商人的优势地位发出了挑战”，推动“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在持续地扩张”，“东非、南亚和东南亚都受到伊斯兰教传播的密切影响”。10世纪以后，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海岛地区逐步取代印度文化，为13世纪末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海岛地区持续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蒂贝茨称，10世纪是阿拉伯与东南亚贸易的高峰期，伊斯兰教在此扎下了根，并在13世纪末开始得到发展，为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正是8世纪以后的早期伊斯兰化，奠定了东南亚海岛地区13世纪末以后的广泛伊斯兰化。穆斯林商人的集居点沿着海上丝路，向东延伸到中国广州和泉州，中国政府为其设立专门的集居点即蕃坊，其规模可能远超过东南亚或印度洋任何集居点。

（四）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

中国、东南亚、印度洋贸易的发展，推动南海贸易体系最终形成。滨下武志认为，15—16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和亚洲经济圈也是宋代形成的南海贸易体系的继续发展。南海贸易体系在宋代的形成有三个明确标志：一是形成了稳定的商品结构和互补性的市场关系。即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的交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记载的绍兴三年（1133）进口品总计212种，其中香药177种，珍宝11种，手工业品14种，其他资源性商品10种，资源性商品超过90%。《诸蕃志》卷上列举了中国商人15处（涉及东南亚数10个国家和地区）贸易点所售商品，瓷器15处，丝织品12处，檀香3处，金、酒、银、铁、米、糖、漆器、香药1—2处。该书还记载了中国商人与南海诸国相交换的商品结构：三佛齐“土地所产瑇瑁、脑子、沉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铁、酒、米、干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阇婆国“出象牙、犀角、真珠、龙脑、瑇瑁、檀香、茴香、丁香、荳蔲、荜澄茄、降真香、花簟、番剑、胡椒、槟榔、硫黄、红花、苏木、白鹦鹉，亦务蚕织，有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麻逸、三屿、真腊、单马令、凌牙斯、佛啰安、蓝无里等国，都是如此。正如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所言，中国是亚洲贸易的最主要动力，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是世界市场上需求最大的两项商品，同时中国也是东南亚和南亚生产的香料的主要消费者。中国因自然环境的局限，不能大量产出所需大宗进口商品香药、珠宝；海外诸国则因技术的局限，依赖于中国出口瓷器和丝绸等手工业品。这种互补性的贸易供需稳定，利润丰厚。

二是形成了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作为主要贸易力量的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以及日益增长的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人。整个汉唐时期，阿拉伯船只和商人都在波斯湾、红海、印度海岸的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到宋代，阿拉伯商人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贸易力量。宋朝允许本国商人出海贸易，使宋代亚洲海上贸易力量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广西濒海之民“或舍农而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贩”，福建商人更是在海上贸易中独占鳌头。中国海商数量庞大，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商品结构上具有优势，在亚洲海上贸易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人也日益活跃。10世纪以前，印度商人集团在印度洋东部的贸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10世纪时，由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贸易的迅猛发展，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当地商人群体。宋代文献也多次记载了东南亚商人来华贸易情况。《拙斋文集》载：“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攻媿集》卷八六记载了一个死于明州的真里富国大商。东南亚本地商人也参与本地展开的国际贸易。中国商人到麻逸国，“入港驻于官场前”，“蛮贾丛至，随簸篱搬取物货而去”，“转入他岛屿贸易，率至八九月始归，以其所得准偿舶商”。中国商人到渤泥、三屿，也是将货物批发给当地商人分销。这些商人也是重要的贸易力量。

三是形成了有稳定贸易关系的市场区域。贾志扬认为，10—13世纪，由于宋朝重商政策和贸易发展的推动，海运贸易繁荣，北至东北亚，南到东南亚，形成为一个“贸易世界”，东北亚第一次被深入地整合到国际贸易网络中，东南亚进入到“商业时代”，经济贸易和国家发展发生根本性转变。卢格霍德所言的13世纪及此前阿拉伯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存在的三个有联锁关系的海上贸易圈，即最西边是穆斯林区域，中间是印度化地区，最东边是中国的“天下”——朝贡贸易区。从上述市场关系和贸易力量构成而言，这三个贸易圈在宋代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的贸易体系，可称为南海贸易体系。南海贸易体系在地理空间上北到中国和高丽、日本，西到印度洋沿岸地区和西亚，东南亚是这个贸易体系商品和人员流动的枢纽。这一区域贸易已经具备了独立运行的稳定的基本要素，形成为一个明确的贸易体系。

中国近海区域市场的形成，东南沿海地域特征的初步形成，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贸易繁荣及早期伊斯兰化，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亚洲海域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变革，为海上丝路新的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

三  海上丝路推动了宋代文化的新生与融合

宋代海上丝路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宋人的海洋知识，催生了新的海洋观念。宋代出现了清晰记录航线的航海图。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了由明州到高丽的四十余个地表目标所构成的航路，且详细记载了航线上的水情状况。该书本有“海道”（航路）图，“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今图亡而文存。宋朝到南海诸国也有航海图。赵汝适《诸蕃志》“序”中称自己“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其上“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因“问其志，则无有焉”，于是撰《诸蕃志》。今图已不存，若志为图解，则可知该图即以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为主的“世界地图”，甚至标注了地表目标（石床、长沙、交洋、竺屿）、针路（《诸蕃志》称阇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和里程的航路信息。

宋代导航知识也出现变革。到北宋中期，所见传统导航技术主要有三种：牵星术导航，地表目标定位，水情定位。成寻搭乘宋朝商船赴宋，使用了这三种导航方法：一是观察星宿以“知方角”，即牵星术导航；二是“令人登桅，令见山岛”，即以地表目标定位；三是垂铅绳探查海水深度及泥沙状况，据此判断海域位置，即水情定位。宋徽宗朝始见指南针被运用于航海，广州知州朱服之子朱彧的《萍洲可谈》谈及广州所闻：“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说到了指南针导航，且与牵星术、识水情的导航办法结合。宋徽宗朝，徐兢使团出使高丽，“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使用了指南针。同时也用了上述三种方法：星宿导航，“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地表目标定位，沿线标识航路的主要岛屿；铅锤探查，“用铅硾试其深浅”及观察海水颜色定位。南宋时期，指南针导航更加重要。《梦粱录》载：“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仍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同时，还有根据气候、波浪、鱼群、水色等多种信息导航。《诸蕃志》载：“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宋代指南针导航主要使用水浮法即“浮针”置于“针盘”中导航，简单易行，作用巨大，成本不高，极易推广。若宋神宗朝已出现此技术，则成寻所乘宋船必会使用。因而可以说，指南针导航是宋神宗以后，很可能是宋徽宗朝出现的新技术。

宋代航海的空前繁荣给官民都带来巨大利益，促使宋代的海洋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航海知识的积累，宋代已经对亚洲海域的海上诸国地理方位总体上有了与实际方位基本符合的认识。如果充分利用宋人获得的海洋知识，完全可以画出一幅如鲍德林图书馆所藏对南海地区地理方位有基本清晰准确描述的《雪尔登地图》类似的地图。海洋世界已经从秦汉以来的神仙世界，变成了现实世界。更主要的是，宋代官民都以商业和取利的观念看到海洋，认识到海洋是充满财富、可以生财取利的世界。《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对诸国出产珍宝、香药的种类作了详细记录，特别是《诸蕃志》详细记载了47种珠宝和香药的名称、产地、特性，以及中国商人到各国的买卖商品、交易方式等商业信息，堪称商业指导书。百姓可在海上贸易中获取丰厚利润，“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宋朝政府从“诸番国各以其国货来博易、抽解”中获得大量市舶收入，认识到“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贸易“于国计诚非小补”，是“富国裕民之本”。宋高宗就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汉唐禁止本国普通百姓出境，直到明代对逃逸出国家体制的海外华人仍视同弃子。但宋代官方对出海经商者的观念大为不同，不仅允许，而且官方亲予鼓励。如每年出海季节，市舶司和地方官府主持举办祈风祭海活动，并犒赏海商。海商出海时，广州官府每年“五月祈风于丰隆神”。泉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一年两次祈风，即“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同时，地方官还设宴犒劳海商。广州每年“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宋真宗时，“广州蕃商凑集，遣内侍赵敦信驰驿抚问犒设之”。朱服在广州任职时，也“犒设蕃人，大集府中”。福建市舶司也“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其蕃汉纲首、作头稍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中外海商都在犒赏之列。

宋代海上航行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海上信仰的发展并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一是海神地位提高。宋代沿袭了隋唐三祀制度，北宋前期将海、渎神列入中祀，是水上信仰神灵体系最高层次，川泽诸神列入小祀。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海、渎及其他小祀神灵不再由太常寺祭祀，只照太常寺中祀和小祀标准由州县主持祭祀；元丰年间（1078—1085），重新恢复了海、渎的中祀地位。南宋依海建都，背海立国，海神地位上升。宋理宗朝“以海神为大祀”，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超过了四渎神，与天地宗庙神灵同列。二是原本与航行无关的神灵被新赋予护佑航行的职能。福建昭利庙所祀唐代陈岩之子本为连江县地方神灵，与航海无关，北宋末从连江县扩及福州，已为海商所信仰。徐兢等使高丽遇风，福建商人祷此神而获平安，“归以闻，诏赐庙额‘昭利’”，在明州建昭利庙。这个信仰由此传播到明州。三是新创护佑航行的神灵。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妈祖信仰，因南宋封圣妃，又称圣妃信仰。原本是北宋初年起于福建莆田的民间信仰，祀本地林氏女，元佑年间（1087—1094）始兴；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等雇募福建商船出使高丽，遇风浪，“（妈祖）神降于樯，获安济”；次年，奏于朝，赐庙额“顺济”。南宋后，屡加封号。绍熙三年（1192）封灵惠妃，嘉熙间（1237—1240）加封最高的八字即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南宋时，“神之祠不独盛于莆，闽、广、江、浙、淮甸皆祠也”。圣妃信仰元明清不断发展，传播海内外，元封天妃，清封天后，成为影响最大的海上神灵信仰。除圣妃信仰外，宋代还新创了诸多航行护佑神。例如，嵊县显应庙所祀当朝人陈廓；澉浦显应侯庙所祀杨太尉；金山顺济庙所祀英烈钱侯；温州尊李德裕为海神等。

宋代海上丝路繁荣带来的另一文化成果就是多种外来宗教的传播。穆斯林商人是宋代来华外商的主力，他们将伊斯兰教带到广州、泉州等地，“不论海路还是陆路，最初穆斯林不是专程来传教的，主要是经商而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的伊斯兰教，就是伴随穆斯林商人而来。居住广州蕃坊的穆斯林，一直保持着宗教传统。广州的怀圣寺是穆斯林商人礼拜的场所，《桯史》记载了广州蕃坊的穆斯林行礼拜的情形。泉州出土的大量宗教石刻“以伊斯兰教的数量最多，说明中世纪中西方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是穆斯林”。泉州现存宋代伊斯兰教寺有圣友寺、清静寺、也门寺等。

宋代海上丝路传播来华的还有印度教。黄心川指出，海丝路是印度教传入中国的四条渠道之一。雍熙年（985—987）航海至泉州的天竺僧人罗护哪“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应是印度教寺庙。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前，泉州出现了印度教湿婆的象征林加，当地人称石笋，而广州的印度教寺庙建造比泉州更早。余得恩对泉州大量印度教石刻的艺术风格与印度本土石刻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些石刻的风格源自南印度朱罗王朝（850—1350）。这可与 11世纪朱罗王朝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向东方扩张，两次远征并打败占据东南亚海上贸易垄断地位的三佛齐的史实相印证。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泉州出土了二百多件印度教文物，说明宋代以后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动十分活跃。此外，宋代泉州还有景教传播，泉州发现五具十字石的时代都在11世纪以下。这些宗教，也成为宋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7年第1期第49—61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信息给wptian@um.edu.mo，索要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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