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女子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有女教但无女学，以“明理”、“守义”为指归的女子家庭教育也反过来成为愚昧女子，使其心甘情愿驯服于社会及家庭中男性的桎梏。直至19世纪40年代以后，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启动了近代浙江乃至全国女子教育的车轮。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 Aldersay）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近代外国人在中国大陆设立最早的教会女校。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杭开办的教会学校以初等学校为主，且注重女学。

弘道女中教室

杭州向称钱塘，清沿明代旧制，设置杭州府，辖钱塘与仁和两县。民国成立后（1912年），钱塘、仁和两县合并为杭县。1927年杭州设为市，以原杭县的城区及近郊为杭州市管辖范围。国民党杭县政府划归杭州市政府管理的私立学校包括中学及小学。杭州市私立弘道女中[1]是由宗教团体创设的私立学校，在教会学校中颇为有名。弘道女学的创建开了杭州女子教育的先河。1867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于杭州天水桥创办贞才女学，1899年，北长老会于杭州大塔儿巷创办育才女学，1902年，北浸礼会创办惠兰女学。嗣后，三校在民国元年合并，定名为弘道女学。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弘道女学于1927年起改由中国人自任校长。首任中国校长是倪雪梅（女），她系1913年弘道女学第二届毕业生。

在她任期内，弘道女学正式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小学部和幼稚园附属于中学部。1929年秋季起，周觉味（女）任校长。她是1919年弘道女学第八届毕业生。她任期最长，直至杭州解放。经周觉味的努力，1929年弘道女中向浙江省教育厅立案，1931年被批准，受中国人管理的弘道女中渐渐崭露头角。弘道女中自建校到1949年几经迁址、调整，一直未中断办学，甚至在战火弥漫的抗战时期也年年招生，其招生范围广及周边省市，毕业生也大都服务于周边地区。弘道女中作为一所教会女校，虽然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但已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且受浙江省教育厅管理的弘道女中，同样是杭州市属的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它在教学内容、教学管理等方面对杭州女子教育事业产生了有力影响，从弘道女中可以一窥民国时期杭州女子教育的大致情况。

周觉味

从教学内容看，弘道女中将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生理卫生等列为必修科目，大大突破了传统女教的内容。当然，“贤妻良母”仍然是社会也是女性对自己的要求，因此家政课位处必修课之列。音乐、体育等课程的设置，为增强女性的体质、能力及修养等创造了条件。护士、商业、英文阅读、应用文、宗教、人生哲学、琴学、乐歌等选修课程的开设，使学生有机会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这种崭新的课程设置是浙江女子教育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转化的重要标志。此外，高中小学师范科和高中幼稚师范科在国文、算学这些基础课之外分别专设伦理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测验与统计、小学教材研究、小学教学法，幼稚园原理、儿童卫生、儿童心理、故事、玩具之设计、音乐教学法及幼稚园行政等一系列专业性强又可实际利用操作的课程，使学生受到较完备的职业训练，有利于毕业生从学生到职业女性角色的顺利转换。弘道女中从1915年设幼师科到1945年共招过18届学生，毕业学生共106人，基本上进入沪杭宁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从教。

在教学管理上，弘道女中建立了严格严密的成绩考核制度。党义、国文、英文、算学、常识等科目“经考试及格后方能入学”，“学业成绩过劣难期成就者”令其退学，操行和学业成绩优异者受奖励。对于在校生，还用平日积分、分期试验、学期试验三种成绩的平均数来区分甲乙丙丁戊己六等，戊等及以下不给学分，必须重考。自由灵活的选课学分制同严格的成绩考核制的相辅相成，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挖掘个人潜力，又能督促学生认真、刻苦地学习，达到必要的学习目标。

除了学习成绩，弘道女中还极为重视学生的操行培养。学校规定的尊重、信实、忠诚、互助、友爱、谦恭、快乐、节俭、勇敢、整洁十个操行标准，既有教会信条与中国传统妇德的余迹，也有现代女性美德要求的体现。为将“修养人格使身心健全、意志陶冶使有勤劳节俭德性、实践团体生活使严守纪律并协力合作、注意社交训练使亲爱精诚确实信约”等训育标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学校对学生在上午、下午、晚间各个具体时段中起床、晨读、早操、上课、膳食、自修、就寝等实施项目、注意事项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如要求端坐细嚼、饭后散步、努力养成优良学习态度等。学校回馈给家长的学生成绩报告书，不仅有学业成绩，还包含了十个操行的具体等第情况。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中“妇德”、“妇容”的说教，体现了近代化教育注重人格感化不重责罚的特点。如果读一读学生自治会刊物《弘道》第六期上刊登的《弘道的生活》一文——“同学们间彼此感情融洽，而且具有互助的精神，团结的力量，动作大都是很勤恳朴实……”，我们更能体会弘道女中致力于学生德行教育的成效。任何一所学校的教育功能都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从学校影响人的角度来讲，蕴涵在课外活动、学生社团中的校园生活的影响往往更深刻、更久远。

弘道女中对学生课外活动的安排和社团建设极为重视。与学科有关的课外活动有党义研究会、学术讲演会、演说辩论会等，与体育有关的有田径、排球、篮球、棒球、网球等，与公民服务有关的有救护训练、火警训练、青年会、消费合作社等，与休闲娱乐有关的有交谊会、远足会、摄影团、歌咏团等，为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提供了可能。

学生社团的设立，更为“启发青年自觉，促进青年自动能力” 提供了可能。以“本三民主义之精神作成同学在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并促进智育德育体育群育之发展”为宗旨的学生自治会为例，该团体有着严密的组织系统、职责奖惩分明的规章制度。如最高权力机关——会员大会有接受报告、修订章程、决定方策、审核经济情况、奖励罢免等职权，由干事会召集，每学期举行一次，四分之一的法定出席人数等规定，初步引进了西方现代组织管理方法，形成学生社团组织的内在凝聚力。自治公约共15条，有遵守校规、一致努力救国、宣传党义以及研究学术事业等内容，体现了学生自主、自立、自治的精神，也锻炼了他们自定宗旨、自立规则、自守范围，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表现的能力。这一切对于改变学生在教育中的被动地位，培养女性的自主人格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在章程和公约中还有关注中国社会实际、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容，其鲜明的政治意义透露出接受了新知识后的新女性关注政治的讯号，预示着身体走出闺房的女性在精神上也逐步走出了闺房。面对世俗偏见，女学生们发出了“醒醒吧女人……不要再安于为囚了，脱下布尔乔司气的囚服，用理智的利剑，劈破囚牢，上‘生的大道’去！因为要生存而谋衣食，因为图发展而求智识”的呐喊。面对民族危机，女学生们当仁不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匹夫，即人人之谓，女子何能例外……今日之世，亟宜提倡女子有才便是德之不暇”。

无疑，女子教育的发生发展，培养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弘道女中在1932年曾做过一个抽样统计，80名抽样学生中，声称喜欢缝纫科的为26人，不喜欢的为8人，不加可否的为46人；喜欢刺绣科的为27人，不喜欢的16人，不加可否的为47人；喜欢舞蹈科的为45人，不喜欢的为9人，不加可否26人；喜欢球类科的68人，不喜欢的0人，不加可否的12人；喜欢国乐科和西乐科的分别高达70人和62人。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笑不露齿、行不露踝”的封建女教在女学生那里正逐渐失去它的威力。知识面的扩大、眼界的开阔以及能力的锻炼，为女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就弘道女中毕业生的去向看，除了一部分成为家庭妇女，其余的从事各行各业都有，其中以教师最多。根据档案资料记载，第一届（民国元年）毕业生1人，从医；第二届7人，1人从教，其余家务；第三 届5人，1人从医，1人从教，其余家务；……到了第二十五届，23名毕业生中，从事法律1人，从医3人，会计2人，从教3人，邮政1人。 虽然家居者仍占多数，但职业妇女的人数也在增加，而且就业范围更加广泛。

就弘道女中毕业生的去向看，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方面，毕业女生从事各行各业的皆有，不仅职业妇女的人数有所增加，而且就业范围广泛，这说明作为民国浙江教育事业的一个分支，浙江女学不仅发展迅速，而且作用显著。另一方面，接受了学校教育的女性，毕业后以从教、家居占多数，这也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知识女性以家居和从教为主要的选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的中国，家庭的情况、父母的意志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较为重要的因素。从弘道女中在校学生家长职业统计来看，时至1931年，进入弘道就读的绝大多数来自殷实之家：225名学生的家长中，从商85人，从政53人，从教33人，从医7人，军警7人，司法3人，工人7人，其他职业30人。就教育本身看，这一现象是民国女子教育的必然结果。虽然，民国以来女子教育从内容到形式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的思想已受到猛烈抨击，传统的女子教育思想更受到了多方批评，然而，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一切均以男性为标准，尽管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有了提高，更有不少先进的男性精英积极倡导女性的解放，但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女性的自我认识都不可能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女子自身大多抱持做一个有知识的“贤妻良母”的心理。民国时期女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皆与此相关，这必然限制女子的发展。

当然，弘道女中不可能反映民国杭州女子教育的全部，而只是一个剖面，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杭州女子教育的进步。

[1]弘道女中的资料均来自于浙江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