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7 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前一天， 我被邀作胡适之先生生日纪念讲演，题是“书评经验谈”，地是美国文化研究所大讲堂。原定吴大猷院长主持，因正有会议，改请总干事韩忠谟先生主席。准时开讲。

听众之中，师友不少，不及一一下台致谢，只讲后得与胡颂平先生寒暄数语，见颂平先生红光满面，为之一慰。这次讲演，因有数年不讲课，不免生疏，只有纲要一页，讲时斟酌增减。又因对大讲堂扩音设备不熟悉，未能善为利用。可能座中有人听不清楚，联陞深为抱歉。

今为稍稍补救，试用纲目体，把要讲的话，同补充未讲的话，草为一篇，呈请诸位指教。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胡适之先生的阳历生日，大家同来纪念，很有意义。

（胡先生不喜欢用诞辰，他以为《诗经》“诞弥厥月”之诞，未必是诞生之义。自然，以诞为生，已是约定俗成了。）

今年纪念胡先生，添了一种重要的资料，就是胡颂平先生以多年的精力完成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十数册。此书诚如余英时院士在序中所说，是中国年谱史上最伟大的一种工 程。能早日问世，要感谢联经的王惕吾先生。（多谢赐赠 !）

（《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我曾得一部，是前院长王雪艇先生特许。这部已转赠哈佛汉和图书馆。当时每收到若干册，就尽力就所知补充资料，多蒙颂平先生采纳。今本第五册、第七册较多。）

除了余教授对颂平先生的崇高评价之外，我想加重的是：此书下笔极为慎重而令读者有亲切之感，往往如见其人。颂平先生有些年的日记，可能很像适之先生的起居注。

英时教授的序，实在是一篇可贵的长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英时教授与适之先生虽相知而从未会面，却以他在思想史上的素养，写成洋洋大文。文思细密，文笔流畅，全文充实而有光辉，可为模楷。适之先生天上有灵，也必然欣赏。

《书评经验谈》题目是仿严耕望院士的《治史经验谈》。他此书深受学林推重，真是现身说法，为初学之津梁。论学力他比我坚实甚多。杂家遇专家，小巫见大巫，岂敢相比。只我是所谓华裔汉学家（指西洋式），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

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

（只以史学言之，《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比我们早一百几十年。1979年见到《史学评论》第一期，是几位少壮学人创办的，内容美富，颇觉欣慰。希望大家继续努力，造成风气。）

今天要举的我所作的西文书评之例，多出在陶希圣先生主持的食货社为我在去年印布的《汉学论评集》。内有五篇西文论文，四十多篇英文书评。

（陶希圣先生在清华大学开的中国社会史课，引导我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门。陶先生在给《论评集》赐序时也提到。他也是我终身铭感的恩师。1935年《食货》有我一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是我在陶先生班中的写作。提到农民身份，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日本有人指摘。实则我在次年《清华学报》《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 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

今天要讲的第一篇是孙念礼译注《汉书·食货志》书后或读记，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汉名孙念礼是胡先生起的，见于她介绍班昭《女诫》书的扉页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评介初见于《哈佛亚洲学报》（HJAS），后收入我的《中国制度史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孙念礼博士对《汉书·食货志》，有多年的功力，有许多地方，颇能深入，值得参考。当时她在普林斯顿，任 Gest Library 主任。以胡适之先生的介绍，我曾为孙念礼博士看过两次她的译稿，提出若干意见。她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例如关于官俸半钱半穀的解释，她曾教训过我说：“年轻人 ! 半不必是整整一半啊 !”这话确有道理，不过若分别米（已舂）与粟（未舂），为三与五之比，有几条计算，可以算成半钱半穀，日本友人宇都宫清吉博士曾有异议，后来也承认了。

孙念礼博士还固执一点，即是“赋”在《汉书·食货志》不论何处，都指军赋。我以为要分别而论。她不肯接受，只好在读记中发挥了。

这篇读记，我自觉尚为有用的，是关于井田的讨论。当时汇集李剑农（论贡助彻）、郭沫若（特别是《诗经》“中田有庐”之庐应为芦，即芦菔，高本汉即译为radishes）、徐中舒三家之说。徐说包括东方（齐）多用四进位，西方（周）多用十进位，东西对立。可以解释《周礼》的田制（十进）与孟子所说的八家同井（二四为八）。而且假定周征服了商之后，国（包括近郊）与野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所居之地，两者税役不同。征服者服兵役（国中什 一，使自赋，即军赋），被征服者服力役纳税。春秋时初税亩，用田赋，及作丘赋等，均可依此解释。我至今以为徐先生之 说是通论，国与野之别，从傅斯年先生强调《论语·先进篇》以来，学人已了然于野人（被征服的商人为多）君子（国人）之别， 周礼田制，也有人细考，似不出徐说之系统。

当时胡先生看了我这一段，不以为然，说是争论井田，总是“后息者胜”。我们尊重胡先生提倡的科学精神，要“拿证据来”。今日有若干条甲骨文、金文可证，有奏简可证。学人要自强不息 ! 井田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不过不可忽略前人的成果。

以下讨论我评德效骞译注《王莽传》关于“新”之国号为地名还是美号引起的争论。德氏为此给 HJAS 编辑部写信，因为我以为肇命于新都，王莽曾封新都侯，地名之说虽有据，但不可坚持此说，而否定胡适之先生以新为 New 之说。两说似宜并存。德效骞的异议同我的答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不必是不故）都收入《汉学论评集》。

读《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有1956年5月16日适之先生给我的长信，由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即魏）发挥先生之说“魏晋都不是简单的地名，都是应谶的美号”。这个大有启发性的争论，我未能引入答辩，大约是当时我希望胡先生为新是美号兼地名另撰一文之故。谶语大有宣传意味，即拉斯威尔所谓符号之运用（Manipulation of Symbols）。

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的主要功力，用在四十年代。当时汉学中心在西方仍在巴黎，沙畹、马伯乐（先后任法兰西学院中文教授，故去之后，讲座由戴密微教授继任。伯希和在同学院任中亚语文讲座）、伯希和三大贤战后只剩下伯希和一位，主编《通报》， 常写书评，对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 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题），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

（1957 年，我代表哈佛燕京学社来台湾组织中国学会。当时“教 育部长”张其昀晓峰先生召开大会，赠我文化奖章，奖状颂词说有人以我的书评比伯希和，实是称许过实，万不敢当。我的书评很少火气，作风与伯希和大不相同，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已有申明，读者可以共鉴。）

与伯希和有关的书评只有一两篇，一是法文译注米芾《画史》，著者旺迪埃-尼古拉夫人，在印布前曾来哈佛，把译稿给我看，说这是她老师伯希和审正过的。我说那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当时草草阅过，指出几条错误。她可能没全记住，正式出版，还有十 几处有问题，然则伯希和也不能保险。夫人这本书同她另一本讲 米芾的书，都显出功力，有参考价值。

另一件事是《魏书·释老志·释部》的英文译注，原有魏楷 先生的译注，是博士论文，受梅光迪先生同伯希和指导，很可观。后来有郝立庵在日本参加冢本善隆对这部分的讲读会，因魏楷先 生未分析“常乐我净”为四事，就另起炉灶，用英文改译。我的书评是与陈观胜博士同写的，我只指出中文解释的问题，有多少处魏楷错了，多少处郝立庵错了，多少处两位都错了。最末我加重说明，如果一本书或一个文件，已有前人认真处理，纵然过了50年，后人再作译注，必须参考前人之作。这条规矩，颇为同行前辈所赏。

与陈观胜教授合写书评是一乐，因为他的佛教史非常高明，又会梵文、巴利文、藏文， 当时是同僚，合作方便。另一位合作的是柯立夫教授。他会的文字很多，蒙文蒙古史在今日已是唯一的泰斗。他主持HJAS有年，那时我几乎是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有意无意地与《通报》争先。书评确有人注意，例如德国汉学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汉学》一书，就列举我不少书评。

1940年起的十年，是我打入西洋汉学界最用力的时期。1951 年春哈燕社社长叶理绥教授由社中赠我旅费，做三个月的欧洲旅行，访问英、法、荷兰等地汉学中心（拜山），在巴黎、伦敦看敦煌卷子。先到巴黎，拜访戴密微（Demiéville）教授，住的旅馆就在他府上旁边， 谈论极投契。还会见罗都尔（des Rotours）先生，我评过他译注的《唐书·百官志》、《兵志》；白乐日（Balazs）先生，我评过他的《译注隋唐食货志》。白乐日以后不时见面，他的德译唐食货志问世甚早。他与魏特夫（Wittfogel）同学，都注意大问题，认为史学与社会科学应携手并进。他中年逝世，汉学界失一巨子，深可悼念!

荷兰莱顿的戴文达（Duyvendak）与法国的戴密微同是欧洲汉学领袖，年辈相当，又同编《通报》，当时并称二戴，两位都是古道热肠。戴文达常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旁听过他讲梁武帝与佛教。有一次美国东方学会在纽约开会，戴文达讲但丁《神曲》中之地狱与罗懋登《西洋记》之地狱，主张后者可能受了前者影响，说其中有似是外来的金钱与椰瓢（鬼所持者）。我不知《西洋记》中所提是黄边钱，当时在讲后说中国原有金银钱之金钱，不足为外来影响之证，椰瓢待考。后来在《醒世姻缘传》查到老黄边，是一种好铜钱，又查到关于椰瓢的文献，不止一处，寄与戴文达。蒙他在《通报》刊为通讯，我的《汉学论评集》也收入作为纪念。我常说戴文达先生是君子，此等处最见他老人家的气量，能容忍后辈。

（后来他还帮我写《西伯利亚之汉镜》一文，见《通报》与《汉学散策》。）

1951 年在莱顿重晤（魏楷译“有朋自远方来”之来为 return，此处合用）戴文达教授，在汉学研究院讲皮黄戏，学生旦净老旦小生各种嗓音，念“汉学研究院”五个字，颇受欢迎。戴教授介绍说 ：“杨君弓上搭箭甚多，不止史学，语学论汉字分独用（free） 合用（bound）为前人所未发。”（实则 Bloomfield 已有相近之论。）另外快晤何四维（Hulseve）先生，他精于汉律，通各种语言，导我出游竟日全说国语，命我随时改正，实则无懈可击。后来继任院长，退休后住瑞士。

在英国伦敦见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卫理（Waley），都是前辈。已退休的艺术史教授叶慈（Yetts）陪我到老人休养院 去看由剑桥退休的 Moule 教授。出乎意外，Moule 突然问我 ：“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我说 ：“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浅之别而已。”后来我写卫理白居易传评介，也挑了些错误（如“圣人”之用法），可能他还满意。

在牛津做了德效骞的客（住宿舍 ）。吴世昌在大学做 reader（近于教授，讲课，教授可讲可不讲，但要预备考题）。剑桥教授夏伦 Haloun（在柏林与陈寅恪为友）甚忙，抽暇快晤。

（次年游此，夏伦教授逝世，遗命请柯立夫继任，柯不去，又正式请我，我也不愿意去。白乐日来信 ：知君不欲以 Cambridge England易Cambridge Mass.。后来戴文达谢世，也有人问我是否愿去莱顿，也谢了。）

在剑桥主要是做李约瑟的客（宿舍规矩不同，早餐时同桌有寒暄者，有只自看报者）。看他所藏的书。谈到赫连勃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他大有兴趣，立刻检出《晋书》原文，要我口译，他在卡片上打字。其勤真不可及。那时的助手是王铃，有时在郑德坤博士家会晤，郑讲考古与艺术，是哈佛前辈。后来李约瑟等的大著第一册（近于通史）出版，我在HJAS有长评，指出若干错误。再会面时就有些冷落了。

卫理告诉我，他评此册说其中有许多错误（many mistakes），李约瑟告诉卫理：“你必须再举二十多条错处才可以说许多错误。”卫理说：“我又寄给他十几条，也就罢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