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杭州，没人不知道闸口电厂的，但似乎又可以肯定，没人说得清闸口电厂。为什么？不仅因为它的“古老”，更因为它的命运和神秘。 
闸口电厂原貌 以前的杭州人，对闸口电厂的认识，似乎都是对它那高大烟囱的崇敬。那时候，那一带没有高楼，那支 86 米高的烟囱，俨然鹤立鸡群，也就自然成了闸口地区最伟岸的标志性建筑。而闸口一带的居民对闸口电厂的了解（或者说与电厂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大都是从“电厂浴室”切入的。那时候，整个闸口地区没有一家浴室，要洗澡，得赶到南星桥。解放后，闸口电厂为了改善职工生活条件，建造了职工浴室，只不过当时是不对外的。几经改建，到了 1981 年，电厂在厂区东北侧的城河边新建了 250 平方米的浴室，并对外开放。供热方法，依然利用汽机抽气。从此，闸口地区的居民便直接感受到了电厂带给他们的温暖和幸福。 说闸口电厂，还得说说它解放前的那段身世。老一辈的业内人士可能知道一点，闸口电厂筹建于 1929 年。当时，浙江省政府发行建设公债 1000 万银圆，其中 200 万银圆是被指定用于发展电气事业——筹建 6 万千瓦的发电厂。经过数月反复地考察，最后选定在闸口地区的水澄桥一带兴建一座电厂，第一期建设规模为15000千瓦。这个决定，就是后来闸口电厂70年梦想的开端。 电厂开始破土动工，是在 1930 年 4 月。建设电厂的钱塘江北岸闸口一带系低洼漫滩，原始地面高度为+7.92 米，土质又多为泥沙堆积而成的砂质黏土层，黏土层的厚度约为 12 米……建筑难度可想而知了。因为征用的 6667 平方米民用地不足数，动工一开始，便沿钱塘江北岸筑坝填土，一直向江面扩地 33335 平方米。电厂的厂房建造施工单位是招商投标选中的，当时的“大元营造公司”以造价 12.5 万银圆中标。厂房建起来，各种机器设备也一批一批从国外陆陆续续运进来。同年 9 月，省电气局出资委托上海铁路局代筑双轨铁路岔道，以作电厂铁路专用线。专线从沪杭铁路闸口车站引出至电厂内止，全长 532 米，钢轨穿越大马路，声势浩荡，成了印入杭州人心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了 1931 年 2 月，省政府建设经费左支右绌，而闸口电厂又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骑虎难下之时，省政府召集中国、交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和上海商业储蓄等 5 家银行，与之商讨拟将电气开拓事业转为商办之事宜。最后他们统一意见，商定组合企信银团，银行方面垫资 300 万银圆。就这样，闸口电厂归企信银团经营。之后，电厂建设工程加速进行，至同年 6 月，厂基填土及地下建筑全部完成。到了 1932 年 5 月，厂房建设完成 80%，机器设备安装完成 70%，似乎一切风调雨顺。但其时，省政府又因杭江（杭州至江山）铁路建设经费不足而陷入困境。经与企信银团再次商定，省政府以国币 660万元的价格，将杭州电厂全部资产、设备暨专营权一并让与企信银团， 并订有《让与合同》和《电气专营权 30 年的协定书》。 说到这个时期，不能不说一说一个叫周尚的人。这个人在《闸口发电厂志》里好像没有出现，但他与闸口电厂有过一定的关系，且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周尚 (1898—1976)，乳名法水，号柏勋，东阳玉峰乡 ( 今磐安玉山镇 ) 马塘村人。1919 年在东阳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反帝爱国活动被除名，转学杭州蕙兰中学。次年毕业，考取官费留学，与周恩来同时赴法国勤工俭学，专攻水利。继而进德国诺威尔大学工程科，获硕士、特许工程师学位。1929 年回国，任浙江水利局局长，致力于钱塘江治理。他与德国籍总工程师一起，利用飞机测量及精密勘察，制订钱塘江海塘防洪及东、西苕溪灌溉规划设施。1931 年，承办杭州闸口电厂基础工程，由他主持攻克难关。 
闸口电厂原大门 1935 年后，历任上海同济大学秘书长兼教务主任、福建南平工务局局长、中央大学教授、北洋工学院院长、农林部顾问、英士大学工学院院长等职。1949 年 5 月后，任江苏省水利局总工程师、长江流域水利规划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后又参与治理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设计。20 世纪 50 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视察黄河工地时，与之意外相遇，总理高兴地说 ：“我一直在找你，就是不知道你在哪里工作。我们留法到现在，一别也有三十多年喽……”正因为有无数个像周尚先生一样杰出人物的参与，闸口电厂才能在艰难困苦中梦想成真。 1932 年 10 月 5 日，闸口电厂正式建成投产发电。它与艮山门发电厂一起，为杭城的建设和百姓的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闸口电厂似乎生来时乖命蹇。1937 年 12 月 22 日午夜，为了不让闸口电厂被将要侵入杭城的日军利用，国民党部队在撤退前运来 320 公斤 TNT 炸药，炸毁了闸口电厂的部分设备。到 1942 年 7月，工人们才将两台机组的残损部件修补、组合成一台，却未能发电。 直至 1947 年 5 月，被炸毁的机件才全部修复，并正常发电。电厂第二次遭遇不测是刚解放那会儿。那是 1950 年 2 月 21 日的上午 9 点半，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组织飞机对杭州进行破坏性轰炸。那天，4 架美制 B24、P51 敌机对闸口电厂进行了低空轰炸。他们在解放军高炮的打击下仓皇投弹 7 枚，其中 5 枚分别落在了 1号煤机内、东首铁路旁、3 号煤机旁、1 号炉顶和锅炉间东面的运煤机旁。此次破坏，造成杭州全城停电，3 名解放军高射机枪手也在护厂战斗中光荣牺牲。第二天一大早，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省委副书记谭启龙、杭州市副市长吴宪、市委副书记林枫，以及市防空委副主席何志斌、王芳等领导先后赶到电厂视察情况。杭州市人民政府于上午 8 时在公司鼓楼办事处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恢复供电和加强防空等事宜。会上当即成立了“全市电力恢复委员会”，吴宪副市长提出了“集中力量迅速提前恢复电力供应”的要求。市总工会主席李代耕在会上号召电厂职工立刻行动起来，全力抢救被毁机器。工人们在 1、2 号机器之间挂起了“迅速恢复光明”的横幅，直接参战的 158 名工人不分昼夜地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至 3 月 1日，部分被损设备修复，3 月 3 日，全市供电恢复正常。至 3 月 20 日，全部被毁机器设备抢修完毕，电厂恢复正常发电。 当年，电厂输送煤靠的是工人手中的铁锹和肩头的箩筐，不仅工作效率极低，工人的劳动强度也很大。煤工们曾以“歌谣”诉苦：“上晒日头，下磨脚底，杠棒长长磨破肩，箩筐重重压伤腰。”那种景象，如今真的不能想象。到了50 年代初，沿铁路北侧装了一条刮板机，燃煤进仓也有了一台皮带机，平地运煤用上了钢丝车。从此开始，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有了一定的改善。1957 年到 1959 年，电厂连续三期扩建，发电容量激增，于是当时的运煤设施就又远远跟不上形势了。电厂职工们便发扬自力更生的作风，土法上马自制设备，硬是形成了卸煤输煤一条龙，大大加快了运输速度，并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闸口电厂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到了1972 年，电厂自己设计和安装的煤场机械化设施全部完成，从此实现了机械化卸煤、输煤一条龙作业。此项革新，使得该项劳动用工从 300 余人锐减至40 人，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正因为这些成就，闸口电厂的发电量才节节上升，从解放前夕最好时期的 4187 万千瓦时，继而到 1958年的 18404.9 万千瓦时、1966 年的 32182 万千瓦时，到 1979 年全年提前 66 天完成发电量国家计划，年发电量为 42300 万千瓦时，超计划发电 6300 万千瓦时……这些简单的数据，足见闸口电厂为国家电力事业所作的贡献。 是的，电厂的很多话题都离不开“煤”。闸口电厂是个火力发电厂，所有的发电设备都得靠煤的燃烧产生作用。你想想，至 1990 年，全厂的 5 台机组共 18 台主设备中，就有 5 台主设备是锅炉。1 号和 2号锅炉是“V”型海因式四汽鼓弯管煤粉锅炉，它们是美国燃烧工程公司于 1930 年制造的，闸口电厂于 1932 年 10 月开始启用；3 号和4 号锅炉是双汽鼓辐射受热炉排锅炉，是捷克白罗第一制造厂 1954年制造的，它们分别于 1957 年 12 月和 1958 年 1 月在闸口电厂安装完毕并投入备用 ；5 号锅炉是中压辐射式“冂”型布置双炉排链条炉，是原民主德国霍亨士尔姆锅炉制造厂的产品，于 1958 年 7 月在闸口电厂投入备用。这 5 个家伙，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哪一个不是吃煤的“大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闸口电厂的燃煤由省局统一分配、调度。那时的煤源有两种：煤源之一是矿发煤。1954 年前的矿发煤以江西萍乡和大通煤为主，1957 年开始用淮南煤，1958 年到 1959 年间以山西阳泉白煤为主，但因此煤着火点高、不易燃烧，1962 年又改用淮南煤。“文革”期间，煤的来源和种类比较复杂，但以淮北和河北煤为主。1973 年后，煤源基本稳定，以河南义马、陕西韩城和淮北煤为主。矿发煤是由铁路直运至厂煤场的。煤源之二是上海中转煤。中转煤多数是山西煤和内蒙煤。采用水陆联运的方式，矿区将煤发运至秦皇岛，再经水路运到上海，然后装火车运送到电厂煤场。电厂的煤场又分干煤仓和露天煤仓，干煤仓一次性可储煤 7600 吨，而露天煤仓一次性则可储煤 18000 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八方辐射，谁还能怀疑燃煤对电厂的重要性？是的，煤对于闸口电厂来说，就好比是军队的粮草和弹药。而事实上，闸口电厂的职工队伍，也好比是一支不断壮大的革命军队。1949 年 8 月，王蔚文和白振华两同志被秘密吸收进中共党组织。同年 10 月，张庆瑞和范赓根又秘密入党。1950 年 4 月又发展了一批党员。这三批党员均是在军代表的主持下秘密发展的，他们的党员身份，直至 1951 年才得以公开。到 1959 年，电厂的中共党员人数已有 126 名。其时，电厂党组织的工作是由杭州电气公司党委组织科统一管理的。那时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记得是 1964 年，厂里实行“开门整党”，说白了就是根据党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组织审查和鉴定。在那次运动中，闸口电厂开除党籍一人，严重警告处分一人，两名不够格的党员被动员退党。其声势和力度，可谓霹雳风云刀光剑影。 而对待职工，电厂又如一个慈母那样无微不至。从 1954 年开始，电厂每年都有职工退休。电厂便在退休职工居住较集中的第二宿舍建造了退休职工活动室，还不断采用茶话会、走访、疗养和旅游等形式，对退休职工进行慰问。因为他们都是电厂的功臣，电厂记着他们。 
闸口电厂烟囱遗址 可是，也许很少有人记得解放后闸口电厂的历任领导，比如1952 年 9 月 25 日被任命的电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郭业英等。但杭州人都不会忘记，2002 年 11 月 30 日，闸口地区的标志性建筑物——闸口电厂那支 86 米高的烟囱随着一声爆破声轰然倒地。这一倒，标志着一座具有 70 年历史的电厂从此画上了句号；这一倒，也标志着闸口地区从此开始了新的时代。 文章原名《闸口发电厂的记忆》 作者系省作家协会会员、上城区政协委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