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充当全国教务中心

据教会史家高龙盘考述，晚明杭州住院屡次试办过一所小型“公学”，甚至“初学院”，专为培养辅助教士的传教人员，修士们在院内攻读西方神学哲学，在杭西教士郭居静、艾儒略（Giulio  Aleni）、费奇观(Gaspar Ferreira)、伏若望（Jean Froes）、阳玛诺（Emmanuel Diaz）曾先后担任这所初学院的指导或教师。[1]直至明末，杭州府共有大教堂一座，一处贞女院和约四座小堂、六处住院和一处修道院。[2]

  从教会史及明清士人的评述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杨廷筠三人被称为中国早期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其中徐、李二人因为热衷西方科学而走向天学，而杨廷筠则因信仰而皈依天主教。自杭州开教和南京教案两大事件之后，在李之藻、杨廷筠的扶持下，杭州、上海、嘉定一时成为全国教务的中心，“教难期间的杭州住院，成为传教事业的中心。……，《教务报告书》中记述文士数人受洗的经过。而乡人受洗的，为数更多。单以杭州住院而言，1621年便有一千三百人受洗。”[3]而“直到明代末叶，杭州住院无疑是全国教务中心。凡到中国的教士，大都先到杭州住院，耶稣会高级人员也驻在院中。”杨廷筠不仅资助修建住院，而且“又在家中雇刻工二名刊印教会书籍，这可以说是中国教会的第一个印刷所”。[4]杭州成为全国的教务中心之后，吸引大批西方传教士来杭活动，刊印教会书籍更是助推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近年来，根据中外学者挖掘到的在华耶稣会年报等原始档案史料证实，明末杭州成为全国天主教活动中心并非虚言。在一份标记为《1618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年报》（系第一份正式年报，葡萄牙文）的档案中，有多个条目的内容涉及杭州教院情况：“杭州驻院”、“从杭州前往北京、河南传教”、“从杭州前往湖广、南京、广东传教”、“从杭州前往上海传教”等。而在1636年的年报中也将杭州教会的情况单独列目汇报，排在北京、南京、上海（归属“南京府”）之后，列中国副省教区第四位。[5]

传教士在杭州的人数和事迹

关于明末清初来杭州活动的西教士人数，有学者考证认为明末来过杭州的西教士共计19位[6]。不过笔者以为，如果算上短期来杭活动的传教士，著名者如葡萄牙人安文思（Gabriel de Magaillans）等，尤其是非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明末清初来杭州的西教士总数肯定超过20位。

清初在杭州活动的仍以耶稣会士居多，著名者如意大利人卫匡国、殷铎泽等，另有葡萄牙、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来杭活动，其中以法国籍传教士居多。另有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等三人在清初短暂来杭被捕入狱。杭州天主教传教事业在经历清初的低落后，至康熙后期趋于兴盛，有据可查的在杭西教士至少超过30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法国人德玛诺在杭州主持教务，该年内“付洗228人；告解2158人，圣体1230人”[7]教徒已发展到1000人，比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的大约500名基督教徒增长了一倍。

综合各种记载和研究，明清间来杭州活动的欧洲传教士名录如下：

郭居静（意）、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葡)、龙华民(意)、金尼阁（意）、罗儒望(Joao da Rocha,葡)、黎宁石(Pierre Ribeiro，葡)、黎伯度（辅理修士，欧洲人）、艾儒略（Giulio Aleni，意 )、王丰肃(Alfonso Vagnone，又名高一志，意）、毕方济（P.Francois Sambiasi意）、傅泛际(Frangois Furtado，葡）、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葡)、安文思（Gabriel de Magaillans，葡)、史惟贞(Pierre Van Spiere ，法)、费乐德（Rodrigue de Figueredo，葡)、邓玉函(Jean Terrenz，德)、林斐理(葡)、徐日升(Nikolaus Fiva，瑞士)、伏若望(Jean Froes，葡)、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葡)、卫匡国（意）、洪度贞(Humbert Augery，法）、法安多(Antonio Faglia，意)、艾斯玎(Augustin Barelli，意)、德玛诺(Romain Hinderer，法）、郭若望(Joao Baptista,葡）、潘国良（Emanuel Laurifice，意）、伯颜理(Philibert Geneix，法）、利圣学(Charles de Broissia，法）、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意)。

其他清初短暂来杭的欧洲传教士，除了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等三人， 因康熙历狱而被关押在杭州，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路易十四派来的“国王数学家”传教团。1685年3月3日，6名“国王数学家”从法国的布勒斯特港起程，驶向中国。这六名传教士除一名在途经暹罗时，被暹罗国王留在那里传教外，其余5人，经过种种周折，于1687年7月23日到达浙江宁波。

这五人分别是：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张诚、李明、白晋、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 )。抵达宁波沿海，浙江巡抚奉命允许法国传教士登陆前往北京，令宁波长官先遣送诸神父来杭。五位法国传教士抵杭时，城中奉教之人群往迎，牌上金字大书“奉召入京之天学西士”。诸神父留杭数日，登巡抚所备之官船，溯运河而上。[8]

法国传教团成员李明及洪若翰的书信对此事的经过，以及在杭州的见闻也有详细的描述：在经过杭州时，殷铎泽神父曾热情接待他们，甚至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抬四人大轿”，抬至教堂，殷铎泽在教堂门前等候他们。

杭州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历史地位

基于以上对于明清间杭州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对杭州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角色定位给出一个概要的结论。

第一，杭州是欧洲传教士“知识传教”策略的实践基地。

耶稣会士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首要担当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玛窦开创和追随者发扬的“知识传教”策略所奠定的。然而实施这一策略的前提是选定具有掌握和传播文化知识特权的中国士人群体和文化基地。杭州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当时涌现的一批开明士绅分子无疑具备成为传教士“知识传教”策略实践基地的条件。

欧洲传教士在杭州正式开教要相对晚于广东、南昌、南京和北京，但在明末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发展上可谓后来居上。其主要原因：一是杭州自宋元明清以来一直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二则杭州是水陆交通枢纽[9]，又是全国著名的书籍出版和销售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传播和辐射力。

第二，杭州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传播中心。

欧洲入华传教士要在真正意义上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必须借助二大工具：语言和文字。而鉴于中西语言的差异和传播学上的天然障碍，从传播的时效性、实用性而言，中文西书的编纂出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文西书，既包括传教士个人或合作编译的西学书籍，也包括中国奉教士人，乃至教外士人对西学作移植性、融合性和发挥性的论述，甚至包括西洋奇器、图画、文玩、手工艺品等实物性作品（后期还有建筑园林艺术作品等）。但是必有承认西学图书是当时西学东传的主要载体，中文西书的刊传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学传播途径，故学术界常以欧洲传教士译编中文西书的数量作为西学流播的重要标志。

近来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杭州编撰出版的中文西书。据统计在1583-1753年间，欧洲入华传教士刊刻的汉文西书不少于243种，主要分布在杭州、北京、福州和绛州等地，杭州刊刻至少53种，约占全国刊刻本总量的22%，尤其是李之藻辑刻的第一部西学丛书《天学初函》更将刊刻活动推向高潮。从时间上看，明末清初杭州刊刻汉文西书至少40次，计32种。其中，明末刊刻35次，计29种。从内容来看，杭州刊刻的53种汉文西书中人文10种，科技9种，宗教34种，这与传教士的宗教职责相一致。[10]

第三，杭州架起了中学西传的第一座桥梁。

直至晚明，以《四书》《五经》为源头的传统儒家学说一直是传承千年中国国学的主要部分，它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骼，不仅支配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来的西方传教士虽然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的曲折，但还是抓住了“文化调适”的核心对象——了解、比较和拟同，通过“合儒易佛”、“天儒相印”找到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知识传教”路线。欧洲传教士们惊奇地发现，要真正熟悉和了解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首先要从读懂儒学经典开始，这也是从西方文明走向东方文明的必由之路，而杭州又在这一中西文明的沟通中走在了前列。

 关于儒家经典何时何人何地传入欧洲，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学西传是从《四书》、《五经》的西译和西传开始的。其中杭州架起了第一座桥梁。

     第一个将《五经》译为拉丁语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他在1626年（明天启六年）于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册，并附注解，名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成为最早在中国本土刊印的中国经籍西文翻译本。

《五经》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易经》和《尚书》。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拉丁文《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介绍了《易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于164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大中国志》里叙述中国早期文化发展时，也介绍了《易经》，他还注意到中国的《四书》《五经》对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影响。 

     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1662年在江西建昌府刻印出版了一本拉丁文书，书名为《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内有2页孔子传记和14页《大学》译文以及《论语》前部译文，这是《四书》第一次正式译成拉丁文并刊行，后被带往欧洲。

殷铎泽所译的《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v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67年和1669年分别刻于广州和印度果阿，并于1672年重版于巴黎（题目改为《中国之科学》）。其中的内容包含了法文和拉丁文的《孔子传》，以及殷铎泽所写的一篇短序和所译的《中庸》拉丁文。[11]

1687年，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吸收殷铎泽的翻译成果，将儒家经典“四书”的西文译本整理成《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巴黎最终出版。殷铎泽对此书的贡献不亚于柏应理，被学界称为将孔子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上述从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到殷铎泽这些将中国儒家经典西译的先驱，恰巧都是在杭州活动甚至埋骨于此的入华西方传教士。我们不禁要疑问其中的缘由。在此我们反思一下金尼阁与杭州的关系，或许能够提供我们审视明清间中学西传中杭州的特殊角色。

我们知道正是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金尼阁，独具慧眼，在他返回欧洲故乡，再度东来之时，他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他从1613年2月开始返回欧洲的漫长旅程中，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回忆录手稿《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改编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并译成当时通用语文拉丁文出版发行。这本著作刊印后，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在耶稣会内部也掀起了到中国传教的热潮。这让金尼阁真实地体会到书籍充当跨文化传播媒介的魅力。二是向教皇和欧洲各国募集了七千余部西文图书，其中包括最新出版的介绍哥白尼日心说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科学典籍，并且拟定了一个中外人士合作翻译的庞大计划。同时为了推进在华传教事业，他还专门请示教皇并获得诏谕，允许用中文翻译《圣经》。由此可见，金尼阁从体现中西文化整体现实面貌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和七千部西文图书的中西传译，到代表中西双方核心文化的《五经》和《圣经》的双向对译，加之他二度重返中国均以杭州为落脚点，在在透露出金尼阁以杭州为桥梁，构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双向文化交流平台的宏伟理想，尽管他以宗教徒的面貌出现，然而从他的实际行动中可以证实，金尼阁所要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已然超出了宗教界的狭隘视野。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1] [法]]高龙盘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234页。

[2] 周萍萍《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第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3] [法]]高龙盘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183-184页

[4] [法]]高龙盘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234页。

[5] [美]夏伯嘉：《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复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董少新：《17世纪来华耶稣会中国年报评介》，《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

[6] 夏瑰琦：《明末天主教杭州开教与活动考述》。

[7]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436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8]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342页；[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十列传及书目·洪若翰》上册，第427-428页；《洪若翰神父致拉雷兹神父的信(1703年2月15 日）》，[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一卷)，第260-26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9] 据徽商黄汴作于明代隆庆年间的《一线路程图记》，杭州有数条通往全国的水陆交通路线。

[10] 王申：《明末清初传教士在杭州刊刻书籍活动探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4期。

[11]相关研究参见：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五章“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东方出版社2001年；赵晓阳《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以<四书><五经>为中心》,刊于《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