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长三角的重要城市，也是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杭甬间距较近。早在杭州开埠前，已有不少宁波商人在杭州经商，开埠后，宁波商人凭其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纷纷抢滩天堂杭州。20世纪初，在杭州有很多宁波商人。《浙江潮》说：“杭州、温州，凡上等商社会，皆宁人也。”[1]民国期间有更多的宁波商人在杭州创办实业。

一、投资近代工业

宁波商人投资杭州近代工业，主要是轻工、棉纺、化工和电力业。许多宁波企业家投资杭州的轻工、棉纺业。1918年，朱葆三创办西湖啤酒公司，投资50万元，为主要创办人。[2]20世纪20年代，慈溪人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的“三友实业社”进军杭州。他们不仅在杭州设立“三友”分发行所，推销“三角牌”毛巾，而且投资、扩产。为保证棉织品原料供应，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于1929年用36.2万元盘进杭州通益公纱厂（包括鼎新布厂），改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简称“三友实业社杭州分厂”，由陈万运主持杭厂工作。该厂有纱锭20360枚，织布机285台，厂基8亩余，厂房数百间。为适应杭厂修整需要，接着又投资160万元用作基本建设和设备更新，使该厂成为集纺织、印染、漂整的联合工厂，成为我国第一家从棉花进入到毛巾出厂的全能型棉纺织厂。全部投产后，总计动力1500匹，日产毛巾3000打、被单700条、布匹500匹，每天的产值达万余元。陈万运推出各种措施使杭厂快速发展，绩效显著，于1934年2月被公司董事会推荐为三友实业社总经理，全面主持“三友”的工作。

刘鸿生在民国中期主持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和大中华火柴公司。民国23年（1934）5月19日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发布第59号通告：“兹为发展营业，在杭州添设门市所。”[3]杭州分店在杭州乾一商场内，因乾一无意经营，该店后撤销。

尤其是对光华火柴厂的联合，刘鸿生更是做了不少工作。杭州光华火柴厂于1911年创办，初资本5万元。民国14年（1925）改组为股份公司。地址在杭州江干区海月桥。资本总额50万元，由国人投资，占地面积50余亩，房屋250余间。厂务主任赵选青，副主任冯锡之。制造安全火柴，其商标有“送子”、“采莲”、“美女”、“新采莲”、“新美女”、“和合”、“福禄寿”、“日月”、“光华”等9种。成为浙江省“火柴业巨擘”[4]，产品行销本省，营业尚称发达。到1931年，资金扩大10倍，每年产值约80万元至90万元。杭州关署税务司何智辉在《杭州关十年报告（1922—1931）》中就有记载：“浙省火柴业，发轫于杭州光华火柴公司。该公司设于清宣统三年，初仅资本5万元，设备简单，厥后逐渐改良，今则资金十倍于昔，每年出品约值80万元至90万元之多焉。”[5]

由于其本身经济力量欠充实，且大中华火柴厂竭力向浙江倾销火柴，“以图压倒光华”[6]，致使杭州火柴市价每箱跌落2元左右。由于营业不振，愿意与大中华火柴厂联合。1934年7月14日，大中华火柴公司与杭州光华火柴公司所签订的合并合同主要内容为：①订定本合并为光华依法解散，大中华继续存在。②订定两公司之合并，均以民国22年（1933）12月31日之资产净值为根据。故自民国23年1月1日起，光华之权利、义务概归大中华继续承受。③订定大中华之资产净值，仍照原有注册资本国币300万元计算，光华之资产净值（杭州城内房地及绍厂房地，经双方同意仍归光华股东所有，故不列入计算） 作国币65万元计算，由大中华（指合并后之新公司）于增资注册奉准后，依照数面以股票付给之（未发股票前，先给临时收据为凭）。即将来新公司注册资本，应为国币365万元之数。

当时的文献对大中华与光华两家火柴联合作了不少报导，今摘录几条。浙江兴业银行《每周通讯》记载：“此次杭州光华火柴厂所以决意与大中华合并，闻实因见大中华成本账，较光华低廉约有十分之四五，故惧而降心相从。又据光华重要人谈：‘两厂合并时，刘鸿生态度极豪爽，但不免粗枝大叶；其副经理徐致一与会计林某则心细如发，知识极高。可见鸿生左右颇有人才，故其营业能年年迈进。’”[7]《中国实业》也记载：“杭州光华火柴公司，现因营业不振，已并入大中华火柴公司，已变更登记，移转商标等文件，呈请实业部注册。按光华火柴公司系浙绅汤寿潜等所创办（一九一一年成立），已有数十年之历史，为我国自制火柴业之首创者。兹因受经济不景气之影响，营业一落千丈，业已与大中华火柴公司合并，至堪痛惜云。”[8]

这年8月5日，大中华火柴公司股东临时会议也有记录：据总经理刘鸿生提议，查本公司与光华公司进行合并一事（即光华依法解散，本公司继续存在），前经于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提出报告。兹经双方代表参照两公司生产效率及裕生公司合并前例，议定两公司资产净值，计本公司仍按注册资本国币300万元计算，光华公司作国币65万元，由合并之后本公司照数发给股票。……查合并一事，为同业避免竞争之根本办法。光华公司在火柴业中，颇有声誉，此次能与本公司合并，谅亦对于合并利益同具信仰。兹经本董事会审核，双方代表所拟合并条款，认为公允适当。理合将两公司合并事及合并条款一并提请照案通过，俾便依法进行，实为公幸。[9]竺梅先、金润庠、孙梅堂等旅沪宁波商人创建华丰造纸厂，也是宁波商人投资杭州轻工业的一个事例。华丰造纸厂于1924年开 办。原为杭州武林造纸厂，由俞丹屏独资经营，设在杭州湖墅小河和睦桥。由于俞丹屏对造纸工业业务不熟悉，加上同行的倾轧， 致使年年亏本，积欠“大有利”之款达40万元。1929年后，“大有利”已被收归省办，债务人必须清偿。1931年，造纸厂被浙江省当局拍卖。民丰造纸厂负责人竺梅先、金润庠商量后决定标买该厂，以29.05万元的标价得标承购。恰好苏州大华造纸厂厂主叶荫三也竞争投标，于是采取两标合一，共同购买，改组为华丰造纸厂。投资的50万元中竺梅先8万元，占16%；金润庠3万元，占6%；叶荫三10万元，占20%，余下29万元由宁波商人张继光、王文翰、孙梅堂等人补足，从而使宁波商人占有约6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华丰从1931年开始生产黄纸版纸，以“龙牌”为商标。[10]对此，何智辉的《杭州关十年报告（1922—1931）》中也有记载：“武林造纸股武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北关，民国13年成立，是为浙江机器造纸工业之滥觞，资本银40万元，内中一切机器，均自美国采购，价值30万元。民国18年售与上海竟成造纸公司经营，更名竟成第五造纸厂。

嗣于民国20年间，因该厂所欠官款不克清偿，被当局封闭。迨至期 末，则售与民丰造纸厂营业。”[11]

一些宁波商人还投资化工行业。宁波商人于同治元年（1862）创办孔凤春香粉店，由宁波人孔传之人等在杭州清河坊创办，专营化妆品。以后业务不断拓展，资本逐渐增多，又在杭州官巷口购得店屋，业务中心移到官巷口，时为总店，经理徐志林。不久，设立工厂。主要产品有雪花膏、莲花露、花露水、生发油、袋装茉莉花等，兼售高级香皂、香粉。其中鹅蛋粉、生发油更是王牌。由于讲究质量，备货齐全，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在同行中业务首屈一指。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是孔凤春化妆品厂的黄金时期。抗战爆发后，业务一度停顿，后转移至上海，在天津路长生里设立发行所，经营8年后，于1947年仍归并杭州。[12]慈溪人虞北兴在上海的永盛薄荷公司在杭州设立代销处，销售弥勒牌薄荷油、薄荷脑、薄荷锭。1943年宁波人吴常仁、吴畊尧、钟樵桐在杭州开办东南化工总厂。吴常仁的投资额占总资本的70%，并担任经理。一年后，吴常仁独立经营，并邀杭州烟业界张文汉、沈桂荪等人入股。1944年又于弼教坊开设发行所和门市部，业务发展很快，每年生产各类肥皂七八千箱。1947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以王和甫为董事长。1949年该厂由于经营得法，得以维持，并购进歇业的同行设备，产品在杭州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

杭州在浙江较早发展电力电灯业，其中有宁波人投资的。1929年，建造闸口杭州新发电厂，鄞县人周宗良、叶琢堂参与组织企信银团，负责垫款完成闸口新电厂工程，企信银团的成员也成为投资者。1932年闸口电厂建成。1933年1月1日，杭州电厂改组为“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300万元，总厂设在杭州，成立董事会，设常务董事5人，鄞县人周宗良为常务董事之一。[13]镇海人张忍甫也投资杭州电厂，任董事。

二、涉足交通运输

浙江的近代交通业以杭州为中心，由铁路、公路、水运等各种方式组成，自晚清以来，各种运输方式都有一定发展，尤其是铁路与内河运输更为突出。宁波商人在发展杭州的铁路、内河运输业中作出了一定贡献。投资浙江商办铁路，宁波人做了自己的努力。甲午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开办铁路、矿山的条约，并把持铁路的经营管理权。1898年，英国当局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强迫清政府接受这个条约，修筑苏州—杭州—宁波的铁路，后因故没有实施。1905年，浙江绅商集资筹备自修浙江铁路，为此成立浙路公司，江、浙两省绅商纷纷投资，招股自建。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宁波巨商李云书等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07年11月间，李云书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名义给清政府发出一份外务总电，详陈苏、杭路权收回自办的斗争事实，并指责清政府说：“外交首在立信，岂内政不妨失信，匹夫犹重然诺，岂谕旨转可反汗。”自1907年起，宁波商人在收利权、办铁路事宜中表示了自己的明确态度。当年，浙江11个府160个商人在上海讨论浙铁问题，会议发起者中就有宁波巨商严信厚、虞洽卿、李厚佑、周晋镳、朱葆三等。在实际认股时，慈溪人吴锦堂认购6.6万元，严信厚、李厚佑、虞洽卿、叶又新、樊时勋、苏保笙等各投资1万元以上，朱葆三、陈子琴投资5000元。投资5000元以上的大股东为133人，股金约300万元，占全部股金的30%左右。而宁波商人仅9人就 投资13.6万元，可见在浙江铁路修筑中的地位。此外，镇海商人李厚佑还于1904年请设杭州铁路公司，造拱宸桥至江干铁路。

杭州也有宁波商人经营的航运业。鄞县商人郑宜亭担任过杭州闸口钱江商轮总公司的经理，兼任宁波旅杭同乡会副会长。慈溪裘墅人裘锡九，13岁到上海做生意，积累一定资本以后，在杭州闸口开办了一家轮船修造船厂。1921年裘锡九任闸口钱江轮船公司经理，后来，他独资创办“甬利轮船局”，并用杭州闸口造船厂的人力和物力，在宁波江东设立大丰造船厂，自造柴油发动机的钢壳船和趸船。还在姚江建造码头，把所造的轮船命名为“宁余”号，取宁波至余姚之意。“宁姚”号轮船主要往来于闸口与宁波之间。[14]镇海人戴玉书所经营的戴生昌轮船公司在杭州也有航运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杭州拱宸桥设立轮船局，并设有支局，开通苏州、上海至杭州的内河航线。民国《杭州府志》记载：“按杭州自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开关以后，次年即有戴生昌、高源裕利用芝太富的小轮船局援照内河行轮章程，先后设局在拱宸桥，支局在省城内及行轮各埠，由杭至湖、至嘉、至沪，路过各镇，亦停泊搭客货焉。”[15]府志明确说明自1896年杭州开埠后，宁波商人已涉足杭州的内河航运业。在民国期间依然经营。

[1]匪石：《浙风潮》，《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

[2] 《申报》1918年9月7日。

[3]浙江兴业银行编《每周通讯》第2号，1934年4月14日，第4页。

[4]同上。

[5]何智辉：《杭州关十年报告（1922—1931）》，《近代浙江省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2页。

[6]浙江兴业银行编《每周通讯》第2号，1934年4月14日，第4页。

[7]浙江兴业银行编《每周通讯》第17号，第1页，1934年7月28日。

[8] 《我国最老火柴公司合并》，《中国实业》第1卷第6期，1935年6月15日，第1155页。

[9]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10]金志郎、沙泳源：《民丰、华丰两造纸厂简史》，《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11]何智辉：《杭州关十年报告（1922—1931）》，《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2页。

[12]娄继心：《杭州孔凤春化妆厂》，《杭州文史资料》第14辑。

[13]金锦章、翁谊安：《杭州电厂的回顾》，《浙江文史集粹》经济卷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8页。

[14]杨新华：《近现代宁波帮航运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15]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