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桥是杭州中河上几十座桥中普通的一座,乍看之下毫不起眼。今天通江桥东北方有建兰中学,朝气蓬勃;上方挺立着中河高架,车水马龙;南边几百米处是南宋太庙遗址,游人不绝。而桥本身倒是冷冷清清,毕竟功能有限,也不是什么著名景点。不过在南宋,通江桥大概要数临安城内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因为过了桥东便是大名鼎鼎的行在榷货务都茶场。据成书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的杭州地方志《临安志》记载:“榷货务都茶场,在通江桥东。”
《咸淳临安志•京城图》局部(北京图书馆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咸淳刻本,方框为笔者所加) 《咸淳临安志》附录的《京城图》标识了榷货务的准确方位。只是时间久远,加之刻印质量有限,图中的字迹已然漫漶不清。所幸,通过对比其他史料的记载和依稀可见的部分笔画,这些字迹能够被复原。方框左侧河上之桥为“通江桥”;右侧四个地名,从左往右分别是“都茶场”“杂买务”“榷货务”“雄武营”。“榷货务”是宋代的一个财经机构,主要职能是出售官府垄断经营的茶、盐、矾等商品,收购商人手中的粮食、草料等物资,有时还兑换各种货币与贵金属。可以说,榷货务是官营的金融中心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节点。“都茶场”设置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主要负责发卖茶引。行在临安府的榷货务与都茶场同在一地,管理方式基本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南宋人便常常统称为“榷货务都茶场”。 偌大的南宋国家,仅仅设置一个榷货务是远远不够的。宋高宗赵构在南逃的路程中经常需要临时筹资,榷货务也随赵构的移动线路随时设置,真州(今江苏仪征)、越州(今浙江绍兴)都曾迎来过榷货务。南宋政权稳定下来后,榷货务长期设置在行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三地。其中建康、镇江榷货务位于长江边,收入主要供应驻扎在当地的军队和官府机构使用,且职能被削减。只有行在榷货务具有全部职能,面向全国的商旅和官府,是真正的国家“经济心脏”。 经济地位如此重要的榷货务,在宋高宗统治时期曾与一种名为“见钱关子”的纸质票据有莫大的关联。而见钱关子与便钱会子一样,都是南宋纸币行在会子的前身。 前面说到,榷货务出售官府垄断经营的茶、盐、矾等商品。但这些商品自有其产地,榷货务本身并不生产。榷货务出售的其实是茶引、盐引之类的票据。商人购得这些票据之后,才能到指定地点提领到茶盐,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销售。茶引、盐引理论上是茶、盐实物的代表,其发行数量应该对应茶盐的生产数量。因此在政局稳定时,茶盐之入是一笔稳定而庞大的收入。可在“靖康之难”后,赵氏王朝的多年积蓄早已被金人洗劫一空;动荡的局势又使地方税收难以上交收齐;仓皇南逃的宋高宗手下还有为数不少的士兵需要吃饭,钱从哪里出呢?好在南方地区还有一些未经战火袭扰的茶盐产地,宋廷便疯狂兜售茶盐引以换取商人手中的金钱。这是战时的无奈之举,宋高宗也毫不避讳地说:“国家养兵,全借茶盐以助经费。” 茶盐引可以多印多卖,茶盐却无法多产多销。当时东南地区的盐仓大规模出现无法兑换盐引的现象,朝廷只得允许地方官员顺延兑换半年。排队半年对花大钱购得票据的商人来说实在太久,而且连南宋朝廷都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好似一盏孤灯,谁又知道半年后是什么光景呢?商人心中自然生怨,他们开始谋求绕过这套官营体制,自己找茶农和盐丁去收购,贩卖私茶、私盐。 这下可急坏了南宋朝廷。商人不愿买茶盐引,财政经费从何而来?于是朝廷以严刑峻法打击私茶、私盐;又在财政状况稍有好转后,停止任意开支茶盐引,试图用更加稳健的办法筹资。可就算筹来了资金,钱也在榷货务里啊,怎么运送给急需用钱的军队呢?要知道财政拨款的数额要比临安城里商人做生意用到的数额大得多。商人尚嫌麻烦,需使用便钱会子,官府又该怎么办? 绍兴元年(1131)十月,张俊率领神武右军前去婺州(今浙江金华)驻扎。可是朝廷与婺州之间没有合适的水路,物资调拨非常困难。尚书省的官员趁此机会,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类似情况的解决方案:户部印制一种名叫见钱关子的票据,并负责运送到婺州。婺州地方官府招揽商人购买见钱关子。商人买到见钱关子后,拿着它去杭州、越州的榷货务兑现。商人花了多少钱买见钱关子,榷货务就还给他们多少钱,每一千钱再多给十钱作为优惠。 也就是说,户部通过发行见钱关子吸收婺州商人的资金,神武右军需要的经费在婺州本地就能筹集完毕。官府还不用自己运钱,而是让商人跑去杭州、越州的榷货务取钱,从而节省官府的运输开支。您看,见钱关子的功能是不是与便钱会子特别相似呢?它们都类似于汇票。从功能出发,我们可以知道见钱关子这一名称的含义:“见钱”的“见”是“现”的通假字,见钱就是现钱,指现金。之所以以见钱为名,原因大概在于商人交出去的是见钱,在榷货务领回来的也是见钱而不是其他的票据或物品。“关”则有联络、交关等意思,古代许多凭证或文书都名为关子。 仅从名称上看,见钱关子与便钱会子就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商人暂存资金于寄附铺,换取便钱会子;见钱关子则需要商人购买,之后还得异地取款,找的是不同部门。如果说便钱会子减轻了区域内商人搬运铜钱的负担,那么,见钱关子则主要将官方跨区域调拨资金的成本转嫁到商人身上,是朝廷出于财政目的所发行的票据。 尽管杭、越两地的榷货务都可以兑换见钱关子,可能由于杭州的交通位置比越州优越一些,商人们大多选择前往杭州榷货务。绍兴二年(1132)后,宋高宗长期驻跸杭州,生意人更是云集杭州,越州务逐渐式微。由于在筹资方面确实奏效,宋廷尝到了见钱关子的甜头,发行数量也一增再增。 这样一来,榷货务的官员就显得很为难。不管商人在购买时支付了多少现金,榷货务一点都得不到。相反,榷货务还得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来返还商人。尚书省在设计见钱关子制度时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榷货务的支付能力,假如见钱关子发行太多,榷货务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该如何是好?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有一位名叫郭川的临安榷货务都茶场官员向朝廷反映:“朝廷现在大量发行见钱关子,却没有对榷货务如何兑现做出详细规定。我觉得可以让临安府榷货务将每日收入现金的三分之一用于兑现见钱关子,等商人到榷货务就支付给他。”朝廷赞成他的意见。茶盐引的购买者向临安榷货务付出了大量的现金,每天三分之一的收入并不是个小数目。但仅仅在一个月后的绍兴五年(1135)正月,有人反映,很多见钱关子的购买者因无法兑现而无奈地滞留临安,朝廷因此将三分之一调整为二分之一。南宋国家“经济心脏”每天三分之一的收入竟无法满足商人的兑现需求!谁能知道宋廷究竟发行了多少见钱关子,通江桥畔又有多少心急如焚的商人正在排队等待。
宋人生产海盐的场景(苏颂:《本草图经》,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尚志钧辑校本) 所以好景不长,商人们对见钱关子的兴趣逐渐消退。差不多也在绍兴五年(1135),殿中侍御史张绚向宋高宗指出了关子发行的糟糕现状。他说:“户部之所以发行见钱关子,是考虑到官府搬运现钱的运费太高,而民间又有人愿意到临安府来取钱,发行之后公私两便。可现在民间很多人再也不愿意购买了,地方州县官员只能强行按财产户等向民众摊派。这些人本就已经被迫出了钱,他们拿着关子到临安府榷货务请求兑现时,官员却告诉他们暂时没有现钱。他们只好滞留在临安,而最终也不过拿到了六七分而已。” 按理,见钱关子的运作应该陷入僵局了。不过宋、金两国随后很快议和,军事局势安定了下来。宋廷的财政收入逐渐恢复正常,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临时开支,也就没有必要依赖见钱关子筹资了。远离战乱,商人们的活动慢慢活跃起来,他们饥渴地向榷货务购买茶盐引,希望依靠在零售环节的特许经营权赚得盆满钵满。临安榷货务的收入因而节节高升,正所谓“休兵寖久,岁课倍增”。渐渐的,也就没有人再提见钱关子这回事了,宋廷总算是逃过一劫。
文章原名《养兵之地的见钱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