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临安志•浙江图》

《咸淳临安志•浙江图》：“沙上”。潮汐有信，所以古人称之为“潮信”“潮候”。钱塘江畔北宋时即有“潮候”刻于碑石，公告江潮往来的时间表。

伯颜

伯颜并不就是一介武夫，他其实也是一名“汉语言文学”的粉丝，诗文词曲都拿得出手。有人说他“文质高厚”，这对汉人来说恐怕也就算个拍马屁的“点赞”，没啥好炫耀的，可人家伯颜是蒙古武士出身，这样的好评很不容易了。但这些都不算什么，伯颜更利害的地方是他驾驭“汉文化”还有很深的“套路”。

忽必烈至元十二年（德祐元年，1275），伯颜统兵20万攻打南宋。此时他肯定没工夫写诗作文了，但他还是有想法的，先编了几句谣谚派人潜入临安城去教小孩传唱，比如“江南若破，白雁来过”，还有“白雁过，江南破，更无一寸土可坐”，为元军下江南大造舆论。编造类似政治谶语的谣谚并不是伯颜的创意，这种事先秦时期就已层出不穷，后来普通农民也晓得其中奥妙了，比如陈胜、吴广要造反，就先变着法儿造出一个“大楚兴、陈胜王”的谣谚来。但伯颜显然深谙其中的“套路”。

伯颜率军拿下临安城后，又有什么很深的“套路”呢？且看他那些天的活动安排：关于临安城有三件事是伯颜排在议事日程上一定要去做的：一是巡城，二是观潮，三是望湖。德祐二 年（1276）正月廿一日（一说十八日），伯颜在临安城北皋亭山的军寨里，接受了宋廷贾余庆等人奉上的传国玉玺和降表，这意味着宋朝正式投降了。廿四日这天，伯颜建大将旗鼓，左右两翼万户率兵簇拥，排场搞得很大，巡视了临安城，然后到钱塘江边观潮。傍晚时分，伯颜回到了设在城北湖墅湖州市的军营。廿六日，伯颜又登上狮子峰，从西湖西山的制高点上察看整个临安城的自然山水和地理形势。

临安人对于伯颜元军的初来咋到，并没有太大的恐慌。按照伯颜的说法，当时是“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就是临安城的一切照常依旧。但在二月初五这天（一说初六），伯颜的一个举动据说在临安城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史称元军“军钱塘江沙上”。听到这个消息时，临安人窃喜，都在默默祈祷同一件事，就是期待钱塘江大潮“天排云阵千雷震，地卷银山万马奔”（宋人米芾诗），轰隆一声狂飙，元军统统报销。虽然此时不是八月大潮时，但也应该是“怒涛奋击三千里，壮观元同十八潮”（宋人程公许诗）。据说还在皇城大内居住的太皇太后都在虔诚祈祷如此奇观的出现。

然而，临安人最后很失望。因为元军在江边沙上的帐篷里一连住了三天，但大潮一次也没来。

于是乎，一个舆论热点在坊间传开了：天助蒙古人啊！于是乎，这段“天助”的“奇迹”被正式载入史册，在《宋史》《元史》以及元人陈桱《通鉴续编》等书中被记述下来了——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伯颜的一个“套路”：通过钱塘江边这个“奇迹”，让世人明白，元军灭宋乃是天意。伯颜在自己的“汉语言文学”作品中透露了他的这个“小秘密”。把南宋京城临安拿下，这是多么大的丰功伟绩！也该他好好得意一下了，于是“诗言志，歌永言”，他写了一首题作《〔中吕〕喜春来》 的散曲：“金鱼玉带罗襕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知道什么是“汉语言文学”的粉丝了吧，作文不但有意韵风度，还通晓典章制度，又写出志向气度，很不错！但里面一不小心却泄密了？什么秘密？就是这句“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

伯颜在临安巡城、观潮、望湖，就是在做“山河判断”。怎么个判断？巡城和望湖都没啥好多说的，无非是一些军事上的考量，而观潮就让他得出了一个更深密的判断：能否“借船出海”？就是能否借这个潮水生出点什么事儿。

钱塘江大潮

正月廿四伯颜观潮，他看到潮水了吗？史无记载，但我们由这个没记载可以判断他是没能看到大潮的。

潮汐的起落有规律可循，即所谓“潮候”。具体说是农历朔（初一）和望（十五）的后一两天，月球所引起的潮与太阳所引起的潮相合，出现大潮；上弦（初七、初八）或下弦（二十二、二十三）后一两天，太阴潮（月亮引潮力引起的潮汐）与太阳潮相消，出现小潮。其他日子介于上述两种情形之间，潮汐由大转小，再由小到大，随月盈亏而变化，循环往复。对照这个科学道理，伯颜要失望了，他充其量只能瞧见一点儿小浪花罢了。

然而，伯颜因此完全有可能对潮汐知识作“扫盲”。因为，有关钱塘江潮候的记载早已有之，南宋官方出版的《淳祐临安志》记载说：“姚宽《西溪丛语》云：旧于会稽得一石碑，论海潮依附阴阳时刻，极有理，疑是国初燕肃所为”，并记下了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八月“重订”的一幅潮候表。伯颜根本不需要去自修《淳祐临安志》，只要当时有南宋的“导游”在他身边简简单单一说，就清楚明白了，连作业练习都免了。而那时候南宋朝廷里有一大帮的投降积极分子，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中要找几个人给伯颜观潮做“导游”，那是随便挑。

好了，伯颜观潮的失望随后就这样被他化解了：二月初五（一说是在初六）元军浩浩荡荡开赴钱塘江“沙上”，在此一住三天。这应该是故意的，因为从初五到初七，钱塘江正好处在潮水由大转小的低潮阶段，连续三天没有高潮很正常啊，伯颜一点儿风险都不用担。退一步说，即使元军缺乏常识紧挨着江流扎营，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有灭顶之灾。

还有从军事常识看，伯颜的驻军“沙上”也是很蹊跷的。从《咸淳临安志•浙江图》来看，钱塘江边设有大量南宋军寨，伯颜只有占领这些军寨，才能控制南宋残余军队，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占领临安城，所以，长期征战、老于用兵的伯颜，不可能把大军放在毫无战略意义、也无战术价值的“沙上”之地，形同背水布阵一般去占领临安城。还有，元军驻扎宋军旧寨，还能就近控制“樁办库”“盐仓”等重要仓廪，而且以骑兵为主的元军还有附近的“前军草场”“古草场”“御马草场”“修内司芦场”等可作为现成的放马场，何乐而不为，却要背道而驰跑到江边沙地上去接受钱江大潮的考验，这实在有悖情理。如果“沙上”为实名之地（在《浙江图》的左侧），此时应该已经在城北湖墅一代驻军的伯颜，更无可能舍近求远跑去“沙上”扎营。因为从地理方位来看，“沙上”与其附近的“赭山”虽然在南宋时尚在钱塘江北，但由于钱塘江主道的变迁，今天的位置则完全在江南岸的萧山境内陆地上，也就是说，“沙上”与临安城中心的直线距离起码在20公里左右。大老远的，蒙古人没事跑那里去掰老玉米？

所以，可以想见伯颜绝无可能在攻灭南宋的关键之战中做出真正驻军“沙上”这样贻笑大方的蠢事。事实真相应该是：伯颜只是派了部分人马跑到江边去“演戏”，但为了演出效果，声势搞得很大。这么连演三天，报料肯定丰富，谁的“笔尖头”都能替伯颜写出“天助我也”的报道。只是，当时没人察觉伯颜暗藏的“套路”反而在天文、地理、军事知识等方面留下了种种“硬伤”。

伯颜在临安城一路顺溜，然后在三月初十，在办妥押送宋朝君臣等一应要事后，自己离开临安北返，回去向忽必烈交账了。

对于后人来说，对元军“军钱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这段历史，莫让表面文章给诓了，要明白那一切都是“套路”。

文章原名《伯颜的“沙上奇迹”满是“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