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南巡，居然将十景中的四个改名，即改两峰插云为双峰插云，曲院荷风为曲院风荷，雷峰夕照为雷峰西照，南屏晚钟为南屏晓钟。至于为什么是这四个景点雀屏中选，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载，只有说到南屏晚钟时有一条，说康熙以为还是早上敲钟比较好，因为经过一晚上，夜里的浊气被清，万籁俱寂，钟声乍起，响入云霄，可以起到发人深省之功用。

雷峰夕照

嗯，很励志，早上敲钟比晚上敲钟好。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既然没有任何资料，不妨让我们暂时换一个话题，先来谈一下十景所在的江南与政治之间有何微妙而难以言说的关系，看看能否“曲线救国”。

众所周知，西湖属于杭州，而杭州，是江南的代表。而“江南”，在清初是个敏感的词汇。

清军入关后，在江南遇到最激烈而坚决的抵抗，政治上南明小朝廷、台湾郑成功的政权存在如此，军事上将领史可法、大儒黄宗羲等人的抗清运动如此，经济上南方士绅抗租滞税举动如此，文化上拒剃发等文化礼仪象征上的非暴力不合作更是如此。而宋代以来江南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所累积起来的文化优越感，在遇到“蛮夷”出身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其心理反差尤其明显。清初统治者出于种种考虑，软硬兼施，曾制造了扬州和嘉定的屠城，经济上的圈地和强制征税，文化上的一律剃发留辫等，更造成了清初江南一带紧张肃杀的氛围。

不少江南的城市在明清易代之际瞬间化为乌有。苏州城饮马桥畔的民居变成一片瓦砾，杨山太庙港口几十家毁于大火，月城内片瓦不存，城外民房半数被毁，惨不忍睹。与之前的奢靡繁华相比，似乎更增加了一种记忆和隐痛。

顺治十七年（1660），清政府制造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奏销案，其公开理由是追查江南士绅所欠朝廷的粮税，实则是打击江南反对清政府的达官士人。有名的董其昌家族就是因为顺治十七年奏销案而家道中落的。

一时间，江南缙绅士子功名尽黜，斯文丧尽。江苏昆山人叶方霭，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及第，名列第三，第二年就被江宁巡抚朱国治查出欠税一文钱，结果连降七级，被江南民间盛传为“探花不值一文钱”。

功名无用处，田产有连累，史料中多有浮夸者，说江南的富人往往觉得田产是累赘，天天没事拿着地契在路边等着，看见有人走过来就把地契丢地上，然后万分解脱般地跟对方宣布：这块地是你的了啊，跟我没关系了。这样的故事今日听起来当然有些夸张，却是当时江南士绅境遇的真实写照。即便我们经常提及的康熙年间的笼络汉族士人的政策，如博学宏词科，也并非如电视剧中看到的那般光鲜。在北上赴博学宏词科的士人笔下，“胥吏绳之如囚，官吏立逼启程”，从这样的文字中不难看出汉族士人所受的凌辱。

杭州城在兵火之中并无太大毁损，也没有多少你死我活的抵抗，但这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估计也会让远在北方的统治者觉得不寒而栗。

顺治二年六月，杭州城破，城内军民关键时刻识得时务、归降清廷，可有一个读书人却不想如此了事，他就是西湖三杰之一的张苍水。

杭州城破后，张苍水迅速在浙东组织起抗清义军，拥戴鲁王，坚持十几年后，由于叛徒出卖，张苍水在海上被俘，北方的朝廷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但他们很快发现，肉体上消灭一个敌人很简单，可精神上消灭一个敌人却难比登天。

普通的明朝士子百姓尚能为保留发型投河而死，更何况倔强的张苍水呢？

在押解来杭州途中，张苍水赋诗多首明志，其中有“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日月合起来就是大明的明字，而乾坤则是江山之意。这首诗被流传甚广，可见即便是到了康熙年间，大明朝在士子百姓心中还是有相当分量的。

另有一首《入定关》，其中有云“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文山是当年抗元旗帜文天祥的字，张苍水以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自况，可知事情没那么简单。

还有一首《忆西湖》：“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坟一座无？”武穆是岳飞，忠肃是于谦，张苍水这是以岳飞和于谦二人为榜样，而他们无疑都是抗击异族入侵的民族英雄。

杭州对于震惊朝野的抗清志士张苍水而言，并非完全是一个关押之地，反而是彰显其地位的极佳归宿和所求。据载，张苍水被押解到杭州后，两江总督就立刻派人把张苍水请到正堂，以平礼对待，下面的官员更是跟觐见偶像似的按照级别大小，排好队等待张苍水接见。普通的百姓也以一见张苍水为荣，争相贿赂隶卒衙役，但求一见民族英雄张苍水。

张苍水

1664年九月初七，杭州官巷口刑场，临刑前，张苍水抬头眺望凤凰山一带，叹出三个字：好山色！震撼的场面一出接着一出，用刑时，张苍水站着受刑，始终未跪，反而是行完刑的刽子手当时就跪下给张苍水磕头。这种氛围和气场，想必是会影响到周围人的，而人一冲动，脑子一热，就会做一些惊人的事情。

张苍水就义后，年仅15岁的书童杨冠玉与一个不知姓名的船夫不愿苟活于人世，争相从死。杭州市民缟素致祭，这哪是一个政治犯、逆贼，简直是人人敬佩的民族英雄。

张苍水的遗体就葬于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今天的太子湾熙熙攘攘，可三百多年前，这个朝廷要犯的墓前，也是祭拜者不断。虽然朝廷实行高压政策，但张苍水的墓前常有祭奠者，寒食酒浆流入地、春风纸钱化为蝶。直到清末民初，反满者还以张苍水为抗清旗帜，辛亥革命元老、国学大师章太炎去世后就埋在张苍水墓旁。

我不想过多分析什么，因为康熙把西湖十景中的四景改名，其原因在史书中几乎没有见到什么记载，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极其巧合的事：被改题的四处景点中，麯院荷风就在岳飞墓的旁边，两峰插云是唯一的西线景点，那里最靠近于谦墓，而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则是张苍水墓的邻居。

或许是我们想多了，叫什么字不叫什么字真的那么关键么？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不同的时期这样的词汇对人的意味也有所不同，但敏感时期，这样的词汇，就是格外敏感。

清初的汉族遗民们在诗文用词上，特别喜欢用残、乱等字，如残雪、残钟等，实则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种折射表达。本来是一幅再正常不过的宋画，可被他们看着看着就看出了半壁江山之意，本来是一首再正常不过的宋诗，可被他们品着品着就品出了亡国之忧。他们特别愿意去寻找宋末元初那段光景中江南士大夫的所作所为，甚至有时候都把自己和这些古人分不太清楚了。黄宗羲《咏史》诗“一半已书亡宋事，更留一半写今时”，说得再自然不过了。

如果与下面这些人相比，上面的几位还都算是正常的。

清初有个遗民叫董说，他常常趁着月黑风高夜到荒郊野外踏叶摸碑，所摩挲的大多是南宋的古碑，有诗为证：“风尘建炎帝，史笔事半遗。天申碑石冷，手摸夜读之。”白天去摸南宋的古碑大概就落人口实 了，会说你是心怀亡明，以南宋假托。可半夜出来摸碑，朝廷是逮不到你，可真是够吓人的。

要么半夜出来吓唬人，要么没事玩自虐。据台湾王汎森先生考述，清初有些明末遗民，就是要故意折腾自己。他们躲在农村，终生不入城，不穿华丽衣服，不吃鸡鸭鱼肉，大概这样可以寻求一些心灵上的自我解脱和救赎；他们不收徒弟，大概是说自己不配如此；他们出书的话坚决不用两个序，而这无疑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有的人还特别执拗，自己结庐苦修也就罢了，还要求子孙世代如此，孩子们哪能受得了，明朝灭亡又不关我的事。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完成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容易，但要从精神和文化上征服江南，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自唐代韩愈开始，特别是到了宋代的理学家，发明了儒家“道统”的传承脉络，特别是如北宋作为疆域最局促的中原统一王朝，南宋所剩只有半壁江山，他们在面临地域控制的日益狭小而带来的心理焦虑时，就更愿意通过强调种族之间的差别，来证明自身的文化优势，以消弭这种心理焦虑。大概意思就是说即便你占的地盘比我多，但“道义”在我这边，文化在我这边，你们北方的“蛮夷”民族是没有文化的，所以“正统”还在我们这一边。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做出著名的论断，保国与保天下是有区别的，国家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天下则是一个种族文化概念。这一论断一旦成立，对清朝统治者而言自然是不妙的。

那么怎么办呢？康熙帝想到了一招：釜底抽薪。顾炎武之所以区分国家与天下，是说国家是政权概念，天下是种族文化概念，国家如果无道，那就不掌握文化，文化自然要掌握在民间手里。可反过来想想，一旦掌握政权的人本身也是文化的化身，作为民间的汉族士大夫手中还有什么资本可言么？改题西湖十景，其实很多应该都是出于这些方面考虑的。

接下来我们分别看看被康熙改动的四处景名。其一，麯院荷风改为曲院风荷，这里其实有一则小插曲。曲院风荷本来名麯院荷风，麯院是南宋御用造酒的作坊，因为酒麯飘香，伴着夏日的荷香，微风过处，分外惬意，因此得名。元代以后，麯院没落，但这些事大概时间都过于久远了，康熙就不得而知。所以误改麯院为曲院，取九曲百折之意。

因为这个错字，康熙的孙子乾隆还特地解释说爷爷不是语文学得不好而写了错别字，而是故意为之的，因为康熙跟远古时代的圣人大禹一样，都特别讨厌喝酒，因为喝酒会让人伤身误事，所以有意改动以正民风的。

康熙写了错别字就暂且不管了，需要注意的是，皇帝的这一改动更让人称道的是荷风改为风荷，后世对这一改动所增添的意蕴和情致，一直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此名一经改动，一直保留到今天。

其二，两峰插云改为双峰插云。如果说荷风改为风荷已经彰显了满清帝王的诗文水平，两峰改为双峰一字之变，也很值得称道，但其中的讲究也更多。

一字之改，不仅有意境上的优化和精致，也能看出康熙对用字的斟酌极其敏感。“两”字更强调的是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对立，而“双”则更倾向于一个整体内部两个元素的融合与共处。明朝已亡，因此只能有一个正统，但满汉共治，似乎可以表明双赢，犹如高耸入云的南北高峰，不再是两峰之间的相争高低，而是双双高位的融为一体。

因为要刻意强调汉族跟满族的文化不同，所以汉族士人更喜欢“夷夏之辨”的论调，而清初统治者自然特别反感这一论调，他们的办法无非是以“大一统”的统治理念来应对这种“夷夏之辨”，希望将其化解。很明显，从这一语意上讲，“双峰”比“两峰”要顺耳多了。更重要的是，康熙通过自己对汉语诗文的学习，对荷风和两峰的改动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同等优势，甚至还能略占上峰，那么江南拥有文化正统的论调也就不大可能站得住脚了。

南屏晚钟

其三，雷峰夕照改为雷峰西照，南屏晚钟改为南屏晓钟，从意境上来看，都是败笔，甚至抹煞了之前特有的恬美悠闲的夕晚意境。作为一个学习了多年诗文的皇帝来说，这样的改动，不能不说是有意为之的。

清初的汉族遗民特别喜好用晚、夕等萧瑟意境的用词，大概因此，康熙特地做了修改，夕照改为西照看不出任何缘故，南屏晚钟改为晓钟，除了前面所说的早上敲钟能惊醒世人一样，大概还有康熙卖弄自己的佛教文化知识之嫌。

康熙懂佛，也懂得用佛来辅助治理国家，这在此次西湖之行中也有所体现。在题写花港观鱼的鱼字时，康熙把繁体字的“魚”字下面的四个点故意少写了一个，说四个点是火，三个点是水，鱼应该活在水里，而不该放在火上烤，这样才体现我佛的慈悲。

而按照佛教的说法，是有暮鼓晨钟一说的，但南屏的晚钟由来已久，其意境非一个佛家典故所能涵盖。所以雷峰西照和南屏晓钟的改动最终未被百姓采用，大概雷峰夕照和南屏晚钟几百年来的意境早已深入人心，在普通市民心目中，晚钟和夕照未必如汉族士大夫心目中附带那么多的隐喻和宣泄。所以说，一些统治者出于私人目的所作的不合规律的修改，也多半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当然，可以设想，当统治逐渐稳定后，统治者对此类弦也不会绷得那么紧了，原来残缺美的意境就觉得也挺好的，也就不再追究那么多了。

我们从两幅古地图中就能看出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这两处改动反复博弈的痕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杭州古旧地图集》中有雍正和乾隆朝官方修志所附西湖古地图两幅。从中可以看出，对曲院风荷和双峰插云后世一直没有什么争议，但另外两处景点就不那么简单了。雍正朝的地图中是雷峰夕照和南屏晚钟，这又改回了康熙题名以前的用词，但在 乾隆朝的地图中，却又是雷峰西照和南屏晓钟。

我们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去论证为何雍正恢复了改题前的景名，而乾隆又再次改回改题的景名，他们祖孙三人在此问题上改来改去稍显无聊，但至少有一点无疑，就是晓钟与晚钟、夕照与西照之间，还是经历了一番争夺与反复的。而最后留下来的，无疑是优胜劣汰后的结果。

文章原名《苍水的倔强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