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德辛巳年（1521）的一个秋天，天色已近黄昏，淡淡的一轮明月正悄悄爬上晴空，西下的夕阳用它最后一抹霞光，染红了西湖北面宝石山上耸立着的一排巨岩和那座直插天际的保俶塔。

      监察御史施儒站在西湖白堤上，望着晚霞中的宝石山，湖面上凉风习习，施御史心中却并不痛快。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受待见，“纪检官员”这份差事又并不好当，对上忠言逆耳，对下得罪小人，表面风光，其中冷暖惟有自知。这次忙里偷闲来西湖一游，面对湖光山色，施儒叹道：“山头啸长风，湖心讯晴月。此意吾自知，莫向游人说。”

      此时，一道金光闪过施儒的眼睛，对面山上的大佛寺，正敞开殿门，那尊金色的大佛头，在黄昏的余晖中，印着湖水，闪闪发光，“当、当……”寺中传来悠悠的钟声，这佛光普照、梵音袅袅的景象震撼了施儒，心中的块垒一消而散。

      施儒不知道，此刻他眼前的宝石山，正是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时期。山顶的保俶塔与山脚的壶瓶塔遥相呼应，山腰上那著名的“十三间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最醒目的是那尊建于北宋末年，不久前重新修整过的金装大石佛，面朝西湖，笑看世人。而这些景象，若干年后，除了保俶塔，都将不复存在。

十三间楼与苏东坡

      “十三间楼”是因苏东坡而出名，在南宋乾道、淳祐、咸淳三部临安志中，均有苏东坡经常在此处办公和游玩的记载。“十三间楼”的全称应为“十三间楼石佛院”，建于晋天福七年（942），也有史书说是晋天福二年（937），由吴越王钱氏家族所建，是以上这些古迹中最早的一处建筑，比保俶塔还要早六年建成。

      十三间楼石佛院顾名思义供有石佛，只不过这尊佛小了点，只有三寸长。不知这三寸佛是什么来头，当初要造十三间楼来供奉。不过，这也似乎为近两百年后，思净和尚在其下雕琢那尊大石佛埋下了伏笔。白珽（南宋）在《西湖赋》中将大小石佛作了生动对比：“佛三寸不为小，楼十三以龛其像；佛百丈不为大，舟万斛以维之综。”

      到了宋治平二年（1065），十三间楼改名相严院，因其居高临下，整个西湖尽收眼底，成为北宋年间的游览胜地和寺院名楼，“山外青山楼外楼”正是此楼的写照。号称“李白转世”的北宋诗人郭祥正的《十三间楼》诗曰：“高楼插湖脚，绀碧十三间。待月客无寐，看山僧自闲。”又因十三间楼靠山而临湖，周围有翠竹和清泉，还是一著名的避暑胜地。南宋初年，秦桧的死对头陈渊有首《题临安阁》：“昔年曾到十三楼，一色西湖十顷秋。寒碧轩中最宜暑，只缘修竹近清流。”

      苏东坡知杭州时，常逗留十三间楼，以至于后来的志书都将两者挂上了钩。东坡先生有首《南歌子·杭州端午》词：“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该词作于元祐五年（1090）端午，讲了当时杭州人端午节都上十三间楼烧“端午香”的盛景。

      苏东坡与十三间楼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大多将此当作办事处。众所周知，苏东坡主政杭州时，做了两件名留青史的大好事，一是疏浚西湖，二是赈灾救民。

苏东坡第二次来杭时，近半个西湖已严重淤塞，淤泥上荒草丛生，有人甚至提出不如填湖造田。而苏东坡深刻意识到西湖对杭州百姓的重要性，他上奏朝廷力主西湖不可废：“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狭水浅，六井尽坏，若二十年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水，其势必耗散。”朝廷许之，于是苏东坡组织数万民众开启了浩大的西湖疏浚工程。

头戴竹笠、脚穿芒鞋的“苏市长”几乎天天去西湖疏浚工地视察，他创造性地将挖出的淤泥，筑成一条连接西湖南山和北山的长堤，为了湖水的流通，还在堤上造了六座桥，并种上花木，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在这期间，因路程较远，苏东坡很少回凤凰山脚的州府，大部分时间就近住在十三间楼上，这里面对西湖，视野开阔，既可以观察工程进度，还可以设计规划施工方案。十三间楼便成了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前线指挥部”。

苏东坡在杭做的另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就是救济灾后百姓，这也与十三间楼有关。

北宋元祐四年（1089），杭州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刚到任的苏东坡多次向朝廷请求减免税供，又把修葺官舍的钱拿来买米赈济饥荒。饥荒稍平，严重的灾后瘟疫又相继爆发。苏东坡对此倒有经验，原来他谪居黄州时，那里也闹过时疫，他凭一张友人相赠的名为“圣散子”的药方，救了许多人。这次针对杭州的瘟疫，他又试用此方，结果“所全活者，至不可数”。

苏东坡在《苏轼集·圣散子后叙》中记载：“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这是一则苏东坡招募配制“圣散子”信士的告示。从文中可知，“圣散子”皆由廉价药材组成，个人自制，其利甚薄，只有组织众人大规模制作，才有利于长久施行。其中提到的“楞严院”，就是这次集中制药施医的总部。

楞严院与十三间楼有什么关系呢？据《咸淳临安志》：宋治平二年（1065），十三间楼石佛院改名相严院，可有意思的是，同样在咸志的一幅《西湖图》中，保俶塔下标注的是“十三间楼”和“楞严寺”，并无“相严院”的标记。在《西湖游览志》（明）的《西湖图》中，该位置也是标注“楞严寺”，可能“相严院”后又改名“楞严寺”。

那么，“楞严寺”是否就是苏东坡所提的“楞严院”呢？很有可能，宋代的“寺”和“院”往往相通，如黄龙洞的“护国仁王禅院”也称“护国仁王禅寺”。在查询“楞严寺”与“楞严院”之关系的过程中，还引出了苏东坡在杭做的一件更了不起的事，即设立救助贫病孤寡者的慈善机构——安乐坊。

南宋藏书家周煇在《清波别志》中记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也就是说，苏东坡自掏腰包帮助官府在杭城中建安乐坊，请僧人主持，三年医治病人千余人，医僧被授紫衣袈裟。苏东坡置安乐坊的理念源自唐代的“悲田养病坊”，所谓“悲田养病坊”是设于寺院内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慈善机构，源于佛教“悲田”思想和僧俗赈济贫病的善举。而安乐坊已离开寺院，单独设立，是医疗慈善由寺院走向社会的一种突破与进步。据《杭州市志》记载，安乐坊也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

苏东坡去世后，蔡京掌权时，将“安乐坊模式”发扬光大，纳入国家救济体系，建成遍布全国的“居养院、安济坊”，居养院以收养一些老弱病残为主，安济坊专门负责收治没钱治病的病人，此举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宋史·食货志·振恤》中说:“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有人会说，蔡京不是有名的大奸臣吗？确实，就算奸臣，他也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

到了南宋，《淳祐临安志》卷七载：“养济院，一在钱塘县界西石头之北，一在艮山门外。”这里的“养济院”就是居养院、安济坊的统称，而“西石头”又是哪里呢？这个“西石头”的来头其实非常大，可以说是杭州最早的古迹，据传它是秦始皇东巡至此缆船用的大石。陆羽《武林山记》云：“自钱塘门至秦皇缆船石，俗呼为西石头。”

周密（南宋）《武林旧事》载：“大石佛院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俗名‘西石头’。宣和中，僧思净就石镌成大佛半身。”据此可知，“西石头”后来成了“大石佛”（这个故事下文再叙），而“大石佛”就在十三间楼的下方，《淳祐临安志》中“西石头之北”的“养济院”，应该就在十三间楼。

南宋的“养济院”既然是当初苏东坡所设“安乐坊”的沿革，那么苏东坡那篇招募配制“圣散子”信士告示中的“楞严院”，很有可能就在十三间楼，也就是“楞严寺”。

宝石山上的十三间楼曾作过疏浚西湖的“指挥部”，曾作过救治百姓的慈善所，都与“老市长”苏东坡有着很深的渊源。其中冠胜轩、雨亦奇轩、寒碧轩等名字，估计也是由这位浪漫大文豪所起。苏东坡不仅将十三间楼当做办事处，更将浓浓的人文气息注入其中，以至于后代文人都喜欢登上这座依山临湖的佛院，去感受这种情怀。

清道光十九、二十年（1840），校勘家钱熙泰、张文虎、瞿世瑛等先后两次赴文澜阁抄校《四库全书》时，就是住在十三间楼，并且大部分时间在此抄校浩瀚的库书。当然，此时的十三间楼早已不是苏东坡那时的建筑格局了，但大致方位没变。张文虎的《十三间楼校书记》，对此处环境有过较详细的描述：“西湖宝石山之半，盖有宋十三间楼，旧地为东坡守杭时治事之所云，今地入弥勒院。郡人瞿君世瑛重葺楼三楹，仍旧额曰‘十三间楼’。己亥庚子秋，钱君熙泰续文澜阁校书之役，偕予两寓于此楼。前为后湖，夹岸即锦带桥，西南袤对孤山之放鹤亭。予诗所谓‘开窗看放孤山鹤，万古逋仙共髯翁'是也。动止飧寝，皆在竹阴岚翠中。临窗泚笔，绿映毫楮。执卷而讽，与梵呗相应。天未曙，闻钟磬声悠然。披衣顿起，视群山犹梦梦也。”

弥勒院重建大悲阁碑记

     至今，在“宝石山之半”的民宅内，还留有一块钱熙泰撰写的《弥勒院重建大悲阁碑记》的石碑，上记瞿世瑛等人当年在弥勒院重修楼阁之事，并以旧名“十三间楼”冠之。这个“弥勒院”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大佛寺”。